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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据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说，“新史学”受到的责难包括：其分析方法未能把握能动的历史运动；计量方法只限于考察那些可以量化的课题和资料，从而使历史变得狭隘和细微；心理分析的解释更多地来自先入的理论而不是经验证据；社会学的模式过于抽象，不能阐释具体的历史现象；流行的意识形态偏见使历史学家倾向于认同于自己的课题，将自己的态度和价值放进课题之中；以大众为中心的史学模式不能容纳那些对塑造历史起过重要作用的杰出人物；等等。见希梅尔法布：《新史学和旧史学》，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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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西伦：《美国史学的实践》，第942—9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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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奥斯卡·汉德林：《历史中的真理》（Oscar Handlin，Truth in History），马萨诸塞州剑桥1979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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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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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西伦：《美国史学的实践》，第9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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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希梅尔法布：《新史学和旧史学》，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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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查尔斯·格兰特：《康涅狄格边疆村镇肯特的民主制》（Charles S. Grant，Democracy in the Connecticut Frontier Town of Kent），纽约196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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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菲利普·格雷文：《四代人：马萨诸塞安多弗殖民地时期的人口、土地和家庭》（Philip J. Greven，Four Generations: Population，Land，and Family in Colonial Andover，Massachusetts），伊萨卡197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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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关于殖民地史的研究状况，参见杰克·格林等编《英属美洲殖民地：关于现代早期的新史学论文集》（Jack P. Greene and J. R. Pole，eds.，Colonial British America: Essays in the New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Era），巴尔的摩1984年版；约翰·默林：《大灾难的受益者：美洲英属殖民地》（John M. Murrin，“Beneficiaries of Catastrophe: The English Colonies in America”），载方纳编：《新美国史（修订扩充版）》，第3—30页；伊恩·斯蒂尔：《从美洲印第安人、大西洋和全球的视野来实现美国殖民地史的突破》（Ian K. Steele，“Exploding Colonial American History: Amerindian，Atlantic，and Global Perspectives”），《美国史学评论》，第26卷第1期（1998年3月），第70—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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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美国革命史权威伯纳德·贝林曾说，关于美国革命的研究成果数量巨大，他怀疑有人已经或将来能够了解所有有用的著述。见伯纳德·贝林：《革命的面目：争取美国独立的斗争中的主题和人物》（Bernard Bailyn，Faces of Revolution: Personalities and Themes in the Struggle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纽约1992年版，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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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约翰·海厄姆：《美国历史的建构》（John Higham，“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载约翰·海厄姆编：《美国历史的重建》（John Higham，ed.，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62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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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西伦：《美国史学的实践》，第9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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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参见托马斯·本德：《整体和部分：美国史学综合的必要性》（Thomas Bender，“Wholes and Parts: The Need for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第73卷第1期（1986年6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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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劳伦斯·莱文：《克列奥、准则和文化》（Lawrence W. Levine，“Clio，Canons，and Culture”），《美国历史杂志》，第80卷第3期（1993年12月），第8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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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理查德·霍夫斯塔特：《1750年的美利坚：一幅社会图景》（Richard Hofstadter，America at 1750: A Social Portrait），纽约1971年版，前言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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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本德：《整体和部分》；托马斯·本德：《“大胆与谨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史学》（Thomas Bender，“‘Venturesome and Cautious’: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1990s”），《美国历史杂志》，第81卷第3期（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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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A.罗杰·埃柯克：《有时是艺术，从未是科学，但总是技艺：与伯纳德·贝林谈话录》（A. Roger Ekirch，“Sometimes an Art，Never a Science，Always a Craft: A Conversation with Bernard Bailyn”），《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51卷第4期（1994年10月），第6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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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埃里克·方纳：《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Eric Foner，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3），纽约1988年版，重点参见前言第2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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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美国政治史的衰落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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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长期是中国史学的主流，最近三十多年来，其内涵、方法和地位也悄然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持论乐观的学者觉得，虽然社会史的兴起给政治史带来了冲击，年轻学人对政治史的热情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政治维度对其他领域产生辐射，政治史的概念扩展，研究空间拓展，出现了社会政治史、政治文化研究等新的方向。[1]另有学者则略显中立，谈及“侧重基层社会、尤其‘吃喝玩乐’面相的史学，近些年已逐渐压缩政治、军事、经济等以前的史学‘重镇’”，语气中并不蕴涵大喜大悲之情。[2]另有学者却忧心忡忡，感到中国政治史遭受了致命的冲击，陷入了衰落状态；由于社会史的“渗透”和“策反”，政治史连身份也发生了动摇，不仅与社会史的边界模糊难辨，而且面临受其“同化”的危险。[3]因此，肯定和维护政治史在整个史学中的基础地位，就成了当前中国史学的重要议题。[4]然则中国政治史是否真正遭遇了危机，只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5]在这个学术“全球化”迅猛推进的时代，我们在看待中国政治史的现状和前景时，很难仅只孤立地从中国史学着眼，而需要参考国际史学的经验。2012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政治史在美国史学中的地位以及它与相关研究领域的关系，在与会者中间引起了激烈的辩论。[6]其实，这样的争论在美国史学界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如果对近百年美国政治史的兴衰略作评议，或许能为观察和思考中国政治史的状况及走向提供一种参照。当然，中国史学的历程与美国大不相同，即便在趋向上有某种一致，其步调也是相去甚远的，因之不能听到美国史学界有“政治史的危机”或“政治史的复兴”之类的说法，就联想到中国也必有相似的问题或趋向。在切实了解美国政治史的演变及其语境时，中国学者须保持清醒的差别意识，不必做简单的比附。中国政治史所面临的挑战，只能由中国史家用自己的治史实践来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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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学科地位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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