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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九点开始。富兰克林大厅在大楼的中间，会议室就在一层。经过三四重门，进到一个约莫两百平米的屋子。进门两边放着饮料和点心，已有不少早到的人，手里端着杯子，正吃着点心，大约是没有吃早饭就赶了过来。屋子中间的走道两旁，摆了一百四十来把椅子，是那种金属框架布面椅，靠背不高，显得简易而朴实，坐上去倒也舒适。靠里是一个一米多高的台子，上面摆着一个长条桌子和一溜椅子，右侧是一个讲台。台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三幅画像，分别是华盛顿、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三人均面朝左边，富兰克林居中，画幅比另外两幅要大一倍。既然叫做富兰克林大厅，这样的格局也是顺理成章的。稍后我又发现，上层还有一个阁楼，可坐几十人。楼上两边的走廊架着摄像机，想是“历史频道”的录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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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声喇叭响过后，大家落座，会议就正式开始了。上午会议的主题是“全球视野（中的美国革命）”。前半场由四位年轻学者报告论文，主持人是安德鲁·奥肖内西。他是罗伯特·史密斯国际杰斐逊研究中心的主任，去年到北京开过会。那次会议是他同我合办的，因而也算是熟人了。他介绍了四位发言人的背景。台上的四位发言人中，只有两个女子还算年轻，而那两个男子须发灰白，看起来早已进入中年了。会议规定每人发言只有8分钟，迈克尔手握计时器坐在台下前排，对发言人有一种“威慑”的意味，提示他们不可超时。因此，有的发言人还带着闹钟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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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个是南卫理公会大学的凯特·恩格尔（Kate Carte Engel），谈的是革命前圣公会的主教任命事件。她把这个事件置于国际视野中看待，认为此事表明大西洋两岸的异端教派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内部联系，只是这种联系还相当脆弱，一旦帝国冲突公开爆发，大西洋两岸的同一教派也就分道扬镳了，此后美国走上了以自己国家为基础的宗教构建道路。第二位发言人是西北大学的凯特琳·菲茨（Caitlin Fitz），一个单瘦清秀、口齿伶俐的年轻女子。她的主题是1775—1825年“美洲革命的时代”对理解美国历史的意义。她说，在这50余年间，整个美国的白人在意识形态上信奉独立宣言的原则，相信“不证自明的真理”和“不可转让的权利”；这种信念塑造了他们对拉美革命的态度，南方白人明知拉美革命反对奴隶制而仍表支持，与此有莫大的关系。第三个发言的是西北大学的阿伦·福格尔曼（Aaron Fogleman）。他长期研究革命后的移民和人口问题，认为革命对移民模式的改变发生了重要影响，因为革命前的移民以不自由的移民（主要是奴隶和契约仆）为主，而革命后的移民则多为自由人。这次他进而提出，看待革命对奴隶制的影响，不能只注意革命后奴隶数量的增长，而要看到奴隶在共和国初期美国人口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也就是说，如果从大西洋视野看问题，就可发现革命对移民和奴隶解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在1700—1775年间进入北美的移民近90％是奴隶，而1830—1870年间进入美国的移民80％以上是自由的欧洲人。纽约州斯托尼布鲁克大学的内德·兰兹曼（Ned Landsman）第四个发言，谈的是1707年英格兰合并苏格兰一事对理解后来北美殖民地与母国的争端具有什么意义。他认为，这次合并使“英格兰帝国”变成了“不列颠帝国”，本来使得北美殖民地有可能进入一个“多民族国家联合体”的帝国体系；可是英国当局坚持单一主权议会的主张，以致帝国危机无从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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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这些发言都是他们目前正在做的大题目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是其中的精华。特别是两位年轻的女学者，所讲的内容似乎是取自各自的博士论文。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听众充当了主角，评论和提问都极为热烈和踊跃。多数问题都是提给菲茨的，看来她讲的东西的确引发了大家的思考。她的应对也颇为从容和得体。讨论的核心是美国对待拉美革命的态度，以及美国人自身革命的经历在其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另外，还有人对这一场的主题提出异议，认为他们讲的东西并不是全球视野，而至多只是大西洋视野。这话确有道理。在美国革命发生的时期，只有大西洋世界的英、法、德、西和波兰等国表示关注，一些欧洲人谈论美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时，主要着眼点在于其精神和原则。只有当美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以后，美国革命才对更多的国家产生影响，这时它才具有全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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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半小时后，开始了上午会议的下半场，由三位评论人发言。我要在下午做评论发言，想从前面的评论人这里汲取一点经验，因而听的时候分外用心。爱德华·康特里曼指出，如果从更大视野来理解美国革命，需要考虑几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是北美的土著部落和分散的欧洲殖民地；第二是英属美洲；第三是欧洲在美洲的各个帝国及其相互关系。稍后我跟康特里曼聊天，得知这三个层次正是他目前的研究兴趣所在，希望借此建构一个解释北美早期历史的宏大框架。琳达·科利在分别评述前面四个人的发言后指出，用对革命原则的信念来解释美国白人对拉美革命的支持，可能存在局限，因为英国当时也支持拉美革命，为那里的革命者提供军火和经费，还有不少英国人直接去拉美参战。特拉华大学的克里斯廷·海尔曼（Christine Heyrman）谈的是革命与宗教的问题，说到了福音新教与天主教在革命时期的不同影响。这个话题又激发了新一轮热烈的讨论。有人提到了教友会与革命的问题，立刻在听众中引起共鸣。这是不难理解的事，因为费城本是教友会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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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刚到两点，会场里又响起了帕特的喇叭，喧嚷说笑的声音很快平息下去。这一场的主题是“作为内战的美国革命”。前半场照例是由四位年轻学者报告论文。坦普尔大学的特拉维斯·格拉森（Travis Glasson）讲了一个1777年发生在罗得岛纽波特的故事，有个名叫理查德·普雷斯科特（Richard Prescott）的英军将领，晚上不住在军营，跑到外面同情妇相会，结果让美方军人捉住，当时身上只有一件睡衣。他从这个故事引申开去，谈到了英军占领区的居民与英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中许多人既不是积极的爱国派，也不是火热的效忠派，而是介乎中间的普通人。这个故事说明，革命战争对地方社会的人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书的迈克尔·麦克唐奈几年前出过一本书，讨论革命时期弗吉尼亚内部的分歧和斗争。[5]这一次，他继续开拓这一主题，认为革命战争时期那些不支持革命的人，以及他们所采取的抵制战争的行动，延长了战争的进程，增加了战争的烈度。他提出，必须“认真对待战争”，将多数人在战争中的经历纳入革命的历史叙事。特拉华大学的金伯利·纳思（Kimberly Nath）也讲了一个故事：费城教友会信徒休梅克（Shoemaker）一家，在革命时期拥护英国，因此失去了财产和生计，被迫家人分离。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出，革命政权通过财产剥夺，辅以忠诚宣誓，以排斥的方式来界定“公民身份”。坦普尔大学的阿伦·沙利文（Aaron Sullivan）的报告有个很有意思的题目：“身处其中而不属于革命：英军占领下的费城的中立派”。他的主要观点是，用“辉格派”和“效忠派”两极对立的眼光看革命是不妥当的，遮蔽了多数在革命中处于中间地位的人群；革命政府为了以“人民”的名义来建立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政府，却不惜以强制的方式来获取这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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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些发言正好阐发了卡敏斯基在开幕会上提出的命题：革命的模糊性和破坏性。这种路径体现了美国革命史研究的新取向，深得听众的响应。他们纷纷要求得到话筒，坐在阁楼上的听众抗议给他们的机会太少，几个老是举手而没有被叫到的人也在抱怨，局面一时有点失控。提问的人大多称赞这几个发言具有开拓性和启发性，称之为“微观史”研究。还有人提出，如何理解“内战”的含义？把不支持革命的人称作“中立者”是否恰当？如何看待这几个故事中的女性角色？迈克尔向四位报告人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些故事本身都很不错，可是如何发掘它们的意义，以便把它们整合进一种新的革命史叙事中去呢？台上的四个人似乎都没有做好准备，所答不得要领。看来，他们目前心里还只装着小故事，对于小故事与大历史的关系还缺乏思考。这也许正是“微观史”研究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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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场照例是针对前面发言的评论专场。因“历史频道”要录像，每个发言人都需别上一个声音传输器。根据会议安排，我第一个发言。我讲的大意是，但凡革命都不外是内战，但美国革命很特别，被说成了许多种不同的“内战”。过去一些史家研究了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也发掘了反对革命的效忠派的经历，而今天几个发言人重点讲了那些不革命、也不反对革命的人的经历，以此揭示革命对于社会关系和个人心理的破坏性冲击。这类研究揭示了一种重写革命史的可能性，也就是要把革命期间那些不属革命阵营、也不属于反革命阵营的人的经历和感受写入革命史叙事。但这种重写的努力可能遭遇一些难题，比如资料不足，如何看待普通民众与建国精英的关系，如何区分美国革命史与革命时期的美国史，等等。我特别强调，如果把过多的东西强加于美国革命之上，不仅会使革命史不堪其负，还有碎化革命史叙事的风险。接着发言的是马里兰大学的马乔雷恩·卡斯（Marjoleine Kars），她谈的是与革命时期黑人和奴隶制相关的问题。最后是早期社会史名家乌尔里克发言。她现在是哈佛大学的“大学讲座教授”，学术地位很高。她重点谈了“内战”和“革命”的含义，引用了不少同行的看法。接下来的听众参与，主要围绕乌尔里克提出的问题展开，发言的人大多只作评论，很少提问。其中有个人提到，既然要“认真对待战争”，是否应当研究以及如何研究革命时期的军事史？我回应说，哈佛的德鲁·福斯特校长几年前写了一本讲内战的书，叫做《受难的国度》，叙述内战中的死亡问题[6]；独立战争中也有大量的伤亡，看来也值得研究。乌尔里克连连点头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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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场结束时，乌尔里克同我握手，互表祝贺。我走下讲台后，遇到好几个人向我表达了善意的称赞，还有人跟我讨论其中涉及的问题。伍迪·霍尔顿拉住我问道：“你刚才的评论正好回应了迈克尔提出的问题，你们两人是不是事先合计过？”我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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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费城图书公司为与会者举办招待会，地点离会场有好几个街区。有个来听会的人主动给我带路，一路上跟我聊天。这是个年轻女子，生得丰腴而苗条。她说自己是犹太人，小时候随父母到过中国；以前做律师，现在改当导游，特意抽空前来旁听会议。我想，费城本是美国革命的“圣地”，革命遗址都已成了重要的旅游资源，做导游的对美国革命史感兴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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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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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的会议仍在APS的富兰克林大厅举行。我已知道怎么去那里，便早早离开旅馆，独自朝会场的方向走去。离开会还有一个多小时，我沿着切斯特纳特街北面的市场街（Market Street）一路向东，走到第6街，然后折向北，经过国家宪法中心，再从雷斯街（Race Street）来到了特拉华河边。站在深入河中的矶头上，眺望宽阔的河面，只见河水幽深浩荡，早上的阳光照在上面，闪动着粼粼的光影。大河两岸楼宇高耸，富兰克林大桥上汽车呼啸穿梭。遥想当年，威廉·佩恩就从这河边登陆，建立了费城；在独立战争时期，费城成了革命的中心，也是英军和革命军争夺的重点。经过几百年时光的淘洗，许多史迹都已模糊，虽经历代史家精心修复，还是难以看出清晰的面目。昨天会上的讨论，正好说明了革命史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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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会议讨论“暴力与美国革命”。前半场由迈克尔主持，发言人有三位。纽约城市大学斯塔滕岛校区的扎拉·阿尼尚斯林（Zara Anishanslin）讲的也是一件小事：1779年，有个逃脱易洛魁人抓捕的白人士兵，手里有一块据说是白人的带发头皮，上面有一行记述其来历的字迹。她从这件实物史料看出了革命期间人们对待暴力的态度，以及革命后化解暴力的方式。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丹佛·布伦斯曼（Denver Brunsman）发言，讲的是革命期间英美双方强征海员的事。他说，过去把美国革命说成是内战，关注的是陆地上的战争；如果考察大西洋上英美双方的强征海员，就可见美国革命也是一场海上的内战，是一场打击人的心灵的战争。在朱尼亚塔学院（Juniata College）教书的华裔学者熊戴维（David C. Hsiung），提交的论文是讨论革命中的火药短缺问题，但他的发言却临时改了主题，谈的是他对昨天两场讨论的看法，以及环境史对理解美国革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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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会场里的人比昨天少了许多，楼下空了不少椅子，楼上的听众更是稀稀拉拉。不过，听众发言还是很积极，都争着举手要话筒。从多数人的评论看，这一场的几个报告显得比较弱，与主题的切合程度也不高，没有充分阐释暴力与革命的关系，以及革命中暴力的形态和意义。听众中有人问，暴力和战争中的其他行动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报告人的回答所依据的是他自己对暴力的定义，似乎没有考虑到革命时期人们对暴力的看法和态度。我边听边想，讨论革命中的暴力还是要有一点历史意识，要关注这样一些问题：革命时期的人们如何界定和看待暴力？作为革命行动的战争是否赋予暴力以某种程度的正当性？如果离开了这种正当性，革命的意义是否还能成立？交战双方对于暴力的使用及其态度是否存在差别？交战双方调动了何种意识形态资源来把暴力合法化？革命者是如何软化革命中的暴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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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的是，在接下来的评论专场中，牛津大学的彼得·汤普森对这些问题做了阐述。他谈到，从不同的立场对暴力有不同的理解，在白人士兵看来土著武士使用的是暴力，而在印第安人那里则是一种抵抗白人进攻的必要手段。也就是说，对暴力的界定具有相对性。在这一场做评论的，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玛格蕾塔·洛弗尔（Margaretta Lovell）和匹兹堡大学马库斯·雷迪克。我觉得雷迪克的一番话有点意思。他说，过去人们通常觉得，历史是由组织严密的少数人创造的，而现在这些研究表明，革命中高达60％的人是中立的，20％的人是效忠派。这说明，研究革命史不能从跨国视野出发而忽视民族国家的维度；由此出发，可以形成研究美国革命的某种“新议程”。但是，美国革命史与政治历来是纠缠在一起的，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标准之争表明，这种美国革命的新叙事肯定是不会为美国政府所喜欢的，因为它不够“爱国”；如果照这样来写美国革命史，那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作者可能成为很多政府官员的敌人。这时，台下的人发出了会心的笑声。他接着说，到目前为止，关于美国革命的讨论漏掉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革命理念的深刻的历史力量”，即革命时期人们相信，人类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并发动社会运动以改变历史的进程；二是所谓“历史动力”（historical agency）的作用问题，也就是“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美国革命也许不乏缺陷，但它充分显示了人类以集体行动来改变历史进程的巨大力量。他的这些思考带有一点历史哲学的意味，但他是个演讲高手，说话生动有力，清晰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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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到会的人似乎比上午还要少。连续几天高强度的信息和思想冲击，使得不少人略显疲沓。帕特的喇叭叫了好几遍，会场上才渐渐安静下来。这一场的主题是“权力与美国革命”。报告论文的部分由伍迪·霍尔顿主持。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马克·布恩肖夫特（Mark Boonshoft）讨论的是殖民地后期公民社会的发展与革命期间权力集团的强化之间的联系。他谈到，大觉醒运动期间和之后出现的“学园”，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都有改革，进入这些学校的一大批人并不是为了毕业后当牧师，而是要为其他生涯积累社会和文化资本，这些人在革命时期成为权力中坚。哥伦比亚大学的马修·斯普纳（Mathew Spooner）谈的是革命期间南部社会的变化，主旨是财产的转移造成一个“商人—种植园主”阶层的兴起，这些人推动了南部内陆的发展。最后一位报告论文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布赖恩·罗森布利思（Bryan Rosenblithe），他谈的是18世纪中期后英国在非洲和美洲的征服活动及其反响，以及这种反响与美国革命起源的联系。他强调要从空间的维度来理解18世纪中后期的帝国冲突。这几个发言人都挺年轻，似乎是在读的博士生，所讲的东西可能是他们正在做的博士论文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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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的评论和提问也还热烈。有人提到，南部在美国革命中的地位没有受到重视，其实，南部的经历对于理解美国革命的意义很有价值。原定有三位学者做评论，结果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特雷弗·伯纳德（Trevor Burnard）没到，只有哈佛大学的安妮特·戈登-里德（Annette Gordon-Reed）和南卡罗来纳的戴维·希尔兹（David Shields）两位。戈登-里德是个近年声名鹊起的黑人女学者，以研究海明斯和杰斐逊的关系出名，其文笔颇受称道。她的口才也极好，说得台下一阵阵发笑和叫好。这两天我同希尔兹有些接触，觉得他是个朴实无华的人。可是他一站到话筒前，立刻就像是换了一个人，极富口才和表演天赋，模仿所引用的人的口气说话，逗得听众开怀大笑。至于他们具体讲的什么，我已不甚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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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闭幕会，主持人是波士顿大学的布伦丹·麦康维尔（Brendan McConville）。他说话口音很重，语速极快，我的听力根本跟不上。会议请了四位学者谈他们近期的研究工作，并展望相关领域的前景。这四位学者是：佐治亚大学的克劳迪欧·桑特（Claudio Saunt），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凯瑟琳·杜瓦尔（Kathleen DuVal），罗切斯特大学的托马斯·斯劳特（Thomas Slaughter），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的艾伦·泰勒。我对泰勒的讲话印象较深。他说自己正打算写一本关于美国革命的新书，上接前些年出的那本《美洲殖民地》，想从更大的地域范围、更长的时段来考察美国革命。他承认，这些天听到的发言给了他不少启发。革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矛盾，给美国社会和政治带来深刻的变化。贝林宣称美国革命造成了“自由的蔓延”（contagion of liberty），但最近有些学者却说美国革命减损了自由，实际上是“奴役的蔓延”（contagion of slavery）。这次会上的论文提出了不同于这两个“蔓延”的新思路，揭示了革命时期自由问题的复杂性。另有一些论文特别强调战争的意义，关注战争造成的创伤和对正常生活的破坏。这说明，以往的研究忽视了革命给普通人造成的压力。泰勒说话声调低沉平缓，但清晰流畅，也不乏风趣，不时激起阵阵笑声。例如，他开场便说：“作为最后一个讲话的人，处在听众和啤酒之间，总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引得听众一阵大笑。不过，我总觉得他的神态和语气中包含一点矜持。听说他马上要去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接替刚退休的彼得·奥努夫的职位，担任“托马斯·杰斐逊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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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美国革命博物馆举行招待会，地点在切斯特纳特街和第3街的拐角。参加会议的人全都聚集在那里，一面享用各种食物和饮料，一面听博物馆的负责人致辞，气氛十分热烈。我喝了一瓶“塞缪尔·亚当斯牌”啤酒，这是某个机构捐给会议的。待正式的仪式一结束，我就去同迈克尔道别。我出了博物馆，迎着西沉的热辣阳光，沿着切斯特纳特街走回了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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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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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清早，我打车到费城第30街火车站，买好了前往华盛顿的火车票。8点13分，火车准时开出了站台，一会儿就把费城抛在了后面。我望着窗外不断变换的景物，悄悄整理了一下这几天的见闻和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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