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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语见伯纳德·贝林《革命的面目：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人物和主题》（Bernard Bailyn，Faces of Revolution: Personalities and Themes in the Struggle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纽约1992年版，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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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吴于廑：《朗克史学一文后论》，见《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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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语出托马斯·本德：《整体与部分：美国史研究需要综合》（Thomas Bender，“Wholes and Parts: The Need for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第73卷第1期（1986年6月），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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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第7页；埃柯克：《有时是艺术，从未是科学，但总是技艺》，第6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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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约翰·菲利普·里德：《美国革命时代的自由概念》（John Phillip Reid，The Concept of Liberty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芝加哥1988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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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加里·纳什：《评贝林著〈英属北美人口定居导论〉》（Gary B. Nash，Review of The Poepling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by Bernard Bailyn），《新英格兰季刊》，第60卷第2期（1987年6月），第287—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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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彼得·科克兰尼斯：《向东推进：伯纳德·贝林、世界岛和大西洋史的理念》（Peter A. Coclanis，“Drang Nach Osten: Bernard Bailyn，the World-Island，and the Idea of Atlantic History”），《世界历史杂志》，第13卷第1期（2002年春季），第169—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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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伯纳德·贝林：《大西洋史：概念与轮廓》（Bernard Bailyn，Atlantic History: Concept and Contours），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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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艾利森·盖姆斯：《评贝林著〈大西洋史：概念与轮廓〉》（Alison Games，Review of Atlantic History: Concept and Contours by Bernard Bailyn），《美国历史评论》，第111卷第2期（2006年4月），第434—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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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伊恩·斯蒂尔：《伯纳德·贝林的美利坚大西洋》（Ian K. Steele，“Bernard Bailyn’s American Atlantic”），《历史与理论》，第46卷（2007年2月），第48—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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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伯纳德·贝林：《未开化的年代：英属北美人口定居之文明的冲突（1600—1675）》（Bernard Bailyn，The Barbarious Years: The Peopling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The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s，1600-1675），纽约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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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英国学者西蒙斯称，《渡海西去的人》乃是“20世纪美国历史研究和写作中的珠穆朗玛峰”。见R.C.西蒙斯：《评贝林著〈渡海西去的人〉和〈英属北美人口定居导论〉》（R. C. Simmons，Review of Voyagers to the West: 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and The Poepling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by Bernard Bailyn），《美国研究杂志》，第21卷第2期（1987年8月），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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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戈登·伍德与美国早期政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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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一个历史学家的治学，自然脱离不了具体的学术语境。美国早期史名家戈登·伍德，成长和活跃于美国学术急剧变动的时代，他的治学道路和学术观点，无不留有这个时代的鲜明烙印。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社会史和文化史交替引领美国史学的潮流，而长期雄踞史学高地的政治史则沉浮不定，处境多少显得尴尬。不少学者有意避开政治，政治史的意义、地位和学术合法性都成了有争议的问题。许多陆续加入史家行列的新人，对于重大的政治题材缺乏兴趣，乃至十分反感；经典的宏大叙事遭遇质疑和解构，精英主义史观受到抨击，中心和边缘的位置则被颠倒过来，从前受忽视的题材和未得到表现的群体赫然成为史家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兴趣和精力投向那些琐碎而细微的东西，鄙弃重大题材和综合性著述，甚至主动放弃了对共识和不朽的追求。在这种史学风气中，美国政治史家一面大力声张政治史的重要性，一面革新政治史的研究范式，力图以有分量的论著来提升政治史的地位。在这些史家中，戈登·伍德可算得一个影响颇大的人物。他一直倾心于政治史，曾开一代风气，到后来又显得跟不上史学变化的节奏。在一定意义上，他的学术经历可视作近几十年来美国政治史兴衰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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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伍德的史学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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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伍德就读于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时（1958—1964），正当美国高等教育迅猛发展之际，史学研究生的数量也明显上升，许多边缘和底层家庭的子弟进入学术领地，历史学家的构成随之发生变化，史学向平民化方向迈出了新的一步。新一代史家关注的对象，主要不是国家、精英和制度，而是社会、普通人和日常生活。他们为了有效地确立新的问题意识，寻求新的解释路径，便自觉地取法于社会科学，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大量采用新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由此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史学的面貌。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无疑是社会史迅速兴起，并且很快取代了政治史在美国史学中的优势地位。伴随这种“新史学”一同成长起来的伍德，却并没有紧跟学术新潮，而是始终研究政治史，主要采用“经典的”历史叙事和分析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伍德同他的导师伯纳德·贝林并不一样。贝林擅长政治史，并以此成名，但他善于追踪史学的新趋向，做过社会史研究，采用过计量方法，甚至还尝试过图像复原法。[1]不过，师生之间的这种差别，并不意味着伍德就是一个墨守成规、故步自封的学者。事实上，伍德一直都在以创造性的学术实践，去探索政治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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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和贝林有一点是相同的，著述不以量取胜，迄今出版的著作不到十种，其中两种还是已刊文章的结集。特别受人关注的是，他在第一本重要著作出版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没有新书问世。他的特点可能是轻易不肯出手，出手就要力求不俗。他的成名作《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以下简称《缔造》）获得了美国史学界的最高奖项班克罗夫特奖；第二本书《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以下简称《激进主义》）则荣膺普利策奖。其他著述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美利坚化》《自由的帝国》《美利坚的理念》和《过去的目的》等书，也引起了学术界不同程度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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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造》是伍德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目前看来也是他治史生涯的巅峰之作。这本书的基础是他在贝林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2]其主题十分宏大，涉及的问题甚为庞杂，而基本立论则具有突出的宏观性和概括性：在1776—1787年间，美国革命一代人不仅构建了一种新的政府体制，而且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政治观念，也就是独具特色的“美利坚政治体系”。[3]伍德的本意是通过比较1776年各州立宪中的争议与围绕1787年宪法的辩论，以凸显这十余年间美国政治文化的巨大转变；但随着论述的展开，触及的问题越来越多，几乎涵盖美国政治思想的所有主题。结果他就把《缔造》写成了一个鸿篇巨制，展现了美国革命时期政治文化变动的气象宏伟而色彩驳杂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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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研究的起点正是贝林止步的地方。贝林在《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中，探析了殖民地反英话语的来源和转化，在18世纪英国反对派思想与革命初起时的意识形态之间，建立了富有新意的事实关联。[4]伍德沿着这一思路来讨论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根据他的论述，美利坚人在革命初期接受了英国辉格派的“政治科学”，抱有“自由—权力”二元对立的观念，力图借助英国的宪政资源来抵抗英国的“暴政”，重建在英国已被腐败和压迫所破坏的政治秩序，以维护人民的自由。但是，随着这一重建过程的展开，美利坚人对政治世界的理解和想象逐渐与英国人分道扬镳。他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绝无可能简单地移植英国宪政，“美利坚的事业”注定是一种创举，就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和主义世界。这种共和主义既是一套政治原则和一种政府框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社会理想；而且，这些不同的层面和维度乃是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在革命的进展中，美国社会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是美德的脆弱和腐败的滋生引起了革命者的深切担忧。他们开始剔除共和主义蓝图中的乌托邦色调，进行新的政治探索，并用新的观念来看待和理解这种新探索的意义。这一过程始于各州的制宪，完成于联邦立宪。革命者一面进行体制上的摸索，一面进行观念上的推敲。一开始，他们着力于削弱和限制行政权，淡化甚至取消议会上院，并追求司法权的独立，其目的都是削弱和限制殖民地时期受人憎厌的总督主导。可是他们慢慢就发现，共和政府的构建并不只是抛弃君主制和贵族制的遗产，而要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做出全面的、深刻的重新界定，其中涉及立法机构的性质、代表制、混合政府、两院制和宪法等一系列问题。他们开始质疑英国的议会主权论，强调人民主权，特别是人民制定和批准宪法并创设政府的权力，开始把政府各分支的成员都视作人民的代理人，并力图制约他们代表民意的程度和方式。到1787—1788年联邦立宪时，利益和观念的交锋更加激烈，联邦主义者追求的体制及其相应的政治观念最终得势，“美利坚政治科学”的框架也就基本确立。在政治原则的层面上，革命初期美利坚人通常把作为同质整体的人民与政府对立起来，相信只有抑制和防范政府权力的专断和扩张，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到了联邦立宪时期，人们发现美国社会的构成十分复杂，人民并非一个同质的整体，而是包含许多不同的利益群体；再者，政治世界的斗争主要不是发生在人民与政府之间，而是存在于人民之中；人民的美德不再是共和政府的可靠保障，必须借助适当的制度来防止共和制的腐败和衰朽；这时，关键的问题不再是保护人民不受政府的压迫，而是防范人民中的多数人对少数人加以侵害，因之必须对人民的权力以及人民授予代表的权力加以提防和限制。在制度设置的层面上，美国革命者普遍相信，唯有民主共和属性的政体最适合美国，而这种政府的基石和轴心乃是代表制；由于契约不再是在人民与政府之间、而是在人民中间订立，因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界限已被打破，政府不再是嵌入社会而专属某一阶层，而成了超脱于社会之上的利益调节器，因而须以功能性分权取代等级分权，以实现对人民代表的权力的防范和制约。这样一套政治理念具有突出的美国特色，也显现了鲜明的现代性；它吸收并改造了来自英国的观念，增添了新的内容，超越了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政治理论。这就是说，革命期间美国人的政治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政治文化的面貌业已焕然一新。然则这一转变的动力不是来自书斋里的思想家，也不是某一套政治理论在美国社会传播的产物，而是许许多多政治人物的行动和思考逐渐累积的结果，并且他们的行动和思考深深地嵌入了复杂而剧烈的现实政治变动之中，伴随着激烈的利益和观点的博弈与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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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伍德对美国革命时期政治观念变迁的阐释，与“经典的”政治史，特别是“经典的”政治思想史是迥然不同的。有评论者指出，在整个美国史学界，关于革命时期共和主义的描述，没有人比伍德更清晰；关于18世纪80年代宪法辩论的说明，也没有人比伍德更新颖和更有说服力。[5]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如果仅仅把《缔造》看作是对共和主义的阐述，可能会遮蔽其更为重要的意义。伍德的论题是整个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涉及革命一代关于政治合法性、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权力与自由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文化转变的复杂性、曲折性和渐进性。伍德后来在回应外界的批评时谈到，他反对把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视为截然两分的不同传统，“建国之父”的思想是复杂多样的，他们不需要在马基雅维里和洛克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在关注美德、忧惧腐败的同时，也重视个人权利，鼓励商业发展。[6]这表明在伍德的眼里，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是丰富而驳杂的，不能笼统地置于“共和主义”的标签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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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缔造》一书中，伍德提出了美国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的论断，但限于题材和论旨，对此并未展开具体的讨论。这个任务留给了二十余年后出版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伍德宣称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纠正以往那种仅仅把美国革命看成是殖民地造反、独立战争或政治革命的观点，突出强调它作为社会革命的后果和影响，阐发它的“社会的激进性”。伍德提出，不能用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那样的标准来看待美国革命；如果着眼于美国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变动，那它就与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同样激进。伍德同时也看到，美国革命的这种激进性和社会性，只有置于18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才能理解；它所造成的社会变化，要到19世纪初年才鲜明地显现出来。这时的美国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彻底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只是政体的改变，而且联结人们的相互关系也出现了决定性的变化。由此形成的美国社会，成了一个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全新的社会。伍德禁不住用夸张的笔调写道：“美利坚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上最为开明、最为民主、最具商业头脑和最为现代的人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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