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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的长官们给他下达了详细命令，对他的职责与目标进行解释：“如果可行，田纳西军区的每位联邦士兵，都应最终安息在一个筑好了围墙的体面公墓之中。他的坟墓应有一个整洁的标志。此外，还应有一份关于他最终安息处的可查阅的记录。”在“全国闻名的战场”，如果可以征募北方公众来支援“装饰工作”，或者坟墓“分散且没有得到保护”，那么就应将尸体聚集在一个地方埋葬。但如果遗体已被安全地埋在了教堂墓地或公墓中，“就不值得仅为实施一项总体计划，而花费额外钱财转移他们”。惠特曼的任务是去寻找坟墓，标记并保护孤立的埋葬地点，并“制订一些计划”，来确定需要迁移的坟墓以及它们将被重葬的地点。惠特曼的长官坚持不迁葬已得到体面埋葬的遗体，除非“那些不忠的居民有种野蛮的、报复的情绪”，表明他们“有破坏遗体的倾向”。惠特曼愈发感到，这样的报复行为并非特例，而是常见情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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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之后的那一年里，战败的南部白人从一种惊愕和不相信，转变为一种愈发公然对抗的姿态。因为受到了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同情之鼓舞，前南部邦联人开始试探北方人意志的极限，并对北方人对胜利果实的占有进行挑战。在1865年的夏天，南部诸立法机构通过了限制性与歧视性的《黑人法典》（Black Codes），意在从事实上重新建立奴隶制，只不过不再采取这个名字；在秋天，原叛乱州将南部邦联军官与政客选进了华盛顿的国会去代表他们；在整个南部，白人不断施加并容忍针对自由民的暴力。在南部人中间的数十万联邦尸体，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南部人宣泄盛怒的靶子；这些尸体也为他们提供了表达拒绝接受南部邦联战败的方式。事实已证明，一支活着的联邦军队是不可战胜的，但怀恨在心的南部邦联人，仍能对一支死去的联邦军队发动战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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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尤为恶毒的白人暴力活动的爆发，事实上直接促使国会更加关注联邦士兵的坟墓。在1866年5月的头四天里，孟菲斯爆发了被广泛称作“骚乱”的事件。然而，46个黑人与2个白人的死亡表明，那将它写作“大屠杀”的人表述得更为准确。91栋房屋——除一栋外皆由非洲裔美国人居住——4座教堂与12所学校被毁。在这一区域的非洲裔美国人中间的恐惧如此普遍，以至于——惠特曼报告说——他有时无法劝说黑人劳工继续为他工作。国会立即派遣了一个由三名众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前去调查骚乱起因。最终，委员会提出了一些关于控制白人挑衅的建议，这些建议对后来激进重建政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田纳西军区助理军需官乔治·马歇尔，则抓住国会议员来到孟菲斯的机会，让他们深刻意识到了埋葬联邦死者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许多联邦士兵尸体的危险处境。一个包含有威廉·厄恩肖牧师——他那时一直在监督石河公墓的重葬工作——的代表团使这些国会议员相信，政府亟须启动一个全面的重葬项目。他们向国会议员们描绘了遍布整个南方的联邦死难者遗骸的情况，这尤其打动了委员会主席、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伊莱休·沃什伯恩（Elihu Washburne）。惠特曼相信，这次会面直接导致了在下一届国会中《国家公墓法》的通过，拨款也比从前增加了15倍。但即便是在法案成为法律之前，在孟菲斯会谈之后，重葬工作的范围与重要性显然都将进一步扩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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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春天的随后时间里，惠特曼走遍了田纳西州的战场：多纳尔森要塞，亨利要塞，然后是夏洛。在那个首次暗示了内战后来大规模屠杀的战场上，惠特曼遇见了散布战场的“大量”尸骨。他还从周边居民那里听说，他们那些通常散养的肉猪，“因为以死者为食”，已不再适合食用。惠特曼和他的手下“呈散兵线一字排开”，对战场进行地毯式搜索，试图覆盖被战火席卷到的每一英尺区域。在战斗刚一结束时，卫生委员会的一名代理编纂的一份包含有315座坟地的清单，在搜寻期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惠特曼的工作组用罗经点法记录并标记了178个拥有坟墓的区域，其中包括21条他估计共埋有250具尸体的埋葬壕沟。他报告说，数百名北方佬与叛军似乎被“不加区别地埋葬”在了一起。他也为一些士兵被以团为单位埋葬而深深感动。显然，在战斗结束后，他们的战友将他们细心地安葬在了一起。在被迁移到国家公墓之后，他们也将被埋葬在一起。惠特曼总共找到了1874具联邦死难者遗体，其中620人是通过墓板或其他文字甄别出来的。他估计，约有200位士兵的遗体已被亲戚或朋友运走。惠特曼还记得上级的指示，即国家公墓应建于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战场，他因此在夏洛战场上选择了一块土地作为国家公墓建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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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菲斯附近，惠特曼遇到了一条建在联邦士兵坟墓上的马路，这些坟墓几乎已被牲口与马车毁坏。他还难过地提到，在一座离这个城市3英里的墓地里，有着810座被忽略了的联邦士兵坟墓。同一墓地中的900座南部邦联士兵坟墓得到了精心照看，它们墓主的身份被记载到了一位教堂司事的手册上。他得知，“南部母亲协会”承担起了照看这些南部邦联士兵坟墓的职责，而他们那获得胜利的北方对手，则耻辱地被埋在他们旁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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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坟墓散布在正式的战场之外——他们有的是小规模冲突的阵亡者，有的是死于行军途中的伤病员，还有的是死于疾病的战士。要想确定这些坟墓的位置，惠特曼需要向当地居民征集信息。他们或许看见过或听说过这些士兵的坟墓，甚或曾帮助为这些士兵下葬。惠特曼后来回忆说：“一般来说，我们所遇到的每位居民或每个人，都应被问及这个问题：‘您知不知道，或者您有否听说，这附近是否有联邦士兵的坟墓？’”在抵达密西西比州的牛津后，惠特曼前去拜访了该镇的邮政局长。毕竟，作为一名联邦雇员，他可能了解较多情况，并能够为一名联邦官员提供帮助。但惠特曼得到的并非帮助而是一个警告。这位邮政局长声称，即便他知道联邦士兵坟墓埋在哪里，他也不敢将它告诉一个北方士兵。在战争结束时，为了获得邮政局长的职位，他曾宣誓效忠联邦。然而，这却使他所有的朋友都抛弃了他。要知道，自打他在这个小镇定居以来，他们已结交了19年。他甚至被要求停止参加他所在教会的活动。惠特曼给他的指挥官写信谈道：“我被告知，这一区域的居民似乎有种将联邦坟墓的全部痕迹都予以清除、毁灭的倾向，联邦士兵的遗骸遍布乡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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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南走，联邦死难者的处境似乎更令人难过。在维克斯堡与纳奇兹之间的区域，惠特曼发现了“大量的”尸骸——他估计，大概有40000具。这些尸体埋葬于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任何地点，状况堪忧：有的埋在河堤，然后被部分或全部冲走（甚至有报道称，棺材像小舟一样顺密西西比河而下，奔向大海）；有的被抛弃在“峡谷、丛林与浓密的甘蔗林中”，压根儿从未被埋葬。有一位名叫林的农场主想要扩大自己的棉花地，他因而犁除了大约30具联邦士兵遗骸，并将它们“成批”运往了维克斯堡市立公墓。为了建一座赛马场，不远处的一座联邦墓园已被彻底夷为平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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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惠特曼进行着他的搜寻时，在石河国家公墓，300名黑人士兵正以每天50至100具的速度，继续在周边广阔区域搜集联邦士兵遗体，并将他们在这里重葬。到了1866年夏，人们已意识到，全面的重葬工作已似乎有必要在整个南部展开。而石河国家公墓，便是这一全面重葬工作的开拓性典范。它也体现了在纪念联邦死者工作中非洲裔美国人所起的关键作用。被派去完成那项不怎么令人愉快的埋葬与重葬工作的，几乎完全是美国有色人种部队。惠特曼的探寻队，便有几位士兵来自美国有色人种团。在惠特曼寻找尸体与坟墓的工作中，个体的黑人平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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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向指挥部报告说，“出于对自由人种族的正义”，我们应当“怀着感恩的心给予他们称赞与嘉奖”。当惠特曼在1866年春季与秋季走遍南部搜寻尸体时，像密西西比州那位邮政部长一样，白人总是断然拒绝为他提供他所寻找的信息，他因而懂得了应向南部黑人求助。他在日志中写道，在佐治亚州的一个地方，“几乎所有信息都是从黑人那里得到的，我听说，他们比白人更关心这样的事情”。惠特曼不久便意识到，黑人的行为有着复杂得多的意义，不只体现了他们的关心。南部黑人对联邦死难士兵的关心，既展示了他们对联邦士兵的感激与尊敬，也体现了一种政治上的自我肯定。[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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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战争期间，非洲裔美国人曾冒着生命危险去埋葬联邦士兵，并努力保存他们的姓名与坟墓。离萨凡纳大约两英里处，在一个叫作“黑人公墓”的角落，77座“有色士兵的坟墓”整齐地排成四排。除三座外，所有坟墓墓主都已被甄别出来；此外，所有坟墓都处于“非常好的状况”；每座坟墓也都竖着“字迹工整的墓板”。这里是一支美国有色人种部队死难者的最后安息处，得到了当地自由民的精心安葬和照看。惠特曼也遇到了其他一些由原来的奴隶埋葬北方人的地方，他们如今仍在照看着这些坟墓。例如，在肯塔基州的鲍灵格林附近，在一座非洲裔有色人教堂后面，有着1134座被精心照看的坟墓，里面既埋有黑人联邦士兵，也埋有白人联邦士兵。附近的一位黑人木匠，能够提供关于这个区域最有用的信息，因为他曾为这些士兵制作棺材，并亲自帮助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下葬。[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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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搜寻过程中，自由民一直为惠特曼提供帮助和信息。摩西·科尔曼——“一名聪慧的黑人”——曾找到惠特曼，告诉他关于九名联邦士兵的坟墓的信息。这些联邦士兵在被捕后，惨遭南部邦联骑兵射杀。“他曾目睹，南部邦联人强迫一名联邦士兵爬到一棵树上，然后将他射杀。”一位自由民曾在一年多之前埋葬了两名士兵，如今他急切地将这两名士兵的姓名与埋葬地告诉惠特曼。另一位原来的奴隶则揭发了他的雇主亵渎联邦士兵坟墓的行为；他告诉惠特曼，在种植园里尚有30座坟墓未被破坏，并提出要帮助惠特曼确认它们墓主的身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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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裔美国人对阵亡联邦士兵的这般关心，并不仅限于惠特曼在田纳西军区的经历。例如在这场战争的尾声，查尔斯顿的非洲裔美国人，曾照看了200多位联邦战俘的坟墓。这些战俘都是在被关押于一座位于市赛马场的临时监狱期间死去的。自由民为这个墓地筑了围墙，重修了坟墓，栽上树，并在入口处立了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赛马场殉道者”。1865年5月1日，在联邦一整个步兵旅——其中包括美国有色人种部队的三个团——的保护下，查尔斯顿的非洲裔美国人以鲜花、游行与演说，对联邦死难者进行了纪念。历史学者戴维·布莱特（David Blight）认为，这便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的起源。在一场关于如何处置死者的战争中，南方的黑人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他们所支持的那边。[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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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底，惠特曼提议在多纳尔森要塞、匹兹堡登陆口、科林斯、孟菲斯以及维克斯堡建立国家公墓，并向田纳西军区的首席军需官提交了他对未来的看法。惠特曼“坚信——而似乎所有人也都或多或少认识到”：政府对那些“在如此崇高的事业中献身的人”的遗骸，应担负起安葬的“责任”。惠特曼报告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目睹了南方人对联邦士兵坟墓的“完全忽视”或“肆意亵渎”，他们“对死者的痛恨”似乎超过了他们之前“对生者的憎恶”。惠特曼的这些经历，让他“愈发意识到”这一联邦职责的重要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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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承认，他在南方那座“巨大的停尸房”的旅行，使他对一个“在严格意义上属于官方的”事业产生了“浓厚的个人兴趣”。尽管他的上级表达了对重葬工作的范围与开销的担忧，惠特曼仍敦促他的手下“真正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认真、彻底地完成这项工作”。他指出，联邦政府应当“代替父母”履行对联邦死难者的职责。惠特曼展示出了一种愈发强烈的感情上的投入，这明确地体现在了他那雄辩的呼吁中。像布什内尔的演说一样，他的呼吁也采用了关于欠债与责任的比喻。他坚称，政府就是“一位管家，他的账本必须被呈交给人道与基督教爱国主义精神，呈交给共和主义的自由（republican liberty）与全世界的人类自由（freedom）与进步之友，呈交给北方自由的人民——他们那最亲爱的儿子已被奴隶制这个恶魔吞噬，他们最宝贵的财富已被投入到战争之中”。那些阵亡者并非“雇佣兵”，而是一个“美利坚共和国”的公民——“在那里，每个人自身都是政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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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政府对死者的责任理解为“一位管家，他的账本必须被呈交”的，不止惠特曼一个人。到了1866年中期，北方人已开始众口一声地呼吁政府制定处理死者的新政策，以体现他们对战争所为之打响的原则的基本看法。1863年，国会通过了征兵立法，这标志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强制要求其公民履行他们保家卫国的职责；这个国家曾动员了数百万名志愿兵；如今，这个国家也应对那些已经履行了这一职责的人承担起义务。公民权代表了一份契约，根据这份契约，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担负一定权利与义务，而双方也都要为履行这些权利与义务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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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巴顿也认同这些原则。她坚持认为，死者甄别工作应被视作政府的一项职责。1865年年底，她给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写信，希望联邦政府在寻找失踪士兵的问题上能提供帮助。她在这封信中阐释了自己的立场：“真正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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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愿为自己的祖国献出生命—这些可怜的人失去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生命，还有他们死亡的记录。共同的人性要求我们找回他们的身份……政府曾一再发布的“再招募30万”的号召传到了他们饱受苦难的家园。为此，妻子让出了丈夫，母亲送走了儿子。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这些丈夫和儿子被崇高地送给了国家：国家可以将他们拿走使用，就好比一个抵押官员可以使用交到他手中的财产一样；如果需要，国家可以用尽或失去他们，他们也不会有只字怨言，但是……他们的妻子与母亲却从未同意，国家可以不为损坏她们的财产作出任何解释。我认为，这些士兵是尚未被解释使用情况的政府资产。[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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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布什内尔一样，巴顿也谈到了财产及解释其使用情况；像惠特曼一样，她也要求联邦政府担负起照料联邦军死难者的责任。她探究了人权的基本观念，以及那些同时约束国家与公民的相互责任的基本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场关于奴隶制的战争结束后，她将她的讨论置于人之为财产的概念中。但这并非奴隶制的财产；这是公民身份，而非奴役。在这里，每个个体都是自己的代表，都是一个“甘愿”让渡对自己生命控制权的真正爱国者，并以这样的身份自由行动。在这里，同一个拆散家庭的制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妻子与母亲同意“在国家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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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的坟墓“士兵的坟墓”。平板画，柯里尔与艾夫斯绘。人们可以在这种平板画上刻上逝去亲人的详细信息。对于那些亲人没有真实坟墓可立碑的人来说，这种画可充当一个替代物。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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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将她们的丈夫与儿子“送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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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权利与作为财产的人的转让并不完全。事实上，这种割让是一个契约，根据这个契约，政府反过来必须要承担一定义务——在巴顿看来，那便是提供士兵死亡记录，也即对作为财产的人之毁灭给出解释。引人注目的是，在巴顿的描绘中，这一契约订立于女性与国家之间。在内战前的美国大多数地区，女性在法律上被剥夺了订立契约的权力。而如今，基于她们在战争时期付出的牺牲，她们要求获得一个作为人与公民的新权利。为死者做出解释，是向丧亲者做出解释。克拉拉·巴顿强调了个人——哪怕是在死后——对身份与人性的占有权。她也同时阐明了一种公民身份的观念——这种观念建立于这个国家的内战经历之上，以及士兵和平民所遭受的苦难之上。这场解放奴隶的战争，为诸多社会群体广泛的权利要求奠定了基础——这些群体既包括白人也包括黑人，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既包括生者也包括死者。然而，克拉拉·巴顿当然意识到了，死去的士兵都是男性。幸存者并没有付出终极的牺牲；同那些遭受了苦难并最终牺牲的士兵相比，她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将不会那么有力。内战的死亡只是使性别差异与性别等级制度更为突出。而克拉拉写给斯坦顿的信所采用的措辞，则试图淡化甚至抹去这种性别差异与性别等级制度。但是，以下的事实也毫不令人意外：在战后的那几年中，当这个国家试图——即便非常短暂地——扩大其政体时，是那些曾参加军队并付出了巨大牺牲的黑人男性，而非白人女性或黑人女性，成为了被联邦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赋予选举权的公民。[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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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8月，当炎炎夏日延缓了在南方的重葬工作之时，《哈珀新月刊》刊登了一篇文章，呼吁建立一个覆盖全面的国家公墓体系，为所有联邦死难者提供安葬地。基于布什内尔、巴顿与惠特曼业已阐明的联邦责任观念，詹姆斯·F.拉斯灵将联邦对待死者的方式定义为民主的标志与考验，以及进步与现代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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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灵指出，“除了雅典共和国”，没有哪个民族，没有哪个国家，曾为普通士兵设立埋葬地。他们“被忽略了，好像他们太卑微了，因而无法被国家顾及”。然而，这是一个决心要“改良我们共同人性”的“新时代”。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就在不久之前，美国刚刚展示了它对人人平等观点的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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