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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71 这些女性学者通常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为妇女史，她们的眼光往往超出了一般的美国革命史。她们把从殖民地建立到建国初期作为一个整体的时段，而将美国革命视为其间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以此来讨论它对于妇女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妇女史学中有一种通行的观点，认为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就比较高，家庭生活一直为抵御外在世界的风险提供了安宁的港湾，直到工业时代来临这一局面才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美国革命对妇女并没有多大的意义。1980年，玛丽·诺顿和琳达·克尔伯同时推出了各自的重要著作，对以往的早期妇女史框架发出了有力的挑战。[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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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73 诺顿出自美国革命史大家伯纳德·贝林门下，早年曾研究革命时期的效忠派，对于革命中的失败者怀有特殊的同情。后来她转向早期妇女史研究，对这个领域的许多成说加以质疑，尤其是否定了殖民地时期是妇女的“黄金时代”、是工业化造成了妇女地位下降的说法。在她看来，这种说法人为地拔高了殖民地时期妇女的地位，而对美国革命的影响则缺乏充分的估价。据她的研究，关于女性的角色和规范，在革命前就有鲜明的界定，社会（包括男性和女性）普遍相信女性较男性低劣，而妇女的自尊意识也不强烈。以往有学者也曾论及美国革命对妇女的影响，但其结论是影响并不大，即便有影响也是负面的。实际并非如此。美国革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性别关系格局，没有明显提升妇女的地位，但它对妇女产生了“难以抹去的影响”，从许多方面改变了妇女的生活。这种影响主要不是显现在法律和政治等公共领域，而是在私人领域，具体反映在家庭组织、个人志向、自我评价的变化等方面。妇女在革命中参与和观察了反英运动的各种活动及仪式，这对她们的思想意识有所触动；一旦经济抵制发生，妇女的家庭制作活动就具备了政治意义，从而使政治领导人留意到家务领域，改变了以往对女性角色的低下定位。而且，在革命年代，女性领域的边界也发生了变动，妇女开始主动介入政治，还有人提出了建立全国性妇女组织的动议。独立战争爆发以后，男性奔赴战场，白人女子不仅要承担家庭事务，而且还要处理从前不得涉足的公共事务。战争结束以后，受战时经验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美国的男子和妇女都开始反思关于女性特性和角色的负面观念，越来越多的家庭出现了较为平等的婚姻关系，父母对子女教养和婚姻的专断程度有所减轻，妇女的教育也开始受到重视。诺顿写道：“在革命前的世界里，没有人曾费力去界定家庭生活：私人领域看来是不重要的，而且妇女也难以逃离她们无法摆脱的命运。在革命后的世界里，家务和家庭的社会意义得到了承认，同时妇女也开始能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她的结论是，虽然对妇女来说“美国革命的遗产”是“含混的”，但是革命的平等话语为妇女争取权利的运动提供了语汇，共和主义教育也培养了最初的妇女领导人。[77]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革命也是一场妇女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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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75 克尔伯关注的问题与诺顿比较接近，两人的著作在材料和观点上也构成互补。克尔伯指出，殖民地时期人们普遍相信，公共领域乃是男人的世界，而女性只属于家庭生活；只有到了对英国实行经济抵制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妇女也可以越出私人领域而参与公共决策；独立战争则加速了妇女融入公共政治领域的进程。在革命中出现了如何界定女性的政治、经济和法律身份的问题，这给妇女改变社会地位造成了契机。于是，女性的角色，特别是妇女作为母亲的角色得以重新界定，相信母亲对于培养共和国有美德的男性公民负有责任。“共和母性”（Republican Motherhood）概念的提出，为妇女的政治行为提供了正当性说明：妇女在家庭内也能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通过把共和美德传递给儿子而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当然，从总体上说，妇女还处在边缘地位。从殖民地到革命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美国人对妇女能否认真对待政治普遍表示怀疑，不少女性也接受了这种观念。不过，虽然妇女在革命时期没有完全重新界定自己的政治角色，但是“共和母性”概念的出现，则对后来关于妇女与爱国主义的辩论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虽然从革命结束到共和国初期，关于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仍以传统看法为主，但是由于妇女的大力争取，加以得到革命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离婚作为妇女的一种权利开始受到重视。就教育而言，女孩的受教育机会还远不及男孩，但是革命后家庭生活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相信，受过教育的女性对于家庭、子女的教养和丈夫美德的维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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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77 诺顿和克尔伯的著作出版后颇受好评，但也遇到了批评。[79]像这种改写革命时期的妇女史而颇具学术深度的著作，此后并不多见。不过，有一个倾向倒是引人注目，就是有的学者把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结合起来，在讨论革命时期的妇女史时，特别重视非白人妇女的经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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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82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1706283342]

1706284383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四、美国革命史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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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85 在美国革命史研究中，关于革命的内涵和性质长期存在争议。詹姆森于1925年提出，不能将美国革命仅仅看成一系列的政治和军事事件，也要把它视为一种社会运动，因为革命在美国社会造成了多方面的变化。[81]虽然他没有使用“社会革命”的概念，但是这种理解美国革命的方式，在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然则伯纳德·贝林明确反对“社会革命”的提法，宣称“在任何明显的意义上说，美国革命都不是按社会革命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没有人刻意采取行动去摧毁、甚至去实质性地改变他们所熟知的社会秩序”。[82]但贝林的学生戈登·伍德又折回到詹姆森命题，认为“革命不是单纯的殖民地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造反”，同时也是“一场至为深刻的社会革命”。[83]在“新史学”兴起后，詹姆森命题又给予年轻一代学者很大的启发。不过，这时史家不再纠缠于是否存在社会变动，而是聚焦于发生了多少社会变动、特别有多少变动是沿着社会平等的方向进行的；他们也关注对革命后果的矛盾性的解释。[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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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87 如前文所论，新美国革命史学强调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主角地位，直接牵涉到对美国革命的内涵和性质的理解。新一代史家既然已将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经历视为革命的中心内容，那就意味着他们接受了美国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观点。这场革命不仅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且是一场由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所参与和推动的社会变革；他们的革命主动性，他们对平等和自由的追求，他们在革命期间的各种行动，赋予革命以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内涵。于是，以往那种侧重从政治、军事和思想的角度讨论美国革命的方式，就不可能受到这些史家的青睐，而詹姆森命题则再度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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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89 在平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视野中，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乃是真正的“人民”，而他们在美国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就使之变成了一场真正的“人民的革命”。不过，新美国革命史家在论及“人民的革命”时，采用了“旧瓶装新酒”的策略：他们借用“人民的革命”这个美国革命史学中的“传统”说法，而悄悄赋予它全新的含义。[85]这实际上是对“人民的革命”做出了重新界定。在纳什的《不为人知的美国革命》一书中，这一点得到了至为鲜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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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91 从一定意义上说，《不为人知的美国革命》乃是新美国革命史学的集大成之作。纳什在书中严厉地批评了以往美国革命史学的局限，称其未能充分重视参与独立战争的“各色各样群体的生活和劳动，牺牲和斗争，极度的混乱，以及希望和恐惧”；他呼吁扩展“革命时期美国社会的概念”，考虑从这一社会的“高度多样性和零碎性”中产生的“多种议程表”。他的意思是说，革命时期的美国不是只有白人，更非只有白人男性精英，而是一个多种族、多族裔和两个性别的社会；这些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卷入了革命时期的斗争，革命对他们产生了形式和程度不同的影响；一部真正的革命史，应当包括所有这些人的经历。他进而宣称，他自己要讲述的美国革命，乃是真正的“人民的革命”。[86]可以说，他关于“人民的革命”的表述，体现了新美国革命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重新界定“人民”，也重新界定“革命”，由此形成一种全新的“人民革命”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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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93 在以往的美国革命史中，“人民”无疑是指参与和支持独立战争的英属殖民地白人男性居民。然而在新美国革命史家看来，这种“人民”的概念存在极大的局限。扬谈到，班克罗夫特在他的《美国史》中也很推崇“人民”，可是他说的“人民”乃是政治领导人的追随者，连技工之类的群体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遑论其他底层和边缘人群。[87]纳什在论及《不为人知的美国革命》的写作目标时说，他要写出“生活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三百万高度多样化的人民中每一个构成部分”对革命的参与。[88]纳什这里所说的“三百万高度多样化的人民”，具体包括哪些人呢？雷·拉斐尔自告奋勇地替他做了具体说明：他们是“从公民转化而来的士兵”、妇女、“非洲裔美利坚人”、“土著美利坚人”、效忠派、中立分子、城市居民、农场主、律师和商人和奴隶主；他们中既有施害者，也有受害者；有的有真正的信仰，有的则没有。他们大多属于“普通人民”，在许多不同的层面“创造历史”，在革命的每个阶段都扮演关键的角色。[89]可见，这种“人民”除开独立阵营的白人中下层男性，还有妇女、黑人和印第安人，甚至包括激进的效忠派。它不以政治立场划界，实际上涵盖了精英领导人以外北美居民中的每个族裔和每个阶层。较之以往美国革命史中的“人民”，这种“人民”包罗广泛，成分复杂，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精英领导人的追随者，而是具有独立自主的政治意识的革命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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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95 革命参与者范围的扩大，必然引起对革命内涵的新的理解。以往美国史家无论对美国革命作何种界定，都会以争取和维护独立、建立新国家为基本内涵。但是，新美国革命史学所说的“革命”，其内涵和外延都大为扩展，几乎囊括了英属美洲大陆殖民地范围内所有人群争取自身权益的所有活动。无论是支持独立，还是反对独立；无论是站在美国一边，还是站在英国一边；无论是愿意参战，还是拒绝参战；也无论属于哪个性别和种族；只要他（她）们在革命期间用行动和言词表达了自己的权利诉求，采取了争取自由和平等的行动，就可以得到“革命者”的称号。于是，美国革命被愈益宽泛地界定为一场成分复杂、目标多样和角色众多的社会运动。在新美国革命史学的几位代表人物看来，作为“人民的革命”的美国革命，在内容上主要包括：普通农场主、技工和劳工领导反对帝国政策的运动，推动殖民地走向独立；以逃跑来争取自由的奴隶发动自己的革命；妇女坚信“两性平等”，坚持保留婚后的财产权利；受到迫害的异教徒追求“宗教活动自由”；军队中有的士兵反对官阶不平等；印第安人坚持和捍卫部落的主权；面临失去土地危险的农场主采取集体行动以保卫自己的财产；坚持出版自己想要出版的东西的出版商，反击压制其出版自由的举措；自命的民主派支持普通人投票、拥有官职和评判其统治者的权利。[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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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97 然则在新美国革命史家看来，这样一种“人民的革命”，其结果却是以背叛“人民”的革命目标而告终的。这些史家不仅强调革命是由“人民所进行的”，而且关注革命在何种程度上是“为了人民的”。可是，他们却颇为失望而愤怒地发现，革命的结果对“人民”是非常不利的。在年轻的学者特里·布顿看来，当以往的史家把美国革命称作“人民”的胜利时，他们所持的是建国者使用过的那种狭隘的“人民”概念，即仅指白人男性；其实，即便是白人男性对于革命的结果也颇感失望：革命中创建的政府不过是为了革命精英的利益，而普通民众的独立则受到了颠覆，新宪法就是这种反革命和反民主的胜利的象征。从革命后期开始，新政府所实行的偏向富人的政策，与此前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压迫”非常相似，所引起的后果也如出一辙。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便想“重新发动革命”，以反对富人的主张及其所造成的艰难局面，要求使财富更加平等。但是，新宪法为“民众的改革”设置了“巨大的障碍”。[91]泰勒的研究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体现了一个相同的主题：在远离革命风暴中心的缅因边疆地区，普通定居者和大土地投机者之间的斗争时起时歇；革命时期大土地投机者的势力受到抑制，可是到了革命后期，革命的目标遭到了“大人物”的背叛，普通民众重新打出革命的口号，自称“自由之士”或“自由之子”，与边疆大土地投机者进行斗争。[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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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99 既然美国革命最终按照精英设定的目标而结束，“人民”的革命目标并未达到，那么这场“人民的革命”就是一次“未完成的革命”。具体说来，奴隶制没有废除，黑人尚未获得自由和权利，印第安人遭受了惨重的损失，退伍老兵的利益没有得到保障，下层劳动者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革命所诉诸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没有涵盖妇女、无财产者、黑人或印第安人，此后用去几个世纪的时间，才最终兑现了革命关于平等的承诺。因此，18世纪的美国革命并未成功，“革命精神的火炬”需要传递给下一代。[93]依据这种论说的逻辑，1794年的“威士忌叛乱”，就是这一“火炬传递”的第一站。这次事件中的反叛者叫做“自由之友”，他们拥护美国革命的原则，其反抗行动在内容和细节上与当年的反英斗争十分相似；而当权者则称“秩序之友”，他们在言行上则基本类似此前的效忠派和英国政府。这种对比表明，对于反抗压迫的底层民众来说，革命确实没有完成，革命的原则仍然是有效的原则。[94]另外，妇女的经历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经过革命，妇女仍然处在政治社会的边缘地带，而此后美国妇女的政治史，不过是一个妇女为自己完成革命的未竟之业的故事。[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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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401 通过对“人民”和“革命”的重新界定，这些史家就等于是彻底改写了美国革命史。他们笔下的革命，涵盖所有反抗既定秩序，特别是反抗精英主导的观念和制度的言行，其内容之广泛，成分之驳杂，差异之鲜明，冲突之激烈，都是前所未见的。至此，美国革命变成了一个奇异的多面体：它既是政治革命，也是思想革命；既是社会革命，也是种族革命；既是普通民众的革命，也是一场“奴隶起义”。一言以蔽之，它是“未处在拥有权力和特权位置的人们眼中的美国革命”，是一场来自社会中下层的、不一定是白肤色的“无名者”的革命。如果没有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理念、梦想和流血牺牲”，美国革命就不会发生，就不会按照人们现在所了解的轨迹运行，就不会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中间产生那么大的反响。[96]显然，这样一种“人民的革命”，是一场淡化甚至消解了“建国之父”痕迹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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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403 而且，这种“人民的革命”也必定是一场激进的革命。不过，这种革命的激进性，与以往美国史家的理解迥然不同。也就是说，新美国革命史学对革命的激进主义也做了重新界定。在美国史学史上，除了“共识”史学外，多数史家都承认美国革命是一场激进的革命，只是对它的激进性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贝林指出，美国革命的激进性表现在它“不仅创立了美利坚政治国族（political nation），而且塑造了将在这个政治国族中得到发展的文化的永久特征”。[97]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极大地扩展了詹姆森命题，宣称革命使“美利坚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上最开明、最民主、最具商业头脑和最现代的人民”。[98]在他看来，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是一种“社会激进主义”，强调平等观念、现代化、内地移民、资本主义和福音派基督教在美国社会转变中的作用。[99]显然，这些史家所说的“激进性”，是对美国革命整体特征的判断，而且是着眼于革命所造成的巨大变化。然则新美国革命史学所强调的激进性，主要是从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角度来立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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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405 扬曾谈到，研究美国革命的学者通常从两个方面来使用“激进主义”一词：一是指“自由之子社”和塞缪尔·亚当斯等人所持的激进主张，二是指关心“谁来在国内统治”或争取个人自由的不自由者的诉求和活动。[100]他接着提出了自己对激进主义的新理解，认为革命时期存在多种激进主义：有产生于“潘恩的《常识》所体现的希望”的激进主义；有战争年代士兵、海员和奴隶懂得了“摆脱屈从的经验”所带来的激进主义；有八九十年代因“期望未能满足而产生的失意”所引起的激进主义。所有这些激进主义都产生于社会的底层和边缘，都对精英群体构成冲击，从而促使他们缔造或稳固了对自己有利的体制。[101]纳什则进一步发展了扬的观点，声称自己使用的“激进主义”一词，是指“倡导整体改变和猛烈转型的主张，这种主张植根于某种对更好未来的理想生活的憧憬，而那些在与大不列颠的争执不断发展过程中对所经历的情况最为不满的人们，正是抱有这样的想象”。他接着说，这种激进主义的内涵包括重新分配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的权力；摧毁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抛弃“保守的精英思想的根深蒂固的模式”；“拉平社会”以缩小顶端和底层的差距；终止奴隶制和边疆居民为了土地而杀戮印第安人的企图；满足妇女实现公共表达的愿望。而且，这种激进主义与“用民主改造社会”的“多种面目的运动”相联系，只有这种激进主义才是“真正的激进主义”。[102]显然，纳什所说的“激进主义”是一个“复数”，涵盖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各种主张和行动，所针对的是一切社会上层精英，不论这些精英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也不论他们是革命的领导者还是革命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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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407 可见，按照新美国革命史家的理解，如果说美国革命是一场激进的革命，那么只有对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来说才是如此。诚然，在以往的革命史中，这种“激进主义”并非完全没有人提及，但它只是作为“主角故事”的陪衬，其“潜台词”无异于说它在革命中遭到了失败，难免于被边缘化的命运。然则新美国革命史家特别强调，代表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激进派，在革命中的确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采取行动推进了革命运动；虽然他们有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迫使革命精英做出让步，采取了一些违背其本来愿望的举措。因此，在讲述革命时期的历史时，如果仅只关注那些知名的领导人，而不包括“来自下层的激进冲动”，就只能导致一种“有缺陷的、被删节的历史”。[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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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409 进而言之，对“人民的革命”和“革命激进主义”加以重新界定，与美国革命史学中长期流行的“双重革命”[104]说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早就有史家注意到，美国革命实际上是由两场交织在一起的运动所构成的，一是反对英国和争取独立，一是建立一个共和主义的新社会。不过，只有在进步主义史家那里，“双重革命”说才成了一种明确的说法。卡尔·贝克尔指出，美国革命乃是两场运动的结果，一是争取自治和独立的斗争，即“争取内部自治”；一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即解决“在内部由谁来自治”的问题；而且，后一场运动更为关键。[105]也就是说，美国革命既是一场殖民地从英国争取统治权的革命，也是北美社会内部不同力量争夺统治权的革命。詹森沿袭了这一思路，用“外部革命”来指前者，用“内部革命”来指后者；而且，他集中研究的是后者。“老左派”史家受到进步主义史学的启发，也持类似的看法。赫伯特·摩累斯在1944年提出，“第一次美国革命”乃是两个运动的结合，一是争取“自治和国家独立”的运动，一是“美国人民”中间争取“更加民主的秩序”的运动。在讨论劳工在革命中的双重目标时，菲利普·方纳借鉴了摩累斯的说法，认为一方面劳工和其他人一起争取“国家独立”，另一方面劳工和其他民众一起争取“更为民主的秩序”；他们实现了第一个目标，在第二个目标上却遭到了失败。[106]可见，“老左派”史家的“双重革命”说，与进步主义史家已略有不同：他们把争取独立的革命看成精英和民众的共同努力，而把争取民主秩序的革命视为民众反对精英的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新美国革命史学的“双重革命”说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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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411 在莱米什的论著中，新美国革命史学的“双重革命”说出现了雏形。他提出，美国革命实际上包含两场革命，即精英的革命和底层民众的革命。[107]纳什基于对美国革命“议程表”的复杂性的理解，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双重革命”说。他认为，虽然革命时期的美国人都立志要“创建一个新世界”，但这个“新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不同的人群提出了不同的答案，这就使得美国革命不是一场单一的革命。革命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上层是温和而保守的精英革命，下层是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激进革命。[108]泰勒通过对边疆地区事变的考察，也发现了美国革命的这种两重性：“有财产和有地位的绅士”把革命看成是“实现国家独立的战争”，并要把对政府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普通民众则认为，革命意味着保护“小生产者”不受“有钱人”的侵害，他们追求的革命是要使他们获得和占有自由持有土地的最大化。[109]在布顿看来，独立后革命精英的政策与当年英国的政策很相似，而革命后期普通民众反抗革命精英的压迫的斗争，与当年反对英国压迫一样具有激进革命的性质；因此，美国革命既是殖民地反抗英国压迫的革命，也是普通民众反抗国内精英压迫的革命。这样一来，一部美国革命史，就变成了一个普通民众争取和捍卫“民主”、而建国精英背叛和压制“民主”的故事。[110]埃里克·方纳也把美国革命说成是一场双重斗争：争取独立，并决定独立后美国应当是一个什么社会。[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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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413 从对“人民的革命”“革命激进主义”和“双重革命”的重新界定来看，新美国革命史学实际上构建了一种精英和民众二元对立的革命史观。据这些史家的看法，民众与精英的分歧、对立和斗争，构成美国革命的“主旋律”。一方面，在革命的历程中，精英领导人对《独立宣言》中的平等理念做了狭隘的理解，没有做出“更人道、更民主”的选择，因为他们不希望发生社会革命。那些起草和签署《独立宣言》与联邦宪法这两个立国文献的人，大多“反对大众民主和社会平等”。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奴隶，不少人对民众的政治诉求和行动大加抨击；他们虽然在《独立宣言》中承认“人民”有权利“改变或废除”政府形式，但他们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政府之后，却不再允许“人民”“改变或废除”他们创建的政治结构和秩序，毫不留情地镇压民众的“政治反叛”。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则力图把《独立宣言》的原则贯彻到精英“不想去尝试的生活的其他方面”，极力改变现存的不平等状况，“把政府结构激进化”。如果说精英领导人乃是“传统的建国者”，那么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就是“革命的建国者”。后者大多是名副其实的激进派，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社会或政治体制。他们使革命离开了“传统建国者”所希望的方向，“使革命变得更加革命”。联邦宪法的制定同样是一场民众和精英之间的激烈斗争。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对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判断截然不同，所提出的政治诉求也是针锋相对的；可是，政治精英却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一个比各州政府更加远离民意、更加倾向于富人的全国政府，虽然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果，但却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112]就思想取向而言，这种民众与精英二元对立的史观显然旨在颂扬民众而贬抑精英，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根据这种史观，民众既然处在现存秩序和权力体制之外，那么他们的主张和行动，无论手段和后果如何，都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而精英地位优越，总是怀有自私的目的，对民众抱有疑惧和敌意，并利用已经掌握的权势来谋取更大的利益，从而损害民众的利益。可见，新美国革命史学在夸大民众的作用和影响的同时，总是把精英的动机和行动加以“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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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415 长期以来，美国革命一直被说成是一次“民主革命”。然则在最近四五十年间，越来越多的史家倾向于对“民主”做出具体的分析。新美国革命史家大多肯定美国革命的民主特性，但是他们声称，革命的“民主”取向主要是通过普通民众的斗争来体现的，而那些“辉格派领导人”在革命中的主要活动，不过是对“户外民众”的积极行动表示担忧，并极力抑制革命中出现的“民主”趋势。一个研究弗吉尼亚革命期间的社会冲突的学者谈到，许多精英领导人强烈反对“民主”和“平等”，“民主”和“平等”并非他们在宣布独立时所自动赋予，而是民众通过不断斗争而争取来的。民众主张自己统治自己的权利，要求制定更加公平的法律，这实际上是在挑战精英的权威。[113]这无异于说，美国革命既是一场“民主革命”，也是一场“反民主的革命”；前者是民众的革命，后者是精英的革命。这种看法，显然是“双重革命”说和“二元对立”史观的逻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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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417 总之，在最近几十年来的美国革命史学中，不仅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在美国革命中的经历及其意义得到了充分的铺叙和阐释，而且美国革命史学中的所有重大问题，诸如“社会革命”“人民的革命”“激进主义”“双重革命”和“民主革命”等命题，也都经过了检验和重新界定，以此完成了对美国革命史的重构，造就了一种全新的美国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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