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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五、意识形态与革命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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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应当如何看待这种全新的美国革命史呢？1995年，扬曾这样评论美国革命史研究的新趋向：研究成果数量大增，领域、课题、地域和观点愈益多样化；社会转型成为一个中心课题，讨论革命后果的论著数量甚多；劳动者、农场主、黑人和妇女等过去被剔除的群体受到了较多的关注。[114]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当前的状况，不过只触及了美国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层面。如果从思想的层面来说，意识形态与学术探索的关联和互动，乃是新美国革命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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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历史研究的复杂纠葛，可以说是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问题。经德国史家兰克塑造的19世纪欧洲的经典史学，强调历史学家的超然立场和历史知识的客观性。虽然史家无不带有各式各样的偏见和臆断，但是他们非但不肯公开承认这一点，反而极力加以掩饰，把自己打扮成历史的代言人。类似的观念和做法在美国史学中也颇为常见。到了20世纪前期，进步主义学派的几位主将，特别是比尔德和贝克尔等人，率先对超然立场和客观性发出质疑和挑战，明确倡导相对主义的史学观念，不再隐讳史家个人和群体的立场。及至60年代，特定的政治和思想倾向更成了史家公开佩戴的绶带。他们不再自诩为历史的代言人，完全放弃了过去那种遮遮掩掩的姿态，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是在代表特定群体来表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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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的出现，一般认为与60年代美国的社会变动和政治激荡相关。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美国在60年代处于冲突和动荡之中。但是在有的学者看来，这个时期的美国社会比通常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这十来年里，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国人普遍对未来充满希望，并努力在国内和世界实现“伟大的期望”。与此同时，不满现实、主张变革的声音也随处可闻，各种反对既定秩序、挑战现存权威的思潮和运动，经民权组织、反战团体及底层穷人的发动和参与，也呈现强劲的势头。此外，不少年轻人挑战传统价值，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吸毒、群居和摇滚乐盛行一时。然而，多数美国人仍然按照传统方式生活，仍然对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的改善满怀信心；在大众文化中，温情脉脉的家庭气氛仍在延续，公益团体和宗教组织仍在积极活动。在知识界，质疑主流价值的激进主义倾向，倡导传统价值的保守态度，可谓同时并存。因此，60年代也有“两极化和碎片化的时代”之称。[115]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多样化的时代，不论是在生活方式还是在思想倾向方面，美国人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可选择的余地明显扩大。虽然普通美国人并未很深地卷入当时的各种运动，但知识分子则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和积极的参与意识，尤其是在与种族和性别有关的领域，学术与政治的关联更加显著，不同的信念与立场之间充满了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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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时代的大语境中，美国史学也有新的动向。随着越来越多的平民子弟、少数族裔成员和女性学者进入历史研究领域，以往史学仅为权贵学问的局面即不复存在。而且，这些新进的学者特别关注自己所来自的阶层和群体的经历，刻意挑战美国史学的既有研究范式。这种趋向被称作史学的“民主化”。与此同时，“新史学”，特别是“新社会史”迅速兴起，“自下而上的历史”大行其道，基层社会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大量新史料得到发掘，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计量方法成了“新史学”的两大支柱。总之，历史研究在思想取向、领域、题材、方法和解释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术与政治的边界出现交叉重叠，各种政治思潮直接渗入史学领域，以致历史研究带有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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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史学无疑是政治和学术紧密结合的突出例子。虽然林德、莱米什等激进史家声称自己是“客观真理”的坚定追求者，明确反对相对主义的立场，致力于把史学变成科学，但是他们用左派观点看待和诠释过去，并积极参与美国历史协会领导权的竞争。这些激进史家关注“剥削、支配和压迫等问题”，认为既然现存的支配模式乃是在历史中形成的，那就说明它也是可以被废除的。他们在追溯这些模式的起源时，把重点放在普通民众而不是政治精英身上，关注群体而非个人，重视人的角色，而不是强调“抽象的或一般的变迁过程”。此外，黑人史和妇女史也是两个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领域。许多少数族裔和女性学者基于对自己的族裔特性或性别特性的理解，大力争夺与族裔和性别相关的历史话语权，排斥、打击和贬低其他的研究者，把历史研究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政治问题。按照这些史家的逻辑，黑人的历史只能由黑人史家来写，妇女的历史也只能由女性学者来研究。他们反对把黑人和妇女说成是种族压迫或性别统治的受害者，认为这种貌似同情的取向，实际上是对黑人和妇女的丑化。这些学者认为，虽然黑人和妇女长期遭受压迫和歧视，但他（她）们用积极的行动来塑造自己的经历，而不是仅仅在压迫和歧视中痛苦地呻吟。这些史家刻意渲染黑人文化的非洲特性，大力缩小美国文化对黑人的影响；高调肯定妇女独特的价值观和自觉的抗争意识，着力描述她们的反抗活动。[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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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自然也出现于美国革命史领域。新一代美国革命史家与其前辈反其道而行，毫不隐讳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取向。莱米什就曾宣称，历史的叙述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域，“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不能继续允许有权势的人替没有权势的人说话”。他提出“自下而上看美国革命”，倡导研究“没有权势、无言和贫穷的人们”在革命中的经历。[117]1966年，他特意写了一本题为《走向民主史学》的小册子，集中讨论E.P.汤普森、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林德、扬、诺曼·波拉克和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等一批研究普通民众的史家，称他们不喜欢“偏向精英的历史”，而致力于发掘非精英的史料，写作一种不同的历史，揭示了普通民众在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性和激进性。他把这种研究路径称作“民主”的取向，是“尊重和同情多数人”的史学。[118]他还特意说明，他并不是在宣扬要把普通民众都看成“光荣的革命者”，而只是强调要摸索一种“发掘那些不能言表者的意识形态和他们的行动之间的联系”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自下而上看历史”。[119]纳什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革命史学的变化也有评论，称历史学家背景的高度多样化，导致了“对历史财产的再分配”，于是，“美国革命现在不再是少数人而是许多人的财产”。[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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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论及，新美国革命史学的意识形态特征，可以概括为平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三股思潮都以平等为价值基础，都包含强烈的民主诉求，它们既是民主社会的产物，又以推动民主为指向。它们投射到美国革命史研究中，照亮了那些长期被忽视和被边缘化的群体，使他们在革命中的经历变得格外醒目。因此，三股思潮在很大程度上交织互补，相互支撑，相互强化，产生了任何单独一种思潮都不可能具备的巨大塑造力，推动了对美国革命史的重构。新美国革命史学几员主将的研究兴趣，正好体现了三种思潮相辅为用的特点。纳什既关注革命时期的城市平民，也研究革命时期的黑人；诺顿先涉猎效忠派，后研究妇女；泰勒最初研究革命年代边疆的普通定居者，后来转向研究革命时期的印第安人。经过这些史家改写的美国革命史，时段加长，内涵扩充，重点改变，角色增多，革命的性质和意义也迥然不同。这种新的美国革命史，反过来又为平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输入了新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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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整个激进史学一样，新美国革命史学也经历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曲折历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激进史学曾受到美国当局、有关大学和史学界的排斥、贬抑和打压，不少学者遭解雇，并被列入黑名单；其著作不能出版，或者是在出版后受到刻意的冷落和抨击。[121]莱米什和林德是新美国革命史学初期的两名骨干，其博士论文都未能及时出版，后来在学术和职业上都经历了许多坎坷。莱米什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时，其同事丹尼尔·布尔斯廷表示欣赏他的海员故事，但不喜欢他对阶级的强调；威廉·麦克尼尔则对他说：“你的信念干预了你的学术。”1966年他的聘任合同到期，校方没有与他续约。1971年，设在威廉—玛丽学院的美国早期历史与文化研究所举办庆祝美国革命200周年学者代表大会，林德和莱米什都没有受到邀请。[122]他们两人的遭遇说明，新美国革命史学曾深陷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之中，起初的前景并不十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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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激进史学开始引起关注，其学术成就也渐渐得到了史学界的承认。[123]这个转变的发生，同美国政治文化和学术氛围的变动直接相关。一方面，经过多种激烈的社会抗议运动，社会观念和舆论风气均为之一变，平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拥有越来越多的同情者，激进史学所蕴涵的意识形态也不再那么招人反感。另一方面，“新史学”声势愈盛，成绩斐然，激进史学因其与“新史学”有着天然的盟友关系，也随之走出了暗淡的处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西洋两岸的一批激进史家，包括E.P.汤普逊、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乔治·鲁德、赫伯特·古特曼、尤金·吉诺维斯、埃里克·方纳等人，以其精深的研究、新颖的视角和透辟的立论，为激进史学挣得了巨大的荣誉，这有助于史学界摆脱政治偏见而相对公允地看待激进史学的成绩。同莱米什和林德当年的遭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激进史家埃里克·方纳和加里·纳什都担任过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方纳还当选过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纳什则主持了全国历史教学标准的制定。纳什主持制定的历史教学标准体现了“新史学”的取向，也带有激进史学的痕迹。当这套标准受到美国舆论的责难和抨击时，不少学者出面为之辩护。[124]这些事例表明，激进史学在美国史学界的地位业已大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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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新美国革命史学已取得强大的学术和思想优势，而传统的美国革命史研究似乎开始退居守势。从新美国革命史学的视角出发，一部美国革命史，哪怕是一部美国革命简史，倘若不用相当的篇幅来叙述底层阶级和边缘群体的经历，就必受诟病。一位英国学者写了一本仅有二百余页的简明美国革命史[125]，可是有书评作者就批评他未能很好地处理妇女和黑人在革命时期的经历，对印第安人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没有考虑到美国的建国理念与强化对黑人的奴役以及“灭绝或迁徙印第安人”之间的矛盾，对普通人的革命活动也缺乏具体描述。[126]任何一种研究妇女与美国革命的论著，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土著或黑人妇女，也会被认为是一个显著的缺点。[127]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颇受好评，并获得了普利策奖，但仍不能让扬这样的激进史家充分满意，因为伍德采取了一种“依附—独立”“不平等—平等”的二元对立观念，没有充分吸收近20年的学术成果，书中看不到海员、学徒、契约仆、无地农民或贫困化的退伍军人的身影，也听不到争取自由的黑人、妇女和印第安人的声音。[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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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当今美国史学界关于美国革命史只有一种写法。实际上，不少史家仍然坚持精英史学的路径，另一些学者则极力在传统路径和新范式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相对说来，近期出版的精英史学作品数量更多，也更易于博得一般读者的欣赏。在21世纪之初，关于建国精英的题材，无论是学术性的著述，还是通俗读物的写作，一时蔚然成风，故有所谓“新建国者热”之说。[129]而且，还有人基于意识形态立场对新美国革命史学进行讨伐。托马斯·韦斯特在1999年推出《捍卫建国者：美利坚起源中的种族、性别、阶级和正义问题》一书，针对“建国之父”屡受新史学潮流冲击而声誉大损的局面，出面为他们做辩护。不过，他的辩护又引起了意识形态化的反击，有学者指责其书带有保守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啻是从现实需要出发滥用历史的典型。[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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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革命史领域极富影响力的学者，伍德对激进史学也颇有微词。他多年来致力于平衡精英研究与底层研究，并未把考察美国革命的视野局限于少数“建国之父”，而着力探讨革命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所造成的深刻变动。他自认秉承了进步主义史学的余绪，重新回到了“从贵族制向民主的转变”的主题。即便如此，他的著作仍然受到激进史家的批评，而他本人对美国革命史学中意识形态盛行的局面也深为不满。他写道：“在当今社会，许多学者都看到不开明的、狭隘的平民主义泛滥成灾，而联邦主义者的精英论看来也并不是那么糟糕。”他认为，如果说进步主义史家由于过度关注当时普通人与企业主的斗争，从而不恰当地表现了革命时期的历史，那么目前人们对种族和性别的过度关注，也对革命史写作起了同样的作用。对于采用“人民的主动性”来解释一切历史变动的做法，伍德似乎也不以为然。照他看来，在殖民地时期，政治参与的兴起和扩大并非来自民众的主动争取，而是精英诉诸本地民众以取得有利于自己的政治优势的结果；到了革命时期，美国政治向民主的转变也主要不是民众斗争的产物，而是因为那些在政治上崛起的新精英，质疑和挑战社会权势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必然联系，倡导社会平等，从而为普通人进入政治领域打开了大门；而且，在革命后民主政治的兴起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政治家。[131]他这种立论的矛头所向，显然是“平民主义”的美国革命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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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新美国革命史学在学术上确有不少出色之处。许多史家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对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经历做了具体描述，并把革命时期各种不同群体的希望、恐惧、期待和诉求，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均置于革命的框架中加以阐释，由此得到一幅色彩驳杂、丰富生动的革命画面。于是，长期遭到遮蔽和剔除的革命内容得以重见天日，革命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对革命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理解也大为深化。换句话说，美国革命不再仅仅是一场“建国之父”领导的争取独立和创建新国家的革命，它是同时并存的多种革命的复合体，其中有精英的革命，有普通民众的革命，有妇女的革命，有黑人的革命，也有印第安人的革命。于是，英文的“美国革命”一词，就从“单数”（the American Revolution）变成了“复数”（American Revolutions）。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发生的美国革命只有一个，而史家所描述的美国革命却呈现不同的形态，而且相互之间处在矛盾和冲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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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新美国革命史学的这些成绩，是在史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取得的。关于革命的绝大多数材料乃是精英留下的或是与精英有关的，而涉及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史料，不仅稀少和零散，而且大多经过了精英气息的熏染。新美国革命史家的过人之处，正是从如此有限的材料中发掘了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革命经历。然则他们的缺陷也恰恰与此相关：由于材料不足，他们难以对史事做出细致而条贯的描述，在许多地方不得不借助引申和推测。例如，纳什在讨论反英的思想意识对黑人追求自由的影响时，完全是出于推断，而没有多少经验证据来支持。[132]同时，也是由于材料单薄的局限，同以精英为主角的美国革命史相比，新美国革命史著述多少显得支离破碎。更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论，新美国革命史学并不纯粹是一个学术现象，其孕育、形成和流变，与美国社会风气、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有着复杂的关联，因而还存在其他严重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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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什在《不为人知的美国革命》中提出，美国革命同时存在几条不同的战线，即对抗英军的军事战线，黑人造反的战线，印第安人反对美国扩张的战线，以及革命阵营内部相互冲突的战线。[133]但是他提到的这四条战线，非但不能涵盖美国革命的主要内容，反而混淆了美国革命的主流和支流。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其他新美国革命史学著述中。综观两百多年来关于美国革命史的讨论，可以看出它至少包含三种相互关联的历史运动，即独立战争、国家构建和社会改造。这三者都牵涉到革命的全局，而精英的观念和行动在其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换言之，由精英主导的这三种运动乃是美国革命的主流；至于普通民众的自发行动，他们对革命战争的参与和支持，以及边缘群体的诉求和活动，固然是革命的内容，但只是其支流。新美国革命史家片面强调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作用，刻意贬低甚至“丑化”建国精英，容易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美国革命乃是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一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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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美国革命史家大多是乐观主义者，他们相信人类不断改善的可能，并希望某一次革命能够一劳永逸地为这种改善开辟道路。于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对革命的规范研究引入了对革命的经验研究，混淆了革命的实际目标与革命的理论目标，用理想的革命标准来衡量实际发生的革命，以此揭示美国革命的种种欠缺和不足。历史地看，美国革命需要完成的任务，一方面是摆脱英国的控制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另一方面则是把这个独立的国家建成一个不同于欧洲诸国的共和制国家。这实际上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为了做好这件事，需要对美国社会进行适当的改造，对社会关系做出一定的调整。对主导革命进程的精英来说，通过革命来建立一种有利于他们继续控制政治权力和社会核心资源的体制，并以此来结束革命，无疑是最理想的方案。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受到革命的激励，提出了各自的利益诉求，但是他们的主张和愿望本身并不是革命的目标，而且以当时的形势和他们所处的位置，也不可能进入革命的“议程”。可是，新美国革命史家依据革命后几百年美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认定革命者当初应当一举解决后来美国人用了几百年才解决的各种问题：废除奴隶制，承认黑人的平等和自由；解放妇女，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格局；满足穷人的愿望并保障其权利；承认印第安人的独立和主权，维持部落生活的条件。可见，新美国革命史家是依据后来的社会状况和意识形态来为历史上的革命制定“议程”，这样做显然违背了基本的史学规范。然则这些史家都接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许多人乃是成熟的历史学者，难道他们不了解史学的基本规范吗？究其缘故，可能是他们在面对意识形态和学理要求的冲突时，轻而易举地舍弃了后者，而满心喜悦地拥抱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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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就史学常识而言，“美国革命史”和“革命时期的美国史”是两个范畴，后者可以包容前者，而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对英国的战争，战时的经济和社会改造，各州和联邦的立宪，关于奴隶制存废的争论，这些无疑是革命史的内容；而同一时期的边疆冲突，制宪以后的民众造反，印第安人部落的活动，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作用的变化，这些虽然与革命有着某种关联，但是只能属于革命时期美国史的范畴。新美国革命史家的惯常做法，就是把革命时期的美国史，统统阑入美国革命史的范围。诚然，实际发生的革命乃是一种过去实存，革命者对于他们所做的事情有自己的理解和界定，而后世的历史学家也有权利做出不同的认知和解释。但是，无论怎样做都必须受到历史主义意识的制约，不能脱离基本的历史条件而随意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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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关于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在革命时期的诉求和活动，也应当加以区分，不能一概视作革命的内容。普通民众发起或参与反英活动，参加大陆军对英作战，在战争时期打击“效忠派”和支援军队，参与制定或修改宪法，推动和参与政府变革，这些活动写入革命史自是理所当然。除此之外，在革命期间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事件，如民众不愿参加大陆军，拒绝缴纳税收，军中士兵哗变甚或围攻革命政府；这些事件在道义上是否正当固然可以商榷，但是至少不应视作“革命”行动。至于革命后一些地方民众起事以反对政府，只是合法政府治下的社会抗争，不能因为它们发生在紧接革命之后，或者因为它们的矛头指向了精英主政的政府，就把它们视为革命的组成部分。妇女积极参加支援革命的活动，或者通过家庭生产而维持战时经济，这些属于革命史的范畴；而她们在角色和身份意识方面的变化，则是革命的影响或连带反应，本身不属于革命的一部分。对于黑人和印第安人在革命时期的活动，更需慎重辨析。黑人参与反英活动和加入大陆军，自然属于革命的行为；而那些投奔英军阵营以获取应许自由的奴隶，则另当别论。另外，革命期间许多印第安人部落站在英国一方，协助英军袭扰边疆居民和革命军队，这在道义上也许有其合理性，但是并不能因此进入美国革命的范畴。[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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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美国革命史家还常用后出的观念来改造历史。他们忽视历史时间的制约，任意上推或下延美国革命的时限；或者不顾历史常识而使用当代术语，如用“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s）来替代“黑人”（Negroes），用“土著美国人”（Native Americans）来指所有部落的印第安人，用“黑人建国者”来称呼某些黑人活动分子，还把妇女活动分子塑造成现代女性主义者。这实际上是用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所形成的社会观念来改造革命时期的美国史，其“时代倒错”是显而易见的。此外，有些史家还忽视《独立宣言》的历史语境，把其中为反对英国统治而辩护的具体话语，视作真空中的抽象观念，从而怀疑或否认宣言起草者的诚意；或者依据这些话语与其实际作为之间的反差，来谴责他们“背叛革命”。诸如此类批评建国精英的手法，都带有非历史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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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富于反讽意味的是，革命时期的黑人奴隶、印第安人、妇女、甚至普通白人，在采取许多行动时并没有革命的意识，也没有把自己视为“革命者”，而后世史家却慷慨地把“革命者”的桂冠戴在他们头上，把他们的各种诉求和行动都贴上“革命”的标签，由此制造出“黑人的革命”“印第安人的革命”“民众的革命”或“妇女的革命”等种种史学神话。这生动地体现了现实政治、特别是意识形态对历史知识的强大塑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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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海员对约翰牛》作序时，匹兹堡大学教授马库斯·雷迪克谈到，莱米什为之奋斗的史学理念包括“‘从下往上看’的阶级视角，坚持在史书中长期被排除在外的人们的历史创造权，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明显联系”。[135]这些当然不只是莱米什一个人独有的理念。另一些激进史家也明确表示，他们之所以欣赏民众及其领导人，正是由于其（经济或政治的）“平民主义”。[136]显然，对于新美国革命史家来说，为历史上和史学中长期遭到排斥的群体“打抱不平”，既是他们治史的政治动机，也是追求学术影响的有效途径。这些史家在研究和写作时，有意或无意地打开了意识形态这个“潘多拉之盒”，在成功地改写美国革命史的同时，也制造了一种他们或许没有料到、也无法控制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局面。一部美国史学史反复揭示，历史在被“文本化”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或明或暗的政治和伦理争端，关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自然也难以成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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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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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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