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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有的中国学者主张回到汉语“政治”的本义来思考政治史，关注国家（政府）政策的制定（“政”）与执行（“治”），反对通过社会史的介入和改造来振兴政治史（见和卫国：《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反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10页）。这里需要留意的是，中国政治史的状况与美国大不一样，美国政治史家呼吁“把国家找回来”，恢复政治史的自主性，是因为美国政治史经过社会史、文化史的反复冲击而呈七零八落的局面，国家几乎从政治史中消失；而中国政治史虽然也受到了社会史和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但其中的社会和文化元素仍然十分稀少，许多新的学术主张还停留在理念的层面，而没有转化为治史的实践；而且国家也一直是关注的焦点，国家和精英仍然是政治史的主角，这时提出“把国家找回来”，排斥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介入，似乎缺乏必要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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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凯瑟琳·斯克拉：《新政治史与妇女史》（Kathryn Kish Sklar，“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 and Women’s History: Comments on 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历史教师》，第39卷第4期（2006年8月），第509—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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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戴维·蒙哥马利：《工人阶级史的趋势》（David Montgomery，“Trends in Working-Class History”），《劳工》，第19卷（1987年春季），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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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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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刘军：《政治史复兴的启示——当前美国政治史学发展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第86—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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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2006年11月在巴黎召开的一次政治史学术会议，即以该书为参照来讨论欧洲政治史的状况及前景。见罗曼·赫里特、波琳·佩雷兹：《大西洋两岸政治史的现状》（Romain Huret and Pauline Peretz，“Political History Today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政策史杂志》，第21卷第3期（2009年），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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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雅各布等编：《民主的实验》，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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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托德·谢泼德：《“历史乃是过去的政治”？档案、“受污染的证据”和国家的回归》（Todd Shepard，“‘History Is Past Politics?’Archives，‘Tainted Evidence，’and the Return of the State”），《美国历史评论》，第115卷第2期（2010年4月），第476—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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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006年11月在巴黎举行的一次政治史会议上，与会者提出了以下问题：能否把工人、少数群体和妇女整合进政治史的框架？当今国家和政治制度还具有与19世纪相同的意义、目标和力量吗？在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叙事中是否给外交政策留有余地？在一个认识模式发生危机的时代，能否在欧洲写出新的政治史以复兴这一领域而不重返过去的叙事形式？欧洲政治史学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美国政治史的现状。赫里特、佩雷兹：《大西洋两岸政治史的现状》，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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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第56、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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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阿伦·布林克利：《书写当代美国的历史：困境与挑战》（Alan Brinkley，“Writing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America: Dilemmas and Challenges”），《代达罗斯》，第113卷第3期（1984年夏季），第124—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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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记忆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探究借助发明（invention）和欣赏（appreciation）的过程而进行的关于过去的建构，是如何影响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的。在关于记忆的研究文献中，“politics of memory”（有时是“politics of identity”）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简单地说就是：谁要求谁去记住什么，以及为什么。但这种路径有一个后果，就是将记忆这个在根本上是文化性的概念，变成了一个政治概念；而且容易忽略其社会性的含义。从政治层面研究记忆的学者，往往没有谈及记忆对于社会文化关系的组织、分级和安排有何作用。参见康菲诺：《集体记忆与文化史》，第1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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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美国有学者运用“body politics”的概念分析奴隶制时代奴隶主和黑人对于奴隶身体的争夺，前者力图控制奴隶的身体以榨取其劳动，而黑人则力图通过对自己的身体的支配（如秘密聚会、跳舞）以抵制奴役。参见斯蒂法妮·坎普：《抵抗的快感：南部种植园受奴役的妇女和身体政治》（Stephanie M. H. Camp，“The Pleasures of Resistance: Enslaved Women and Body Politics in the Plantation South，1830-1861”），《南部史杂志》，第68卷第3期（2002年8月），第533—5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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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identity politics”或“politics of identity”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于美国的一种政治策略，号召以“身份群体”（按族裔、宗教、性别、性取向等划分的群体）的名义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通常不涉及更为普遍的社会目标。但在政治史研究中，“身份政治”是否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分析范畴，美国学者中间存在争议。参见温德尔·普里切特：《过去与现在的身份政治》（Wendell E. Pritchett，“Identity Politics，Past and Present”），《国际劳工和工人阶级历史杂志》，第67期（2005年春季），第3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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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关于现代社会的消费问题，本是社会史（消费方式的演变）和文化史（消费文化的形成和演变）的课题，但在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却也是一个与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和政治权利密切相关的问题，因此，采用政治分析的方式对历史中的消费和消费者进行讨论，可以看出消费在国家构建和公民权利演变中的突出意义。这种“消费者政治”（consumerist politics）的研究取径，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也开辟了政治史研究的新路径。参见谢里尔·克罗恩：《消费者的政治史》（Sheryl Kroen，“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Consumer”），《历史杂志》，第47卷第3期（2004年9月），第709—7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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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ethnic politics”包括两个方面：美国各个族裔为争取和维护本族裔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权利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各个族裔作为政治力量在政治竞争和选举中扮演重要角色。所谓“族裔政治”不仅涉及少数族裔与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权力分配，而且涉及不同族裔之间的权力关系。有的史家运用这个概念来分析地方政治变迁。参见詹姆斯·康诺利：《重构族裔政治》（James J. Connolly，“Reconstituting Ethnic Politics: Boston，1909-1925”），《社会科学史学》，第19卷第4期（1995年冬季），第479—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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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gender politics”关注性别之间基于历史和文化而形成的社会政治区分和权力关系，强调历史中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声张女性争取独立和平等的正当性。运用“性别政治”的概念进行历史分析的例子，参见伊莱恩·克兰：《阿比盖尔·亚当斯、性别政治与〈埃米莉·蒙塔古传〉》（Elaine Forman Crane，“Abigail Adams，Gender Politics，and‘The History of Emily Montague’: A Postscript”），《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64卷第4期（2007年10月），第839—8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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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雅各布等编：《民主的实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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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威伦茨：《多种美国政治史》，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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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据一个研究英国现代史的学者观察，最近几十年英国政治史的“理论和分析的趋向”，把研究“高层政治”（high politics）的“右倾史家”和研究大众政治的“左倾史家”拉得越来越近。这种观察大体上也适合美国史学界的情况。佩德森：《政治史的现状》，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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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种族问题与美国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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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20余年来的美国史学中，种族[1]问题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关于各个种族历史的研究成为具有前沿意义的领域，围绕种族问题引出许多激烈的学术辩论，少数种族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得到重新解释，种族被视为理解美国历史的一个关键范畴。如果不了解这种趋势的来龙去脉，不重视种族问题对美国史研究的影响，就难以看清美国史学的动向，甚至无法把握美国历史的特征。写作这篇短文的目的，正在于希望国内的美国史研究者能够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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