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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留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形式新颖，气氛热烈，开放而活泼。就我的知见所及，美国的学术会议通常注重讨论和交流，不同于国内那种采取学术报告形式的“研讨会”。但是，这次会议在讨论和交流方面，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完全是一场接一场的学术对话，一次接一次的思想交锋。主讲人占用的时间远不及听众多，听众发言之踊跃，思路之活跃，言辞之利索，真是令人啧啧称奇。要开好这样的会并不容易，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首先是要把论文提前发布，让与会者事先了解其内容和主旨，这样8分钟的报告才能有效地刺激思考。其次是会议进展中要严格控制时间，发言不能超时。最后，无论是主讲人还是听众，都要有学术水准，都要乐于贡献自己的思想。我发现，每个在台上发言的人都很幽默，很擅长演讲术，短短8分钟，总能把听众逗笑几次，同时又不流于油滑，无损于学术的严肃性。为每个专题都设一个平行的评论专场，也确实是一个效果极好的创举。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女性在会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30余位大会发言人中，有12名女性；听众中的女性不仅人数多，而且参与的兴致也格外高昂。这在国内学术会议上是难得见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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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给我触动最大的还是会议的旨趣。显然，迈克尔他们发起这次会议，意在寻求美国革命史研究的突破口，要为一个老旧的课题注入新的活力。可是，这种“重生”的美国革命史，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式呢？这些“21世纪的新视角”，真能开创美国革命史研究的“新局面”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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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组织者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们都厌恶经典政治史，反感那种注重精英的革命史，不满于少数几个权威长期垄断革命史领域的局面。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熟悉的美国革命史权威大多没有露面。年过九旬的伯纳德·贝林自然不能到会，即便他年轻十岁，大约也不会进入受邀请的名单，因为他早就被看成是“过了气”的人物。精神健旺、仍然著述不辍的戈登·伍德也没有来，他要是在场，大家就不便把他作为攻击的靶子了。近年来势头很旺的杰克·雷科夫、约翰·弗林等人也没有出席，大概是由于他们写的都是以精英为主角的革命史。在这次会议上，倒是有好些人都推重一个老人，就是2012年过世的艾尔弗雷德·扬[7]，一个研究革命时期下层民众和激进主义的先行者。大家共同尊奉这样一位史家，会议的基调就可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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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会议的基调就是要冲出精英主义和意识形态学派的阴影，改变革命史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开拓新的视野和新的路径。从会议的学术报告、评论和问答来看，关注点完全是革命中的普通人，而不是建国精英，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亚当斯、麦迪逊等人被提到，不过是因为他们的言行牵涉到普通民众。就普通民众而言，所关注的也不是他们对革命的贡献，而是他们在革命中所承受的痛苦和不幸。大家对革命的原因完全失去了兴趣，眼光都盯在革命的过程和后果上面。而且，革命的过程也不是宪法的制定，不是各州的改革，不是共和政体的建立，而是战争对社会生活和个人命运的冲击，以及给财产、生命和自由造成的损害。也就是说，革命不再被简单地视为一种推动进步的力量，而是一场具有广泛破坏性的社会动荡。尽管也有学者提到了革命的积极意义，但许多人对革命的结局并不满意，觉得革命本应代价更低而成效更高。研究的题材通常都不触及革命的整体，而只是细微的个案；虽然也有人力图引入大西洋视野或全球视野，但更多学者热衷于微观史。虽然美国革命主要是政治史的题材，但研究者大多采取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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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样的研究早已零星出现，这次会议不过是把各种分散的东西集合起来，通过鼓动和倡导，以期形成一种潮流。从美国史学史着眼，这种求新的努力并不难理解。美国革命史早已是一块熟地，要长出新的庄稼，必须引入新的品种，采用新的栽培技术。新品种就是普通人的经历和边缘性的题材，新技术就是全球视野和社会文化史。这样写成的美国革命史，显然不再是革命者的“赞歌”，而毋宁是不革命和反革命的人的“悲歌”。关注普通人的经历，对被历史边缘化的人抱以同情，这体现了一种更宽厚的人文关怀，较之那种暗含目的论的进步史观，当然要深刻得多，也公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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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革命史观的出现，自有其更大的社会政治语境。最近几十年来，美国财富精英和权力精英的联手控制趋于加强，社会激进主义不满情绪上涨，于是，不少学者对革命史研究中的精英取向表示反感，把目光转向了那些长期被历史所抛弃或遮蔽的群体。当然，其中也许不乏实际的考虑：新生代学者需要谋求学术生涯的开端，在老一代开掘得很深的题材上，自然没有多少用力的余地，只能另辟蹊径，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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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意义上，美国人的确是得天独厚的人民，他们把自由、民主和宪政这些世界许多地方的人长期争取不到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之物。在带有激进倾向的史家看来，美国宪法虽然保护权利，但保护得远远不够，没有尽早把更多的群体和个人包容在内；美国民主虽然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现代民主，但运行得并不理想，精英的权力和影响过大，普通人的声音往往受到压制；虽然美国人崇尚平等，社会风气也倾向于平等，但种族、性别和阶级等因素长期为平等设置障碍。他们在追寻这一切不理想现象的根源时，自然想到是美国革命没有很好地完成它的任务。这种看问题的方式似乎带有非历史的特点，是一种现实关怀（也就是美国学者常说的“现时主义”）“绑架”学术的表现。我想，如果这些美国史家关注世界其他国家近现代的历史，了解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革命，应当会具备一种比较的意识，经历一个“陌生化”的过程，这样或许能对美国革命者产生某种“了解之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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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天的会上，我很少听到有人从正面提及建国之父、宪法和意识形态。这是否意味着，“重生”的美国革命史，将是抛弃了这些经典内容的革命史？完全屏蔽建国之父，抛开立宪运动，不讲意识形态，还能写出一部真正的美国革命史吗？在会上的发言中，不时听人谈到“新叙事”，可是这些新的研究能在何种程度上形成一种“新”美国革命史，似乎还是一件需要“假以时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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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不由得想到，中国学者究竟应当如何研究美国革命史。开会的间隙，不时有美国学者向我打听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他们关心的是，中国学者喜欢什么题目，采用什么理论。我告诉他们，中国人研究美国史，面向的是中国读者，不可能完全追随美国史学的步子，而须有自己的关切和重点；以目前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和研究状况而论，美国革命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的重大问题仍然是有意义的。如果中国学者也去讨论革命中的某个效忠派家庭，关注某些被迫宣誓忠诚革命政权的个体，可能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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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他们是不是能够接受，我也不得而知。不过我觉得，了解美国史学界目前正在想什么和做什么，对于我们思考和摸索美国史研究的路径，无疑是很有启发和帮助的。他们做的东西，我们可能还没有条件去涉猎，但绝不能说那只是纯粹的标新立异。美国史家有自己的现实关怀和学术追求，对此我们也要抱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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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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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近50年美国革命史研究的大致情况，参见琳达·克尔伯：《革命的一代：早期共和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Linda Kerber，“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Ideology，Politics，and Culture in the Early Republic”），载埃里克·方纳编：《新美国史》（Eric Foner，ed.，The New American History，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费城1997年版，第31—59页；伍迪·霍尔顿：《美国革命与早期共和国》（Woody Holton，“American Revolution and Early Republic”），载埃里克·方纳、莉萨·麦基尔编：《美国史学现状》（Eric Foner，and Lisa McGirr，eds.，American History Now），费城2011年版，第24—51页；李剑鸣：《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原载《史学集刊》，2011年第6期，第3—29页。收入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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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迈克尔·朱克曼（Michael Zuckerman），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著有《宁静的王国》《差不多就是上帝选定的人民》等书，在美国早期史领域以倡导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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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爱德华·康特里曼（Edward Countryman），德克萨斯南卫理公会大学教授，著有《革命中的人民》《美国革命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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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伍迪·霍尔顿（Woody Holton），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著有《被迫的建国者》和《不服管束的美利坚人与宪法的起源》等书，是近期从平民主义立场研究美国革命的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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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迈克尔·麦克唐奈：《战争的政治：革命时期弗吉尼亚的种族、阶级和冲突》（Michael A. McDonnell，The Politics of War: Race，Class，& Conflict in Revolutionary Virginia），查珀希尔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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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德鲁·福斯特：《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Drew Gilpin Faust，ThisRepublic of Suffering: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纽约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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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艾尔弗雷德·扬（Alfred Young，1925—2012），美国左翼史家，生前曾执教于北伊利诺伊大学，著有《制鞋匠和茶会：记忆与美国革命》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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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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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早期史领域，伯纳德·贝林独张一军，卓然成家，任何一个要在政治史和人口社会史的研究上有所作为的学者，都不能忽略他的一系列著作。早在80年代初，国内学者在撰文评析美国学者关于美国革命的观点时，就提及贝林[1]；他作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发表的演说，于90年代初被迻译为中文[2]；同时还有文章评介以他为主将的“共和修正派”史学。[3]不过，他的学术成就并不仅限于对美国革命的研究。他在美国早期史领域有多方面的建树，在理论和方法上有独到的思考和尝试，对现代史学的挑战也作出了自己的应答。他的治史经验又一次表明，史家在探索幽暗而神奇的过去世界时，才情、学识、技艺和想象力，四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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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美国早期史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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