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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官方对待死者的政策变化很慢。但采取及时行动来处理死者似乎迫在眉睫，这既是出于给予死者体面安葬的考虑，又是一种权宜之计。尸体在被适当埋葬之前耽搁时间愈久，它们便愈容易成为掠夺与捕食的对象，它们的身份也愈难被辨认出来。根据需要，军事指挥官们会在有机会的时候临时做一些工作。在战时刚开始的坟墓登记工作中，助理军需官詹姆斯·穆尔（James Moore）上尉表现得非常活跃。1865年6月，他奉命前往威尔德内斯与斯波齐尔韦尼亚，“监督为尚未得到埋葬的联邦士兵下葬的工作，并在他们的埋葬处做上标记，以备将来甄别之需”。穆尔发现了数百个没有标记的坟墓，以及超过两年未得到有尊严的埋葬的尸骨。他报告说：“因为暴露在外，他们身份的全部痕迹都被彻底破坏。”炎炎夏日与“腐败物质的难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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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巴顿克拉拉·巴顿，大约摄于1865年。马修·布雷迪摄。克拉拉·巴顿国家历史遗迹/国家公园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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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使他无法继续将全部尸体转移到一个中心地点。但他最终将所有遗体都认真埋葬了——使其“避开了人们的视野”。他估计，在这两个战场上，在他的监督下，1500具遗体得到了埋葬，虽然如此众多的骨头散布战场使他无法进行准确的统计。尚未退伍的美国有色人种部队从事了这项令人厌恶的工作。穆尔报告说，785块墓板被立在了有主的坟墓上；此外，他还提交了一份他已甄别出的军官与士兵的名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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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成这项任务，穆尔便被派往了佐治亚州安德森维尔那座臭名昭著的南部邦联的监狱——如此众多联邦士兵都在那里死去了。安德森维尔监狱的官方名称为“萨姆特战俘营”。从1864年2月战俘营投入使用到内战结束，那里一共囚禁过45000位联邦士兵。监狱条件之恶劣尽人皆知，它不过是由一圈栅栏以及被栅栏包围着的25英亩土地组成。在其中，战俘拥挤地住在一起，没有屋子，也没有足够食物。他们污染了流经战俘营的一条小溪，而这却是他们唯一的饮用水水源。病死与遭受暴力虐待而死的死亡率几近30%。这座监狱的指挥官亨利·沃兹（Henry Wirz）上尉，也因犯了战争罪行而于1865年11月被处以绞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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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6月底，多伦斯·阿特沃特——安德森维尔监狱原来的一名战俘——同克拉拉·巴顿建立了联系，希望帮助甄别她所公布的名单上的士兵。阿特沃特是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士兵。自打安德森维尔监狱投入使用以来，他便几乎一直被囚禁在那里。在此期间，他被要求负责为每位死者做记录。阿特沃特决心要记录下他所目睹的恐怖，他因此自己也偷偷保存了一份记录。这份清单同已经编号的坟墓相对应，这使人们能够确认众多曾经历过该战俘营那极度恶劣条件的士兵的身份。在得知这一名单存在的消息之后，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Edwin Stanton）批准派遣一个由穆尔上尉领导的考察队，并邀请克拉拉·巴顿参加。1865年7月8日，穆尔、巴顿和40名劳工和工匠，带着7000个“未刻字的墓板”，乘船离开了华盛顿。为了抢风头——巴顿坚称这个考察队是她的主意——穆尔与巴顿很快便开始讨厌甚至憎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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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4月，弗吉尼亚州科尔“1865年4月，弗吉尼亚州科尔德港战场上的一支埋葬队”。詹姆斯·穆尔所领导的联邦重葬工作的一部分。由约翰·里基制作底板；亚历山大·加德纳印制，并加说明文字。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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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穆尔公开地对巴顿充满敌意，这部分是因为，他觉得一个女性不应出现在官方的军事考察队中。据说，他曾在旅途开始时宣称：“他妈的见鬼去吧！有些人就不应该到处活动。她到底想去做什么？”刚一回到华盛顿，巴顿便正式向斯坦顿控告了穆尔的行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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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曾折磨过战俘的有害环境，也夺去了考察队成员的生命。夏日的酷热几乎是无法忍受的，那里的气温常会超出100华氏度；许多劳工都生病了，包括一位被派去绘制墓板的“刻字工”。后来，他死于了伤寒，如巴顿在日记中所言，成为了“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的最后一位殉难者”。尽管如此，这个考察队为13363具遗体做了记录，并成功甄别了其中12912具遗体。所有遗体都被迁葬到有标记的坟墓中。在8月17日，他们的安息处——安德森维尔国家公墓——落成。在公墓落成典礼上，巴顿荣幸地将星条旗升起。而在此之前，“这个国家的旗帜”已有“四个黑暗的春秋”未在这片土地“飘扬”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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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战区，相同的工作也在进行中。1865年6月23日，坎伯兰军分区司令乔治·H.托马斯（George H. Thomas）少将，命令威廉·厄恩肖（William Earnshaw）牧师前去甄别遍布田纳西州默夫里斯伯勒周边的尸体，并将它们重新安葬在石河国家公墓——这个公墓建于1864年，旨在纪念两年前发生在那里的血腥战斗。厄恩肖便开始在周边区域寻找士兵遗骸，并在一个半径近100英里的区域内调查营地与驻防地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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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德森维尔在安德森维尔，“1865年8月17日，克拉拉·巴顿女士升国旗”。素描，由I.C.肖特尔绘。《哈珀周刊》，1865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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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5年的夏天，联邦政府处理战争死难者的最终意图尚不明确，军官们因而只好依据战场上的形势伺机而行。穆尔起初想将他在弗吉尼亚州战场上找到的全部遗体迁葬到一个中央公墓，但夏天的天气改变了他的计划。他只好集中力量为那些尚暴露在地面，抑或埋得过浅以至于易遭肉猪或恶意破坏者损坏的遗体，提供体面的安葬。虽然穆尔只被命令来处理联邦的死难者，但为了清理尸横遍野的弗吉尼亚州战场，他也埋葬了许多南部邦联人。在西线，厄恩肖开展了更为广泛、更为系统的搜寻工作。他有着明确的目的，即将联邦士兵尸体迁葬到一座既已存在的国家公墓。厄恩肖声称：“找到每位联邦士兵的坟墓，是我们庄严的职责。这些坟墓是我们追击穷寇通往胜利之路的路标。”的确，到了任务完成的时候，他相信，在他所负责的区域内，“仍旧长眠在我们那美丽公墓之外的联邦士兵，不足50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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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投降后的几年中，对死者承担义务的普遍责任感逐渐形成，最终促成了有力的政策。军事指挥官的单独命令，也缓慢地同立法机构的授权与资助结合起来，共同开创了一项庞大而全面的战后重葬工程，旨在找到分散在南方的每位联邦士兵遗骸，并将他们全部埋葬在一个新的国家公墓系统中。但这却并非政府的最初目标。公众围绕死者所进行的广泛而持久的讨论，逐渐清晰阐明了一系列原则，对军事与立法政策产生了影响。那些像詹姆斯·穆尔一样被派去开展埋葬与甄别死者工作的军官，他们的经历使战时士兵坟墓与埋葬的真实情况为世人知晓，因而也塑造了政府的态度。公民身份、牺牲与国家责任的崇高理念，同人们对南方人破坏坟墓与尸体的非常实际且不断加深的担忧结合起来，促成了美国建国近一百年来所实施的或许是最为复杂的联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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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纂可靠的死者名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使军需部部长蒙哥马利·梅格斯对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他因而在1865年10月又发布了一条通令，要求军官们对埋有联邦士兵的公墓进行调查。他要求各军官提交关于墓园地点与条件的细节、相关记录的状况，以及他们对保护与保存遗体的建议。他特别要求，军官应对各公墓地点是否适当进行评估，并判断战场上的士兵遗体是应留在原处，还是应被转移到“附近的永久公墓”中。炎炎夏日使穆尔与厄恩肖的工作被迫中断。在此之后，他们便在这些新方针的指导下，分别在东部与西部战区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工作。12月26日，田纳西军区首席军需官埃德蒙·B.惠特曼（Edmund B. Whitman）被解除了日常职务，并被派去负责在包括肯塔基州、田纳西州、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与阿拉巴马州的广阔区域内，“寻找散落各处的联邦士兵坟墓”。惠特曼内战中曾在军需部队中服役，在内战刚一打响的时候，他便在他的故乡堪萨斯州参了军。惠特曼曾是哈佛学院1838届的一名毕业生，后来成为了新英格兰的一名学校教师。1855年，他同众多废奴主义者同道一起迁居堪萨斯州，力图阻止在那片因为纷争而分裂的“流血”领地上建立永久的奴隶制。如今，十年之后，他开始了一次远征，来寻找并纪念那些为他一直以来为之战斗的事业而牺牲的人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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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自己的任务时，惠特曼总结道，“每座坟墓的信息与记录”，都应“掌握在某位活着的人手中”。像克拉拉·巴顿一样，惠特曼也努力寻找幸存的目击者，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拥有必要的信息，使他能够找到死者并确认死者的身份。惠特曼拟定了一份题为《我们需要重要信息》的传单——面向的读者包括“军医、牧师、卫生委员会与基督教委员会代理、军需官、军官或士兵”——并将它寄给了300种报纸与杂志刊登。惠特曼指出，美国军需部部长命令他提供一份“关于所有葬在叛乱州的联邦士兵的……记录”，因此他需要别人帮助他来寻找遇难者。后来，在任务完成后，惠特曼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这份传单——不仅在信息征集方面，而且在吸引更广大公众的注意力方面——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他断言，在唤起民众“广泛的怜悯情绪”方面，他的传单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在它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公众态度，也为此后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提供了注解与支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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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传单引来了潮水般的回应。士兵家属恳求惠特曼找到失踪亲人的遗骸；其他寄信人则提供了“绘图与描述”，指明了他们的朋友或战友明确的埋葬地。惠特曼报告说，这些信息常常“在细节上如此详尽准确，以至于任何人都可带着万无一失的把握前去找到那座坟墓”。例如，一封来自A.T.布莱克门的信写道，他的哥哥被埋在了维克斯堡以东5英里处的一座公墓中，这个公墓坐落在铁路旁的一座果园里。“在果树的第三排，从离维克斯堡最近的方向开始数，第四棵果树朝南方向下面，便是他的坟墓所在。”在布莱克门来信上的铅笔批注表明，这些详细的信息达到了它们的目的，布莱克门的哥哥的确被找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第29团的艾萨克·魏特曼在佐治亚州的一场战斗中阵亡。他的一个邻居代表他妈妈给惠特曼写信说，他后来被埋在了“沿着一条小溪铺设的通往亚特兰大的铁路左侧大约一英里处，在叛军的胸墙旁……在一棵大树下”。魏特曼的一位战友曾写信给他那位丧亲的母亲，告知她儿子的死亡与埋葬信息，但她一直无法前去看一眼或认领儿子的遗体。从薄脆饼干盒上卸下的一片写有铅笔字迹的木板，成为了他坟墓的标志；他那被埋葬的遗体，只穿了一条裤子。“他的母亲已为我国军队奉献了三个儿子与三个女婿。对于她来说，任何一丝消息都会是莫大的安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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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们给惠特曼的回信，为他提供了整团死难者及其埋葬地的清单。一位已回到他位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故乡的牧师，为惠特曼提供了一份关于田纳西州塔拉霍马的两百座坟墓的记录。许多士兵似乎都“以从坟墓誊抄姓名来打发无聊时间”，然后热心地将名单寄给惠特曼，作为对他传单的回应。军医们寄来了医院公墓示意图，上面有着坟墓编号以及被埋葬士兵的名录。曾负责在战场上指挥埋葬队的军官，有时保存了埋葬地图。惠特曼写道，“例如俄亥俄州第46团便保存了一张埋葬地图，这样一份在埋葬时被弄脏了的地图”，使他们“在战斗过后四年，仍能将夏洛战场上该团每位死难者都甄别出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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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的传单成为了天使加百列的喇叭。它汇集了死者的姓名以及关于他们的记忆，使他们免遭被人忽视与沦为无名的境地，并最终将数十万的他们送还了国家。惠特曼的喇叭也召唤了另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便是生者。他通过那张征集信息的传单，发现了一支记录保存者大军。他们等待着被问及他们精心搜集、细心保存的详细信息，即便他们并未清晰意识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已记录下了墓主身份与坟墓地点，他们已用空闲时间誊抄了墓板上的姓名与所在团，希望在某一天、以某种方式，这些信息能帮助一具尸体回到家乡，或让一座坟墓得到纪念。他们编纂名单，绘制地图，以此来表达他们对死难者以及对自己的尊重，以此来抗议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惠特曼的呼吁，邀请他们将自己的个人努力汇入国家的政策与行动之中。联邦政府已为加百列提供了他的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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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3月1日，这是一个被惠特曼描绘为晴、冷、有风的日子。在这一天，惠特曼带着任务离开了纳什维尔，首先前往了多纳尔森要塞的战场。和他同行的还有一个工作队，由十名办事员、十名士兵、一位厨师与一个牵骡人组成。后来，惠特曼又增加了三位办事员与八名士兵，以便完成他所发现的工作。不久他便意识到，“这个遭受了兵燹之蹂躏的国家，成为了一间巨大的停尸房”。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军需官，惠特曼有条不紊地工作着。在每个地点，他首先探访战场，再前往军事医院的旧址，然后前往私人设立的墓地。他设计出了一种备忘录，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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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探寻坟墓指南”11个要点，也即一种应考虑事项的核对清单。清单大致为：首先是寻找坟墓，统计数量，描绘它们的状况；其次是记下墓板上的文字，请可能了解相关信息的人帮助；最后是为建立永久公墓提出建议。总之，他力求全面，因为他认为每位联邦士兵的遗体与坟墓都很重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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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意识到，士兵的埋葬信息，甚至他们的遗体本身，极其容易遭到人为的与自然力的破坏，他因此以一种更加强烈的紧迫感进行他的工作。联邦士兵的坟墓与尸体遭到了恶意破坏，这样令人难过的消息比比皆是。一些士兵赤裸着身体、脸朝下地被抛在坑里；还有些尸体躺在那里已经腐烂；在战场上的墓地中，“墓板不断被人破坏”。这样的描述不断传入惠特曼的耳里。当士兵奥利弗·巴格的父亲请惠特曼将儿子的尸体从佐治亚州战场阵亡地转移到查塔努加国家公墓时，惠特曼才得知尸体已被当地人拿去“做解剖学研究”了。只有两小块臂骨、一块手骨与衣物，还在巴格那惨遭劫掠的坟墓中。那些胆敢照料联邦士兵尸体与坟墓的人，常常会被南部白人施加暴力，这样的报告惠特曼收到了很多。在肯塔基州，一个人仅因允许两个北方人被埋葬在他的院子里，便惨遭杀害。“破坏墓板以及其他冒犯与亵渎行为，在不断发生。”惠特曼的长官从纳什维尔向华盛顿的军需部部长报告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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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2月，少将乔治·托马斯发布了一则通令，禁止南部人亵渎联邦士兵坟墓。他还明确指示，在即将到来的战后第一次春耕期间，联邦士兵坟墓不可被损毁或清除。到了4月，对恶意破坏联邦士兵坟墓的担忧传到了华盛顿。国会通过了一个联合决议，要求陆军部长“即刻采取措施，保护阵亡或病逝的合众国士兵之坟墓，使其免遭亵渎……并寻找合适的埋葬地，使他们得到妥善安葬”。如今，立法机构已开始同军事机构一道，共同进行处理死者的工作。[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