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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那些最为虔诚的人，也为接受失败以及寻找杀戮的意义而内心挣扎。1865年秋，南卡罗来纳州长老会指出：“神圣天意那神秘而出乎意料的结局，撼动了许多基督徒的信仰。”浸礼会领袖塞缪尔·福特意识到：“‘上帝在哪儿？’这一问题似乎在迫切地拷问着每个人的内心……是否真的有一个上帝？许多人都在问。”弗吉尼亚州的玛丽·李感觉，自己“就像一艘没有领航员也没有指南针的船”。在舵柄处，她看不到上帝。[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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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长老会的编辑约翰·阿杰一样，一些信仰者提醒他们的南部同胞——神职人员们在这四年的战争考验中事实上也在不断重复——上帝会磨练那些他所爱的人。失败只不过是另一个重担，需要人们以约伯在面对神降苦难时所展现出的坚韧不拔来承担。“是的！上帝为了磨练南部，将他那尽管沉重但又仁慈的手，放在了南部身上。”在里士满，摩西·德鲁里·霍格牧师坦承，失败像“裹尸布一样包裹着我”。但他决心不去“抱怨”上帝，而是将“等待他的旨意之变化”。[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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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感觉自己已经受够了。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之后，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雷丝·埃尔莫尔绝望地写道：“我不知该如何忍受这件事。我无法顺从主命。”她承认：“不信仰上帝的错误想法会在我心里浮现。”她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两个表兄弟，她曾在自己的房子中对付过北方侵略者，她也曾经历过哥伦比亚之被焚毁——“在我们的前方、后方与周围，全是火焰”。她努力使自己的经历切合基督教的苦难与救赎的叙述，但对于南部邦联几乎不可能的复活，她却看不到任何救赎的希望。她写道：“每个日日夜夜，在每一个安静的时刻，我都在试图想出这一可怕事实的意义，试图在这一无法穿透的黑暗之底部找到真理……上帝是否已抛弃了我们？”弗吉尼亚州的科妮莉亚·麦克唐纳失去了丈夫，无家可归，穷困潦倒。和埃尔莫尔一样，她也感到被上帝抛弃了。她描写道，自己曾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度过“无信仰、无希望的可怕时刻”。然而，关于上帝仁慈的记忆逐渐浮现脑海，她于是决心重新相信上帝，尽管她遭受了折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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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麦克唐纳一样，大多数原南部邦联人都会抑制自己的怀疑，并恢复宗教信仰与宗教仪式。内战结束后，南部教会迅猛发展——这为该区域此后在20世纪成为“《圣经》地带”奠定了基础。然而，如玛丽·李所言，上帝以神秘的方式让南部白人遭受令人极其痛苦的战争损失，这让许多南部白人仍然饱受困惑。在内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南部出现的对“失败的事业”的狂热崇拜，以及对南部邦联记忆的纪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认南部数十万年轻生命事实上没有被白白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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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从天意角度看待这场战争、看待联邦与黑奴解放的观点，为北方白人与全国的非洲裔美国人，提供了一个关于神圣目的与神圣牺牲的令人宽慰的叙述。但是，这种对战争代价的辩护，并不能令所有美国人感到满意。他们很难忘却战斗的恐怖与大屠杀的巨大规模。损失的威力甚至使许多信仰者都无法摒弃对上帝仁慈心的挥之不去的怀疑。怀疑者面对着许多深刻问题，这些问题不只关乎上帝，也关乎生命的意义，以及信仰与认识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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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米南德（Louis Menand）曾研究过19世纪中叶聚集在哈佛的一群杰出知识分子。他指出，内战不仅“使人们不再相信此前时代的信条与预设”，它也“几乎”摧毁了“北方整个知识界的文化”。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他的父亲曾在他于安蒂特姆受伤后奔向战场寻找他——便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其中一位。米南德认为，小霍姆斯永未能从他的经历所造成的精神冲击中恢复过来。米南德解释道，出于某些道德原则，小霍姆斯曾志愿参军打仗，但“这场战争不仅让他失去了信仰，也使他失去了对信仰的信仰”。这不只是失去信念；这是一个关于认识论与感受能力的问题，一个关于我们怎样了解世界，以及怎样看待我们同它的关系的问题。[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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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之恐怖的一个产物，是讽刺作品的大量涌现，这种作品展示了源于个人经历的冷漠和怀疑的姿态。文学学者保罗·富塞尔（Paul Fussell）曾写道，战争总会产生讽刺，因为现实环境总会颠覆最初的意图；战争的结果总是要比我们的预期可怕得多。这对于美国内战而言当然适用——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政客们使一个又一个人确信，他们将取得几乎不流血的胜利。但对这场人们始料未及的大屠杀最主要的回应，事实上是一种强烈的，有时几近悲怆的伤感。内战期间有大量歌曲，在其中士兵们恳求母亲“快来，您的儿子气息奄奄”，恳求母亲“在我死前……祝福我”，抑或“在我离世前再吻我一次”，再或“今夜再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子”。长篇与短篇小说，都有着《微开的天门》所表现出的热烈与诚挚。但一种截然相反的情感也在战争进程中产生。它的出现，常常是对维多利亚时代多愁善感的传统与现代工业化战争的现实之间的鸿沟所作出的直接反应。[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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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诗文是这一反应的一种文体。在流行歌曲领域，《妈妈会来安慰我》被改编为了《妈妈会来狠揍我》——这是对家庭生活性质的一个非常不同的看法。一位歌词作者创作了一首《妈妈永在我心头》，将十余首歌谣的标题串连起来作为这首歌的歌词，并采用了《美丽的蓝旗》（“The Bonnie Blue Flag”）的曲调，以此来讥讽那数不尽的关于母爱的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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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妈妈的习惯”，“我温柔的亲爱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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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妈妈的心肝儿”，因为，我爱我的窖藏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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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吻我并道声晚安”，然后带给我一杯纯正的波旁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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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妈妈，我感觉我要死了”，妈妈，你永在我的心头。[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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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曾写过一篇题为《斯托姆菲尔德上尉的天堂游记摘录》的“滑稽讽刺作品”，来同《微开的天门》进行较量。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初，他曾将该文的一个版本拿给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看，但直到20世纪初他那并不喜欢这篇文章的妻子去世之后，他才敢将该文发表。马克·吐温抱怨说，费尔普斯的小说“想象了一个简陋、狭小、不值钱、大概只有罗德岛那么大的天堂——在过去的19个世纪中，有数亿基督徒死去，而这个天堂只能容下其中百分之一的十分之一”。马克·吐温的主人公在控制他那天使翅膀时遇到了麻烦。他的飞行技术奇差无比，以致常常会和其他天使发生碰撞。斯托姆菲尔德还惊愕地发现，绝大多数的美洲天使实际上是印第安人而非白人，因为，许多世纪之前，印第安人便已开始在“新世界”死亡，并在天堂的美洲部分积累起巨大数量。斯托姆菲尔德那糟糕的飞行能力，以及他的少数族裔地位，使他在天堂中过得并不那么舒坦。马克·吐温将费尔普斯那忧伤的虔信转变为了喜剧的荒诞。[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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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死的士兵“垂死的士兵”。歌篇。费城图书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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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将自己称作智者而非幽默家，他重视通过他的报纸专栏与短篇小说来达到嘲讽针砭的意图。“幽默是宽容的、温和的……它的嘲弄就像爱抚一样不痛不痒。而智慧则是猛戳——请原谅我的直白——然后在伤口中转动武器”。比尔斯小时候在中西部的一座农场上长大。据他后来描述，在那里，“我们不得不做苦工来维持一个非常艰苦的生计”。他的父母——比尔斯似乎很看不起他们——生了13个小孩，每个人的名字都以“A”开头，他是这13个小孩中的第10个。比尔斯在年仅18岁时便参加了联邦军队。在所有在内战中打过仗的美国作家中，比尔斯是其中最重要、最多产的一位。在1864年于肯纳索山头部严重受伤之前，他经历了四年的战斗，并因作战勇猛而荣获了许许多多嘉奖。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他搬到了圣弗朗西斯科，当了一名报人。终其一生萦绕在他心头的，是他所描述的挥之不去的“死者与死亡景象”。比尔斯因而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版根据他的军事经历写成的小说作品与非小说作品。他的战争作品常被誉为现代军事文学的开端，并对斯蒂芬·克莱恩与欧内斯特·海明威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尔斯精心描绘了没有浪漫色彩的战斗场景，这反映了他对写作与人生的基本态度：“为令人倒胃的真相培育一种滋味……最为重要的是，努力以其本来面目看待事物，而非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面目。”[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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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时的希望与战争的恐怖经历之间所存在的鸿沟，深深地影响了比尔斯随后的世界观。从这场战争中幸存，使他饱受“那个血迹斑斑的时期的幽灵”与一种苦痛感的折磨。这种苦痛感不只源于在战争中他自己的纯真之丧失，也是由于他感觉到：像他这样承认战争的恐怖及其高昂代价的人，少之又少。战后世界对战争损失的否认与掩盖使他既感到孤立，又感到愤怒。在他看来充斥着虚伪与自欺的宗教团体，尤其令他感到如芒在背；在《魔鬼词典》（Devil’s Dictionary）中，他将宗教团体定义为“希望与恐惧的女儿，她向无知解释不可知事物的本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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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斯的战争作品关注战争阴森恐怖的一面，并展示出作者似乎急切想要超越思想与描述的规矩。在发表于1881年12月的《夏洛见闻》一文中，比尔斯写了他对战斗的回忆——这显然是局部的、作者亲身经历的，而非全景式的、史诗般的。19世纪80年代初，《世纪杂志》（Century Magazine）开始刊登具有纪念性质的“战斗与领袖”系列文章，以吸引那些对内战的往事与神圣化传记感兴趣的广大平民读者。而比尔斯的这篇文章则同它们形成了鲜明对照。他的文章对战争死亡进行了最为形象的描述，兼顾其感官上的恐怖与道德上的恐怖。他描述了自己来到前一天战斗过的战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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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呢？已经有太多人了；全都死了，显然，还有一个人活着，他躺在我的排伫足的地方……——他是联邦军队的一名中士，身上多处受伤，曾是一个高大英俊的人。他面朝天空躺着，呼吸时伴随着抽搐、急促的鼻息声，从口中喷出的涎沫像奶油一样顺着面颊流下，堆积在他的脖子与耳朵旁。一颗子弹在他的太阳穴上方留下了一个沟槽，脑浆从这里涌出，一片片、一条条地掉落。我过去从不知道，人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只有这么少的脑浆还能存活。我的一位很女子气的手下问道，他可否用刺刀刺死这位中士。对这一冷血建议我震惊得无以言表。我告诉他，我觉得不应这样；这不太正常，而且太多人在看着我们呢。[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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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正在死亡的士兵，尚未从死亡的细节与痛苦中得到解脱；但传统却阻止了仁慈之举——“太多人在看着我们呢”，并使对死者真正的同情变成了“冷血”；“善终”的观念变得自相矛盾。“死亡是件人们憎恶的事情。”比尔斯在另一处写道。“它并不像风景一样美丽，它并没有温柔、庄严的一面——它事实上是一件阴森恐怖的事，它的所有表现所有样子都丑陋可恶。”[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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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而死，自杀而死，战斗而死——这些死亡构成了比尔斯战争作品的中心主题。比尔斯也的确将死亡，而非宗教的与政治的目标，视作战争本身的基本事实。如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其《爱国者之血》（Patriotic Gore）一书中所言，死亡是比尔斯著作中“唯一真正的人物”。在比尔斯看来，一名士兵本质上是一个“杀手”，一个“以杀戮自己同胞为业”的人。然而比尔斯的尖刻并非他缺乏情感的表现：他对那位在夏洛死去的中士的描述，虽不寒而栗，但也带着深沉的同情。[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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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斯的一个最有冲击力的战争短篇小说，描绘了一位“勇敢、有效率”的年轻中尉同一具死尸在漫漫长夜中的相遇。在战友睡觉时被派去守卫联邦营地的布雷纳德·拜灵（Brainerd Byring），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在森林中同一具南部邦联死尸在一起。他是一个情绪易受外界影响的人。他一直非常喜欢“战斗的兴奋”，但他却对“死人的场景”特别厌恶——“他们面如泥土，两眼泛白，身体僵直，不是不正常地收缩，就是不正常地肿胀”。随着夜晚时光缓缓流逝，尸体似乎开始移动了。“它想要什么？”这位士兵诘问道。“它似乎别无他求，而只是想得到一个灵魂。”作者挖苦般地写道。[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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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这位死人同伴，拜灵愈发焦虑，他便开始利用确切的事实与理性来对抗这种焦虑。在脑海中，他不断重复着他所知道的关于以下问题的全部知识：人们对死者态度的历史，古代欧洲与中亚的埋葬习俗，以及超自然力量信仰——他并不相信这个玩意儿——那令人惊讶的文化持久力。“我想，人类得花上一千年——或许是一万年——才能成熟得足以摆脱这种想法。这种信仰是在哪里、在何时产生的？”他苦思冥想，为的是控制住他那愈加强烈的恐惧感。但他的哲学思考无法使他平静；现在控制着他内心的，是死亡而非他自己。即便他宽慰自己道，“死尸具有恶意”的观念只不过是古老神话的残余，但他看到，那具尸体“显然在移动”！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第二天，一位联邦上尉兼军医发现了两具尸体：一具南部邦联士兵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它“被刺刀戳得惨不忍睹”，但它的伤口却没有血迹；另一具是一位年轻的联邦军官的遗体，他用他的军刀刺穿了自己的胸膛。在面对死尸之时，拜灵被迫试图彻底消灭死亡与他自己，将死亡视作战胜自己对死亡恐惧的唯一途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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