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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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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社会是两个分开的范畴，但两者所涵盖的事物却存在复杂的关联甚至重叠。在经验研究中如何把握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可以轻率涉足但不易妥帖处理的问题。把社会和政治连在一起，牵涉面就超出了单纯的社会或政治的范围，而侧重两者的交汇或互动。塞缪尔·海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指出，无论对社会史还是对政治史来说，在社会与政治的联系中，在“社会变迁与更大的公共选择领域”的联系中，存在着巨大的理论潜力。[97]长期以来，一些史家借助社会学的理论看待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并以政治为立足点来展开研究，形成了社会政治史的研究范式。[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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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年代中期的美国史学界，有一些政治史家开始关注新的问题，运用新的史料，尤其重视对政治变化的过程和模式的分析，以探讨政治生活的深层模式。塞缪尔·海斯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的动向，倡导用社会分析方法开展政治史研究。他提出，社会分析方法之于历史研究，并不一定与社会性的历史题材相关，因为只要关注人类关系的结构和过程，就属于社会分析的范畴。这种诉诸社会分析的政治史，着重讨论的是“涉及权力在全社会分配的人类活动”。[99]可见，海斯是“社会政治史”的早期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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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社会史对美国政治史研究发挥愈益强烈的影响。政治史家引入多种社会学的分析范畴，借鉴社会史的研究范式，采用非精英的“从下而上”的视角，关注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政治经历，走出了一条研究政治史的新路。他们还重视宗教、族裔、性别、习惯等因素与政治的关系，促成了社会政治史与劳工史、妇女史、族裔史的“联姻”。于是，政治史领域出现了色彩斑斓、气象焕然的局面。[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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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史范式的出现，不仅给政治史增添了活力，拓展了政治史的边界，而且还开辟了从政治维度来解释社会现象的新路径。在美国革命史的研究中，种族和性别受到特别重视，出现了“黑人革命”“印第安人革命”和“妇女革命”一类的命题。[101]埃里克·方纳从社会政治史的路径重新解释重建的历史，特别重视获得解放的黑人所扮演的角色。[102]莉莎贝思·科恩考察了战后大众消费的政治意义，揭示了作为消费者的公民体现在经济市场中的民主理想。[103]伊莱恩·梅尝试把家庭置于政治文化语境中考察，探讨冷战初期的公共政策、政治性意识形态对私人生活的影响，构建了一种“国内遏制”（domestic containment）的历史叙事，从而在政治史、社会史、冷战史三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效的范式关联。[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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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史家关注基层社会的权力、秩序和治理，研究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与权力，并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待政治，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关系的演变。[105]有的学者考察了独立战争和建国初期的烹饪，在当时的食谱中发现了诸如“自由茶”（一种制作后用以替代进口茶叶的本地植物）“独立蛋糕”“联邦煎饼”“选举蛋糕”“民主茶点”等食品名称，于是用社会史和政治史的眼光，把这些食谱视为“社会政治文件”，力图在烹饪史、性别研究和政治史之间建立某种联系。[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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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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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说来，政策史是政治史领域的新生事物。它的产生，一方面是对政治史忽视政府和制度的回应，同时也是对“组织综论”（organizational synthesis）路径的继承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期，汤姆·麦格劳和莫顿·凯勒等学者不满愈益远离政府和常规政治的史学风气，发起政策史研究，倡导以历史的方法考察制度和政治文化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以及决策过程的演变，关注总统以外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在公共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可见，政策史研究乃是借助政策科学的政策分析方法，采用政治史的研究路径，对公共政策做历史分析。另外，政策史学者还希望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产生影响，为公共决策提供参考，因而带有“公共史学”的取向。[107]1987年《政策史杂志》创刊，1999年定期的政策史会议开始举办，这表明政策史已经走上了常规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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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策史一开始也面临一些难题：各大学的商学院和政府学院一般不设历史教职，而史学界又把政策史视为末流；提倡者构想了美好的研究旨趣，但在研究实践中并未加以充分贯彻。后来，随着史学界对政治制度、政治精英研究兴趣的复兴，政策史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由于政策的制订乃是各种政治角色（从官员到民众）互动的结果，政策的实施也涉及各种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生活，因而政策史有助于弥合精英取向和草根取向的分歧。从学科的科际关系看，政策史有可能把历史学（历史分析）、政治学（制度分析）和社会学（政策制定与社会运动的关联）结合起来，并为不同领域的学者提供合作的平台。[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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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史形成于政治史整体上备受冷落的时期，它在题材、方法和旨趣方面的特色，赋予政治史以新的可能性。它关注政府的决策，重视国家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把国家找回来”的呼声。[109]同时，它还关注制度性力量在政策形成和政治发展中的作用，重视美国政府的结构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因之可归入政治史领域的“新制度主义”路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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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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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史学界造成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同样可见于政治史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史家把权力关系置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和一切人类关系之中，与后现代主义关于“权力想象”的理念如出一辙。政治史家不仅发现了权力关系的建构性，而且还把文明、种族、性别、人民、民主、自由、平等、权利等重要的政治范畴也理解成社会和文化的建构，这与后现代的“去自然化”也可谓若合符节。摩根在《发明人民》中把“人民主权”说成是一种为了使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格局合法化的“虚构”；林恩·亨特则把法国“人权”观念理解为一种特定社会和文化语境的产物。[111]这些史家本身都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但他（她）们在理念和方法上都带有某些后现代主义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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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上文所讨论的政治史研究的各种范式，并不是一个按照时间顺序相续演进的产物，也不能说后出的必优于先前的。即便是式微已久的经典政治史也没有销声匿迹，它那种以国家和阶级为中心的路径以及叙述的方法，都给后来的政治史家带来了灵感。在当今美国的政治史家当中，有人仍偏爱经典政治史的路径，有人采用新政治史的范式，有人专注于政治文化，有人喜欢政治社会史，还有人欣赏后现代主义的理念。这些不同的研究范式，无论是作为历时性的演化，还是作为共时性的并存，既有相互竞争和博弈，也有相互砥砺和发明。不妨说，美国政治史正处于一个多样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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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四、学科自主性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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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一百年来政治史在美国史学界的起落沉浮，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趋势：政治史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有明显的萎缩，而在理念、题材、方法和解释能力等方面则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和革新，在总体上呈现一种开放、有活力和多样化的状态。不过，在这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史家长期为一个难题所困扰，即如何处理政治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如何在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合作中保持和维护学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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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治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十分复杂和纠结，以致政治史和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经常处在一个充满张力的网络中。美国史学界一度刻意排斥和贬低政治和政治史，由此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弊端。这一点很早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1969年，费利克斯·吉尔伯特面对社会史的急速兴起，感到政治已经失去了在传统史学中的那种特殊地位，禁不住提醒同行们，无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还是就历史研究的内容而言，政治都是不可能忽视的，因为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与政治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东西。[112]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和尤金·吉诺维斯对当时如日方升的社会史很不以为然，声称它处在“政治危机”中。他们认为，“割除了政治和困扰世界的斗争和紧张状况，社会史就容易变成人类学，或行为心理学，或功能社会学，因为这种政治和这些斗争与紧张状态处在社会的核心，必然建立在强制力的基础上”。[113]他们的说法暗含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但仍然触及了社会史强行割裂政治与社会的流弊。有些研究劳工史的学者也感到，在劳工史研究中过度依赖社会史的文化分析，而文化分析又与政治和思想意识没有关联，因之损害了劳工史本来的意义。[114]还有学者评论道，在美国史学界，经典政治史的题材早已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通常把政治边缘化，使政治与社会实际相剥离，这并不符合美国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实际，这样对待政治史也无助于理解美国历史。[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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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美国社会史家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有所意识。有的社会史倡导者承认，把政治从社会史中排除出去，只讲无名人物而忽略精英，不关注权力和战争的意义，并不能真正理解过去。[116]彼得·斯特恩斯在80年代初期看到，以往过分忽略政治，给社会史带来了问题，因而应当重新思考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努力把社会史和政治史联结起来。不过，他所说的这种政治史并不是传统史家笔下的那种“细致而自足的叙事”，而是作为过程和作为社会变迁一部分的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政治史”。它不仅关注选举行为、激进运动和普通人如何影响政治过程，而且同样关注精英，关注政治事件的社会影响。[117]然而，如何处理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如何把社会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长期是新社会史成长中的烦恼。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谈到，但凡论及社会史的碎片化现象的人都同意，社会史之所以迷失了自己的路径，乃是割断自己与政治的联系的结果；可是，也有人担心“把社会史置于政治的框架中”，又会导致传统观察方式的回潮。所以，“如何理解政治动员或行动与普通民众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乃居于新社会史的中心”。[118]由此看来，完全撇开政治的社会史是难以成立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和对待政治。[119]就连一心要远离政治的文化史家，最终也不得不承认，文化不仅受到社会结构的塑造，而且也塑造社会结构；如果说社会史将文化的变成了社会性的，而文化史则将文化的变成了政治性的。[120]也就是说，以往社会史家把文化视作被动地附属于或受制于社会，而文化史家现在则发现文化对社会具有自主的影响，其中包含权力的意蕴，因而也就具备政治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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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流风所及，连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这种原本同政治史有着亲缘关系的领域，在过去几十年也是一心关注种族、性别、宗教等范畴，避而不谈阶级和国际劳工运动对外交的影响。近期有学者指出，工人、劳动和战争等政治因素，在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中的重要性得到了重新认识，对这些问题的重视构成外交史研究的新方向。[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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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历史叙事中剔除或贬抑政治，既不符合过去的实情，也背离了当前生活的需要，更无助于史学自身的发展。有人厌恶政治史，是因为厌恶政治，觉得政治似乎总是与暴力和腐败联系在一起。但正如克雷格所说，对政治史的题材的态度，并不能成为排斥和反对研究它的理由。[122]有人抛弃政治史，是缘于对政治史长期在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感到不满。其实，对政治史一家独大的不满，也不能作为贬低甚至蔑视政治史的根据。荷兰学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说：“对政治史的攻击是在政治考虑的名义下发起的。……归根结底，马基雅维里、圭恰尔迪尼、黑格尔、德罗伊森——以及吕森——坚持说一切历史最终都是政治史是对的。”他进而断言，史学不可能同政治脱钩；“史学要么直接间接地是政治史，要么就什么都不是”。[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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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安克斯密特所说的政治史，并不是作为一个特定研究领域的政治史，而是强调一切历史终究都带有政治的内涵或属性。年鉴学派当年所排斥和蔑视的政治史，其实只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史，或者说是经典政治史。在法国，政治史也一直在变化，变化了的政治史远比经典政治史丰富多彩。勒高夫在1971年说，政治在当前以“权力现象”的面目现身，在社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在史学中也应拥有同样的地位；现在已由解剖学时代进入了原子时代，因而政治也从历史的“脊骨”变成了历史的“内核”（nucleus）。[124]他的意思是说，目前史学已分裂成许多细小的领域，因而政治的作用不再像过去那样支撑着整个史学的躯体，而是深入到史学的各个“细胞”中，成为其“核”，以新的方式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史家向来推重年鉴学派，勒高夫的话与美国史学界的反思和探索，可谓桴鼓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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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于政治史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纠缠交织，美国政治史家也长期面临“身份危机”的困扰。一方面，社会史和文化史对政治史带来了强烈的冲击，社会史家和文化史家从不同的方向切割政治史的领地，政治史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于是，社会和文化在政治史研究中受到很大的关注，而政治自身的特性反而被愈益淡化，不免使人产生政治史会变成社会史的担忧。另一方面，政治史还需要处理与外交史、法律史、军事史和宪政史的交叉与联结，需要面对妇女史、族裔史和底层研究所提出的各种新问题，这些纷至沓来的挑战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史的“身份”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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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家为了应对“身份危机”，反复强调政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反对把政治作为社会经济的反映或附庸，力图摆脱政治史对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依附，以此重建其学科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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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8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就围绕“把政治还给政治史”的问题展开讨论。据库赛尔当时的观察，美国政治史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研究者不再仅仅关注选举中体现的社会经济分歧，同样也重视选举和任命的官员如何制定政策，以及这些政策产生了什么社会后果。这表明他们力图从政治的视角来理解政治，把政治置于政治史的中心地位。[125]库赛尔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选举行为并不是政治的全部，而政策及其后果同样是政治的内涵；政治制度的结构和政治精英的行动对于政策的制定同样起作用。不过，他同时也强调，不能把社会或经济分析和政治史研究分离开来，政治史家要善于对政治做社会分析和经济分析，就像对政治做政治分析一样。[126]大致在二十年后，肖恩·威伦茨对查尔斯·塞勒斯的“市场革命”说提出批评，认为这类研究把政治的历史淹没在社会变迁的历史之中，把政治和民主视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副产品，而没有充分展现政治自身的重要性。他特意挑明，他的《美国民主的兴起》以“从杰斐逊到林肯”为副标题，就是意在重新肯定政治事件、政治观念和政治领袖在民主兴起中的作用。[127]另一些讨论“美国政治发展”的学者也强调，国家构建的参与者有着自主的方案和利益，绝非仅仅是一些对外部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做出反应的个人。也就是说，政治角色有着自主的意识和能力，而并不总是被社会经济力量推着走。于是，一批年轻的学者十分欣喜地看到，经过八九十年代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政治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得到了重新界定，政治变化的动力通常被视为来自政治领域自身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对外部社会压力的反应。[128]显然，这些学者反对片面从经济、社会的视角来解释政治，强调政治自身的特性及其对政治变迁的意义。这种从政治来讨论政治史问题的路径，旨在重新确立政治史的学科自主性。[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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