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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史在美国史学中仍有一定的声势。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存在或隐或显的权力关系。有些学者透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借助公共领域、象征、符号等概念，讨论各个历史时期的家庭关系、消费方式、新闻报道、时尚、服饰、文学、艺术、广告等现象中的政治内涵，研究教育、体育、旅游、娱乐中的资源分配和权力运作的变化等课题。可见，政治史家只要放开心态，扩大眼界，把政治和社会结合起来，就能在政治史和社会史之间发现共同开发和合作的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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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所有这些理念、题材和方法上的新动向，大多只是此前已有尝试的延续或发展，它们能在何种程度上齐头并进，聚集汇流，并最终形成另一种“新”政治史，这种前景目前似乎还不是十分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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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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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南：《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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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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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和卫国：《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反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08—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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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包伟民：《“地方政治史”研究杂想》，《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9年第3期，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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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文所引各说，所论仅只涉及中国史家对中国政治史的研究，而不包括中国史家对外国政治史的研究。从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刊物《历史研究》的发文比重来看，它在1981年刊发的111篇各类文章中，可以明确归入政治史范畴的有67篇，占总数的60％；在30年后的2011年登载的76篇各类文章中，相对肯定地属于政治史领域的文章有35篇，占总数的46％。同时，该刊2011年发表的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论文数量，三项相加，占总数的30％。可见，虽然政治史论文的比重在30年间有明显的下降，但新兴领域还没有达到与政治史平分秋色的地步。另据2013年5月17日从“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http://www.sinoss.net）获取的材料计算，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历届评出的41项一等奖成果中，政治史12项，历史地理6项，经济史3项，社会史1项，思想史1项，通史和文集等综合性著述18项。这些数据说明，政治史的领地确实有所收缩，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正在成长，但政治史作为中国史学领头羊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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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何芊、邵声翻译整理：《美国史研究的新题材、新方法和新取向》，《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第7、8—9、10—11、15—17、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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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塞缪尔·比尔、李·本森等：《历史学的新趋向》（Samuel H. Beer，Lee Benson，et al.，“New Trends in History”），《代达罗斯》，第98卷第4期（1969年秋季），第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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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西奥多·哈默罗：《关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思考》（Theodore Hamerow，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87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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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休·戴维斯·格雷厄姆：《政策史发育不良的经历》（Hugh Davis Graham，“The Stunted Career of Policy History: A Critique and an Agenda”），《公共历史学家》，第15卷第2期（1993年春季），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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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戴维·克里斯琴：《普遍史的回归》（David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历史与理论》，第49期（2010年12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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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彼得·斯特恩斯：《社会史与历史：进展报告》（Peter N. Stearns，“Social History and History: A Progress Report”），《社会史杂志》，第19卷第2期（1985年冬季）第319—334页；彼得·斯特恩斯：《社会史的现状和未来》（Peter N. Stearns，“Social History Present and Future”），《社会史杂志》，第37卷第1期（2003年秋季特刊），第9—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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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林恩·亨特编：《新文化史》（Lynn Hunt，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伯克利1989年版；维多利亚·邦内尔、林恩·亨特编：《超出文化转向之外：社会和文化研究的新方向》（Victoria E. Bonnell，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伯克利1999年版；劳伦斯·格利克曼：《“文化转向”》（Lawrence B. Glickman，“The‘Cultural Turn’”），载埃里克·方纳、莉萨·麦基尔编：《美国史学现状》（Eric Foner，and Lisa McGirr，eds.，American History Now），费城2011年版，第221—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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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硬”问题（如市场、人口、物价、工资等）和“软”问题（如权力的效果、道德、认知、价值、记忆、情绪等）的说法，来自弗洛伦希亚·马伦：《轮子上的时间：修正的周期与“新文化史”》（Florencia E. Mallon，“Time on the Wheel: Cycles of Revisionism and the‘New Cultural History’”），《西班牙语美国历史评论》，第79卷第2期（1999年5月），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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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见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201、209—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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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塞缪尔·海斯：《社会与政治：政治与社会》（Samuel P. Hays，“Society and Politics: Politics and Society”），《跨学科历史杂志》，第15卷第3期（1985年冬季），第481—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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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格雷厄姆：《政策史发育不良的经历》，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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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戈登·克雷格：《政治史》（Gordon Craig，“Political History”），《代达罗斯》，第100卷第2期（1971年春季），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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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威廉·洛克滕堡：《政治史的相关性：关于国家在美国的重要性的思考》（William E. Leuchtenburg，“The Pertinence of Political History: Reflection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ate in America”），《美国历史杂志》，第73卷第3期（1986年12月），第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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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J.摩根·库赛尔：《走向“总体政治史”：一个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案》（J. Morgan Kousser，“Toward‘Total Political History’: A Rational-Choice Research Program”），《跨学科历史杂志》，第20卷第4期（1990年春季），第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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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美国学者罗纳德·佛米萨诺指出，当社会史势头正盛的时期，史家普遍看重“政治的社会基础”；在新文化史蔚然成风以后，许多史家转而强调“政治文化”。社会史和文化史对政治的塑造性影响，于此可见一斑。见罗纳德·佛米萨诺：《政治文化的概念》（Ronald P. Formisano，“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跨学科历史杂志》，第31卷第3期（2001年冬季），第393—426页，重点参见第395页。在近期的中国史学界也出现了类似苗头。参见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第6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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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J.摩根·库赛尔：《把政治还给政治史》（J. Morgan Kousser，“Restoring Politics to Political History”），《跨学科历史杂志》，第12卷第4期（1982年春季），第5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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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林恩·亨特：《法国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Lynn Hunt，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伯克利2004年版；林恩·亨特：《法国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郑明萱、陈瑛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林恩·亨特：《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沈占春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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