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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士满城，迎接他们的是庄严、壮丽的仪式；在主街上，一千余名原南部邦联士兵与四名将军组成仪仗队，陪伴着死难者遗体前往好莱坞公墓。联合会努力筹集资金来偿付韦弗的工作，但韦弗却从未收到至少达6000美元的欠款。尽管韦弗掌握着埋葬清单，也尽管他在报纸上刊登了许多广告，以征集关于南部邦联士兵坟墓的信息，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北方民众仍能惊奇地发现一些南部邦联士兵的遗骸：1888年，当他们采摘药草的时候；1895年，当他们用碎石铺路的时候；1938年，当他们为建供水系统而挖沟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当他们在艾森豪威尔家的花园里种植物的时候；以及1996年，当他们在一场暴雨后路过一个被冲断的火车道的时候。将每位南部士兵都运回南方的目标从未实现。然而，众多女性纪念联合会所领导的工作，是一个自发的、临时性的、分散的工作。它们克服了组织人力、征集资金与筹集物资上非同寻常的困难，将数万士兵重新安葬在了南部的公墓中。在这里，他们可以像其北方对手一样，因英勇献身而得到人们的赞美与怀念。[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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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最后十年中，南方人建立了“南部邦联老兵联合会”与“南部邦联之女协会”。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在内战刚刚结束时的南部纪念活动，并不像在上述组织成立后的纪念活动一样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在19世纪90年代，南部邦联记忆同那一时代的“吉姆·克罗”恶政、剥夺黑人选举权运动以及州权运动紧密相连，成为一种破坏了这场战争的废奴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平等主义等意义的力量。然而，女性纪念联合会的早期活动，很大程度便是对国会在建立国家公墓法令中排斥南部邦联人的直接反应。因此，这些活动本身显然就是地域性的。它们既是为了纪念个体的丈夫、父亲、兄弟与儿子，也旨在宣示对南部邦联的忠诚。1871年，在庆祝将葛底斯堡死难者重葬在查尔斯顿马格诺利亚公墓的仪式中，长老会神学家、著名演说家约翰·L.吉拉尔多牧师坚称，“我们在此不仅仅是为死难者哀悼”，从而清晰表明了这场集会的政治本质。他解释说，这一场合不仅仅要处理过去的问题，它也要处理“现存的问题”；“影响我们未来的重大问题”包含“导致这场大战的一些原则”。用他的话来说，也即一些像州权主义、反对“激进主义”和种族“混杂”的原则。他指出，生者面对着一个迫切需要解答且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人是否是白白死掉了？”对死者的纪念，需要南方人继续维护南部邦联的原则。这些原则已“被击败了，但却不一定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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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难士兵的行列。“维克斯堡的南部邦联公墓”。戴维死难士兵的行列。“维克斯堡的南部邦联公墓”。戴维·布托（David Butow）摄，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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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为这场战争的最初目标辩护，南方人才能确保如此众多士兵的牺牲是有意义的。南部邦联已不再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但其死难者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它具体的、共同的化身。他们不仅是老南部的象征，而且规定了南部应该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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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人们参与纪念仪式或重葬运动，都不“仅仅是为死难者哀悼”。事实上他们成为了使死者不朽的工具。人们将死难者聚集在大规模的公墓中，将他们埋在像战场上的士兵那样成行成列的坟墓之中。这使他们成为了一个活着的现实，一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部队。矛盾的是，他们也是一支无名的部队。在内战结束后，北方与南方开展了埋葬运动，许多丧亲者因而得以找到亲人，并造访、装饰他们的坟墓，就像南卡罗来纳州的帕尔默一家，以及惠特曼与穆尔所能够帮助的求助者那样。这些生者与死者的重逢，当然是为了终止无名、复原姓名，继而将死者姓名刻在墓碑与纪念碑上，以供后世瞻仰。然而，内战死难者之缺乏个性也有其极为重大的意义。内战士兵的公墓，无论是国家公墓还是南部邦联公墓，都不像美国人从前所见过的墓园。它们不是教堂墓园中的家庭坟墓群，也不是象征着人类重归自然的花园公墓。相反，内战公墓里陈列着一排排整齐的、卑微的、一模一样的墓碑，下面埋葬着数万名有名或无名的士兵。这一排排墓碑，这一位位士兵，与其说代表了一位亲人令人哀伤的逝去以及他的特质，不如说象征着这场战争高昂的、几乎是无法估量的代价。[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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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墓与南部邦联公墓的建立，使“内战死难者”成为了一个类目，成为了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有着更深刻的含义，同组成这个集合体的成千上万个体死亡不同。这些公墓的建立，也使“死难者”从那些哀悼自己特定损失的个体生者之记忆中分离出来。“内战死难者”变得既强大又不朽。他们不再是个体的人，而成为了一个将会塑造未来至少一个世纪的美国公众生活的力量。重葬运动开创了一个由死难者组成的群体，其存在与沉寂都十分醒目。这些死难者之离开美国人的生活，恰使他们成为了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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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第八章 统计：“多少？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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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怎能企及这一可怕的巨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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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珀周刊》，1862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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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人如埃德蒙·惠特曼、詹姆斯·穆尔、克拉拉·巴顿、玛丽·多根与威廉·麦克法兰女士正努力甄别并埋葬死难者时，他们也在统计着：安德森维尔，死难者13363人，其中12912人身份得到确认；波普勒格罗夫，死难者6718人，其中2139人身份得到确认；葛底斯堡2935名南部邦联死难士兵被重葬在了好莱坞；303536名联邦士兵被埋葬在了国家公墓。在语言无法描述的情况下，统计似乎能帮助人们理解哀伤的程度，并使人们超越个人的丧亲之痛，努力找到死亡对社会与国家的更大意义。统计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个体转向全体，从死亡转向“死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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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田园如今荒芜不堪？”1863年，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年轻女性诘问道。她所寻求的不仅包括对死难者人数的统计，也包括对死亡影响的解释。“自这场战争打响以来，多少母亲、姊妹与妻子不得不去哀悼死去的亲人［？］死亡数字节节攀升，我们的灾难尚未结束。”当战火最终止熄时，这个国家需要对她的恳求给出答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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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前的几十年中，统计的重要性日趋显著。美国民众曾基本上是数学盲——1803年以前，进哈佛学院读书甚至不需要基本的算术能力。而在这几十年间，美国人开始统计，开始计算，开始在学校里教授数学，开始将数字视作征服自然与掌控社会的工具。1839年，五位波士顿人成立了美国统计学协会（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仅在几个月间，这个学会便发展成为一个有着其章程、细则与正式刊物的全国性组织。如历史学者帕特里夏·克莱因·科恩（Patricia Cline Cohen）所言，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人已“深深着迷于数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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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该词本身所暗示[30]，统计学的兴起同一个扩张中的国家的观念紧密相连，同这个国家对自己的资源、实力与责任的评估密切相关。这种定量分析常常集中于人口普查、人口学与死亡记录等攸关生与死的问题上，并在内战爆发后开始占据显著地位。当面对着这场战争及其死亡人数时，美国人倾向于用数字来理解它们。在这场战争的巨大规模与恐怖环境之中，统计数据不只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战争的损失。它们所提供的似乎客观的知识，能够成为人们在一个超出想象的现实中重获掌控感的基础。沃尔特·惠特曼曾将内战的坟墓生动描绘为“无数的死难者”那“数不胜数的坟墓”，而数字则代表了一种赋予这类情景以意义与秩序的方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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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和确认死难者身份一样，统计死难者数字也很困难，其原因都是一样的。惠特曼将它们形容为“数不胜数的”，这既是一种隐喻，也毫不夸张。内战军队缺乏准确甄别死难者与伤员的程序，在每场战斗之后负责准确记录伤亡数字的机构也不存在。军队规章制度要求，在呈交每场战斗的正式描述时，军事指挥官也应同时提交被俘、阵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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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与失踪士兵的名单。数百份这样的手书名单被塞进了国家档案馆的盒子中，但这些记录都是有严重问题的——在利用它们甄别并重葬数千联邦死难者时，E.B.惠特曼便发现了这一点。在一场战斗结束后，指挥官们通常有比编写死伤名单更紧迫的事情要做。如果撰写报告同战斗结束间隔时间很短，死亡数字就会被少报，这不仅是源于信息之不完整，也是因为那些重伤在身、行将死亡的士兵尚且活着。然而，战斗结束同撰写报告的时间间隔若是太长——这种间隔有时会长达数月——又会造成其他类型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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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们很快便意识到了官方伤亡数据的缺陷。在战后的岁月里，联邦中校威廉·F.福克斯（William F. Fox）一直致力于统计战争死难者数字。他感觉，军官们的报告是个糟糕的信息来源。福克斯回忆说：“在一场鏖战之后，团指挥官或许会给妻子写一封长信，详述他的团的作战经历；他手下的一些士兵会给各自村里的报纸寄去对这场战斗的描述。但没有报告会被正式寄给指挥部。许多上校认为，撰写报告是个讨厌的、不必要的工作。”在这场大规模现代战争发生之际，尚没有同它那始料未及的战争规模相适应的官僚机构。在努力汇编有关马萨诸塞州阵亡士兵的信息时，原联邦上校托马斯·希金森写道：“我们志愿部队的所谓簿记，借鉴的是我们小规模正规军的簿记方法。它要记载的士兵数量，从数千突然增加到了数百万。”他谈到，保存记录的职责常常落在了一个有军事经验“但无公文训练”的人的肩上，或是一个“写公文出身却从未……当过兵的人”的肩上。“两种情况，都会造成混乱。”希金森总结说，历史学必然是“一门不准确的科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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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统计死难者的目的也对军事记录的可靠性产生了影响。军官们编写伤亡名单，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为个体生命的逝去给出解释——军队没有任何将死讯告知家人的正式程序，便足以表明这一点。统计死难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评估军事资源，为了看看哪些人活下来了，是否还能继续打仗。一名指挥官需要知道自己的军事力量。众所周知，联邦将军乔治·麦克莱伦便着迷于估计自己与敌人的士兵数量。他不断将同他作战的南部邦联军人数高估为实际人数的两三倍，并且完全无法使自己摆脱这一在统计上的病态偏好。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则是个果敢的实干家，他并不喜欢那令他丧失活动能力的深思熟虑。对于他来说，数字成为了一种用以表达并评估战斗之挑战与成就的语言。在他的战后回忆录中，每描述完一场战役，他都会附上一份损失总结，按照陆军部对伤亡报告所要求的形式进行编写。例如，在讨论完亚特兰大战役之后，谢尔曼用数页纸详述了死亡士兵的数量，并总结说：“毫无疑问，南部军官会为我们死伤士兵同他们死伤士兵的比例为2：1或6：1而自鸣得意……但他们完全错了。在这里，我用根据陆军部档案编制的正式表格证明了这点。”如文学学者詹姆斯·道斯（James Dawes）所言，对于谢尔曼来说，统计代表了“战争认识论”。将经历转化成死亡士兵的数据，是谢尔曼理解这场战争与诠释自己军事才能的最好方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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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将军需要知道自己的实力，但他也同样希望敌人不知道自己的实力。这样的战术性欺诈，可能会永久扭曲历史记录。1863年5月，罗伯特·E.李将军发布了一则通令，批评当时报告伤亡情况的一个普遍做法，即“制造关于我们损失程度的假象”，以致长了“我们敌人”的志气。他认为，之所以会有夸大的伤亡评估，以及将小伤也报告为伤亡的癖好，是因为指挥官们以损失为荣，并将其视作“努力杀敌或遭遇了危险的证明”。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后，李自己也使用了一个虽十分不同、但同样不利于准确报告伤亡数据的策略：他似乎十分系统地、有意地低估自己的伤亡数字，以便掩盖这场战役对他部队的毁灭性打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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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战争结束后，随着死亡问题不再那么紧迫，以牺牲为荣的心理愈发强烈——这种心理被李视作被危险地夸大了伤亡数字之根源。威廉·福克斯抱怨说：“指挥官们常常用长长的伤亡名单，来证明他们自己作战的英勇。”各团争相指出，自己的团承受了最大的损失。这实际上是在暗示，是他们展现出了最大的勇气。福克斯发现，“随意夸大有关作战损失的陈述泛滥成灾。军官们为自己的团争取更多损失，而这同战争结束时他们确认为正确的记录相龃龉，这种情形令人感到遗憾”。在战后这场争夺荣耀的战斗中，死亡人数成为了衡量胜利的尺度，而非确定失败的标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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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之后的岁月里，编纂权威的死亡数据报告，成为了人们最为关注的事情。但同重葬工作一样，北方人与南方人用以完成这一任务的资源是极为不同的。北方人不仅利用凯歌高奏的民族国家那正在扩张的官僚机构来重葬死难者，也用它来统计死难者数量。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军需部部长要求各战线进行埋葬信息普查，这一工作对死难者的统计做出了贡献。如我们所见，埋葬信息普查导致了重葬运动的开展，并使27册的《荣誉簿》得以产生。在列举坟墓信息的时候，《荣誉簿》也提供了一个联邦死难者总人数的近似值。军官们也曾下令，在每个联邦团解散前，指挥官须提交一份“退伍”名册，里面应囊括在内战中每一名曾在该团服役的士兵之姓名与命运——受伤、阵亡、病逝、逃跑、被俘或退伍。陆军部提供了一平方码的大纸，上面印有适当的标题，各团应填写一式数份。在编写伤亡报告时，威廉·福克斯主要依靠这些记录。他相信，这些记录“清楚准确地表明了他们所属团的死亡情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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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当过联邦军官后转为作家的约翰·W.德福里斯特，为一些质疑声给出了理由。在其1867年出版的畅销小说《拉夫纳尔小姐从分裂到效忠的转变》（Miss Ravenel’s Conversion from Secession to Loyalty）一书中，德福里斯特生动描绘了在内战结束时，一位军官在完成官兵名册时所遇到的挑战。上级命令，在部队解散前的三天内，指挥官应完成官兵名册的汇编工作。而此时的爱德华·科尔伯恩上尉，正被笼罩在“发烧与吗啡的乌云”之中，并面对着“大量连队记录”。尽管如此，他仍力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分配给他的任务。科尔伯恩说，在他的部队中，他是唯一自其创建之始便一直待在那里的人，他因而也是唯一有着必不可少的记忆的人。在工作了一整夜之后，他将完成了的记录交他人誊抄，然后晕厥了过去，继而卧床达48小时之久。我们不禁会猜测，或许威廉·福克斯曾读过德福里斯特的这部小说，或者福克斯意识到，他自己的数据便是依赖于这样的偶然记忆与偶然情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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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5年至1870年之间，陆军部注意到了它的记录之缺陷，先后发布了几份报告，上面公布了三个不同且递增的联邦死难者数字。1866年，《宪兵司令将军给陆军部长的最后报告》统计了279689位死难者；但在1869年初，陆军副官长将该数字修订为294416；一年之后，在对军医总监的一则问询的回复中，他所报告的死难者总数增至303504。1885年，作为陆军部新设置的统计员，约瑟夫·柯克利进一步修正了这一数字，将联邦死难者总数增加到了359528。在此之后，来自南部邦联监狱的新死亡信息带来了一个小调整，将694人增加到了总数之中，使之达到360222。这便是最广为接受的统计数据。[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