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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有一批美国学者不满于进步主义学派的说法，强调美国与欧洲的差别，认为美国革命并不是什么激烈的社会冲突，与欧洲的革命相比，甚至算不上革命；以往史家所说的斗争和断裂，都是站不住脚的；革命者并不是要争取什么新的东西，而只是要维护已有的东西；美国社会内部也不存在激烈的利益分歧和阶级斗争，和谐、共识和连续性乃是美国历史的显著特征。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反映了当时那种厌恶动荡、惧怕革命、期望稳定的思想取向。随后，美国的社会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和谐一致”的革命史观，很快就成了“节后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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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革命史研究中出现了两股潮流。一股是以贝林为主帅的意识形态学派，把美国革命看成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侧重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揭示革命的起源和影响。虽然这种路径受到以梅里尔·詹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派的挑战，但它所提出的论题，以及讨论这些论题所形成的范式，在美国革命史领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另一股是“从下向上”研究美国革命的路径，着重发掘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在革命中的经历，阐发革命对他们的意义，同时刻意把建国精英加以矮化或边缘化。这种路径在史学理念上接近新社会史，在意识形态取向上则混合了平民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元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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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一部美国革命的史学史，可以看到，革命的方方面面，举凡起因、历程、后果、影响、革命派、效忠派、精英人物（建国之父）、普通民众（中小农场主、海员、技工、普通士兵）、边缘群体（黑人、印第安人、妇女）、战争、军队、国际关系、各州制宪、全国制宪、邦联国会、各州政府、地方机构，还有婚姻、家庭、日常生活、奴隶制、种族关系，无不经过了历代史家反复而细致的探究。如果把美国革命史比作一块不大的园地，那么，在经过了数代人的精耕细作之后，它现在还能长出新的作物、带来新的收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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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我收到了美国朋友迈克尔·朱克曼[2]的电子邮件。他用那种特有的曲折优雅的文笔，向我报告了一个消息，并且发出了一个邀请。消息包含在他发给我的附件中。我打开一看，里面讲的是一个叫做“美国革命史重生：21世纪的新视野”（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eborn: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21st Century）的学术会议，将于2013年5月30日至6月1日在费城举行。其中说，美国革命史研究长期处在停滞局面，甚至陷于“垂死”的境地，亟待一次“重生”，因为美国革命史研究的基本主题大都是几十年前出现的，现在已经不能吸引年轻学者的兴趣，不能为他们的职业生涯提供动力。最近一个时期，美国革命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预示着可能发生一次重大的转向。但是，这些苗头过于零星和分散，需要采取某种方式来加以催发，使之尽快成长为生机勃勃的树林。出于这种考虑，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起召开一次学术会议，把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集合起来，通过对话和讨论，为未来的美国革命史研究提出某种可能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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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和他从前的学生帕特里克·斯佩罗（Patrick Spero，昵称“帕特”）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主办方是宾大的麦克尼尔早期美国研究中心。迈克尔在信中说，这次会议将采取一种全新的形式。在他看来，美国革命史研究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它长期是那些资深学者的天下，因此这次会议打算以年轻人为主力，组织十来篇论文，按主题分成四个小组（最初设计的主题分别是“美国革命与暴力”“美国革命与内战”“宗教与革命”“权力与革命”，实际开会时有调整），每组分成上下两场，上半场是论文陈述，每人发言8分钟，留下一个多小时给听众提问和讨论；下半场是评论专场，由3名中老年学者担任评论人，也是每人发言8分钟，余下的时间供听众提问和讨论。会议论文通过征集和挑选来确定，评论人则由主办方提出一个80来人的名单，经投票从中选出12人。候选人的范围不限于美国，也不限于美国革命史，主办方的考虑是要吸取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的新鲜意见。结果选出的评论人中，只有一人来自英国，一人来自澳大利亚，一人来自中国，其余都是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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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的那个人就是我。因此，迈克尔在信中特意说，他要好生“恭维”我一下，因为能从80多人中被选中，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起关键作用的肯定是迈克尔。要不是他推荐，我根本就进不了候选人名单。我和他在2007年一次会上结识，彼此很投缘。我觉得他为人处事像个温和、善良的大男孩，总是笑眯眯的，很乐于帮助别人；对待学问却又有十分前沿的意识，向来不拘成说，敢于质疑和批判。我曾多次请他来北京开会和讲学，使他有机会了解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也熟悉了我个人的情况。我猜想，会议的其他组织者可能是听了他的介绍，觉得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已有规模，听一个中国学者讲8分钟，也许不是一件坏事。读了迈克尔的信，我不免悄悄得意了一番。可是，等我真到了费城，才发现自己要做的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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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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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5月29日下午到达费城的。刚在费城市中心的夸特尔斯俱乐部旅馆（Club Quarters）住下，就接到迈克尔的电话，他要来接我去看费城的风景，晚上请我吃饭。他开车带我沿富兰克林景观大道往西北走，奔驰于斯库尔基尔河（Schuylkill River）两岸，驱车观景，目不暇接。迈克尔年过七旬，身体健旺，反应机敏，开车就像小伙子一样麻利和威猛。这座以“兄弟之爱”为名的城市，在美国早期是一个具有中心意义的地方。迈克尔一面开车，一面为我指点解说。沿路绿树掩映，房舍参差；所过之处多有博物馆、剧院和展览馆；街头、路畔、坡上和河岸，随处可见雕塑，多为美国早期史上的知名人物。在这里，自然、人文和历史交融无间，让人赏心悦目。在这样一个地方开会讨论美国革命，看来是适得其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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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是开幕会，在宾大法学院的一个报告厅举行。迈克尔考虑到我不熟路，特意来住地接我。同行的还有爱德华·康特里曼。[3]迈克尔带我们到沃尔纳特街（Walnut Street）坐公交车去宾大校园，可久等不见车来，他只好临时决定打车。我感到，打车对他来说似乎要下很大的决心，其实到那里的车费不过六七美元。看来美国教授的消费观念，跟我们真是很不一样。会场在第34街和切斯特纳特街（Chestnut Street）交口一带的法学院。我们到达时，地下一层的报告厅门口已聚集了不少人，正在领取会议材料和胸卡。迈克尔把我介绍给刚遇到的一些与会者，多数人我都没有听说过，他说了一遍名字，我自然也记不住。他是会议的组织者，要招呼的人很多。我离开他，自己进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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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厅的场面让我吃了一惊。大约有两百多个座位的屋子，很快就要坐满了，而且陆续还有人走进来。在出发前，我接连收到了迈克尔群发的两封信，说会议的规模超出了他的意料：要求注册参会的人数超过百人，旁听的人可能更多，其中不少是业余爱好者，包括博物馆工作人员、中学教师、律师、导游等。我后来发现，这些旁听的人中，居然有大名鼎鼎的约翰·迪莫斯（John Demos）。他是耶鲁大学的退休教授，早年写过《小小的共同体》，描述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家庭和社会，是我颇为喜欢的一本书。我还听说，从明天开始，美国电视“历史频道”要为会议全程录像，还要采访部分与会的学者。这样一个专深的小型会议，居然能吸引这样多的人，不免令人暗暗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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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坐在边上的艾伦·泰勒（Alan Taylor）谈了几句，问他最近写了什么书。他说是一本关于1812年战争中的黑人逃奴事件的书。这倒是个很少听到的题目，便细问了几句。然后，我就低头翻看会议次序册，从评论人名单里看到了好些熟悉的名字，除了康特里曼和泰勒，还有琳达·科利（Linda Colley）、劳雷尔·乌尔里克（Laurel Thatcher Ulrich）、马库斯·雷迪克（Marcus Rediker）、彼得·汤普森（Peter Thompson）、丹尼尔·里克特（Daniel Richter）等人。他们多是美国早期史领域的知名学者，不少人的书我都读过。从这个名单还可以看出，在所有发言和评论的人中，只有我一个人的母语不是英语。将要和这些人同台做学术讨论，我感到有点压力。担心的并不是见解，而是口语表达。像我这种成年后才学英语的人，本来就先天不足，加上平时很少有使用口语的机会，要在会上即兴发言和回应，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既然来到这里，也只能硬着头皮坚持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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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会的礼节性程序很短暂。先是年轻的帕特出场。他手里按动一个小喇叭，发出一种尖利的叫声，提示大家安静下来。他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大家会十分熟悉这个小喇叭的声音，它的作用就是把大家的注意力召唤到会议上来。大家便哄然大笑。帕特介绍了会议的缘起，迈克尔则感谢了给予会议支持的机构和个人。接着是由丹尼尔·里克特主持圆桌讨论。他现在是宾大麦克尼尔中心的主任，主持首场会议自然非他莫属。这一场的主讲人是爱德华·格雷（Edward Gray）和简·卡敏斯基（Jane Kamensky）。他们两人合作主编了一本《牛津美国革命史手册》，今年刚见书。卡敏斯基在布兰代斯大学教书，她先谈了编《牛津美国革命史手册》的一些感想。她说，革命史研究与几十年前大不相同，学者们关注的不再是重大问题，而是革命中的普通人；强调的不是革命的确定性，而是其“模糊性”。也就是说，革命不再被看成一种简单的进步的力量，而具有破坏作用。她特别提到，类似“意识形态”“建国之父”这样的词汇，很少出现在全书的索引当中。接下来，佛罗里达大学的格雷发言，重点谈了意识形态和共和主义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他以托马斯·潘恩为例说，人们看到他的名字，首先想到的是《常识》的作者，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激进分子；其实潘恩同样具有“治国的技巧”，他设计过一座桥梁，尽管后来实际建成的桥跟他的设计并不一样，但这体现了他的另一面，说明他是一个具有务实技能的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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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人的发言只是引子，接下来听众的评论和提问十分热烈。大家争相举手，纷纷要求发言。两个年轻人在会场传递话筒，不停地满场奔跑。虽然各人说的东西并不一样，但总的思想倾向却惊人地相似：意识形态学派已经过时，贝林和伍德的路径对于理解美国革命不再有什么意义。那些年轻一点的人说起意识形态这个字眼，说起共和主义范式，说起贝林和伍德的名字，语气中饱含讽刺和揶揄，让人觉得现在还讲什么意识形态和共和主义，简直是一桩可笑和可耻的事。我不禁想，这跟中国的学术风气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对于前辈学者，无论其说是否仍然成立，总是抱有敬意和尊重，绝对不至于用轻蔑的口气谈论他们。眼前的情形大概也体现了民主社会的特点，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不可冒犯的权威，也没有什么不能质疑的真理。不过，我又想到，这些人虽然对于贝林和伍德颇为不屑，但他们中间似乎还没有人写出足以传世的“大书”来。谁都喜欢以“流派”相标榜，过于趋新求变，这反映了美国学术的活力，但也是它的致命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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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上还有两个细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康特里曼说，照现在这种方式去做研究，可能会肢解美国革命史；不能把革命泛化，不能说有什么“印第安人之乡的革命”。主持会议的里克特笑着说：“确实是有印第安人之乡的革命呢！”全场立时爆发一阵大笑。大家心里都清楚，里克特的成名作叫《从印第安人之乡面向东方》，倡导从印第安人的视角重新审视美国早期史。他出面捍卫“印第安人之乡的革命”的提法，自然是不足为怪的。另外，普林斯顿大学的琳达·科利发言说，孤立地谈论美国革命，并不能清晰地认识其过程和结果的意义，而应该采取比较的视野，比较美国革命与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看看革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科利说一口优雅而清脆的英式英语，在一片平民化的美式英语声调中，不免显得十分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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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会原定只有一个小时，结果延长了差不多半个钟头。散会后，麦克尼尔中心在邻街的一间屋子里办了一个招待会，备有酒水、点心和水果。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都在热烈地交谈，屋内一片嘈杂。我在门口遇见了伍迪·霍尔顿[4]，随意聊了几句。几年前我请他参加过“北京论坛”，这次重逢，不觉有几分亲切感。明天的会在另一个地方举行，我不熟悉路线，伍迪便答应带我坐地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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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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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月31日开始，会场移到了美利坚科学研究会所属的富兰克林大厅。“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APS）是一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学术团体，国内通译“美国哲学学会”，可我觉得不大妥当。第一，这个团体成立于1743年，那时还没有美国，因之“American”不能当国名讲；第二，“Philosophical”在当时的含义并不限于哲学，而指所有关于自然和道德的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基础科学，似以译作“科学研究”为佳。这个团体的旧址在独立大厅附近，早已辟为历史纪念地。我们要去开会的富兰克林大厅，在原址对面的一栋大楼里，位于切斯特纳特街南侧，在第4街和第5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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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费城天气晴热，早上的太阳就有点晒人了。我和伍迪改坐公交车，早到了几十分钟。他要去接受“历史频道”的采访，我便一个人去“国家独立历史公园”闲逛。1997年夏天我到过这里，这次算是旧地重游。十多年过去了，这里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建筑整修一新，树木更加蓊翳茂盛，游客好像也多了不少，尤其是中国游客很多，到处都能遇到讲汉语的人。我缓步走过整洁而小巧的木工大楼，从不同角度看了看独立大楼，又见到了富兰克林、罗伯特·莫里斯和约翰·巴里的塑像。我不免浮想联翩，发了一点思古的幽情。我想，革命年代这里是一种什么景象？即将开始的美国革命史讨论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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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九点开始。富兰克林大厅在大楼的中间，会议室就在一层。经过三四重门，进到一个约莫两百平米的屋子。进门两边放着饮料和点心，已有不少早到的人，手里端着杯子，正吃着点心，大约是没有吃早饭就赶了过来。屋子中间的走道两旁，摆了一百四十来把椅子，是那种金属框架布面椅，靠背不高，显得简易而朴实，坐上去倒也舒适。靠里是一个一米多高的台子，上面摆着一个长条桌子和一溜椅子，右侧是一个讲台。台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三幅画像，分别是华盛顿、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三人均面朝左边，富兰克林居中，画幅比另外两幅要大一倍。既然叫做富兰克林大厅，这样的格局也是顺理成章的。稍后我又发现，上层还有一个阁楼，可坐几十人。楼上两边的走廊架着摄像机，想是“历史频道”的录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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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声喇叭响过后，大家落座，会议就正式开始了。上午会议的主题是“全球视野（中的美国革命）”。前半场由四位年轻学者报告论文，主持人是安德鲁·奥肖内西。他是罗伯特·史密斯国际杰斐逊研究中心的主任，去年到北京开过会。那次会议是他同我合办的，因而也算是熟人了。他介绍了四位发言人的背景。台上的四位发言人中，只有两个女子还算年轻，而那两个男子须发灰白，看起来早已进入中年了。会议规定每人发言只有8分钟，迈克尔手握计时器坐在台下前排，对发言人有一种“威慑”的意味，提示他们不可超时。因此，有的发言人还带着闹钟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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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个是南卫理公会大学的凯特·恩格尔（Kate Carte Engel），谈的是革命前圣公会的主教任命事件。她把这个事件置于国际视野中看待，认为此事表明大西洋两岸的异端教派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内部联系，只是这种联系还相当脆弱，一旦帝国冲突公开爆发，大西洋两岸的同一教派也就分道扬镳了，此后美国走上了以自己国家为基础的宗教构建道路。第二位发言人是西北大学的凯特琳·菲茨（Caitlin Fitz），一个单瘦清秀、口齿伶俐的年轻女子。她的主题是1775—1825年“美洲革命的时代”对理解美国历史的意义。她说，在这50余年间，整个美国的白人在意识形态上信奉独立宣言的原则，相信“不证自明的真理”和“不可转让的权利”；这种信念塑造了他们对拉美革命的态度，南方白人明知拉美革命反对奴隶制而仍表支持，与此有莫大的关系。第三个发言的是西北大学的阿伦·福格尔曼（Aaron Fogleman）。他长期研究革命后的移民和人口问题，认为革命对移民模式的改变发生了重要影响，因为革命前的移民以不自由的移民（主要是奴隶和契约仆）为主，而革命后的移民则多为自由人。这次他进而提出，看待革命对奴隶制的影响，不能只注意革命后奴隶数量的增长，而要看到奴隶在共和国初期美国人口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也就是说，如果从大西洋视野看问题，就可发现革命对移民和奴隶解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在1700—1775年间进入北美的移民近90％是奴隶，而1830—1870年间进入美国的移民80％以上是自由的欧洲人。纽约州斯托尼布鲁克大学的内德·兰兹曼（Ned Landsman）第四个发言，谈的是1707年英格兰合并苏格兰一事对理解后来北美殖民地与母国的争端具有什么意义。他认为，这次合并使“英格兰帝国”变成了“不列颠帝国”，本来使得北美殖民地有可能进入一个“多民族国家联合体”的帝国体系；可是英国当局坚持单一主权议会的主张，以致帝国危机无从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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