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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惠特曼也陷入了同样的压力。他着迷于这场战争的规模，这对他来说是衡量这场战争对民众影响的一个尺度。统计数据提供了一个能生动展示这场战争的规模与影响的方式。当战斗止息时，他立即使用了数字来对这场战争进行“总结”。他通过估算探望过的伤病员人数（“80000至100000”）来定义自己的经历。但为了理解并描绘这场战争，他则援引了死难者数字：推测有多少人完全没有被埋葬；多少人还埋葬在“迄今未找到的地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多少墓碑刻着“意味深长的字眼——无名氏”。即便他试图想象这些“数不胜数的”死难者，亦即他所说的“百万死难者”，但他将其中的每一个都视作自己罹难的亲人。他们既“无数”又亲密：“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最终都是我亲爱的人。”每名士兵对惠特曼而言都是“一个同我自己一样神圣的人”；每个人都是“我亲爱的战友”，即便他无人关注，没有姓名。在惠特曼看来，这一个个士兵代表了“真实的战争”，代表了这场毁灭性战争的真正意义。他之从一抽象到多以及他之寓多于一，既是政治的举隅法，也是诗歌的举隅法。惠特曼认为，要想理解哪怕是“这场战争之一隅”，就需要经常试着“成二十倍、甚至成百倍地……增加”具体战斗的“地狱般的景象”，以及他眼看着受苦受难然后死去的个体士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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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一与多的问题既挑战了北方人也挑战了南方人，它是这场战争的民众文化的核心主题。如此众多的死亡之意义如何才能被理解？反过来，在如此众多的死亡之间，一个人的死亡又怎样才能保持其重要性？《今夜波托马克河岸静悄悄》（“All Quiet Along the Potomac Tonight”）——一首联邦与南部邦联都说是自己的并广为传唱的歌曲——用讽刺手法讲述了一名士兵的死亡被不屑一顾的故事。这首歌唱道，在冗长的伤亡名单变得司空见惯的情况下，“这微不足道”：“偶尔死一两个列兵不会被算作一场战斗的新闻。”然而，这首歌的目的是寻回这个个体生命、这位丈夫与父亲的重要性：尽管在这个“静悄悄”的夜晚死去，但他却同在引人注目的喧嚣战斗中死去的数千人没什么两样。这首歌坚称，他是一个重要的人，尽管他没有被纳入统计。[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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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2年的《哈珀周刊》中，一篇题为《只有一个阵亡》（“Only One Killed”）的短篇小说重复了同样的主题。在作者所谓的“可怕的巨大灾难”中，个体的死亡不再重要，而这篇小说便表达了公众对这一现状的抗拒。在看到一则关于“一人阵亡”的报道后，故事主人公漫不经心地回应道，这则消息太不重要了，“根本不值得用电报打来”。坐在旁边的一个人，用“一双严肃忧郁的眼睛”“以沉默斥责”了这种没心没肺——后面的信息表明，这名阵亡士兵正是后者唯一的儿子。“唯一的儿子阵亡了！”（“Only one killed!”）作者惊呼，“我对这件事的感觉完全不同了！这则消息不再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报纸告示，而是一个眼前的严酷事实。”一与多的问题，是美国人所努力应对的“接受”问题之核心。“一百、两百、三百人阵亡或肢体残缺不全，想到这里令人难过；但我们只有具体到一个个事例，才能真正理解这一可怕的事情。”作者解释道。而这项工作，也正是他的小说试图做的。在听说自己所在旅在一场战役中“只有一个人”阵亡后，纽约州士兵查尔斯·刘易斯几乎选择了同《哈珀周刊》这位作者一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们说‘只有一个人’，但却从未想过，那个人或许正是某个人的全部。如果有一百万人阵亡了，那么就会有一百万个家庭‘只失去了一个亲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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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确认死者身份的工作一样，有着如《许多中的一个》《只有一名列兵阵亡》《只有一个阵亡》，或只是《唯一》这样标题的诗歌、歌曲与小说，试图保存众人之中的个体之意义。数字复杂化了这一理解。一方面，统计制造了平等：在战争死难者总数之中，军阶与差别消失了。但与此同时，数字也毁灭了个性——而个性却同平等之目的以及这场战争在民主层面的要务紧密相连。寻名个体化了死难者，统计则将他们聚集在了一起。这两种推力所要满足的需要虽然相反但却共存，这便是处理内战死亡问题的内在悖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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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多的距离和差异，并置并强化了两种源于内战经历的理解模式。在美国人产生于内战的意识中，伤感与讽刺一同发展起来。通过关注每个伤亡士兵的独特性与每场死亡的悲剧性，伤感从抗拒大规模死亡之不可理解性的需要中汲取力量。伤感是一个对抗数字力量的武器，一个对抗统计数据的均质化及其对个体的抹杀之武器。与此相反，讽刺源自对一个令人焦虑的基本情形之承认，源自对一种几乎不可言说的可能性之承认：在这场拥有不可抗拒的毁灭力量的现代大规模战争中，个体或许真的不会拥有重要性。在对待那名既是全部又“微不足道”的士兵问题上，《今夜波托马克河岸静悄悄》像整个内战时期的美国一样，既伤感，又充满讽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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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内战死难者的努力，仅只有部分同数字与伤亡报告有关，仅只有部分同国家对其公民的职责有关。统计死难者，也同一些超越了国家及其政策与职责的问题有关。如威廉·福克斯所言：“每个故事，甚至每个数据的故事，都有着一个寓意。”内战死亡数据的华丽辞藻提供了一种语言，人们用它沉思这场战争及其史无前例的浩劫对人类更深刻的意义，用它来探究在一个充满了大规模——并日趋机械化的——屠杀的世界中个体的地位。它关乎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中究竟什么才是重要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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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尾声 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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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死亡的消息走在我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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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思想紧靠着我走在我另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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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则走在两个伙伴中间，紧握着伙伴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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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惠特曼，《最近紫丁香在庭院里开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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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进入坟墓，约翰·帕尔默仍携带着那颗杀害了他儿子的子弹；亨利·鲍迪奇佩戴的手表上总是挂着用亡子的制服纽扣制成的表饰；直到死时，玛丽·托德·林肯仍穿着丧服；沃尔特·惠特曼相信，这场战争构成了他生命的“正中心、圆周与核心”；安布罗斯·比尔斯感觉“死者与死亡景象”萦绕在自己心头；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后的很多年中，简·米切尔仍希望她失踪的儿子最终能够回来；这场战争结束30年后，J.M.泰勒仍在搜寻儿子的死亡细节；亨利·斯特鲁布尔每年都会为那座误刻有他姓名的墓碑献上花圈。内战时期的美国人，带着悲伤感与失落感度过了余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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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总人口中，直接死于这场兵燹的人口超过2% ——这大致相当于1860年缅因州的全部人口，超过阿克肯或康涅狄格州的全部人口，是佛蒙特州人口的两倍，超过了佐治亚州或亚拉巴马州的全部男性人口。这些士兵已经历了许多美国人所谓的“剧变”，亦即从生到死的未知转变。不再是父亲、兄弟或儿子，他们已成为了尸体与记忆，其中数万人甚至没有载有死者信息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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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死难者已解开了死亡之谜，他们为幸存者留下了理解与解释这场剧变含义的工作。而生者也被改变了，被他们的所见、所为、所感与所失改变了。如比尔斯所言，他们被“判处存活”，被判处去理解内战死亡是如何重新定义了生命。南部邦联诗人西德尼·拉尼尔曾在1862年血腥的七天战役中作战，后被关进一个联邦战俘营受苦受难。1875年，他讲到，对他“那一代的大多数南部人”来说，“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他们的几乎全部生命，都只不过处于一种非濒死状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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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环绕着死亡的迷雾，使应对内战死亡的努力变得尤为困难。近半数死难者的身份仍未确认，他们死亡的事实只是一种猜测但却没有依据，他们生命逝去的环境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样的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真实的，因而也如丧亲者所描绘，是“无法接受的”。这些丧亲者意识到了，这种不确定迫使他们无法进行哀悼。生者忧心忡忡地，甚至“疯狂”地寻找着亲人的信息，以便为一个仍不完整的、其意义尚未明确的人生叙述画上句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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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识与理解上的危机远超出了死者身份无法确认的问题，对梅尔维尔所说的“众多事物根基”构成了挑战。人们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道德宇宙中——在这一道德宇宙中，超乎想象的浩劫已成为了日常的经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上帝在哪里？一个仁慈的神，怎能允许这样的残忍与这样的苦难存在？怀疑快要压倒了信仰——这是对上帝仁慈与灵魂不朽的基督教叙述之信仰，是对世俗生命的可理解性与目的之信仰。语言似乎无力解释；人们似乎无法理解他们的死亡——以及他们的生命——之意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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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既是战争浩劫的施加者，也是其受害者。他们既是屠夫又惨遭屠戮，这表明他们更接近野兽而非天使。面对着战争可怕的物质性，面对着它那关于肉体、伤亡、伤害与杀戮的基本经济，自负的人类似乎已一文不值。残缺不全且没有姓名的尸体，挑战了曾寓居其中的人类自我之为统一整体的观念，因为数万这样的自我已经支离破碎，消失殆尽。没有尊严、缺乏体面、死者身份不明的死亡，使此前人生的意义濒于消亡。美国人不仅失去了死难者；他们也失去了他们自己的生命——那种在这场战争前他们所理解的生命。如弗吉尼亚州的露西·巴克所言：“我们没有人能回到从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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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也是个幸存者。但同死亡的遭遇改变了它，死难者的牺牲让它承担起了新的责任。这场战争令人惊愕的巨大生命代价，使人们需要重新理解国家的命运，来确保如此众多士兵的献身是出于崇高的目标。如此巨大的苦难，不得不拥有崇高的目的——也即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这场战争期间所坚持认为的，它需要有一种“神圣的重要意义”。对于道格拉斯来说，这个目的便是自由。然而，真正的自由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权基础上，而这个国家却并不愿保障黑人拥有同等的公民权，道格拉斯的目的因而没有达成。奴隶制曾分裂了这个国家，然而在废奴主义遗产被遗弃的一个世纪中，种族等级观又使北方与南方的白人团结在了一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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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美利坚合众国那新的崇高命运，同其国家本身紧密联系了起来：它的军力日趋强大，它的国库日益丰盈，它的国土愈渐膨胀，它的影响力愈益扩大。关于国家主义的论争引发了这场战争；国家的力量已赢得了这场战争；战争的需求扩张了这个民族国家，使之获得了新的力量，令它承担起了新的职责。而这一发生了剧变的国家之团结与职责，都同它的“内战死难者”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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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的意义蕴涵在其代价之中。这个国家的价值与重要性，既源于为其存续所付出的人力代价，又为这人力代价所证明。这一等式使这个国家背负了债务。这一点是具有转折意义的。这是因为，国家履行其对死难者及其哀悼者的职责，需要大规模扩张联邦预算与官僚机构，并重构政府角色的概念。那些保存了士兵姓名与身份的国家公墓、抚恤金与士兵档案，涉及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崭新理解。在同死人打交道多年之后，埃德蒙·惠特曼自豪地讲，重葬工程代表了国家对一个“态度”的奉献。美国意识到，要想为死难者提供体面的埋葬与载有死者信息的坟墓，就需要进行这样的努力，付出这样的开销。它借此维护了它对超越纯粹物质主义与纯粹工具主义的价值观之信仰。如梅尔维尔所阐明，士兵并不是“技工”，并不只是日趋工业化的战争这台机器上的“轮齿”。而士兵之沦为技工与轮齿，也正是许多美国人所担心的。公民是自我——是超越了自身死亡的肉体与姓名，是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之命脉的个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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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难者”没有了目的动机，没有了政治主张，他们任由幸存者处置。他们一度充任了南北持续敌对情绪的寄存处。但到了19世纪末，他们已成为一项有利于南北联合的国家纪念工程之载体。内战的死亡与“内战死难者”属于整个国家。在这个重新联合起来的合众国中，“死难者”成为了一个想象中的民族共同体之焦点，成为了一个所有人都愿意为之服务的群体——“死难者、死难者、死难者——我们的死难者——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我们全部人的死难者（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最终都是我亲爱的人）”，沃尔特·惠特曼吟唱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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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在亚特兰大，威廉·麦金利总统在一场广受欢迎的演说中向南部宣告：“本着兄弟情谊，我们应当同你们一道照料南部邦联士兵的坟墓。在上帝旨意的指引下，思想与情感的变化使时机已经成熟。”在上一年中，“这些英勇的死难者”的子孙已在一场新的美利坚战争中赴汤蹈火；勇敢的南部邦联人，应像他们的北方对手一样，得到正式的纪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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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失望的是，士兵们所为之牺牲的原因，几乎被他们死亡的事实所掩盖。“死亡没有改变道德品质的力量”，在1883年的一场阵亡将士纪念日演说中，道格拉斯坚称，“即便我遗忘了其他一切事情，”这位年迈的废奴主义者宣称，“那些为自由而战者与那些为奴隶制而战者的差别，我却决不会忘记。”但即便是许多曾征战沙场的人也不这么认为。“勇士尊敬勇士。勇士/尊敬死难者”，安布罗斯·比尔斯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在这首诗中，他斥责了一位“在阵亡将士纪念日演说中，激烈反对装饰南部邦联士兵坟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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