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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惠特曼进行着他的搜寻时，在石河国家公墓，300名黑人士兵正以每天50至100具的速度，继续在周边广阔区域搜集联邦士兵遗体，并将他们在这里重葬。到了1866年夏，人们已意识到，全面的重葬工作已似乎有必要在整个南部展开。而石河国家公墓，便是这一全面重葬工作的开拓性典范。它也体现了在纪念联邦死者工作中非洲裔美国人所起的关键作用。被派去完成那项不怎么令人愉快的埋葬与重葬工作的，几乎完全是美国有色人种部队。惠特曼的探寻队，便有几位士兵来自美国有色人种团。在惠特曼寻找尸体与坟墓的工作中，个体的黑人平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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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向指挥部报告说，“出于对自由人种族的正义”，我们应当“怀着感恩的心给予他们称赞与嘉奖”。当惠特曼在1866年春季与秋季走遍南部搜寻尸体时，像密西西比州那位邮政部长一样，白人总是断然拒绝为他提供他所寻找的信息，他因而懂得了应向南部黑人求助。他在日志中写道，在佐治亚州的一个地方，“几乎所有信息都是从黑人那里得到的，我听说，他们比白人更关心这样的事情”。惠特曼不久便意识到，黑人的行为有着复杂得多的意义，不只体现了他们的关心。南部黑人对联邦死难士兵的关心，既展示了他们对联邦士兵的感激与尊敬，也体现了一种政治上的自我肯定。[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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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战争期间，非洲裔美国人曾冒着生命危险去埋葬联邦士兵，并努力保存他们的姓名与坟墓。离萨凡纳大约两英里处，在一个叫作“黑人公墓”的角落，77座“有色士兵的坟墓”整齐地排成四排。除三座外，所有坟墓墓主都已被甄别出来；此外，所有坟墓都处于“非常好的状况”；每座坟墓也都竖着“字迹工整的墓板”。这里是一支美国有色人种部队死难者的最后安息处，得到了当地自由民的精心安葬和照看。惠特曼也遇到了其他一些由原来的奴隶埋葬北方人的地方，他们如今仍在照看着这些坟墓。例如，在肯塔基州的鲍灵格林附近，在一座非洲裔有色人教堂后面，有着1134座被精心照看的坟墓，里面既埋有黑人联邦士兵，也埋有白人联邦士兵。附近的一位黑人木匠，能够提供关于这个区域最有用的信息，因为他曾为这些士兵制作棺材，并亲自帮助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下葬。[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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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搜寻过程中，自由民一直为惠特曼提供帮助和信息。摩西·科尔曼——“一名聪慧的黑人”——曾找到惠特曼，告诉他关于九名联邦士兵的坟墓的信息。这些联邦士兵在被捕后，惨遭南部邦联骑兵射杀。“他曾目睹，南部邦联人强迫一名联邦士兵爬到一棵树上，然后将他射杀。”一位自由民曾在一年多之前埋葬了两名士兵，如今他急切地将这两名士兵的姓名与埋葬地告诉惠特曼。另一位原来的奴隶则揭发了他的雇主亵渎联邦士兵坟墓的行为；他告诉惠特曼，在种植园里尚有30座坟墓未被破坏，并提出要帮助惠特曼确认它们墓主的身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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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裔美国人对阵亡联邦士兵的这般关心，并不仅限于惠特曼在田纳西军区的经历。例如在这场战争的尾声，查尔斯顿的非洲裔美国人，曾照看了200多位联邦战俘的坟墓。这些战俘都是在被关押于一座位于市赛马场的临时监狱期间死去的。自由民为这个墓地筑了围墙，重修了坟墓，栽上树，并在入口处立了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赛马场殉道者”。1865年5月1日，在联邦一整个步兵旅——其中包括美国有色人种部队的三个团——的保护下，查尔斯顿的非洲裔美国人以鲜花、游行与演说，对联邦死难者进行了纪念。历史学者戴维·布莱特（David Blight）认为，这便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的起源。在一场关于如何处置死者的战争中，南方的黑人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他们所支持的那边。[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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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底，惠特曼提议在多纳尔森要塞、匹兹堡登陆口、科林斯、孟菲斯以及维克斯堡建立国家公墓，并向田纳西军区的首席军需官提交了他对未来的看法。惠特曼“坚信——而似乎所有人也都或多或少认识到”：政府对那些“在如此崇高的事业中献身的人”的遗骸，应担负起安葬的“责任”。惠特曼报告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目睹了南方人对联邦士兵坟墓的“完全忽视”或“肆意亵渎”，他们“对死者的痛恨”似乎超过了他们之前“对生者的憎恶”。惠特曼的这些经历，让他“愈发意识到”这一联邦职责的重要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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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承认，他在南方那座“巨大的停尸房”的旅行，使他对一个“在严格意义上属于官方的”事业产生了“浓厚的个人兴趣”。尽管他的上级表达了对重葬工作的范围与开销的担忧，惠特曼仍敦促他的手下“真正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认真、彻底地完成这项工作”。他指出，联邦政府应当“代替父母”履行对联邦死难者的职责。惠特曼展示出了一种愈发强烈的感情上的投入，这明确地体现在了他那雄辩的呼吁中。像布什内尔的演说一样，他的呼吁也采用了关于欠债与责任的比喻。他坚称，政府就是“一位管家，他的账本必须被呈交给人道与基督教爱国主义精神，呈交给共和主义的自由（republican liberty）与全世界的人类自由（freedom）与进步之友，呈交给北方自由的人民——他们那最亲爱的儿子已被奴隶制这个恶魔吞噬，他们最宝贵的财富已被投入到战争之中”。那些阵亡者并非“雇佣兵”，而是一个“美利坚共和国”的公民——“在那里，每个人自身都是政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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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政府对死者的责任理解为“一位管家，他的账本必须被呈交”的，不止惠特曼一个人。到了1866年中期，北方人已开始众口一声地呼吁政府制定处理死者的新政策，以体现他们对战争所为之打响的原则的基本看法。1863年，国会通过了征兵立法，这标志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强制要求其公民履行他们保家卫国的职责；这个国家曾动员了数百万名志愿兵；如今，这个国家也应对那些已经履行了这一职责的人承担起义务。公民权代表了一份契约，根据这份契约，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担负一定权利与义务，而双方也都要为履行这些权利与义务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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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巴顿也认同这些原则。她坚持认为，死者甄别工作应被视作政府的一项职责。1865年年底，她给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写信，希望联邦政府在寻找失踪士兵的问题上能提供帮助。她在这封信中阐释了自己的立场：“真正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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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愿为自己的祖国献出生命—这些可怜的人失去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生命，还有他们死亡的记录。共同的人性要求我们找回他们的身份……政府曾一再发布的“再招募30万”的号召传到了他们饱受苦难的家园。为此，妻子让出了丈夫，母亲送走了儿子。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这些丈夫和儿子被崇高地送给了国家：国家可以将他们拿走使用，就好比一个抵押官员可以使用交到他手中的财产一样；如果需要，国家可以用尽或失去他们，他们也不会有只字怨言，但是……他们的妻子与母亲却从未同意，国家可以不为损坏她们的财产作出任何解释。我认为，这些士兵是尚未被解释使用情况的政府资产。[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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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布什内尔一样，巴顿也谈到了财产及解释其使用情况；像惠特曼一样，她也要求联邦政府担负起照料联邦军死难者的责任。她探究了人权的基本观念，以及那些同时约束国家与公民的相互责任的基本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场关于奴隶制的战争结束后，她将她的讨论置于人之为财产的概念中。但这并非奴隶制的财产；这是公民身份，而非奴役。在这里，每个个体都是自己的代表，都是一个“甘愿”让渡对自己生命控制权的真正爱国者，并以这样的身份自由行动。在这里，同一个拆散家庭的制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妻子与母亲同意“在国家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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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的坟墓“士兵的坟墓”。平板画，柯里尔与艾夫斯绘。人们可以在这种平板画上刻上逝去亲人的详细信息。对于那些亲人没有真实坟墓可立碑的人来说，这种画可充当一个替代物。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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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将她们的丈夫与儿子“送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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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权利与作为财产的人的转让并不完全。事实上，这种割让是一个契约，根据这个契约，政府反过来必须要承担一定义务——在巴顿看来，那便是提供士兵死亡记录，也即对作为财产的人之毁灭给出解释。引人注目的是，在巴顿的描绘中，这一契约订立于女性与国家之间。在内战前的美国大多数地区，女性在法律上被剥夺了订立契约的权力。而如今，基于她们在战争时期付出的牺牲，她们要求获得一个作为人与公民的新权利。为死者做出解释，是向丧亲者做出解释。克拉拉·巴顿强调了个人——哪怕是在死后——对身份与人性的占有权。她也同时阐明了一种公民身份的观念——这种观念建立于这个国家的内战经历之上，以及士兵和平民所遭受的苦难之上。这场解放奴隶的战争，为诸多社会群体广泛的权利要求奠定了基础——这些群体既包括白人也包括黑人，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既包括生者也包括死者。然而，克拉拉·巴顿当然意识到了，死去的士兵都是男性。幸存者并没有付出终极的牺牲；同那些遭受了苦难并最终牺牲的士兵相比，她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将不会那么有力。内战的死亡只是使性别差异与性别等级制度更为突出。而克拉拉写给斯坦顿的信所采用的措辞，则试图淡化甚至抹去这种性别差异与性别等级制度。但是，以下的事实也毫不令人意外：在战后的那几年中，当这个国家试图——即便非常短暂地——扩大其政体时，是那些曾参加军队并付出了巨大牺牲的黑人男性，而非白人女性或黑人女性，成为了被联邦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赋予选举权的公民。[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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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8月，当炎炎夏日延缓了在南方的重葬工作之时，《哈珀新月刊》刊登了一篇文章，呼吁建立一个覆盖全面的国家公墓体系，为所有联邦死难者提供安葬地。基于布什内尔、巴顿与惠特曼业已阐明的联邦责任观念，詹姆斯·F.拉斯灵将联邦对待死者的方式定义为民主的标志与考验，以及进步与现代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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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灵指出，“除了雅典共和国”，没有哪个民族，没有哪个国家，曾为普通士兵设立埋葬地。他们“被忽略了，好像他们太卑微了，因而无法被国家顾及”。然而，这是一个决心要“改良我们共同人性”的“新时代”。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就在不久之前，美国刚刚展示了它对人人平等观点的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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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像我们国家一样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于种族平等之上，矢志维护对每个人的正义，只拥有或自称只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美德和价值—不能忽视那些未受注意的人，无论他们多么卑微。他们为共和国的利益而凶猛勇敢地战斗，他们已用这样一场战斗证明，他们是最好的公民与勇敢的保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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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的目的与政府对待死者的方式，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拉斯灵极力主张，每位联邦死难者的遗体都应被挖出，并“被迅速集中至大的国家公墓中”。他紧接着强调了公民与国家之间义务的相互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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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捐躯是甜蜜且光荣的”（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对于一个即将战斗并死去的士兵而言，这是一种很好的情感。为了拯救我们所有人的自由并使之永存，这些士兵在我们国家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中参加战斗并献出生命。美国政府应小心翼翼地搜集、并很好地照料他们的遗骸，以此在所有现代国家中第一个表明，它知道该如何报答这种感情。[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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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灵的文字援用了现代性，提及了“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引用了贺拉斯的一句诗——这句诗后来成为了一战中最有名的一首诗的题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拉斯灵几乎是在预示着另一场规模同样巨大，但却更为血腥的战争——一场使大屠杀成为20世纪人类存在之核心的战争。到了1917年，对于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来说，“为国捐躯是甜蜜且光荣的”成为了一个“古老的谎言”。但半个世纪之前，这句话在拉斯灵看来仍是“一种好的情感”。他认为，这个政策可能会推动联邦政府对死者政策的进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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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灵的建议很快便成为了固定政策。即便是在1867年2月国会通过正式法律之前，将每位联邦士兵都埋葬在安全的国家公墓的工作，便已经开始了。1866年夏，惠特曼制订了在较凉爽的秋天“开始全面重葬工作”的计划。他还设计了能够使错误最少化的记录保存表格，绘制了路线图，并汇集了所需的劳力，弄到了所需的物品。惠特曼敏锐地意识到了重新安置如此众多遗体的危险与机遇。移走一座坟墓可能意味着失去墓主人同一个埋葬地点或环境相联系的身份；但这也可能成为找到墓主人姓名的最后机会。他与他的上级敏锐地意识到了，政府责任前所未有地扩展至私人与家庭的死亡领域之影响。在8月的一条指示中，田纳西军区首席军需官、荣誉少将J.L.唐纳森，在通常十分正式的通令中一反常态地使用了个人化的口吻。他强调说：“政府所承担的工作，是一种本属于逝者亲友的特殊权利，这就要求它的执行者以亲密朋友一样的细心与周到执行这项任务。”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唐纳森发布了一则致“罹难联邦士兵之友”的通告，向公众宣布，他的军区将于10月开始挖掘全部士兵遗骸。他欢迎那些希望到挖掘现场寻找死去亲人者同惠特曼联系，从他那里获得一份准确的挖掘地点一览表。联邦政府前所未有地扮演起了公民之友的角色。[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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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初，惠特曼再次开始了他的搜寻之旅，从田纳西州边界线出发，穿过肯塔基州，最后到达俄亥俄河。10月末，他再次启程，前往查塔努加与奇克莫加，然后再沿着谢尔曼进军的路线进发，并于年底经梅肯与安德森维尔返回。在旅程结束的时候，惠特曼估计，为了寻找死难者，他跋涉了3万英里。重建问题所引发的愈发严重的国家冲突，致使地方暴力愈加频繁。这使联邦死难者遗体与坟墓更易遭到破坏，更不必说惠特曼的工作的难度了。1866年9月底，惠特曼从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写信说到：“我国的那个部分现处于非常动荡的状态，北方人的生命岌岌可危。”惠特曼密切关注着适合建立永久公墓的土地，并记录下土地、土地所有人与购买选择权的细节。他后来回忆说，他给司令部的报告，使政府正式开始关注“死难者坟墓与埋葬地的凄惨状况，以及他们杂乱无章地遍布在整个国家这个大战场上的情形”。他全部的通信作为一个整体，有力突出了“将散布战场的遗骸挖掘出来，并将它们集中安葬在永久性国家公墓中的必要性”。[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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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初，惠特曼的立场终于被庄严地写入法律与陆军部的政策。1867年2月，国会通过了“一个旨在建立并保护国家公墓的法案”；在这一年中，联邦政府又建立了17座国家公墓。通过这些，联邦政府在法律上表明了，它已同意担负对那些为国捐躯者的责任。惠特曼在其1866年的搜寻中所从事的定位与记录坟墓的工作，将会被转变为一个全面的重葬项目，并促使国家为建立政府公墓系统而获取足够土地，来容纳数十万士兵的遗骸。[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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