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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肖恩·威伦茨：《多种美国政治史》（Sean Wilentz，“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ies”），《OAH历史杂志》，2007年4月号，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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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莱夫：《修正美国政治史》，第8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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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雅各布等编：《民主的实验》，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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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有美国学者指出，在政治史整体上处于“不景气”状况的20世纪60—80年代，美国政治史家从政治学那里得益尤多。见雅各布等编：《民主的实验》，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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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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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一些澳大利亚学者倡导新型政治史，但遇到了一些阻碍，主要是人们不肯放弃对政治的狭隘理解，即把政治视为“掌握权力的男性精英通过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而行使权力”。见斯图尔特·麦金泰尔：《政治史的新生》（Stuart Macintyre，“The Rebirth of Political History”），《澳大利亚政治和历史杂志》，第56卷第1期（2010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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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杰夫·埃利、基思·尼尔德：《社会史何以忽视政治》（Geoff Eley and Keith Nield，“Why Does Social History Ignore Politics?”），《社会史》，第5卷第2期（1980年5月），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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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塞缪尔·海斯：《美国政治史的社会分析》（Samuel P. Hays，“The Social Analysis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1880-1920”），《政治科学季刊》，第80卷第3期（1965年9月），第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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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海斯：《社会与政治》，第486、487—489、498—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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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从权力着眼来界定政治，并不仅仅是美国史学界的趋向。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在1971年谈到，在年鉴学派一统天下的时代，法国政治史开始谋求复兴，借助社会学和人类学关于“权力”以及“与权力相关的事实”的概念，取代原来对“国家”和“民族”的关注，以此作为政治的主要内涵，从而使政治史变成了“权力史”，得以突破表面，进入深层。见勒高夫：《政治仍旧是历史的脊骨吗？》，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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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托马斯·本德：《整体与部分：美国史研究需要综合》（Thomas Bender，“Wholes and Parts: The Need for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第73卷第1期（1986年6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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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社会史》（Alice Kessler-Harris，“Social History”），载埃里克·方纳编：《新美国史》（Eric Foner，ed.，The New American History），费城1997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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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约翰·加勒德：《社会史、政治史与政治学：对权力的研究》（John Garrard，“Social History，Politic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udy of Power”），《社会史杂志》，第16卷第3期（1983年春季），第105—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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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尤金·吉诺维斯：《社会史的政治危机：马克思主义的视角》（Elizabeth Fox-Genovese and Eugene D. Genovese，“The Political Crisis of Social History: A Marxian Perspective”），《社会史杂志》，第10卷第2期（1976年冬季），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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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凯斯勒-哈里斯：《社会史》，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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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丹尼尔·罗杰斯：《跨大西洋通道：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政治》（Daniel T. 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98年版，第2—3、20—32页。中译文见丹尼尔·T.罗杰斯：《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吴万伟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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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丹尼尔·罗杰斯：《社会政治的时代》（Daniel Rodgers，“The Age of Social Politics”），载托马斯·本德编：《在全球化时代重新思考美国历史》（Thomas Bender，ed.，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伯克利2002年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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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阿伦特谈到，政治是自由唯一可以存活的领域，而社会则是受到必需性支配的世界，政治一旦逸出边界而进入社会领域，或者把政治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必然使自由受到威胁乃至丧失。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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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法国史学界的情况可以作为佐证。雅克·勒高夫在总结法国“新政治史”的特点时说，它用“阳性政治”（le politique）的历史取代了“阴性政治”（la politique）的历史。法语中“政治”一词从阴性变成阳性，实际上是政治定义的扩展：“阴性政治”是狭义的政治，主要涉及与权力斗争直接相关的政治活动及政治制度，如选举、司法、战争、议会、政党等；“阳性政治”不仅包含上述内容，而且还扩展到同政治相关的一些制度、事务和行为，如货币、住房、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社会保障、文化活动、新闻媒体以及网络世界等。这就是说，政治史的题材得到了极大扩充。见吕一民、乐启良：《政治的回归——当代法国政治史的复兴探析》，《浙江学刊》，2011年第4期，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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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加勒德：《社会史、政治史和政治学》，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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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洛克滕堡：《政治史的相关性》，第589—590、6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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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交流：历史学的实践》（“Interchange: The Practice of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第90卷第2期（2003年9月），第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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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参见伍迪·霍尔顿：《美国革命与早期共和国》（Woody Holton，“American Revolution and Early Republic”），载方纳、麦基尔等编：《美国史学现状》，第24—51页；李剑鸣：《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史学集刊》，2011年第6期，第8—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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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雅各布等编：《民主的实验》，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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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彼得·斯特恩斯：《社会和政治史》（Peter N. Stearns，“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社会史杂志》，第16卷第3期（1983年春季），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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