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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36 具体说来，伍德提出了美国社会变革的“三段论”，即从君主制向共和制再向民主社会的演进脉络。伍德这里所用的君主制、共和制和民主制，都不是单纯的政体名词，而是界定社会特征的“形容词”。在伍德看来，在描述18世纪大西洋世界的特征时，与其用“民主革命的时代”，不如用“共和革命的时代”来得更为贴切，因为最终摧毁君主制社会的是共和主义。在英国，君主制受到共和主义的逐渐蚕食、侵蚀和改造，最终变成了共和化的君主制。在北美殖民地，到了1776年，共和主义从潜流变成了巨澜；这场从君主制向共和主义的转变，主要是一种社会变革，是“一场真正的、激进的革命”。接着开始的从共和主义向民主社会的转变，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美国革命者力图建立一个基于共和原则的社会，但这种革命理想带有强烈的乌托邦性质。在《独立宣言》发布后不久，许多革命领导人就发现，美国人民似乎并不具备共和主义所要求的那种美德，一些新起的民众领导人利用自由和平等的辞藻来谋求政治权力，为了增进其选民的局部的和地方性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公共福祉，社会竞争和个人主义也逐渐抬头。在一定程度上，1787年联邦宪法就是对这种“民众社会趋向”的反应。然而，任何宪法，任何制度安排，任何司法禁令，都不足以限制革命所释放出来的“民众社会”的力量，这种力量以1776年时人们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了美国社会和文化。到19世纪初，美国变成了西方历史上一个“最为平等、最为物质主义、最为个人主义的社会”，一个“福音派基督教最为盛行的社会”，一个“默默无闻者的社会”。这一“民主社会”在许多方面与革命领导人的设想大相径庭。他们当初参与和领导革命，其奋斗目标是利用旧世界的材料来建立一种基于精英美德的古典式共和国，对于新出现的“民主社会”不免深感忧虑和失望。但是，历史的趋势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美国革命创造了“这一民主”，并且一直使当今的美国人受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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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38 显然，伍德不主张以过程的烈度来衡量革命的激进性，他关注的是革命所造成的变化的深度和广度。在20世纪90年代的史学语境中，伍德阐述这样一个论题，所针对的似乎是美国革命史研究中的三种解释方式。第一种是进步主义史学，关注革命中的阶级冲突或利益斗争。为此，伍德把目光投向社会变革，揭示革命对于社会构成、人与人的关系、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改造。第二种是一致论学派，把美国革命说成是一个保守而温和的事件，或者说是一场不是革命的革命。伍德因之强调，美国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既深且巨，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第三种是波科克及其追随者的路径，把美国革命的社会理想说成是古典共和主义的翻版，并认为这种思想特征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年。伍德则认为由于革命的巨大冲击和影响，共和主义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转化成了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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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40 不过，伍德的立论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伍德的“师弟”迈克尔·朱克曼觉得，为了强调革命所造成的社会转变，伍德刻意夸大了殖民地社会的君主制特征；而他后来又说民主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未免自相矛盾。朱克曼的结论更不客气：伍德所讲述的“激进主义”故事完全缺乏说服力，既不能得到二手研究的支持，也与他自己使用的证据不符。[9]爱德华·康特里曼谈到，君主制、共和制和民主制这种三分法，几乎没有涉及革命时期那些非白种的、不自由的和不属于东北部的人们；革命固然造成了巨大的变化，但奴隶制仍在延续和发展，白人向内地扩张导致了印第安人的损失；在考察革命的后果时，如果不囊括所有的人，就无法知道革命的规模和代价。[10]艾尔弗雷德·扬也说，伍德的“社会激进性”强调平等的观念、现代化、内地移民、资本主义和福音派基督教在美国社会转变中的作用，但采取的是一种“依附—独立”“不平等—平等”的二元对立观念，而且也没有充分吸收近20年的学术成果，在他的著作中看不到海员、学徒、契约仆、无地农民或贫困化的退伍军人的形象，也听不到奴隶、争取自由的黑人、妇女和印第安人的声音；所以，伍德的书不过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回响。[11]这些评论所触及的局限，在《激进主义》中无疑是存在的，但问题是伍德不可能写出一本让朱克曼、康特里曼和扬等学者满意的书，因为在政治取向和治史路径方面，伍德与这些人有着极大的差别和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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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42 《激进主义》讨论美国革命造成的社会变化，其着眼点主要在革命时期，关于革命后的史事则未及深论。稍后伍德接到稿约，要为“牛津合众国史丛书”写一本1789—1815年的美国史，于是他便有机会详细描绘共和国初期的景象。最后成书的标题取自杰斐逊的话，叫做《自由的帝国》。丛书主编戴维·肯尼迪在总序中说，伍德这本书展现了独具特色的美国民主文化的发展，这种文化不仅塑造了美国政府的机体，而且也塑造了公民社会的风习、价值和行为。[12]不过，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本书的主旨，最恰当的并不是“民主”，而是“巨变”。在伍德的笔下，新宪法实施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美国社会和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当时许多美国人来说，正如华盛顿·欧文的小说人物瑞普·凡·温克尔一样，一觉醒来就认不出自己的家园了。这种巨变是革命的持续影响的展现，在一定意义上乃是革命的后果。这期间美国的人口激增，地域扩大，生产转型，价值观念也趋向于看重生意和为利润而工作。人口和商业的变化，对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投票权并参加投票，政治实现了民主化。正是由于美国已变得过于民主化，因而这个时期的各种政治活动的主旨就在于如何“驯化”民主。美国人中间出现了一种强烈的意识，觉得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为自由的国家，他们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不过，这种变化并非出于预先的规划，而是超出了所有美国人的意料，特别是与建国先辈的愿望背道而驰。到1812年战争结束时，革命的观念和理想基本上遭到了抛弃，美国变成了一个大众商业社会，民主和平等已是主导的信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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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44 作为“牛津合众国史丛书”中的一册，《自由的帝国》具有断代通史的性质，其主要内容是政治。伍德虽然在书中论及了民众的政治活动，但他关注的是“高端政治”和精英事迹。涉及基层政治的内容很少，主体是联邦层面的政治变化；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人的名字出现频率极高，在索引项中排在前几位。书的前八章叙述联邦政府的建立、政治风气的变化、联邦党人的政策、共和党的兴起及其胜利、法国革命的影响等；后面还有两章讨论联邦层面的法律和司法体制，另有一章介绍联邦政府的外交，一章叙述1812年战争。也就是说，全书19章中有12章讲的是精英主导的“高端政治”。不过，伍德的政治史不同于传统写法，对事件和制度着墨不多，叙述的重点是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特别是政治行动者的观念和行为。这体现了伍德对政治文化的一贯关注。此外，书中也旁及人口变动、西部开发、社会改革、宗教、文艺和科技等内容，只是所占比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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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46 最近这些年，伍德对专业史学与大众阅读兴趣的隔膜深感忧虑，十分向往那种既有学术含量、又受大众喜爱的历史写作方式。[14]撰写《自由的帝国》一书，给他提供了一个尝试的机会。他在内容的取舍、笔法的控制等方面，都极力顾及大众的阅读趣味。全书写得情节分明，叙事条畅，层次清晰，文字流利，有的地方还用了浪漫和夸张的笔调，写出了诸如“霎时间一切看来都是可能的”一类的句子。[15]据戴维·肯尼迪说，“牛津合众国史丛书”的目标是面向更多的读者，使历史对后人具有生命力，而伍德的《自由的帝国》出色地实现了这一目标。[16]这当然不完全是溢美之词。较之此前的《缔造》和《激进主义》，《自由的帝国》确实更有可读性，但学术和思想的含量却明显下降。这是一部长达七百多页的大书，讲述的只是二十多年的史事，理当对这期间美国社会的巨变做出深入细致的阐述。但伍德并没有朝这方面用力。书中多处谈到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却未论及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政治行动，对于公民社会的民主运动也着墨甚少，这样就无法充分解释民主化的由来及其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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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48 作为对比，这里不妨提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肖恩·威伦茨的《美国民主的兴起》。[17]这本书中有近两百页的篇幅涵盖《自由的帝国》所叙述的时期。威伦茨同样关注精英政治，同样以重大事件为“经”来编织叙事，同样强调政治领导人的作用，但他没有撇开普通民众和政府外群体，而是把废奴主义者、妇女运动分子和劳工组织的政治意识及活动纳入叙事框架，同时也将联邦、州和地方政治置于同一个考察视野中。在他的书里，精英和民众在同一种历史运动中发生互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复杂的纠葛和竞争，对美国民主的兴起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关于美国民主形成和演变的叙事，就显得更有立体感和层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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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53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1706283356]

1706285154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二、《缔造》引起的反响与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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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56 从一定意义上说，《缔造》《激进主义》和《自由的帝国》这三本书构成了一个系列，其主题是美国革命所造成的深刻变动。如果说《缔造》的核心命题是美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那么《激进主义》集中阐释的是美国社会的现代化。伍德的立论与后来的乔恩·巴特勒大不相同。[18]他并不认为北美社会一开始就具有现代性，它是通过革命而走入现代的。他的视角和观点也不同于“新洛克派”及波科克等学者，他关注共和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变，强调革命在美国民主社会形成中的推动作用。《自由的帝国》则以综合叙事的方式，细致描绘了美国革命之后共和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化的广阔画面，进一步揭示了革命所造成的变动的历史意义，以及革命的能量如何最终融入常规的社会变迁之中，塑造了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值得注意的是，后两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比如美国革命所造成的变动，共和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变，伍德都已在《缔造》中提出。就这一点而言，《缔造》既是伍德的成名作，也集中体现了他对美国革命的理解。《缔造》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非同寻常的关注，多年后还有强烈的反响，从中能够看到美国政治史研究在路径上的多样性，也可以了解不同学术理念之间的交锋是何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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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58 《缔造》于1969年出版时，伍德还不到40岁，算是一个学术新人，居然写出了这样一本足以跻身经典之列的著作，不免令人惊叹。据有的学者分析，在伍德写作《缔造》时，美国革命史研究正处在停滞状态，进步主义的冲突史观和代之而起的“新辉格史观”，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而伍德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改弦更张，不再关注社会冲突，转而重视观念冲突，凸显了革命时期意识形态的变化。[19]还有论者指出，伍德的书是新旧结合的产物：他在“新”社会史兴起的时代研究“老”政治史和思想史，采用“新”方法和“新”路径来探讨“老”题目，这种新旧的冲撞和结合，使他获取了意想不到的学术能量。[20]的确，伍德幸运地赶上了一个史学范式变革的时期，一方面，传统的课题和材料还没有被彻底耗尽；另一方面，相关学科新的理论和方法初露端倪，为处理旧题材提供了新工具。在《缔造》中可以看到许多当时还很新颖的理论的痕迹，其中包括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理论，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和意义阐释，心理学的观念与行为关系的理论，以及现代化理论中传统与现代两分的观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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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60 当然，伍德还得益于贝林的影响和指导。伍德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贝林正在构思和写作《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将在美国革命史和政治史的范式转变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伍德的选题和思路无疑受到了贝林的启发，在写作中也得到过贝林的点拨。而且，在《缔造》成书之前，伍德又读到了贝林的新书。贝林似乎也把伍德视为自己的得意弟子，晚于伍德进入贝林门下的另一位普利策奖得主杰克·雷科夫，在若干年后还记得，他入学后不久，贝林就要他去哈佛档案馆调阅伍德的博士论文。[21]当然，伍德个人的禀赋和努力同样至关重要。在一个没有数据库、缺乏电子检索手段、许多资料尚未整理出版的时代，伍德依靠实地寻访和手工操作，几乎搜罗了涉及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所有重要文献。《缔造》一书所用材料之丰富多样，常令读者惊诧和叹赏。[22]更重要的是，《缔造》讨论的问题十分庞杂，头绪至为繁多，如果没有高超的驾驭本领和缜密思考的能力，恐怕很难构筑出一个如此庞大而条贯的论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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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62 关于《缔造》的书评数量之多，评论者的学术地位之高，书评分布的刊物之广，对于一部新手的“少作”而言，都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当时许多活跃的早期史名家，不论其学术路径和观点如何，也不论他们对这本书持何种评价，都不吝笔墨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梅里尔·詹森、佩奇·史密斯和J.G.A.波科克等人。将近二十年后，在美国宪法制定200周年之际，美国早期史权威刊物《威廉—玛丽季刊》组织一个专栏，集中讨论伍德的《缔造》。该刊编者在按语中谈到，《缔造》自出版后就成了探索美国革命和建国时期政治思想的“航标”，为此后的研究“设定了步调，提供了标杆，充当了讨论的目标”，堪称“一部现代经典”。[23]为这个专栏撰文的作者，大多是美国早期史领域的一流学者，他们虽然对《缔造》提出了各种批评和商榷，但没有人否认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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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64 在欣赏者看来，《缔造》是一个时期以来关于美国革命的“最为重要的著作”，是一本“大书”，“涵盖了几乎所有能想到的与美国政治哲学相关的东西”。[24]书中的“学术含量极高，见地透辟，含义丰富”，乃是“整个美国革命史学著述中单独一本最为重要的著作”；作为一个年轻史家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其成就尤其灿烂夺目。[25]彼得·奥努夫还说，尽管美国史学界越来越质疑“共和综论”，但并不足以撼动《缔造》在其领域的主导地位；伍德强调了独立前夕“共和主义共识”的“不稳定性”和“短暂性”，也解释了共和主义在1776年前后弥散于美国社会的渐进性；而且，伍德把政治话语的转变植根于费城制宪会议前十年各州宪政政治的关键变化之中，这将长期是“史学的丰碑”。[26]约翰·豪也说，到1987年，经过近二十年史学潮流的冲击，《缔造》还能屹立不倒，并且仍是一本理解美国革命的绕不过去的重要著作，表明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每个史家都盼望有朝一日写出自己的“巨著”，而伍德跻身于实现了这一梦想的少数几个人之列。[27]即便是持强烈批评态度的英国学者J.R.波尔也承认，《缔造》不失为“一部引人入胜的书”，许多地方值得一读再读，而且越读越有意思。[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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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66 不过，相对于喝彩声，批评和商榷的音量似乎更大。第一类批评意见涉及伍德的研究路径和主题。有评论者说，《缔造》带有进步主义史学的特征，把革命视为一场民主运动，把宪法视为精英主义的反动，而新宪法之获得批准则意味着精英的胜利。[29]另有评论者指责伍德采用“比尔德取向的著述体裁”，错误地把宪法危机理解成“阶级冲突”，而忽视了联邦主义问题的重要性。[30]更有意思的是，当时美国早期史领域的几位成名大家，不约而同地对《缔造》采取求全责备、基本否定的态度。佩奇·史密斯在《美国历史杂志》发表书评，批评伍德的基本主题并不清晰，判断也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关于联邦主义者是贵族派、反联邦主义者是民主派的习见，忽视了1776—1787年间政治观念变化的复杂性和微妙性。[31]英国知名历史学家J.R.波尔也认为，伍德在许多情况下过于强调动机和信念，以致在解释事件时带有过度思想化的倾向，某些概括性的判断也失之简单化。他甚至说，在伍德对“思想自足性”的偏见中，混合了黑格尔式的历史过程观念。[32]罗伯特·E.布朗早年曾提出，美国革命乃是“维护殖民地时期民主和平等社会”的保守之举；他从这种思路来评判伍德的研究，认为伍德是在“阶级冲突”和“革命—反革命”这种进步主义史学的老套路中讨论美国革命，因而是一本寻常的关于美国革命的政治史著作。[33]杰克逊·特纳·梅因则从他的社会经济路径出发，称《缔造》是一个出名的古老传统（指以精英为中心和片面强调观念作用的政治思想史。——引者）中的一个“出色样品”，虽然写得不错，但终究走到了终点；新的形势和新的技巧要求研究各类人的思想的各个方面，要求重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种力量的作用，因为美利坚共和国不仅仅是辉格派的创造物，而且是人民和时代的产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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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68 他们的看法显然是十分尖锐的，牵涉到伍德的研究路径和解释框架的有效性。这里触及了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缔造》的主旨。这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是革命时期各州宪法的演变和联邦宪法的由来吗？是联邦主义者与反联邦主义者的较量吗？这些当然是本书的题中应有之义，可是如果仅限于这些问题，那么《缔造》的确只是一本普通的政治思想史著作。然而伍德关心的是美国革命的一个中心议题：在1776—1787年间，美利坚人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条件下是如何创建现代共和政府的？要把握这一问题，必须深入理解革命时期美利坚人关于人性、社会、政治正当性、政体、利益、权力和自由等方面的思考，以及这种思考的社会政治语境。在伍德看来，“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并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建设方面的创举，更是一种政治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它意味着古典政治思想的终结和现代“美利坚政治科学”的形成。这才是美国革命最为突出的历史意义。伍德讨论的重点固然是精英观念，而且把宪法的制定及其批准视为联邦主义者的胜利，但他关注的并不是联邦主义者的观念本身，而是这一套观念是如何在革命时期复杂多变的事态和情势中形成并脱颖而出的。关于联邦主义者获得胜利的意义，伍德写道：“为了要形成一种政治理论来反映当时的现实，1787年的美国人打碎了1776年的经典的辉格世界。”[35]这就是说，1787年并不是对1776年的反动和倒退，而是突破和发展；是1787年提升了美国革命的历史地位。不过，在当时只有个别评论者看出了伍德的这种用心，称赞他揭示了美国革命期间美利坚人思考政治的方式，以及他们对政治的思考和理解发生变化的方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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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70 第二类批评意见指责伍德忽视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声音。早期史名家梅因指出，研究政治思想的史家总是面临一大难题：关于“人民的思想的信息”大多来自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如果不加考辨地采用这种资料，就容易形成一种基于统治者立场的保守的偏见，而且可能描绘出一幅思想一致的画面，忽略实际存在的多样性和争论。梅因批评《缔造》一书使用完全是来自“牧师和律师”的材料，伍德虽然明知这些人不能替那些小店主、工匠和农场主说话，却不去考察多数人的想法是什么。问题并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材料，而是伍德根本没有重视和使用这类材料。这种材料上的选择性限制了本书的范围，可能导致对过去实际的扭曲。例如，关于“危急时期”，如果采用大众代言人的说法，问题可能就不是“民主过度”，而是民主没有充分实现。[37]将近二十年后，梅因撰文再次对伍德的研究取向提出批评，称伍德所利用的意识形态资料，大多是那些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居于上层的少数人留下的，而多数人的意识形态并未受到重视和考察。梅因认为，普通的投票者是不是相信领导人所说和所写的东西，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38]另一位早期史名家加里·纳什也说，《缔造》在出版18年后暴露了鲜明的局限：它尽管丰富而精微，但仍不完整，而且过于同一和静止，没有深深植根于社会经验当中，尤其是未能重视和阐述底层人的政治文化；仅仅依靠小册子和精英文集，是不可能描绘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全貌的。纳什沿袭了梅因的思路，强调应当钻研伍德所忽视的报纸文章、议会请愿书和辩论资料，以发掘“劳动人民的声音”。纳什相信，这些“靠手劳动”的中下层民众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他称之为“小生产者意识形态”，其内涵与伍德的共和主义并不吻合，而更注重经济平等和经济公正。这样就打破了伍德所强调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共识性特征。另外，革命时期普通人的意识形态，对于内战前美国普通劳动者的思想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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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72 梅因和纳什的这些意见，大体上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取向和研究兴趣，并且以美国史学的新进展来要求多年前的伍德，不免有失公允。在最近几十年的美国革命史研究中，梅里尔·詹森、杰克逊·特纳·梅因、杰西·莱米什、艾尔弗雷德·扬、加里·纳什和伍迪·霍尔顿等学者独张一军，坚持以社会经济为重点，重视下层群体在美国革命中的经历，对于建国精英和关于建国精英的研究深为不满。他们受到新社会史潮流的强劲推动，极力把底层群体推到革命舞台的中央；在他们看来，即便要讨论革命中的意识形态，也必须重视普通民众的观念和诉求，以及民众与精英的对立和冲突。[40]梅因和纳什的批评表明，他们实际上是要求伍德跟他们采取同样的思想倾向和研究路径，这当然是强人所难。边缘群体和普通民众的声音固然重要，但并不等于精英观念就可以忽视；从下往上看美国革命诚然是一种有意义的视角，但并不意味着精英就必定总是与民众处在冲突之中。如果把《缔造》当作关于精英思想的专论来看待，它就是一种无可争议的最佳文本。至于梅因和纳什所提倡的关于底层民众意识形态的研究，虽然在最近几十年里取得了进展，但总体上并不理想，论题的宏大与材料的单薄形成强烈反差，讨论的系统性和整体感都有明显的不足，在细致和深刻方面与《缔造》则有着不可以道里计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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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74 第三类批评意见则关乎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把握“众声喧哗”与整体趋向之间的关系。《缔造》讨论的是1776—1787年间美国政治文化演变的整体趋势，而使用的证据却是出自许许多多个人的言论，这就引出了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若干个人的言论具有多大的代表性？或者说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代表性？不同的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中发表的言论，是否能被置于同一思想脉络中而构成某种递进性的演化趋向？能否把若干相近或相似的观念元素集合起来，绘制成特定时空中的整体思想图景？这些问题在“经典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固然存在，但并不十分尖锐，因为“经典的”研究路径以经典的思想家及其著作为对象，其本身就是个体性的，而且其中包含的观念也具有个体性人格化表达的性质。然则在政治文化范式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要处理的是众多言说者的众多言论，这就必须首先把这种“众声喧哗”的思想表达设定为一种“社会事实”，把众多的言说者虚拟为一个集合性的个体。[41]也就是说，要把某一类发表政治言辞的众人假定为一个具有共同理性的个人，借助从他们的纷杂言论中清理出来的关联性，人为地构筑一个思想观念的演变轨迹及其内在逻辑，以此展现特定时代的思想观念变化的大趋势。但问题是，同一时空中的众人在观念上可能缺乏足够的同一性，而不同时期相续出现的政治见解也很难说必定有明晰的演进脉络，于是，要把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的见解整合在同一个系统中，总不免带有“发明”和“想象”的性质。这就是伍德在写作《缔造》时难以摆脱的困扰。他不得不虚拟一个用同一个大脑思考的“美利坚人”，这个“人”遵循某种逻辑进行思考，其思考的结果就是“美利坚政治科学”的形成。这种用少数精英的言论代表社会思想倾向的写法，的确很难经受历史主义方法的细致推敲，因为美国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材料纷繁驳杂，如果出于呈现整体趋向的意图而选取那些适合论题的材料，在梳理历时性维度上的演变脉络时牺牲共时性维度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由此描画的思想图景不免因过于清晰而失真。爱德华·康特里曼敏锐地看出了伍德的难题，称他写作的路子有点接近思想史大家佩里·米勒，把所引材料的作者假想为同一个人。[42]可是，如果抛弃了这种存在明显弊病的写作方式，又怎能有效地处理复杂多样的政治思想素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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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76 另有一些学者指出了《缔造》中存在的某些具体的“欠缺”。伍德的“师妹”波琳·梅尔批评他在讨论1776年的政治观念时，为了强调它与英国的连续性和相似性，大量使用了1774年、1775年的材料，而忽略了潘恩在1776年初发表的《常识》。她认为，如果考虑到潘恩的思想，就很难说1776年美国政治思想与英国有那么大的共性；讨论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变化，应当以潘恩的《常识》为起点。[43]这种看法似乎有些胶柱鼓瑟。伍德所说的1776年只是一个取中的约数，使用1774年和1775年（此时反英运动正急速向独立运动演化）的材料并不存在年代错误。而且，伍德也没有忽视潘恩的重要性，书中论及了《常识》的核心思想及其所引起的激烈争论。可能伍德觉得潘恩的思想只是少数激进派的主张，在当时并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因而没有把它作为革命时期政治文化变动的起点。[44]伍德的“师弟”杰克·雷科夫则说，《缔造》的真正缺陷在于，作者在讨论各州制宪时没有意识到有一场战争正在进行，对共和美德的真正检验并非来自平常的利益互动，而是战争加之于整个社会的特殊要求。[45]其实，伍德在论及各州制宪中出现的观念碰撞时，并没有脱离战争的语境，只不过他把外在的战争形势转化成了时人对战争的感受和认知。历史学家拉尔夫·凯查姆谈到，伍德夸大了联邦主义者的政治观念与古典政治理论的区别，夸大了联邦主义者与反联邦主义者的分歧，也夸大了民主制与贵族制的对立，因此未能充分认识联邦主义者思想的意义。他认为，不能用民主和反民主这样的范畴来看待制宪，1787年不是对1776年的倒退，而是1776年精神的实现。[46]这种意见可从三方面略作讨论。首先，伍德的着眼点在于寻找1787年的思想中哪些方面与古典理论发生了分离，而并不是说古典理论的影响已经彻底消失；其次，虽然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的思想后来经过改造都融入了美国民主的意识形态之中，但两者在1787—1788年的具体历史时空中却是相互对立的；最后，伍德并非简单地把1787年视作1776年的倒退，他强调1787年是从1776年发展而来的，1787年是美国革命结出的硕果，而不是固定不变的1776年精神的实现。此外，约翰·豪批评伍德忽略或轻视宗教在革命时期政治文化中的意义，未能看到当时人对经济因素在塑造共和制基本特征方面的作用的重视，没有注意到当时人把政府视为营造共和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未能很好地阐释共和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经济及政治语境之间的互动。[47]很少论及宗教确实是《缔造》最触目的缺陷，英国历史学家J.C.D.克拉克为此专门著书，对共和综论提出挑战，深入阐述了宗教因素、特别教派话语在18世纪英美政治文化变迁中重要性。[48]至于社会经济、政治语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伍德并没有轻忽，而是另有方法论方面的考虑。[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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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78 用实证研究来质疑、挑战和校正伍德的结论的事例，在美国史学界也可谓比比皆是。前面提到了纳什的批评，他在文中列举了若干种关于底层民众意识形态的论著，以反衬伍德研究的欠缺和弊端。[50]就关于精英政治理念的研究而言，也有学者不同意伍德的立论。马克·克鲁曼在探讨1776年前后的宪政思想时发现，伍德认为到1787年才形成的政治观念，在1776年即已出现。[51]不过，克鲁曼所说的1776年与1787年之间的相似性，仅只涉及个别的观念，而不是整个政治思维方式，因而其说尚不足以撼动伍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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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180 在今天看来，美国史学界对《缔造》的反应，无论是即时的评论，还是后来的商榷，其中都不乏误解和偏见，反映了不同史家在思想倾向和治史路径上的分歧。许多评论都没有切中肯綮，未能揭示《缔造》在美国早期政治史研究中的范式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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