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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肖恩·威伦茨:《多种美国政治史》(Sean Wilentz,“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ies”),《OAH历史杂志》,2007年4月号,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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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莱夫:《修正美国政治史》,第8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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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雅各布等编:《民主的实验》,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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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有美国学者指出,在政治史整体上处于“不景气”状况的20世纪60—80年代,美国政治史家从政治学那里得益尤多。见雅各布等编:《民主的实验》,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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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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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一些澳大利亚学者倡导新型政治史,但遇到了一些阻碍,主要是人们不肯放弃对政治的狭隘理解,即把政治视为“掌握权力的男性精英通过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而行使权力”。见斯图尔特·麦金泰尔:《政治史的新生》(Stuart Macintyre,“The Rebirth of Political History”),《澳大利亚政治和历史杂志》,第56卷第1期(2010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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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杰夫·埃利、基思·尼尔德:《社会史何以忽视政治》(Geoff Eley and Keith Nield,“Why Does Social History Ignore Politics?”),《社会史》,第5卷第2期(1980年5月),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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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塞缪尔·海斯:《美国政治史的社会分析》(Samuel P. Hays,“The Social Analysis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1880-1920”),《政治科学季刊》,第80卷第3期(1965年9月),第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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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海斯:《社会与政治》,第486、487—489、498—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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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从权力着眼来界定政治,并不仅仅是美国史学界的趋向。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在1971年谈到,在年鉴学派一统天下的时代,法国政治史开始谋求复兴,借助社会学和人类学关于“权力”以及“与权力相关的事实”的概念,取代原来对“国家”和“民族”的关注,以此作为政治的主要内涵,从而使政治史变成了“权力史”,得以突破表面,进入深层。见勒高夫:《政治仍旧是历史的脊骨吗?》,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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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托马斯·本德:《整体与部分:美国史研究需要综合》(Thomas Bender,“Wholes and Parts: The Need for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第73卷第1期(1986年6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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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社会史》(Alice Kessler-Harris,“Social History”),载埃里克·方纳编:《新美国史》(Eric Foner,ed.,The New American History),费城1997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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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约翰·加勒德:《社会史、政治史与政治学:对权力的研究》(John Garrard,“Social History,Politic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udy of Power”),《社会史杂志》,第16卷第3期(1983年春季),第105—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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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尤金·吉诺维斯:《社会史的政治危机:马克思主义的视角》(Elizabeth Fox-Genovese and Eugene D. Genovese,“The Political Crisis of Social History: A Marxian Perspective”),《社会史杂志》,第10卷第2期(1976年冬季),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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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凯斯勒-哈里斯:《社会史》,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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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丹尼尔·罗杰斯:《跨大西洋通道: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政治》(Daniel T. 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98年版,第2—3、20—32页。中译文见丹尼尔·T.罗杰斯:《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吴万伟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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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丹尼尔·罗杰斯:《社会政治的时代》(Daniel Rodgers,“The Age of Social Politics”),载托马斯·本德编:《在全球化时代重新思考美国历史》(Thomas Bender,ed.,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伯克利2002年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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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阿伦特谈到,政治是自由唯一可以存活的领域,而社会则是受到必需性支配的世界,政治一旦逸出边界而进入社会领域,或者把政治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必然使自由受到威胁乃至丧失。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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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法国史学界的情况可以作为佐证。雅克·勒高夫在总结法国“新政治史”的特点时说,它用“阳性政治”(le politique)的历史取代了“阴性政治”(la politique)的历史。法语中“政治”一词从阴性变成阳性,实际上是政治定义的扩展:“阴性政治”是狭义的政治,主要涉及与权力斗争直接相关的政治活动及政治制度,如选举、司法、战争、议会、政党等;“阳性政治”不仅包含上述内容,而且还扩展到同政治相关的一些制度、事务和行为,如货币、住房、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社会保障、文化活动、新闻媒体以及网络世界等。这就是说,政治史的题材得到了极大扩充。见吕一民、乐启良:《政治的回归——当代法国政治史的复兴探析》,《浙江学刊》,2011年第4期,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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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加勒德:《社会史、政治史和政治学》,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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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洛克滕堡:《政治史的相关性》,第589—590、6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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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交流:历史学的实践》(“Interchange: The Practice of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第90卷第2期(2003年9月),第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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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参见伍迪·霍尔顿:《美国革命与早期共和国》(Woody Holton,“American Revolution and Early Republic”),载方纳、麦基尔等编:《美国史学现状》,第24—51页;李剑鸣:《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史学集刊》,2011年第6期,第8—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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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雅各布等编:《民主的实验》,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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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彼得·斯特恩斯:《社会和政治史》(Peter N. Stearns,“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社会史杂志》,第16卷第3期(1983年春季),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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