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84900
生于1922年的贝林，属于二战后复员重新入学而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代学者。他自1949年起一直执教于哈佛大学，于1981年担任“亚当斯大学讲座教授”这一哈佛最高的教职。与艾伦·内文斯和菲利普·方纳那种“历史著作工场”式的史家相比，贝林不算多产，迄今已出版的著作不过十余种。但他的作品以质取胜，所著《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同时荣膺普利策奖和班克罗夫特奖，《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获得全国图书奖，《渡海西行的人》再获普利策奖。在美国历史学家中，一生获得4项全国大奖者，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亦当寥寥可数。
1706284901
1706284902
贝林的治学历程，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界，大体可分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他侧重研究早期政治史，特别是美国革命史，其学术声誉即奠基于此；近20年来，他的研究兴趣转向人口社会史，其“大西洋史”工程目前尚在进展当中。
1706284903
1706284904
在贝林开始涉足美国早期史时，他前面已经矗立着许多高峰似的大家。19世纪的乔治·班克罗夫特、弗朗西斯·帕克曼自不待言；在20世纪前半期，查尔斯·安德鲁斯、劳伦斯·吉布森、赫伯特·奥斯古德之于殖民地史，查尔斯·比尔德、老阿瑟·施莱辛格、卡尔·贝克尔、梅里尔·詹森之于美国革命史，塞缪尔·莫里森、佩里·米勒之于思想文化史，都是各领风骚的一时名宿。贝林作为后进，如果不能标新立异，自然就无法走出那些大家所投射的巨大影子。
1706284905
1706284906
贝林选取的路径，是从政治文化的演变入手，梳理美国早期政治史的脉络，进而构筑一个解释美国革命的新框架。他的工作在三个层次上展开：一、探寻北美政治的渊源；二、描述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的形成；三、阐释革命的思想意识对革命时代思想观念的重塑。
1706284907
1706284908
贝林发现，在北美殖民地居民中，极其珍视自由权利、高度警惕专权暴政的心理，堪称根深蒂固。他们相信，在世界各国当中，唯有英国宪政体制最为完善，英国社会的三大等级，即王室、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关系，反映到宪政体制当中，就是君主、上议院和下议院三者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抑制了权力这一自由的天敌的膨胀和扩张，为自由提供了根本的保障。但是，英国掌权的大臣们为了控制权势，采用腐败的方式，力图打破宪政体制内部的平衡，“英国人的自由”于是危在旦夕。那些大臣们还和殖民地官员联手，要将这种“腐败的”计划贯彻到北美，使北美居民沦为失去自由的奴隶。无论是制定《印花税法》还是驻军北美，无论是“波士顿惨案”还是“五项不可容忍的法令”，都被认为是英国那些邪恶的大臣们试图剥夺北美居民自由的证据。殖民地居民感到，不论在英国，还是在北美，一个扼杀自由、奴役人民的巨大阴谋正在形成和扩展，这使他们惊恐不安，不得不拿起武器来反叛为“腐败”所吞噬的英国，在北美为自由保留一个“避难所”。这些想法并非为精英人物所独有，而是广泛散布于大众中间的“意识形态”（ideology），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状态。美国革命即为这种精神状态所孕育和催生。此即解释美国革命起因的“阴谋假说”。
1706284909
1706284910
富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一反英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却是由英国的思想资源培育而成的。贝林认为，18世纪的北美居民在文化上还是属于“英格兰的”，他们对于英国政治和政治思想十分敏感。在沃波尔主政时期，英国存在一个强大的政治反对派，他们借助“平衡宪政”的理论，抨击沃氏专权跋扈，破坏宪政，严重危害民众自由。他们指责当局腐败，高扬自由和权利的旗帜。在这群被称作“乡村派”的政论家中，约翰·特兰查特和托马斯·戈登名声最盛。他们上承詹姆斯·哈林顿、阿尔杰农·西德尼的共和主义之余绪，下启风行18—19世纪英美世界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先河。这些反对派的言论，在英国本土并无很大反响，可是他们的论著在北美却不胫而走，深入人心，为殖民地人士所接受，成为他们观照英国政治、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力工具。
1706284911
1706284912
但是，北美人士从英国吸收的思想资源，在同北美的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生了重大的转化，成为自有特色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推动革命运动的兴起，而且深入北美社会的各个方面，造成了深刻的思想变动，使人们对民主、自由、权力、代表制、奴隶制、平等、主权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产生了新的认识，形成了新的态度和信念，并且体现于建国的实践之中，造成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1706284913
1706284914
通过这三个层次的分析，贝林提出了关于美国革命的新观点：美国革命不是各社会集团之间为了实现社会或经济结构的变动而进行的斗争，它不是一场社会革命，社会变动是革命的后果而非革命本身；革命首先是一场思想意识、宪法和政治的斗争，它的思想渊源主要不是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这套洛克式的政治哲学，而是英国内战中产生、经过18世纪英国政治反对派继承和发展的“反专权主义”思想；革命的结果是使美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形成了新的社会政治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革命乃是一场十分激进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4]贝林的论点，在“辉格学派”“帝国学派”“进步主义学派”“一致论学派”诸种解说之外自成一家，是近30年来美国革命研究中影响最盛的一派学说。
1706284915
1706284916
贝林在构筑他的美国革命解释框架时，借助了既往的史学资源。他和早年的帝国学派一样，注重北美和英国的历史联系。但帝国学派主张“从外部”来考察殖民地，他们写出的是以英国为主角的殖民地史[5]；贝林把目光投向英国的目的，则是为了更清楚地看出北美历史变动的源流。在他之前，卡罗琳·罗宾斯勾勒了英国政治思想投射到北美的基本轮廓[6]，贝林承认自己从这类研究中获得了灵感。[7]另外，他关于美国革命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的观点，可以说是化脱于约翰·亚当斯的看法。[8]在贝林之后，戈登·伍德又将这种思想史的理路运用于对整个革命时期的研究，更进一步描画了革命和建国的政治文化图景。[9]
1706284917
1706284918
从70年代末开始，贝林的研究重点转向跨大西洋的人口运动和北美社会的形成。这一研究兴趣的转换，并不意味着贝林的学术路径的断裂。就历史运行的逻辑来说，北美社会的发育成长，乃是美国独立的最深层根源；从贝林个人的治学历程来看，他所注重的那种大西洋两岸政治思维上的联系，归根结底是同文同种的反映。他之构筑“大西洋史”的框架，既是其治学路径的自然趋向，也为他实现学术上的自我超越提供了重大机遇。
1706284919
1706284920
贝林把整个大西洋世界看作一个历史单位，认为从大西洋的一边向另一边的人口运动，以及由此造成的一个新社会的兴起，乃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奇观。这种跨大西洋的人口运动，不单纯是一个人口史和移民史的问题。为了开拓一种新的研究路径，贝林使用了“peopling”（人口定居）这一概念。按他的理解，“peopling”的含义是人员充实，有人口移出，也有人口移入，还暗含定居、开辟和使用土地、社会流动和边疆等意义，同时也包括不同的和相互冲突的人群和种族的混合，社会模式、社区和家庭组织的演化，人口特征的形成等方面的内容。借助这个概念，可将传统的移民史、边疆史、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人口史诸多领域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构架宏大、内容丰富、视角新颖的研究课题。[10]他把这个课题命名为“英属北美的人口定居”，这样就超越了单纯的移民史而产生了全新的意义。[11]
1706284921
1706284922
围绕这个课题，贝林已出版两部著作：一是带有总论性质的《英属北美人口定居导论》；二是一项个案研究，书名是《渡海西行的人：革命前夕美利坚人口定居中的一次人口迁徙》。目前贝林正在致力于进一步的研究，他虽年逾七旬，但精力充沛，相信不久便会有新作问世。
1706284923
1706284924
在《英属北美人口定居导论》一书中，贝林提出了研究美国早期人口社会史的总体构想。第一，跨大西洋人口运动的原初动因，必须和移民所来自地区的人口流动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在17—18世纪的不列颠诸岛和德意志地区，一直存在十分活跃的内部人口流动，为了寻求改善而迁徙，几乎已成为大不列颠居民和德意志人的习性；当横越大西洋的航行变得更加畅通时，这些本来就已习惯于迁徙流动的人们，就很自然地选择北美作为他们寻求机会的目的地。因此，向北美的人口运动和定居，乃是移民原住国国内人口运动的外向延伸和扩展。但到后来，影响人口运动的因素发生了变化，北美的拉力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足以改变欧洲的人口构成和迁徙模式。第二，北美社会的形成不存在统一的模式，移民在到达北美和定居、开发的过程中，出现极大的多样性和差异，正是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构成移民社会的背景。随着移民来源的多样化，北美社会的民族和文化构成也就变得更为多样化。如果不充分考虑这种丰富的多样性，就不能理解北美社会形成的复杂性。第三，在最初的殖民运动完成后，北美一直存在的劳动力需求和狂热的土地投机活动，乃是刺激欧洲人口流向北美的主要因素。北美劳动力市场的变动，直接影响到移民的类型：在欧洲的契约仆移民锐减时，来自非洲的强制性移民（黑人奴隶）开始大增；当北美需要熟练劳动力时，工匠和熟练农夫就成了移民的主体。土地投机则是一种重要的职业，投机者直接参与组织移民的活动，推动了跨大西洋的人口运动。第四，作为跨大西洋人口运动的结果而出现的北美文化，可视为西方文化的一个遥远的外围地带，是欧洲都市文化体系的“边界地带”，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北美文化的性质。
1706284925
1706284926
这是贝林在人口社会史研究中的总体思路，它涉及移民的发生学、人口运动的持续动力、北美社会的形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个构想显示了贝林那种汇聚移民史、人口史、边疆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各种视角来考察北美社会起源的学术雄心，的确是不同凡响的创意。如果能够基于这个构架，以具体的实证研究充实其细节，北美社会的形成过程当得到清晰的展现。不过，到目前为止，贝林的北美社会形成图景还是粗线条的。虽然他在《渡海西行的人》中，对这个图景的一个局部作了精致而出色的勾画，但他面临难以逾越的资料限制，再加上以一人之力担当如此浩大的工程，其完竣的前景看来还是十分遥远的。不过，仅是他所提出的研究构想和所做的研究尝试，就足以改变美国早期人口社会史的面貌。[12]
1706284927
1706284928
1706284929
1706284930
1706284932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二、理论取向和方法论特征
1706284933
1706284934
在贝林开始其治学生涯时，美国史学界清算进步主义史学遗产的运动逐渐走向高潮，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一致论学派”，构筑了一种以突出社会一致性和历史连续性为特征的美国史解释框架，使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史学为之一变。继之而起的“新左派”学者，则发展了进步主义史学的冲突论和突变论，可以说是60年代社会思潮在史学界的映射。贝林在思想上似乎没有为这些思潮所熏染。这些学派在思想方法上都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将历史过程简单化和公式化，而且为了满足现实需要而不惜扭曲历史。这正是贝林所深不以为然的。
1706284935
1706284936
在历史观方面，贝林既无那种客观再现过去真相的兰克式雄心，又拒斥卡尔·贝克尔那种过去实在无法确知的悲观论调。一方面，他反对将“过去实在”和历史知识相互等同；另一方面又坚信，表现过去世界的努力应以尽量精确和充分为目标。他认为，把握过去发生的一切和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表现之间的关系，乃是一切历史研究中至为关键的因素。[13]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获得关于过去实在的知识，是人类对自身经验的扩大，可使个人超越自己的生活和文化，能够看到更为丰富多彩的人类经验。人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现在处在何处，如何为将来定向，都离不开对过去的了解；一个社会要保持一种健康状态，也需要历史知识的作用。因此，历史学家的天职，就是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完整和客观的历史知识。[14]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家需要具备技巧、知识和想象力。[15]
1706284937
1706284938
在具体的研究中，贝林有着自觉而清醒的方法论意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关注的是现代早期和现代之间、欧洲和美国之间、精神状态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三个“intersections”。[16]他用的“intersection”一词，含有相互联系和交叉的意思，不妨译为“关联”。这三个历史关联各有侧重：第一个揭示的是美国早期史的重要性，第二个涉及的是美国历史起源的特殊性，第三个关系到思想史的复杂性。这三者的有机联结，构成了贝林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他对美国早期史的研究，就是意在勾画这三个“关联”在历史中所展示的实际形态。
1706284939
1706284940
贝林所谓“现代早期”，是指工业革命前西方社会大转型的发端时期，而“现代”则是18世纪以来社会发生巨变这一历史时段。这两个时代之间的关联，用贝林的话说，就是表现为原来那个十分遥远的世界，变成了当今人们所熟悉的世界。[17]这个“关联”体现了贝林治史的时段定位和整体背景。他的研究重点是17—18世纪的美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这正是人类社会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而美国历史的起步和发展正和这一历史转折相契合，或者毋宁说是这一转折的产物。欧洲社会转型时期的全球性商业扩展以及由商业扩展所刺激和带动的政治与文化的扩张，使欧洲人口和文化扩展到美洲，白人社会在原为印第安人所独享的新大陆得以重建。这一历史运动的后果早已得到充分显现，但它作为一个过程却并不完全为今人所知悉。贝林曾从若干侧面来描述这一过程。他研究早期教育时发现，在北美的荒野中，欧洲的社会结构和规范迅速崩溃；适应美洲环境的过程，同时也是原有的各种因素组合为新的社会的过程。[18]他研究过商人这个社会集团在新英格兰社会变动中的作用。[19]他还从政治观念的传播和转化来探讨这个时代政治文化的演变。[20]在谈到17世纪晚期各殖民地因英国“光荣革命”而引发的政治动荡时，他把这些政治事件说成是欧洲社会在北美解体的征象，是塑造美国政治起源的各种力量的重组。[21]他在转向人口社会史研究以后，便在更为宽广的背景下揭示北美历史的起源。
1706284941
1706284942
关于美国和欧洲的历史与文化联系，历来论者均未加否认。对于19世纪持“生源说”的那些历史学家来说，欧洲对于美国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向新大陆输送了文明的“基因”，由此而生长出来的美国文明，和欧洲文明并无质的差异。但在特纳的笔下，欧洲的影响被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阻挡在外面，美国文化的独特性孕育于西部边疆的开拓之中。这两种各执一端的观点，都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后来一些专门研究殖民地史的学者，把欧洲和北美的联系，归结为大英帝国内部的管理和控制体系所产生的功能。贝林之关注欧洲和美洲之间的“关联”，其着眼点在于探究美国历史的源流。在贝林看来，欧洲对美国社会有着发生学的意义，但来自欧洲的一切，只有在北美的新环境里实现转化之后，才成为美国历史进程的有机成分。所以，“渊源”和“转化”，是贝林考察欧洲和美国的联系时所使用的两个关键性范畴。例如，以往学者在讨论美国政治的起源时，通常把以约翰·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当作美国政治文化的内核。贝林并不否认洛克的重要性，但他看到，在英国政治传统中影响相对较小的“乡村派”思想，对美国政治传统的塑造意义更大。不过，美国人并未成为英国思想的传声筒，英国的政治观念传入北美以后，在各种社会条件的作用下发生了转化，成为塑造人们的社会性行动的意识形态。美国的政治传统就形成于这一转化过程中。贝林对跨大西洋人口运动和北美社会形成的研究，所遵循的是同样的理路。但较之观念的传播和转化，这是一个远为复杂和微妙的过程。从欧洲涉洋而至的移民，身负其原来文化的因子，定居在北美的新环境中，为了适应和改造环境，将这些文化因子重新组合，从而使欧洲文化在北美实现转化，形成新的北美社会。他曾选取1773—1776年进入北美的近10000名移民作追踪研究，探讨他们迁徙前生活如何、何以移居北美、最后在何处落户、怎样在新世界转变生活方式、最后的结局如何，从而局部地再现了从移民到社会的转化过程。如果说J.G.A.波科克构筑了一个“大西洋文化体系”[22]，贝林则试图建构一个“大西洋社会运动体系”。随着这个体系的不断完善，对美国社会历史源流的认识也会得到逐渐深化。
1706284943
1706284944
贝林长期侧重思想史研究，因而对内在的精神状态和外在的社会条件之间的关联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在追寻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时，发现人的内在精神状态和外在历史运动之间，存在一种交互和扭结的关系。在他之前关于革命起因的各种解释，大多遵循单线因果联系的思路，将外在的和人们所无法驾驭的种种力量作为革命的原因。贝林所讨论的不是革命的原因，而是其起源的过程；他把视线转向人，转向事件的参与者的内心世界，从他们的动机和想法、恐惧和希望中寻找革命的由来。他的这种思路，有一个隐性的逻辑作为支撑，那就是人是历史事件的主角，而人是依据自己的想法而行动的。也就是说，人的观念具有塑造行为的功能。但人的观念并非凭空产生，它不仅在思想上其来有自，而且受到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制约。一旦某种观念通过广泛传播而成为普遍共有的想法，那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想法，而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支配集体性的行动，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变动的历史进程反过来又带动观念的变化。[23]他对美国革命的起源的解释，就是建立在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从贝林的这一研究取向可见，对一切历史现象的认识，最终都必须落实到对人的理解上面。这和马克·布洛赫的观点不谋而合[24]，而布洛赫正是令贝林早年最为心折的历史学家。[25]有人批评贝林关于美国革命起源的解释属于唯心论，理由是他忽视了社会性的根源。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思想的误读，因为他从未否认革命的社会根源。[26]如果真有所谓“误读”，贝林对与思想意识发生交互作用的社会条件未加深论，可能正是“误读”的诱因。
1706284945
1706284946
在具体的研究中，贝林倡导保持某种“语境主义”意识，着力重建过去世界的人们思考和活动的具体时空结构，为他们设身处地，反对以现在的观点改造过去的实际，以致损害过去的特性。在他看来，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而过去不仅与今天相距遥远，而且存在很大的不同，因而历史学家必须用极大的想象力和丰富的知识，使自己回到过去的经验当中去。[27]他认为，过去世界的人活动于其中的“语境”（context）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并不知晓事态的结局和后果；历史学家在评判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时，如果仅从看到了结果的今人的立场出发，就会导致曲解和误会。[28]因此，能否深入“过去事态的语境”（context of past circumstances），乃是优秀史学家的第一条标准。[29]就这一点而言，贝林倡导的是一种深入历史时空内部结构的“语境分析”方法。
1706284947
1706284948
关于美国革命的起因，历来众说纷纭。贝林感到，与其以现代人的观念替历史事件查找原因，不如直接考察当事人的想法和动机。革命时代的人们留下了大量文字作品，旨在解释和说明他们反英的理由，但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把它们看成一种诉诸情绪的宣传辞令。贝林针对这种情况指出：“如果不停止（对革命者的言论的）怀疑和仔细倾听革命者自己关于革命原因的说法，我们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场革命。”[30]他通过对作者的日记、书信以及其他私人文献与这些宣传品的相互印证，断定这些文字的确反映了其作者、而且也体现了其读者的真实的见解、想法、担忧、恐惧和希望，因而是了解革命一代的动机和观念的重要资料。他从这些资料中看出，革命时代的人们在思想意识方面十分敏感，对于侵害自由的“阴谋”的恐惧在革命运动中具有核心意义。通过对革命者心理、情感和态度的考察，贝林力图进入18世纪北美居民的精神世界。但他同时也看到，当时人们对英国和殖民地政治的观察受到既定的逻辑的制约，并不合乎实际情况。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反对自由的“阴谋”，英国在七年战争后调整对殖民地的政策，目的不过是实现帝国管理系统的合理化而已。[31]但富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些“错误的”想法却对历史的进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1706284949
[
上一页 ]
[ :1.706284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