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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人一样，比尔斯也感觉幸存者的身份令人苦恼。他写道，战争使他被“判处存活”；这场战争的死难者萦绕在他心头，萦绕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就像那具南部邦联尸体如此折磨着布雷纳德·拜灵那样。对于比尔斯来说，战斗的幸存者与战斗的死难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有一次他谈道：“当我问我自己道，那个曾在奇克莫加作战的年轻人安布罗斯·比尔斯后来怎么样了？我一定会回答：他死了。”与那些有目的、顺应天意的基督徒的死亡不同，比尔斯式的死亡常常是个意外。如同拜灵的故事所展示的，它突然出现在读者眼前，就像它突然发生在遇难者身上那样——而且看似矛盾的是，这种死亡甚至还是自杀。包含人类的准备或能动性——它们是“死亡之艺术”的核心原则及其为人们带来的希望——的死亡之观念，在比尔斯的世界中完全是陌生的东西。事实上，就像那具看起来在移动的尸体那样，死亡拥有着向生者索命的能动性。也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讲，如威尔逊所言，死亡成为了比尔斯著作的核心角色。[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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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斯最有名的短篇小说《枭河桥上的一个事件》描写了一个即将被绞死的南部间谍的故事，为死亡的突如其来与人类的徒劳提供了例证。绞索突然断裂，把佩顿·法夸尔（Peyton Farquhar）投入小溪。法夸尔似乎已逃脱了他那将被绞死的命运，似乎已经逃离了北方佬，踏上了回到家乡回到妻子身旁之路。然而，他的逃亡被证明只是一场白日梦，就连读者也被蒙蔽了。故事的结局是，法夸尔最终被吊死在了枭河桥上。比尔斯的讽刺作品的冲击力就在于，他不仅将主人公，也将读者抛入了他所创造的表象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像法夸尔一样，他那吃惊的读者的心也被悬了起来。[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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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斯并不认同他的时代将死亡浪漫化的做法，而是完全接受达尔文主义“自然被锋爪利齿染红”的观念，并嘲笑宗教团体的教条与权威。比尔斯因而完全不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在《魔鬼词典》中，他用押韵的不敬言辞定义了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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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了呼吸的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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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了世间的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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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地奔跑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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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那金闪闪的目的地不过是一个洞而已！[8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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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众多美国人所热望的死后世界，并非天堂，而只是空虚的坟墓。死亡是“丑陋可恶”的。它是终点，而并非通往另一个生命的道路，也非爱国主义的或宗教的目标之体现或实现它们的工具。比尔斯恐惧死亡，但他也被死者打动，这便是它们为何继续萦绕在他心头的原因。无论是南部邦联还是联邦的死难者，都应该获得恭敬的关注；就像死亡定义了活着一样，死者代表着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因为每分每秒/我们都能感到对死亡的恐惧与死亡的迫近。”[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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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梅尔维尔不像比尔斯那样有着广泛的内战经历，但他却能懂得，纯真的丧失使内战最初的期望显得荒谬。19世纪50年代，梅尔维尔遭遇了他评论事业与商业的失败。对于他来说，这似乎宣告了他那文学报负的死亡。在萨姆特要塞陷落时，梅尔维尔42岁。在内战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待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农场上，努力从他的人生低谷中恢复过来。他的一些近亲参加了联邦军队，这给了他一扇可以从中窥见这场战争的窗户。1864年春，在威尔德内斯战役前夕，梅尔维尔前往弗吉尼亚州战场。他努力获得了格兰特的接见，并参加了一次为期三天的长途跋涉，同一群士兵一道搜寻南部邦联游击队长约翰·莫斯比（John Mosby）。到了1865年春天南部邦联投降的时候，梅尔维尔以一种他不熟悉的文体开始了一段新的文学征程。战争是他的主题，诗歌是他的体裁。他出版于1866年的《战斗片段与内战侧面》（BattlePieces and Aspects of the War），以见闻和片段合集的形式将这场战争呈现了出来，而并未采用他早前最重要的作品所采用的小说体裁。这一选择反映了作者的判断，即“没有人能叙述那场斗争”，以及“纠缠的韵脚/不过是对迷宫般的战争之暗示”。梅尔维尔意识到了这一国家经历的重大意义；这场战争是“一场动摇了众多事物根基的巨变”，那些事物既包括文学体裁与语言，也包括人类的目标与价值观。[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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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诗歌以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并非诗歌创作的时间顺序，而是战争本身的时间顺序。诗歌以约翰·布朗与导致南部分离的“信念冲突”为开端，继而先后描绘了多纳尔森要塞之战、夏洛战役、安蒂特姆战役、石河战役、葛底斯堡战役、查塔努加战役、威尔德内斯系列战役、“向海洋进军”、里士满的陷落，以及阿波马托克斯的投降仪式。诗集的开头描写了天真的年轻士兵欢乐地向战场进军，以及他们的“期待”。但梅尔维尔接着描述了这些希望的破灭——在“炮弹齐发的炫目光芒”之中，“死掉”的年轻人“受到了”严酷的教育。如同在比尔斯的作品中那样，死亡因发生得突然而显得具有讽刺意味。一个“采浆果队”（a berrying party）带着激情与快乐去从事的荣耀冒险，却成为了一个同这毫不相关的埋葬队（a burying party）。战争中的年轻士兵从未“想过死亡是什么——觉得它不过是/滑入了某个像春天一样的地方”。在他们的期待中，他们“跃过了”战争的“悲痛”，但战斗与梅尔维尔则将它恢复。[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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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梅尔维尔那诗意探寻核心的，是“死亡之谜”。而早在战争将这个问题推到国民意识的中心之前，他个人对此便已非常关心。如他同时代许多其他美国人一样，梅尔维尔试图努力战胜他对基督教教义的怀疑，以便为那令人宽慰的灵魂不朽的信仰找到一个合理基础。他的朋友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曾在1856年写道，梅尔维尔“既无法信仰，又对自己的不信仰感到不安”，他对自己的优柔寡断感到沮丧，因而“几乎决心接受自己彻底毁灭的命运”。当战争的爆发使死亡无论在私人生活还是在公共生活中都重新居于了显要地位时，上述问题对梅尔维尔来说远未得到解决。文学评论家丹尼尔·阿伦（Daniel Aaron）认为，《战斗片段与内战侧面》一书代表了梅尔维尔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探究——“一个信仰与不信仰之间的持久辩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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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1年以后，彻底毁灭拥有了一个不同含义。梅尔维尔将战争毁灭性的本质直率地呈现了出来：在威尔德尼斯的士兵看到了“满地头骨”，以及绿色的、正在腐烂的、“装满了骨头的鞋子”；去年战役的死难者如今仍未埋葬。死者“几乎没有埋葬仪式”，因为在军事杀戮的可怕需要面前，即便是给死者以尊严的死亡仪式也被抛弃了。荣耀、羽饰、饰带、旗帜已变得无足轻重；人只不过是技工，只不过是毁灭机器上的齿轮，因为战争本身已成为了现代化、工业化的战争——这场战争中的铁甲战舰的优势地位与“铁砧撞击的喧嚣”便是它的生动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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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未被埋葬的头盖骨与尸骨战场上未被埋葬的头盖骨与尸骨。“弗吉尼亚州盖恩斯米尔的战场”。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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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热情；一切都依靠曲柄、轴、螺丝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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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热量计算。[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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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本身成为了战争的目标，成为了战争这台工业化机器的产物。更崇高或更荣耀的目标并不存在。北方人与南方人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名誉或国家是他们最不关心的事情”。但他们现在理解了他们曾经那热望战斗的年轻内心所无法理解的——“像子弹那样的东西可让你幡然醒悟！”——因为对宗教的虔信与对战争的浮夸都已经烟消云散。死者也找到并回答了梅尔维尔所解不开的谜，“死者/是唯一揭开其谜底的人”。战争使起初如此天真的他们获得了终极知识——甚至幸存者也不知道的终极知识。生者仍然被囚禁在不确定的监牢里。[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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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莉·狄金森的生活甚至比梅尔维尔还要远离这场战争。在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她几乎寸步不离她父亲的住所。但她的作品同样展示出了一种在现实与表象、期望与经历之间具有讽刺意味的脱节感。在内战结束时，狄金森写道：“前瞻若能品味回顾。”这重复了那贯穿于梅尔维尔《战斗片段与内战侧面》全书的黑色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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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胜利持续到鼙鼓把死者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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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丢掉我的胜利在责骂声中偷偷地溜达去了却的面庞把结局转向我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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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恨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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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不得自己就是死者。[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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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刀的悔恨/对死者一文不值”，这首诗这样结束道。结局与期望背道而驰；悔恨无法挽回被“了却的”人，也无法改变她在另一首诗中所描写的“无法撤销的”阵亡者“名单”。狄金森谴责内战胜利与其所付出的高昂的生命代价不相称。同比尔斯一样，狄金森也注定要承担幸存者的负罪感与幸存者的荣耀——这两者无论哪个她都无法摆脱。战争的讽刺在于天真的被毁灭与对未来结局的无知，以及将死亡视作无法挽救的彻底毁灭——而非基督教所预示的救赎性牺牲——观念。[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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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莉·狄金森被誉为一位专注于死亡主题的诗人。然而奇怪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文学评论家都否认她的作品同内战的联系，即便她全部作品中有一半都是在内战期间以每周四首的速度写成的。狄金森被描绘成了一位离群索居的人，脱离了现实世界及其苦难。但是她的作品充斥着战斗语言——这些语言正是她在那四份定期送往其宅邸的报纸上所看到的语言。战役、加农炮、来复枪弹、子弹、火炮、士兵、弹药、旗帜、刺刀、骑兵、战鼓、军号，这些是在她的诗歌中一再出现的意象。[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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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的第二年，狄金森开始了同被她称作“导师”的男子——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的通信，这段通信后来被证明为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通信之一。在1862年4月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希金森发表了一篇关于一些有抱负的作家的文章。狄金森给他写了封信对该文进行回应，由此开始了他们的信件交流。但希金森并不只是个文人。作为一位老资格的废奴主义者，他接受了对一个黑人团的领导，并在1863年初奔赴南卡罗来纳州。虽然狄金森直到1870年才见到希金森本人，她仍然害怕他可能的阵亡所带来的悲伤。“您能否既不有损荣誉又能避免死亡？我恳求您，先生——您的死亡会让我这个无名小卒丧失一位亲人。”[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