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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的领导者在构筑他们的“反叛的逻辑”时，使用了“宪法”“权力”“自由”“代表权”“腐败”“阴谋”等一系列概念，但当时人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却与今人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依照今人的立场来看待这些概念，就难免曲解当时人的意思。这里就涉及历史语义学和语境分析的问题。实际上，在以往的许多史学争论中，因为概念分歧或忽视语境而引起过许多混乱。贝林深知这一弊端，因而他在讨论上述概念时，首先辨析当时人们赋予这些词语何种含义，然后考察这些词语是在何种语境中被使用的。例如，在1763年后的“宪政辩论”中，英国人和殖民地人都在“代表权”问题上大做文章，可是两方所说的“代表权”却有着很大差别：英国人强调的是整体代表权（实质性代表权），北美虽无代表参加英国议会，但他们的利益也在伦敦得到了代表；殖民地居民所坚持的是地方代表权（实际代表权），北美居民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因而英国议会对北美征税就违背了他们的意志。出于这种不同理解，双方各执一词，致使冲突愈演愈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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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讨论的是革命者的态度和动机，那么，《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所揭示的则是反革命派的内心历程。在这本书中，贝林那种深入历史时空内部结构的“语境主义”意识得到更加淋漓尽致的体现。贝林认为，美国革命的失败者并不是英国，因为英国本土没有遭到侵略，人民的生活几乎未受影响，此后英国的发展也十分迅速；真正的失败者是那些在殖民地支持英国的“效忠派”，托马斯·哈钦森就是一个代表。贝林在书的前言中说，他所尝试的方法的特点在于，重平衡甚于重论辩，重语境甚于重后果，重过去的意义甚于重当前的作用。[33]重平衡，就是强调只有同时研究革命的胜利者和失败者，才能真正理解美国革命；重语境，就是要分析历史人物活动于其中的具体的社会情势；重当时的意义，就是要从当时人的角度理解历史事件。这可以说是对语境主义方法的精当概括，也体现了贝林对历史的复杂性和过去性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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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应答现代史学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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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在美国历史协会第96届年会上，贝林发表了题为《现代史学的挑战》的主席演说。他概述了现代史学的三大发展趋势，认为历史学家在观念、视野、方法和手段等方面均面临重大挑战。[34]贝林自己的治史实践，可以说是应答这些挑战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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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史学发展中出现的头一个重大挑战，来自“新社会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一种研究方法的兴起。20世纪初，社会史曾得到约翰·B.麦克马斯特和詹姆斯·哈维·鲁滨逊等人的倡导，但应者寥寥。二战以后，社会史获得新的意义，成为一种广泛的史学实践，取得了甚为可观的成绩。这种社会史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大量吸收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各个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还更新了史学观念，主张从普通人而不是精英人物的经验和角度看历史（from bottom up）[35]，运用包括计量方法在内的各种研究手段。不特如此，社会史本身还成了一种研究方法，在其他研究领域促成了许多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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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贝林正是作为一个社会史学者在美国史学界崭露头角的。他的第一部著作《17世纪的新英格兰商人》，出版于1955年，那时“新社会史”尚在孕育当中。这部著作从题材和视角到方法和结论，都展示了“新社会史”的特点，被后来的学者誉为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殖民地时期某一问题的“第一部主要著作”。[36]贝林在书中讨论的问题是，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角色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商业活动的？他们的商业行为又以何种方式反过来影响他们在殖民地社会的地位？旧世界发生的事件对他们商业活动有什么影响？他们个人和欧洲人的联系具有何种重要性？[37]这些问题大多属于社会史的范畴，体现了社会史的研究视角。贝林大量使用了个人书信、家庭账册、商业记录、私家手稿、家族文件以及各种官方档案和印刷文献。他在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点结论：第一，商人在北美各殖民地不仅是一支能动的经济力量，而且是新英格兰社会逐渐变动的主要推动者；第二，商人并不是一个具备社会纯一性的群体，不能视为一个社会阶级，其内部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是决定事态进程的重要因素。此后，贝林还发表了关于17世纪弗吉尼亚政治与社会结构等多篇论文，确立了他作为一个社会史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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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林也是较早把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引入其他领域的学者。他早年曾尝试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家庭和教育，探寻家庭在早期教育中的功能，阐述教育在美国社会形成中的作用。他关于美国早期政治起源的探讨，带有明显的社会史的印记，因为他注重思想观念和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大大拓宽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野。在他近期的规模浩大的跨大西洋人口运动的研究中，社会史更是一种基本视角，这一点已如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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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林还是计量方法的最早尝试者之一。他在研究新英格兰商人的过程中，发现了《马萨诸塞档案》第7卷中一份1697—1714年间的船运记录。他便与妻子合作，用当时还十分粗糙笨重的计算机来处理这批材料，取得了重大进展，于1959年出版《马萨诸塞船运的统计学研究（1697—1714）》。从这些经过计算机处理的数据中，贝林得出了如下结论：17世纪末18世纪初是殖民地经济由无序走向有组织的一个重要阶段；17世纪末马萨诸塞的船运业整体规模很大，但甚为分散，船运巨头为数甚少；在这个时期，不仅经济趋于有序，社会秩序也在形成之中。[38]从各方面看，这是一项标准的使用计量方法的“新社会史”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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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贝林对社会史中出现的非历史化倾向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基于对历史学的学科自主性的理解，强调借鉴社会学理论和统计方法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处理历史问题，而不是把历史学变成社会学。[39]在他的著述中，社会史已经融化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之中，各学科的知识都为他所用，而且得心应手，各得其宜。他研究美国政治的源流，在运思和写作中，反映出他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修养，并将“政治文化”的概念引入早期史研究[40]；他的人口社会史研究，更是综合运用了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融合了社会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经济史等多种视角，采用了描述性解说、计量化、结构分析、叙事、图像表现等多种方法和形式，以展现跨大西洋的人口运动和北美社会形成的壮阔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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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连带引出了现代史学的另一个挑战，即史学的社会科学化问题。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一批深受德国兰克学派影响的史家，力图在美国建立科学的、客观的史学。这种理想在遭到贝克尔、比尔德等相对主义者的责难之后，随着史学观念的兴替而逐渐为人所遗忘。然而，到了二战以后，由于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历史学家们又萌生了新的梦想，试图使史学走出传统的人文学科的古老殿堂，变成像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那样的一门年轻而规范的社会科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历史学家们大量引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拓展研究范围，发掘新的史料，增添研究手段，提高表述的精确性，强化理论色彩。这种对社会科学化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使古老的史学焕发了生机，但同时也引发许多弊端，其突出的表现有三：在思想方法上，先有理论的假设，再去寻找经验证据来加以验证；在著述形式上大量使用图表和公式，类似“社会科学研究报告”[41]；缺乏故事性，文字枯燥，了无意趣，导致史学著作的社会影响日趋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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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研究的意义，贝林是充分肯定的。他曾预言，未来一个成功的历史学家应当具备统计学的知识，应当成为富有造诣的业余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不损害史学的学科特性。他认为，历史学家不能去分析那些从过去抽象出来的各种孤立的技术性问题，而应叙述一个运动变化的世界。[42]为了不至于被误会为社会科学家，他本人很少系统地使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和语言。[43]在他看来，使史学保持学科特性的关键是叙事性（narration）。他所说的叙事，并不是早期史学的那种记述形式，而是依据一定的理论框架来描述和揭示历史运动过程的方式。他强调，数据和分析必须服务于叙事，而不是使史学变成科学，因为数据不是历史，史学谈论的是人，是人的活动和关切。[44]传统史学的叙事对象是政治事件和战争，这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故事性；而贝林的最大理想，就是建立一种关于社会发展的叙事。他相信，社会发展同样是一种结构性的、有顺序可循的故事。[45]可见，贝林自觉地坚信，史学的基础是人文关怀，它重视时间观念，关注变化，突出叙事性。这些正是史学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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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之于史学，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一大代价，就是叙事艺术的式微。在文史不分的时代，叙事乃是历史著述的基本方式；即便是在史学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史学对于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叙事艺术的高低。但是，当今美国许多史家或不重视叙事的意义，或缺乏叙事的修养，其作品语言枯燥，形式呆板，久已为人所诟病。贝林始终重视叙事对于史学的意义。他认为，运用包括计量方法在内的各种手段得出的数据，只有转化为富于意趣的叙事元素，才能在真正的历史著作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在这一点上，他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作为文学的历史学》的演说中提出的见解有相通之处。[46]他的书大多体现了一种典雅庄重的叙事风格和优美流畅的文风，正如有的评论者说，他的著作兼有学术和文学的双重品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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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史学的挑战同样还体现在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关系方面。关于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关系，吴于廑教授有精辟的见解：“专精和综合是相辅相行的。没有专精，即使为一个细目作理论概括都会有困难，更不论作广泛的合乎科学的综合。同样，不作综合，就不易确定一项专题细目在全局中的地位与意义，更不会由综合概括中发现某些专精的不足从而引发更专、更深入的研究。”[48]但是，二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中专门化和综合性之间出现失衡，产生了所谓“碎片化”的问题。专题研究的发展，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历史研究，关于过去的知识得以空前地丰富；但这种趋向走向了极端，导致过度专门化这种“繁荣之病”。[49]具体问题得到十分深入的探讨，但成功的综合著述则寥若晨星；部分和整体缺乏联系，进行综合研究的人没有专题研究的积累，而从事专题研究的人又大多缺少综合驾驭的能力。贝林对这种流弊感到不满，主张把专题研究（他称之为技术性著述）和宏观综合（一般性描述）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专题研究的意义、相关性和重要性才能得到显示，历史才能保持它应有的功能和意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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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专题研究既要建立在对第一手史料的发掘和研究上，又要具备开阔的眼界和高远的理论取向；成功的综合研究既要有基于理论的宏观叙事框架，又要在材料上经得起推敲。用这种标准来衡量贝林的史学，可以看出他的著述大含细入，在专题和综合两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他研究新英格兰早期的商人，研究马萨诸塞的船运，其题材具体，用功专深；但他并非为专门而专门，他的旨趣在于通过对商人和船运的研究，以揭示殖民地社会从混乱无序走向有组织和成熟状态的过程。他对美国早期政治源流的研究，对人口社会史的探讨，都是专题和综合同时并举。他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和《美国政治的起源》，前者深入讨论了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后者则综合考察了美国早期政治的渊源和遗产。贯穿两书的主线是，来自英国的政治思想资源，在北美的社会环境中发生转化，成为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这两本书几乎是同时构思，同时写作，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对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的探讨，激发了他追寻美国政治起源的灵感；而对美国政治起源的研究，又深化了他对革命的思想意识的理解。在人口社会史方面，他也是同时从综合和专题两方面着手，探讨欧洲移民和文化进入北美后，如何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了转化和整合。他几乎又是同时出版了《英属北美人口定居导论》和《渡海西行的人》，前者属于综合性质，后者则是专深之作。对整个大西洋区域人口运动的宏观考察，使他对移民的个案研究具备宏大的历史背景；而具体的个案研究，又使他的宏观考察具有坚实的史料基础。两者的确是相辅相行和相互发明的。可见，贝林的特点是专题与综合兼顾并重，围绕自己擅长的专题进行综合，通过综合来深化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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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当今美国史学界，把专题和综合结合得如此出色的史家实不多见。写出了洋洋三大卷《美国人》的丹尼尔·布尔斯廷，是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综合著述史家，他那种高屋建瓴的理论视野和气象恢宏的叙事手法，博得雅俗共赏。但他的著作招致责难之处，恰在于缺乏专题研究的基础，在史料方面纰漏甚多。同是研究早期政治史的杰克·P.格林，在专题和综合上也下了同样的工夫，他对南部殖民地议会下院的研究，对美国例外论的渊源的解析，都甚为引人注目。但遗憾在于，他尚未提出在本领域引起强烈震撼的解释框架。贝林受到的批评也很尖锐，例如，有人对他在《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中关于“自由”的定义加以驳难[51]；有人指出，他的人口社会史构架中没有黑人和印第安人的位置。[52]但没有人能否认，他在第一手史料的运用和宏观解释框架的构筑上，都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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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贝林史学的理论特色，前文已经论及；对他驾驭史料的功力，则须略作交代。在写作《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之前，他对革命时期的小册子、日记、书信和其他文献作了细致的整理和深入的解读，这从他在书中的繁复脚注可见一斑。他的史料工夫在《渡海西行的人》一书中得到更为突出的体现。这本书的基本史料是一份存于伦敦的1773—1776年间的官方移民登记名册。这份名册并非贝林首次发现，但以往史家未对它作系统分析，也没有看到它的深层价值，更未结合其他资料来相互印证和发明。贝林首先对这份名册进行电脑处理和计量分析，然后根据它提供的各个移民的线索，从大西洋两岸的报纸、公私文件、家谱资料、地方史志、村镇档案、个人手稿中发掘信息，追踪各个移民，使数百名普通移民的经历得以重现，并从他们的经历中探寻到北美社会形成过程的某些局部和细节。这一工作艰苦烦难，贝林穷其心力而为，其严谨务实的学风和深厚独到的功力，均展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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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贝林迄今尚未写出如《美国文明的兴起》或《美国人》那样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也没有提出一种足以重塑整个美国历史解释的理论框架，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早期史领域。当今美国史学处于一个大师阙如的时代，不仅找不出汤因比、布罗代尔那种创立庞大史学体系的巨匠，连20世纪初特纳、比尔德那样影响过整个美国历史写作的人物，也是踪影杳然。在一种群雄并起、流派林立、新说迭出的史学格局中，像贝林那样始终独树一帜，已属十分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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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写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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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最近十多年来，贝林的主要精力仍用于组织“大西洋史工程”，并继续开展人口和移民史方面的研究。他的学术影响早已超出了美国史范围，在更大的历史研究领域受到关注，甚至有学者发明了“贝林式史学”（Bailynesque）一词，用以指在现代早期美国史和欧洲史领域把社会史、经济史和思想史结合在一起的史学样式。[53]他在2005年出版《大西洋史：概念与轮廓》一书[54]，收入两篇论文，一篇讨论“大西洋史”概念的缘起和形成过程，另一篇则对现代早期“大西洋世界”的特点做了概略的描述。这本书出版后，很快在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反响。对贝林来说，无论是作为观念的“大西洋史”，还是作为过去实际的“大西洋世界”，其主角都是欧洲人，是欧洲人在大西洋地区的扩张和定居活动，以及由此造成的一个“欧洲文明的边界地带”。因而有评论者认为，贝林的“大西洋史”很像是殖民地史的放大，未能很好地把非洲和非洲人整合在他的“大西洋世界”之中。[55]还有论者认为，贝林关于“大西洋史”的学术史梳理甚为偏颇和狭隘，一方面刻意强调其美国特色，另一方面对于许多相关文献也未置一词。至于他所描述的“大西洋世界”的演进，因过于关注美国的重要性，也带有为“美国例外论”招魂的意味。[56]他最近出版的新书《未开化的年代》[57]，再次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还成为2013年度普利策奖的最终入选书目。这表明，这位耄耋老者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创造力。站在今天的学术视点来看，贝林如果封笔于1967年，也已经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美国革命史大家；及至1986年，在那两部早期人口社会史著作出版以后，他更是登上了新的学术高峰，跻身于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史家之列。[58]他近年发表的论著，固然保持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水准，但多少类似落日的余晖，色彩依然悦目，却已无助于为他辉煌的学术生涯增添光辉。对于贝林这样的成名史家来说，即便是早早地仿效《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做一个学术界的隐者，也绝不会为史学史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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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记于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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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则民：《关于十八世纪美国革命的史学评介》，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9—60页；张友伦：《评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关于美国独立战争性质和原因的几种论点》，载《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8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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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译文载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6—423页。该文集的主标题系采用贝林演说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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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满运龙：《共和修正派与当代美国思想史学》，《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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