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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人民”和“革命”的重新界定，这些史家就等于是彻底改写了美国革命史。他们笔下的革命，涵盖所有反抗既定秩序，特别是反抗精英主导的观念和制度的言行，其内容之广泛，成分之驳杂，差异之鲜明，冲突之激烈，都是前所未见的。至此，美国革命变成了一个奇异的多面体：它既是政治革命，也是思想革命；既是社会革命，也是种族革命；既是普通民众的革命，也是一场“奴隶起义”。一言以蔽之，它是“未处在拥有权力和特权位置的人们眼中的美国革命”，是一场来自社会中下层的、不一定是白肤色的“无名者”的革命。如果没有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理念、梦想和流血牺牲”，美国革命就不会发生，就不会按照人们现在所了解的轨迹运行，就不会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中间产生那么大的反响。[96]显然，这样一种“人民的革命”，是一场淡化甚至消解了“建国之父”痕迹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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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种“人民的革命”也必定是一场激进的革命。不过，这种革命的激进性，与以往美国史家的理解迥然不同。也就是说，新美国革命史学对革命的激进主义也做了重新界定。在美国史学史上，除了“共识”史学外，多数史家都承认美国革命是一场激进的革命，只是对它的激进性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贝林指出，美国革命的激进性表现在它“不仅创立了美利坚政治国族（political nation），而且塑造了将在这个政治国族中得到发展的文化的永久特征”。[97]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极大地扩展了詹姆森命题，宣称革命使“美利坚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上最开明、最民主、最具商业头脑和最现代的人民”。[98]在他看来，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是一种“社会激进主义”，强调平等观念、现代化、内地移民、资本主义和福音派基督教在美国社会转变中的作用。[99]显然，这些史家所说的“激进性”，是对美国革命整体特征的判断，而且是着眼于革命所造成的巨大变化。然则新美国革命史学所强调的激进性，主要是从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角度来立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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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曾谈到，研究美国革命的学者通常从两个方面来使用“激进主义”一词：一是指“自由之子社”和塞缪尔·亚当斯等人所持的激进主张，二是指关心“谁来在国内统治”或争取个人自由的不自由者的诉求和活动。[100]他接着提出了自己对激进主义的新理解，认为革命时期存在多种激进主义：有产生于“潘恩的《常识》所体现的希望”的激进主义；有战争年代士兵、海员和奴隶懂得了“摆脱屈从的经验”所带来的激进主义；有八九十年代因“期望未能满足而产生的失意”所引起的激进主义。所有这些激进主义都产生于社会的底层和边缘，都对精英群体构成冲击，从而促使他们缔造或稳固了对自己有利的体制。[101]纳什则进一步发展了扬的观点，声称自己使用的“激进主义”一词，是指“倡导整体改变和猛烈转型的主张，这种主张植根于某种对更好未来的理想生活的憧憬，而那些在与大不列颠的争执不断发展过程中对所经历的情况最为不满的人们，正是抱有这样的想象”。他接着说，这种激进主义的内涵包括重新分配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的权力；摧毁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抛弃“保守的精英思想的根深蒂固的模式”；“拉平社会”以缩小顶端和底层的差距；终止奴隶制和边疆居民为了土地而杀戮印第安人的企图；满足妇女实现公共表达的愿望。而且，这种激进主义与“用民主改造社会”的“多种面目的运动”相联系，只有这种激进主义才是“真正的激进主义”。[102]显然，纳什所说的“激进主义”是一个“复数”，涵盖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各种主张和行动，所针对的是一切社会上层精英，不论这些精英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也不论他们是革命的领导者还是革命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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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按照新美国革命史家的理解，如果说美国革命是一场激进的革命，那么只有对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来说才是如此。诚然，在以往的革命史中，这种“激进主义”并非完全没有人提及，但它只是作为“主角故事”的陪衬，其“潜台词”无异于说它在革命中遭到了失败，难免于被边缘化的命运。然则新美国革命史家特别强调，代表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激进派，在革命中的确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采取行动推进了革命运动；虽然他们有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迫使革命精英做出让步，采取了一些违背其本来愿望的举措。因此，在讲述革命时期的历史时，如果仅只关注那些知名的领导人，而不包括“来自下层的激进冲动”，就只能导致一种“有缺陷的、被删节的历史”。[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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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对“人民的革命”和“革命激进主义”加以重新界定，与美国革命史学中长期流行的“双重革命”[104]说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早就有史家注意到，美国革命实际上是由两场交织在一起的运动所构成的，一是反对英国和争取独立，一是建立一个共和主义的新社会。不过，只有在进步主义史家那里，“双重革命”说才成了一种明确的说法。卡尔·贝克尔指出，美国革命乃是两场运动的结果，一是争取自治和独立的斗争，即“争取内部自治”；一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即解决“在内部由谁来自治”的问题；而且，后一场运动更为关键。[105]也就是说，美国革命既是一场殖民地从英国争取统治权的革命，也是北美社会内部不同力量争夺统治权的革命。詹森沿袭了这一思路，用“外部革命”来指前者，用“内部革命”来指后者；而且，他集中研究的是后者。“老左派”史家受到进步主义史学的启发，也持类似的看法。赫伯特·摩累斯在1944年提出，“第一次美国革命”乃是两个运动的结合，一是争取“自治和国家独立”的运动，一是“美国人民”中间争取“更加民主的秩序”的运动。在讨论劳工在革命中的双重目标时，菲利普·方纳借鉴了摩累斯的说法，认为一方面劳工和其他人一起争取“国家独立”，另一方面劳工和其他民众一起争取“更为民主的秩序”；他们实现了第一个目标，在第二个目标上却遭到了失败。[106]可见，“老左派”史家的“双重革命”说，与进步主义史家已略有不同：他们把争取独立的革命看成精英和民众的共同努力，而把争取民主秩序的革命视为民众反对精英的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新美国革命史学的“双重革命”说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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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米什的论著中，新美国革命史学的“双重革命”说出现了雏形。他提出，美国革命实际上包含两场革命，即精英的革命和底层民众的革命。[107]纳什基于对美国革命“议程表”的复杂性的理解，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双重革命”说。他认为，虽然革命时期的美国人都立志要“创建一个新世界”，但这个“新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不同的人群提出了不同的答案，这就使得美国革命不是一场单一的革命。革命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上层是温和而保守的精英革命，下层是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激进革命。[108]泰勒通过对边疆地区事变的考察，也发现了美国革命的这种两重性：“有财产和有地位的绅士”把革命看成是“实现国家独立的战争”，并要把对政府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普通民众则认为，革命意味着保护“小生产者”不受“有钱人”的侵害，他们追求的革命是要使他们获得和占有自由持有土地的最大化。[109]在布顿看来，独立后革命精英的政策与当年英国的政策很相似，而革命后期普通民众反抗革命精英的压迫的斗争，与当年反对英国压迫一样具有激进革命的性质；因此，美国革命既是殖民地反抗英国压迫的革命，也是普通民众反抗国内精英压迫的革命。这样一来，一部美国革命史，就变成了一个普通民众争取和捍卫“民主”、而建国精英背叛和压制“民主”的故事。[110]埃里克·方纳也把美国革命说成是一场双重斗争：争取独立，并决定独立后美国应当是一个什么社会。[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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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人民的革命”“革命激进主义”和“双重革命”的重新界定来看，新美国革命史学实际上构建了一种精英和民众二元对立的革命史观。据这些史家的看法，民众与精英的分歧、对立和斗争，构成美国革命的“主旋律”。一方面，在革命的历程中，精英领导人对《独立宣言》中的平等理念做了狭隘的理解，没有做出“更人道、更民主”的选择，因为他们不希望发生社会革命。那些起草和签署《独立宣言》与联邦宪法这两个立国文献的人，大多“反对大众民主和社会平等”。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奴隶，不少人对民众的政治诉求和行动大加抨击；他们虽然在《独立宣言》中承认“人民”有权利“改变或废除”政府形式，但他们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政府之后，却不再允许“人民”“改变或废除”他们创建的政治结构和秩序，毫不留情地镇压民众的“政治反叛”。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则力图把《独立宣言》的原则贯彻到精英“不想去尝试的生活的其他方面”，极力改变现存的不平等状况，“把政府结构激进化”。如果说精英领导人乃是“传统的建国者”，那么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就是“革命的建国者”。后者大多是名副其实的激进派，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社会或政治体制。他们使革命离开了“传统建国者”所希望的方向，“使革命变得更加革命”。联邦宪法的制定同样是一场民众和精英之间的激烈斗争。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对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判断截然不同，所提出的政治诉求也是针锋相对的；可是，政治精英却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一个比各州政府更加远离民意、更加倾向于富人的全国政府，虽然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果，但却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112]就思想取向而言，这种民众与精英二元对立的史观显然旨在颂扬民众而贬抑精英，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根据这种史观，民众既然处在现存秩序和权力体制之外，那么他们的主张和行动，无论手段和后果如何，都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而精英地位优越，总是怀有自私的目的，对民众抱有疑惧和敌意，并利用已经掌握的权势来谋取更大的利益，从而损害民众的利益。可见，新美国革命史学在夸大民众的作用和影响的同时，总是把精英的动机和行动加以“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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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国革命一直被说成是一次“民主革命”。然则在最近四五十年间，越来越多的史家倾向于对“民主”做出具体的分析。新美国革命史家大多肯定美国革命的民主特性，但是他们声称，革命的“民主”取向主要是通过普通民众的斗争来体现的，而那些“辉格派领导人”在革命中的主要活动，不过是对“户外民众”的积极行动表示担忧，并极力抑制革命中出现的“民主”趋势。一个研究弗吉尼亚革命期间的社会冲突的学者谈到，许多精英领导人强烈反对“民主”和“平等”，“民主”和“平等”并非他们在宣布独立时所自动赋予，而是民众通过不断斗争而争取来的。民众主张自己统治自己的权利，要求制定更加公平的法律，这实际上是在挑战精英的权威。[113]这无异于说，美国革命既是一场“民主革命”，也是一场“反民主的革命”；前者是民众的革命，后者是精英的革命。这种看法，显然是“双重革命”说和“二元对立”史观的逻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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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最近几十年来的美国革命史学中，不仅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在美国革命中的经历及其意义得到了充分的铺叙和阐释，而且美国革命史学中的所有重大问题，诸如“社会革命”“人民的革命”“激进主义”“双重革命”和“民主革命”等命题，也都经过了检验和重新界定，以此完成了对美国革命史的重构，造就了一种全新的美国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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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五、意识形态与革命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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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应当如何看待这种全新的美国革命史呢？1995年，扬曾这样评论美国革命史研究的新趋向：研究成果数量大增，领域、课题、地域和观点愈益多样化；社会转型成为一个中心课题，讨论革命后果的论著数量甚多；劳动者、农场主、黑人和妇女等过去被剔除的群体受到了较多的关注。[114]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当前的状况，不过只触及了美国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层面。如果从思想的层面来说，意识形态与学术探索的关联和互动，乃是新美国革命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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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历史研究的复杂纠葛，可以说是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问题。经德国史家兰克塑造的19世纪欧洲的经典史学，强调历史学家的超然立场和历史知识的客观性。虽然史家无不带有各式各样的偏见和臆断，但是他们非但不肯公开承认这一点，反而极力加以掩饰，把自己打扮成历史的代言人。类似的观念和做法在美国史学中也颇为常见。到了20世纪前期，进步主义学派的几位主将，特别是比尔德和贝克尔等人，率先对超然立场和客观性发出质疑和挑战，明确倡导相对主义的史学观念，不再隐讳史家个人和群体的立场。及至60年代，特定的政治和思想倾向更成了史家公开佩戴的绶带。他们不再自诩为历史的代言人，完全放弃了过去那种遮遮掩掩的姿态，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是在代表特定群体来表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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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的出现，一般认为与60年代美国的社会变动和政治激荡相关。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美国在60年代处于冲突和动荡之中。但是在有的学者看来，这个时期的美国社会比通常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这十来年里，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国人普遍对未来充满希望，并努力在国内和世界实现“伟大的期望”。与此同时，不满现实、主张变革的声音也随处可闻，各种反对既定秩序、挑战现存权威的思潮和运动，经民权组织、反战团体及底层穷人的发动和参与，也呈现强劲的势头。此外，不少年轻人挑战传统价值，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吸毒、群居和摇滚乐盛行一时。然而，多数美国人仍然按照传统方式生活，仍然对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的改善满怀信心；在大众文化中，温情脉脉的家庭气氛仍在延续，公益团体和宗教组织仍在积极活动。在知识界，质疑主流价值的激进主义倾向，倡导传统价值的保守态度，可谓同时并存。因此，60年代也有“两极化和碎片化的时代”之称。[115]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多样化的时代，不论是在生活方式还是在思想倾向方面，美国人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可选择的余地明显扩大。虽然普通美国人并未很深地卷入当时的各种运动，但知识分子则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和积极的参与意识，尤其是在与种族和性别有关的领域，学术与政治的关联更加显著，不同的信念与立场之间充满了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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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时代的大语境中，美国史学也有新的动向。随着越来越多的平民子弟、少数族裔成员和女性学者进入历史研究领域，以往史学仅为权贵学问的局面即不复存在。而且，这些新进的学者特别关注自己所来自的阶层和群体的经历，刻意挑战美国史学的既有研究范式。这种趋向被称作史学的“民主化”。与此同时，“新史学”，特别是“新社会史”迅速兴起，“自下而上的历史”大行其道，基层社会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大量新史料得到发掘，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计量方法成了“新史学”的两大支柱。总之，历史研究在思想取向、领域、题材、方法和解释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术与政治的边界出现交叉重叠，各种政治思潮直接渗入史学领域，以致历史研究带有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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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史学无疑是政治和学术紧密结合的突出例子。虽然林德、莱米什等激进史家声称自己是“客观真理”的坚定追求者，明确反对相对主义的立场，致力于把史学变成科学，但是他们用左派观点看待和诠释过去，并积极参与美国历史协会领导权的竞争。这些激进史家关注“剥削、支配和压迫等问题”，认为既然现存的支配模式乃是在历史中形成的，那就说明它也是可以被废除的。他们在追溯这些模式的起源时，把重点放在普通民众而不是政治精英身上，关注群体而非个人，重视人的角色，而不是强调“抽象的或一般的变迁过程”。此外，黑人史和妇女史也是两个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领域。许多少数族裔和女性学者基于对自己的族裔特性或性别特性的理解，大力争夺与族裔和性别相关的历史话语权，排斥、打击和贬低其他的研究者，把历史研究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政治问题。按照这些史家的逻辑，黑人的历史只能由黑人史家来写，妇女的历史也只能由女性学者来研究。他们反对把黑人和妇女说成是种族压迫或性别统治的受害者，认为这种貌似同情的取向，实际上是对黑人和妇女的丑化。这些学者认为，虽然黑人和妇女长期遭受压迫和歧视，但他（她）们用积极的行动来塑造自己的经历，而不是仅仅在压迫和歧视中痛苦地呻吟。这些史家刻意渲染黑人文化的非洲特性，大力缩小美国文化对黑人的影响；高调肯定妇女独特的价值观和自觉的抗争意识，着力描述她们的反抗活动。[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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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自然也出现于美国革命史领域。新一代美国革命史家与其前辈反其道而行，毫不隐讳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取向。莱米什就曾宣称，历史的叙述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域，“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不能继续允许有权势的人替没有权势的人说话”。他提出“自下而上看美国革命”，倡导研究“没有权势、无言和贫穷的人们”在革命中的经历。[117]1966年，他特意写了一本题为《走向民主史学》的小册子，集中讨论E.P.汤普森、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林德、扬、诺曼·波拉克和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等一批研究普通民众的史家，称他们不喜欢“偏向精英的历史”，而致力于发掘非精英的史料，写作一种不同的历史，揭示了普通民众在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性和激进性。他把这种研究路径称作“民主”的取向，是“尊重和同情多数人”的史学。[118]他还特意说明，他并不是在宣扬要把普通民众都看成“光荣的革命者”，而只是强调要摸索一种“发掘那些不能言表者的意识形态和他们的行动之间的联系”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自下而上看历史”。[119]纳什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革命史学的变化也有评论，称历史学家背景的高度多样化，导致了“对历史财产的再分配”，于是，“美国革命现在不再是少数人而是许多人的财产”。[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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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论及，新美国革命史学的意识形态特征，可以概括为平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三股思潮都以平等为价值基础，都包含强烈的民主诉求，它们既是民主社会的产物，又以推动民主为指向。它们投射到美国革命史研究中，照亮了那些长期被忽视和被边缘化的群体，使他们在革命中的经历变得格外醒目。因此，三股思潮在很大程度上交织互补，相互支撑，相互强化，产生了任何单独一种思潮都不可能具备的巨大塑造力，推动了对美国革命史的重构。新美国革命史学几员主将的研究兴趣，正好体现了三种思潮相辅为用的特点。纳什既关注革命时期的城市平民，也研究革命时期的黑人；诺顿先涉猎效忠派，后研究妇女；泰勒最初研究革命年代边疆的普通定居者，后来转向研究革命时期的印第安人。经过这些史家改写的美国革命史，时段加长，内涵扩充，重点改变，角色增多，革命的性质和意义也迥然不同。这种新的美国革命史，反过来又为平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输入了新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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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整个激进史学一样，新美国革命史学也经历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曲折历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激进史学曾受到美国当局、有关大学和史学界的排斥、贬抑和打压，不少学者遭解雇，并被列入黑名单；其著作不能出版，或者是在出版后受到刻意的冷落和抨击。[121]莱米什和林德是新美国革命史学初期的两名骨干，其博士论文都未能及时出版，后来在学术和职业上都经历了许多坎坷。莱米什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时，其同事丹尼尔·布尔斯廷表示欣赏他的海员故事，但不喜欢他对阶级的强调；威廉·麦克尼尔则对他说：“你的信念干预了你的学术。”1966年他的聘任合同到期，校方没有与他续约。1971年，设在威廉—玛丽学院的美国早期历史与文化研究所举办庆祝美国革命200周年学者代表大会，林德和莱米什都没有受到邀请。[122]他们两人的遭遇说明，新美国革命史学曾深陷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之中，起初的前景并不十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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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激进史学开始引起关注，其学术成就也渐渐得到了史学界的承认。[123]这个转变的发生，同美国政治文化和学术氛围的变动直接相关。一方面，经过多种激烈的社会抗议运动，社会观念和舆论风气均为之一变，平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拥有越来越多的同情者，激进史学所蕴涵的意识形态也不再那么招人反感。另一方面，“新史学”声势愈盛，成绩斐然，激进史学因其与“新史学”有着天然的盟友关系，也随之走出了暗淡的处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西洋两岸的一批激进史家，包括E.P.汤普逊、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乔治·鲁德、赫伯特·古特曼、尤金·吉诺维斯、埃里克·方纳等人，以其精深的研究、新颖的视角和透辟的立论，为激进史学挣得了巨大的荣誉，这有助于史学界摆脱政治偏见而相对公允地看待激进史学的成绩。同莱米什和林德当年的遭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激进史家埃里克·方纳和加里·纳什都担任过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方纳还当选过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纳什则主持了全国历史教学标准的制定。纳什主持制定的历史教学标准体现了“新史学”的取向，也带有激进史学的痕迹。当这套标准受到美国舆论的责难和抨击时，不少学者出面为之辩护。[124]这些事例表明，激进史学在美国史学界的地位业已大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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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新美国革命史学已取得强大的学术和思想优势，而传统的美国革命史研究似乎开始退居守势。从新美国革命史学的视角出发，一部美国革命史，哪怕是一部美国革命简史，倘若不用相当的篇幅来叙述底层阶级和边缘群体的经历，就必受诟病。一位英国学者写了一本仅有二百余页的简明美国革命史[125]，可是有书评作者就批评他未能很好地处理妇女和黑人在革命时期的经历，对印第安人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没有考虑到美国的建国理念与强化对黑人的奴役以及“灭绝或迁徙印第安人”之间的矛盾，对普通人的革命活动也缺乏具体描述。[126]任何一种研究妇女与美国革命的论著，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土著或黑人妇女，也会被认为是一个显著的缺点。[127]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颇受好评，并获得了普利策奖，但仍不能让扬这样的激进史家充分满意，因为伍德采取了一种“依附—独立”“不平等—平等”的二元对立观念，没有充分吸收近20年的学术成果，书中看不到海员、学徒、契约仆、无地农民或贫困化的退伍军人的身影，也听不到争取自由的黑人、妇女和印第安人的声音。[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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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当今美国史学界关于美国革命史只有一种写法。实际上，不少史家仍然坚持精英史学的路径，另一些学者则极力在传统路径和新范式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相对说来，近期出版的精英史学作品数量更多，也更易于博得一般读者的欣赏。在21世纪之初，关于建国精英的题材，无论是学术性的著述，还是通俗读物的写作，一时蔚然成风，故有所谓“新建国者热”之说。[129]而且，还有人基于意识形态立场对新美国革命史学进行讨伐。托马斯·韦斯特在1999年推出《捍卫建国者：美利坚起源中的种族、性别、阶级和正义问题》一书，针对“建国之父”屡受新史学潮流冲击而声誉大损的局面，出面为他们做辩护。不过，他的辩护又引起了意识形态化的反击，有学者指责其书带有保守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啻是从现实需要出发滥用历史的典型。[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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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革命史领域极富影响力的学者，伍德对激进史学也颇有微词。他多年来致力于平衡精英研究与底层研究，并未把考察美国革命的视野局限于少数“建国之父”，而着力探讨革命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所造成的深刻变动。他自认秉承了进步主义史学的余绪，重新回到了“从贵族制向民主的转变”的主题。即便如此，他的著作仍然受到激进史家的批评，而他本人对美国革命史学中意识形态盛行的局面也深为不满。他写道：“在当今社会，许多学者都看到不开明的、狭隘的平民主义泛滥成灾，而联邦主义者的精英论看来也并不是那么糟糕。”他认为，如果说进步主义史家由于过度关注当时普通人与企业主的斗争，从而不恰当地表现了革命时期的历史，那么目前人们对种族和性别的过度关注，也对革命史写作起了同样的作用。对于采用“人民的主动性”来解释一切历史变动的做法，伍德似乎也不以为然。照他看来，在殖民地时期，政治参与的兴起和扩大并非来自民众的主动争取，而是精英诉诸本地民众以取得有利于自己的政治优势的结果；到了革命时期，美国政治向民主的转变也主要不是民众斗争的产物，而是因为那些在政治上崛起的新精英，质疑和挑战社会权势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必然联系，倡导社会平等，从而为普通人进入政治领域打开了大门；而且，在革命后民主政治的兴起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政治家。[131]他这种立论的矛头所向，显然是“平民主义”的美国革命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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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新美国革命史学在学术上确有不少出色之处。许多史家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对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经历做了具体描述，并把革命时期各种不同群体的希望、恐惧、期待和诉求，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均置于革命的框架中加以阐释，由此得到一幅色彩驳杂、丰富生动的革命画面。于是，长期遭到遮蔽和剔除的革命内容得以重见天日，革命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对革命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理解也大为深化。换句话说，美国革命不再仅仅是一场“建国之父”领导的争取独立和创建新国家的革命，它是同时并存的多种革命的复合体，其中有精英的革命，有普通民众的革命，有妇女的革命，有黑人的革命，也有印第安人的革命。于是，英文的“美国革命”一词，就从“单数”（the American Revolution）变成了“复数”（American Revolutions）。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发生的美国革命只有一个，而史家所描述的美国革命却呈现不同的形态，而且相互之间处在矛盾和冲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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