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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政治史同整个美国史学一样，也带有碎片化和过于驳杂的特点。如何采用某种宏大而有效的组织性概念，清晰地描述较大范围和较长时段的政治变迁，写出综合性的政治史著作，多年来一直是困扰美国政治史家的大问题。有学者开始思考整体的政治史线索。J.摩根·库赛尔依据社会科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借鉴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概念，提出了“总体政治史”（total political history）的设想。他主张通过运用“理性选择”模式，把政治的过程和结果界定为理性的政治行动者所做的一系列有意识的选择，这样就能把政治史的各个下属领域联系起来，克服“碎片化”的弊端，同时也能把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相关学科联系起来，克服历史学的孤立自足状况；此外还可重新思考政治史中的老问题，或提出在传统政治史和新政治史中受到忽视的新问题。[61]不过，这种以社会科学理论来改变政治史面貌的雄心壮志，在一个社会科学理论模式在史学中日趋衰落的时代，似乎没有激起多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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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研究范式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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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较为长远的学术史视野来看，对政治史的重新界定，体现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是新的研究范式不断出现，使得政治史在题材、路径、方法和解释等各方面，都呈现愈益丰富多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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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典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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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数千年间的“传统史学”，无分中外，实际上都是政治史。不过，就严格的学理而言，“传统史学”虽然在内容上以政治为中心，但它本身并不是现在所说的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政治史。把政治作为史学主题的做法，在史学史上可谓自古而然。德国史家德罗伊森说过，“历史之内容根本上是在处理国家问题”。[62]美国史家赫伯特·亚当斯喜欢引用英国学者爱德华·弗里曼的话：“历史者，过去之政治也；政治者，当前之历史也。”[63]这些口号式的格言，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18、19世纪欧美经典史学的基本特征。用美籍德裔学者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的话说，在这种历史中，“政治是一个决定因素，一切都可以环绕在它周围。政治为那个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统一性”。[64]也就是说，20世纪以前的史家之强调政治在历史中的核心地位，体现的是他们对整个历史和整个史学的理解，而不是对政治史的界定。在这里不妨套用吕西安·费弗尔的话说，“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史，有的只是历史”。[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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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纯以政治为主题的历史写作，欧美学界长期有批评的声音，其源头可追溯到伏尔泰。在20世纪初年的美国，也不时有人提出替代或平衡这种历史的主张。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爱德华·伊格尔斯顿就在1900年发出了“新史学”的倡议，强调要研究普通人及其生活，而不能过分关注政治、治国、外交和战争。[66]詹姆斯·哈维·鲁滨逊的《新史学》也呼吁打破政治独大的局面，提倡扩大史学的领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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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主张针对的并不是现在所说的政治史。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们所倡导的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历史研究的兴起，政治史才逐渐变成了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史学领域。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史学专业化的推进，史学内部的分工趋于明确，领域意识开始形成，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概念相继出现。在20世纪前半期，“传统史学”所蓄积的政治史能量尚未耗竭，而多数史家又往往把政治视为历史的支柱，于是，政治史在整个史学格局中仍居于主导地位。借用德国学者奥托·布伦纳1936年的话说：“任何纯粹历史的问题意识都从属于政治史。……从这一观点出发，所有的历史就其严格的词义而言都是政治史。”[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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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史变成一个具有学术自主性的研究领域的同时，经典政治史范式也告形成。这种范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国家为中心，以政治精英为主要角色，关注政治事件、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思想和政治人物，力图从社会和经济的维度来解释政治的变迁；在史料上倚重各种档案、政府公文和个人文集，其研究方法则以描述和叙述为主。这种政治史的旨趣，在于探讨政治教训，为国家服务，为理解当前政治提供参照和启发，甚至为政治团体和党派斗争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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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典政治史的成熟阶段，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史家，其中有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查尔斯·比尔德、卡尔·贝克尔等人。他们把政治领域与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结合起来考察，与19世纪以政治为主题的传统史学已有很大的区别。[69]例如，特纳以地域为核心范畴，讨论美国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独特性是如何形成的[70]；比尔德则强调经济利益对于政治的作用，特别是揭示了在联邦制宪时，政治精英的经济利益关切起了关键的作用。[71]在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政治史研究基本上在特纳和比尔德建立的框架内展开。到40年代，小阿瑟·施莱辛格写成了《杰克逊时代》一书，把经典政治史推到一个新的高度。[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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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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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期是经典政治史的黄金时代，但到了二战以后，这种范式遇到了质疑和挑战。1948年，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科克伦发表文章，批评以总统为中心的美国史框架，提倡向社会科学取法，以改变历史研究落后于时代的状况。他呼吁以州为中心来重写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美国政治史。[73]到了50年代，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不仅倡导引入社会科学理论来重新思考历史问题，而且身体力行，与戴维·唐纳德等人一起，尝试借鉴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来讨论政治现象，以“地位”而不是“阶级”来解释社会冲突。[74]李·本森在1957年撰文，对政治史的现状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他说，关于“美国政治发展”的解释缺乏统一的方法论，普遍依赖“印象主义的技巧和数据”，以致出现了五花八门、众说纷纭的局面。他还嘲笑那些研究美国总统选举的政治史家，他们在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时，却连“是什么”和“是谁”都没有弄清楚。[75]同年，理查德·麦考密克在拉格斯大学主持召开“建国初期美国的政治行为”学术研讨会，倡导开展政治行为研究，并相信这种研究可以“为美国文化的历史提供一种基础性的综论”。[76]所有这些言论和尝试，所针对的都是经典政治史的局限和困境，表明某种“新”政治史范式正在孕育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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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1年，美国版的“新政治史”终于取得了自己的出生证。这一年，李·本森推出《杰克逊民主的概念》一书，不仅为自己此前的主张提供了一个范例，而且给新政治史搭建了一个概念和方法的框架。他倡导在研究选举时使用计量方法，认为区分“系统的方法”与“印象主义研究”所用方法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看所提供的资料能否数量化。[77]他不再用经典政治史的经济和阶级范畴来解释美国政治，也摈弃了叙事性解释，试图从族裔和文化着眼考察美国政治。书里大量使用了计量资料，把杰克逊时代的纽约州政治作为一个案例，用量化指标论证了种族和文化对选举行为的影响。[78]与此同时，本森还同一群年轻的历史学者及政治学者一起，从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获得经费支持，把选举记录转化为可用机器阅读的数据库。在计算机技术普及之前，他们就选举史料的计量化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给新政治史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助益。[79]本森的成功吸引了一批研究生和年轻学者，他们群起效法。迈克尔·霍尔特、罗纳德·佛米萨诺、威廉·谢德、保罗·克莱普纳和理查德·詹森等人研究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的选举行为，形成了从族裔和宗教、而不是阶级或地域差异着眼来解释投票行为的路径。1968年，阿伦·博格把这种以计量方法研究选举行为的政治史，称作“新政治史”。[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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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新政治史孕育和成长的阶段，关于什么是“新政治史”，美国史学界曾有不同的看法。阿伦·博格的上述看法，只是其中一说。一些从事具体研究的学者提出，新政治史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众多人群和单位的政治经历的研究来探讨政治行为模式的变化，把理论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并系统地运用比较方法。[81]还有学者归纳说，新政治史的典型路径是，关注政治行为诸模式中的系统的规则性，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概念，聚焦于政党和选民，把它们视为大众政治行为和政策之间可测度的连接点（links）。[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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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森等人的研究实践来看，新政治史的“新”主要表现在，把关注的焦点从全国政治转向州和地方政治，把政治的中心从制度转向行为，把政治的角色从政治家变成普通民众。他们在研究中大量使用选举记录、选民登记和其他各种地方史料，在方法上则倚重政治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广泛采用计量手段。其旨趣在于构建某种选举周期理论和种族文化模式，揭示大众政治行为的特点，阐释政治运行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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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史并不是美国史学中独有的现象。法国学者勒高夫也提出了“新政治史”的理念，强调其“新”在于用社会学和符号学的方法来探讨权力。[83]不过，新政治史在美国的追随者并不多，按照这种范式来研究政治史的学者，始终只是一个小小的群体。而且，到了80年代，新政治史遇到严重的危机，它的两大支柱都受到了撼动：基于行为科学的社会科学理论假说，越来越难以解释历史上复杂的政治现象；适合于处理大量选举记录的计量方法应用于其他题材的有效性，也遭到越来越尖锐的质疑。[84]新政治史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没有培养足够的继承人，不足以同社会史和文化史抗衡，最终无力挽回政治史的颓势。[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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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史把基层政治和政治行为提到了核心的位置，对政治史后来的走向起到了某种导航作用。而且，新政治史自身也在演化，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新政治史的主将佛米萨诺在一篇书评中谈到，不能说新政治史已经消失，因为它仍在向前走，有些研究者已经迈入了政治文化研究的领域。[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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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治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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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政治史中的政治文化研究范式，并不是从新政治史演化而来的。用“政治文化”的概念讨论过去的政治现象，最初发育于政治思想史的母体上，并受到政治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滋养。政治学提供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研究范例，人类学促成了理解观念与行为关系的新思路，而心理学则引导史家关注人在政治领域的“内在经验”（涉及政治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在政治文化的视野中，政治不仅仅是权力运作的领域，权力也不仅仅体现为外在的控制方式；作为观念和符号的政治信念、政治话语和政治象征物，不仅包含复杂的权力关系，而且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动具有塑造和限制的作用。如果要把握政治制度的形成和运作，了解政治行动的由来和性质，理解权力关系的建构和运作，就必须考察通过语言、仪式和象征物而体现的政治态度、情感、信念和价值，进入到政治行动者的内心世界。按照这种路径来讨论过去的政治，就是政治史研究的政治文化范式。[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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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范式是由一批优秀的史家共同构建的。伯纳德·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通过对反英运动兴起中的政治言论的解析，发现了革命者观察和理解政治世界的方式，揭示了他们的希望、担忧、焦虑和恐惧，以及这种心态对于革命者行为的影响，从而描绘了革命发生的思想文化语境。贝林的学生戈登·伍德顺着贝林开拓的路径，对革命时期的政治理念与制度建设的关系做了全面而透辟的探讨，把早期政治文化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88]此后，踵继者甚多。他们沿着贝林和伍德的路径探讨19世纪前期的政治变动，建立了一种以共和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解释框架。[89]如果说贝林和伍德的路径与政治思想史仍有密切的亲缘关系的话，那么80年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研究就更带有文化史的特点。埃德蒙·摩根的《发明人民：人民主权在英美的兴起》，把“人民主权”这种抽象的政治观念作为一种具有实际政治意义的符号，并置之于具体的社会和政治的意义场中，考察它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塑造性影响。戴维·费希尔的《自由》则通过各种视觉形象和象征物，而不是常见的思想文本，来揭示不能阅读理论文本的普通人如何理解和表述自由的观念。[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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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涵盖政治思想，但政治文化的研究路径却与传统的政治思想史迥然不同。政治思想史关注是少数思想者的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政治学说史”或“政治哲学史”。以关于“自由”的思想史研究而论，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家假定有一个不变的“自由”概念，其变化主要体现在传播和阐释当中，而史家的工作就是揭示这种不变的逻辑或系统。美国思想史大家弗农·帕林顿、克林顿·罗西特、梅尔·柯蒂、路易斯·哈茨等人的著述，多少都带有这种特征。但贝林和伍德等人重视的是，实际的政治行动者怎样看待和思考他们所处的政治世界，怎样表述他们的思想、态度和动机。他们侧重研究实际政治活动中的政治言说，剖析其中包含的政治价值、信念和情感，特别是关注塑造政治行为的群体性、社会性和时代性的观念和态度，他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并不是静止不变的，特别是其中的核心政治价值，往往没有固定的、不变的含义，有的只是在具体语境中的具体表述。同时，他们把思想观念视为社会事实，而不仅仅是社会实际的反映。在他们看来，政治言说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与那些外在化的政治行动有区别，但也有直接的关联；只有从这种关联着眼，才能更好地解释思想观念在政治世界的作用和意义。所以说，他们的研究路径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政治思想史。[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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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由少数政治理论作家转向了众多的政治行动者，材料也就从凝固的经典文本变成了“众声喧哗”的政治表述。这类材料丰富而驳杂，搜求和解读也就有更大的难度。到了摩根和费希尔那里，解读思想观念的材料不仅只是语言文字，还包括仪式、行动、象征物等多种“符号”。更重要的是方法的革新。贝林和伍德等人不再把政治行动者的言论看成是一种宣传、辩解或掩饰，而相信其中包含了真实的想法和信念；通过解读这些想法和信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行动。以往，有些史家把观念视为行动的辩护或掩饰；50、60年代又有学者反其道而行之，倾向于把政治视为观念的产物。但贝林和伍德等人认为，观念不一定引发行动，观念的意义在于塑造和规范行动，因而了解观念的意义在于理解行动。这样就在方法论的层面上突破了僵化的因果分析，而转向了更加立体多维的意义阐释。这与后来的新文化史有相通之处。这些学者并未完全放弃文本分析，只是更加重视语境分析，旗帜鲜明地倡导“语境主义史学”。到后来，在新史学的影响下，政治文化研究更是从精英思想转向大众话语，侧重探讨底层阶级和边缘群体的政治态度和利益诉求。即使是那些研究民众集体行动的学者，也特别关注意识形态的作用。杰西·莱米什研究过纽约下层革命者的思想观念[92]；肖恩·威伦茨则深入讨论了早期劳工的意识形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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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研究的旨趣在于揭示观念与行动的关联，通过对观念的阐释来理解行动。乔伊斯·阿普尔比在论及“共和主义综论”的意义时说，在历史表述的层面，它重新描述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美国人所相信的思想观念，即认为共和主义而非其他类型的观念乃是这个时期思想的主流；在方法论的层面，它提出了解释观念何以介入事件形成的路径，也就是说观念对于行动具有塑造性的作用，或者说“实际”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社会建构性。在这种研究中，决策人物不再居于中心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塑造决策人物思想意识的社会力量。也就是说，通过共和主义的重新发现，历史学家看待过去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94]她的这番话比较透彻地揭示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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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赛尔谈到，当政治史作为一个领域在整体上呈衰落状态的时期，关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价值、态度等）、议会外集体行动（罢工、骚乱、民众暴力活动）和选举行为的研究却十分活跃。[95]的确，政治文化的研究打破了集中关注政治制度、政治领袖和政治事件的政治史范式，把观念和事件联系起来，并力图通过观念来理解事件。同时，它也突破了单纯的政治思想史路径，不再以解读“经典文本”为能事，也不是像“剑桥学派”那样着力揭示“经典文本”的知识语境及语言修辞。它关注的是与政治行动相伴随的政治观念，这样就把思想史带出了书斋，走进了各种公共场所，深入到政治行动者的内心世界之中。较之带有技术主义倾向的新政治史，政治文化研究关注思想和观念的复杂性、变动性和微妙性，更好地体现了史学的人文特性。因此，政治文化研究无异于给衰落的政治史注入了一支强心剂。[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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