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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事实同样鲜明地体现了美国自由的局限性，这就是“美国人”的定义给自由带来的民族排他性。在美国历史上，享有自由的范围一直是和美国人的定义联系在一起的。美国人口在种族和族裔方面存在突出的多样性，随着新移民群体的不断涌入，“谁是美国人”这一个问题就一再引起社会的关注。“美国人”不是一个单纯的国籍范畴，也不是基于人种或民族而界定的，它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的内涵，往往与特权意识和自豪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美国人”的认同标志中，“自由”居于核心的地位。路易斯·布兰代斯大法官曾经宣称，“自由已将我们编织在一起而成为美国人”；一位参与民意调查的无名人士也认为，“当一个美国人就意味着做一个自由的人”。方纳在论述中也诉诸“美国人”的定义，例如，他在谈到革命时代黑人对自由的理解时，说他们“由此变成了真正的美国人”。可见，“美国人”定义的第一个要素是“自由的”人，是应当享有自由的人；因而自由就变成了美国人的特权，懂得享受自由也就成了美国人特有的禀赋。以此为标准，那些“不自由”或“不配享有自由”的人，就被排除在“美国人”之外；反过来，既然不是“美国人”，不能享有自由也就成为一种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甚至值得想望的事情。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自由承袭了不列颠自由中的民族主义和排斥外国人的成分，而美国人也继承了当年“英国臣民”将自由视为自己的特权的习惯。随着多元文化主义逐渐兴起，“美国人”的范围在扩大，“应当享有自由”的群体也在增多。另一方面，既然享有自由乃是美国人特有的品质，向外输出自由，或者去解放那些“不自由”的民族，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美国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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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自由的定义在不断变动，但定义的方式却有一贯的特点，就是通过假想的或真实的对立面来界定自由。在内战以前，自由往往是通过与奴隶制的对照而加以强调的，奴隶制甚至被认为有助于培养南部的“自由精神”，使白人的自由成为可能。在工业时代，自由与垄断、财富专权处于对立状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由的敌人主要在大洋的另一边，即法西斯及其所象征的暴虐和极权。冷战时代的自由，自然将共产主义推到了对立面。方纳对这种定义自由的“二元对立论”表示不满，认为它“在揭示一部分真实的同时，掩饰了其他的部分，此外还模糊了看起来相互排斥的观念事实上存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彼此联系的程度”。但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美国人把自由视为人的基本价值，如果通过对立面来界定自由，那么享有自由的人就成为高贵者，而处于奴役或不自由状态的人，通常是因为他们不具备享有自由的品质或禀赋。于是，自由就成为“自由者”的应得之物，成了一种按地位、种族、性别和国籍而分配的部分人的特权。根据这种逻辑，使用契约仆、奴役黑人、将妇女置于依附地位、推行海外扩张、倡导文化霸权，都不仅与自由毫不矛盾，而且还可以用自由的名义进行。国内学者有时对美国一些价值观念表面的矛盾性感到困惑，在难以得到学理上的确切理解时，就将这种矛盾归结为“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虚伪性”。从自由概念的界定方式来看，这种矛盾性正是上述“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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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纳讲述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中，读者还可以看到美国自由的其他面相。在美国生活中，自由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核心观念，被作为一种标准，甚至被视为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这表明美国人对于自由的确有一种价值上的崇奉。但是，美国历史中的自由有时还被当作一种全能的工具，被用于“多种多样的目的”。方纳指出：“正如从废奴主义者到当代的保守主义者这些群体所意识到的一样，‘抓住’像自由这样的词，就等于在政治冲突中取得一个具有威慑力的位置。”南部奴隶主集团曾运用自由话语来论证奴隶制的合理性，甚至宣称，“没有奴隶制，自由将是不可能的”。于是，一个存在大量没有基本权利的人口的国家，可以被毫无疑义地称作“自由的帝国”。关于两性的理论和家庭与公共领域分离的观点，长期支持着对妇女政治权利的限制。契约自由的观点曾经是否定和限制工会权利的重要工具。自由的历史经常被官方和某些团体当作“爱国主义”的教材。自由还被商家用作广告词汇：“没有商品的自由交换，就不会有拥有自由的人民。”美国的对外政策也往往借自由之名而行扩张之实；冷战年代的国际关系，更被纳入自由与极权的斗争框架之中。学者们看到这种情形，不免抱怨自由遭到了滥用。[5]但这正是自由的工具性所带来的弊端，而且这类弊端必然损害自由作为一种价值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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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二、思想与学术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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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纳在《美国自由的故事》的引言中，简略回顾了他本人的治学道路和最近三十年美国史学的发展，为了解《美国自由的故事》的由来提供了一些线索。但是，只有从更宽阔的背景中来看待方纳的写作，才能准确把握《美国自由的故事》在学术和思想上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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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纳对于美国自由的理解，既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倾向，也反映了美国最近数十年舆论气候的变动。方纳对于美国自由史中的缺失和局限的揭示，与传唱已久的美国自由颂歌显得很不合拍，表现了一个真诚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历史洞察力和社会批判意识。方纳出生于纽约一个左派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曾因立场激进而受到迫害，这种家庭背景与方纳后来同情社会弱势群体的倾向，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方纳曾谈到，他的父亲对他的美国史观发生过影响，使他较早注意到一大批被正规历史教科书过滤掉的美国历史事件、思想和人物。[6]同样重要的是，方纳在学术成长的历程中，经受了民权运动、反正统文化运动、反战运动和新左派思潮的冲击和感染。这些运动在思想主张、斗争策略和目标各方面均有种种差别，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主流价值观和长期默认的习惯、制度提出挑战。这种倾向所营造的思想氛围，并没有随运动的沉寂和思潮的平息而消散，而是继续对学术界的思想取向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挑战了正统版本的自由史。他反复强调，美国自由的故事不是一部凯歌高奏的英雄史诗，而是既有胜利和成功，也充满失败和缺陷。他揭示了不同人群争取自由的历程的曲折性，展现了自由内涵的复杂性、有争议性和不确定性。他还明确提出，目前在美国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观绝不是美国传统中唯一的自由观”，并否认美国思想中存在一种经典的、正统的自由观念。这也许是该书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7]他所借以重新审视美国自由的资源，主要来自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思想和学术的发展。此外，方纳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谈到，他的写作还受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政治倾向和冷战后的思想氛围的影响。[8]这为把握方纳的写作意图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也有助于了解他对美国自由的理解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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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反映方纳的思想倾向的地方，是书中关于激进劳工组织和美国共产党与美国自由的关系的论述。劳工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曾被主流思想认定为“反美”和“非美”的群体，但在方纳的笔下，他们同样是美国自由故事的参与者。他认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自由的旗帜下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争取公开表达意见的权利的战斗，为言论自由的观念注入了新的含义”。在他看来，美国共产党也根本不是美国自由的对立面，美共同样参与了美国自由的界定，促进了人们对于公民自由的理解。于是，方纳就在美国激进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将自由主义视为激进主义的资源。[9]这种观点如果不是横生旁出的“异端”之见，也应当说带有明显的左派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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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社会和学术界风行了数十年的多元文化主义，也给《美国自由的故事》打下了明显的印记。美国传统史学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和直线式演进，将美国历史等同于盎格鲁—撒克逊居民的经历，而对于参与历史运动、或被动卷入历史运动的其他种族和族裔群体，则很少从正面着笔。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在史学界的影响日益扩大，美国文化的纯一性和统一性遭到了分解，那些长期受到排斥的少数种族和族裔群体，逐渐成为美国历史的重要角色，不仅他们的经历被整合到美国历史的框架中，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从他们的视角阐释美国历史的论著。如果按照传统史学的路径，美国自由史的主角无疑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少数种族和族裔不会有一席之地。但方纳在讲述“美国自由的故事”时则反其道而行之，写出了一部包容性更广的美国自由史。在这部历史中，黑人、新移民和妇女这些以往被认为和美国自由不相干的群体，对扩展自由的含义、拓宽自由的范围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自由”不仅是国会山辩论的主题，也是种植园奴隶和城市贫民窟中新移民的热望；不仅是西进移民的指路星辰，也是民权斗士的旗帜。方纳感到，“过去30年来的学术发展已使当代史学家要比霍夫斯塔特以及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更为明显地认识到，在任何美国史写作中，必须包括不同美国人的不同观点和声音”。因此，在《美国自由的故事》中，涉及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各种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群的“观点和声音”，是推动自由的定义不断变化的重要因素；民权运动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斗争，对改变美国自由的内涵具有尤其突出的意义。这样一种自由史，在30年前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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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自由的故事》的上述特点，也是美国史学近期发展趋向的反映，甚至可以说，美国“新史学”的不断成熟，为方纳的写作营造了一种适当的学术氛围。方纳不仅大量吸收了“新史学”的研究成果，而且采用了“从下向上”看历史的视角，以大众的自由观为核心内容，注重普通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对美国自由史的意义。他用较多的笔墨描述了底层人群的自由理想和权利诉求，并且明确指出：“自由的含义的建构，并非仅是通过国会辩论和政治论文而进行的，它同样也发生在种植园里、罢工纠察线上、住房前庭和卧室之中”；“推动自由在美国历史上扩展的动力，正是来自这些被排斥的群体按照自己对自由的理解而不断开展的争取享有完整的自由的斗争”。这种自由史的写法，与传统的思想史有很大的区别。在方纳的老师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看来，“美国政治传统”的缔造者是从本杰明·富兰克林到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的政治精英人物[10]；而在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中，则有“一批背景丰富多彩的角色”，既有政治精英，也有产业工人，既有政论作者，也有家庭主妇。按照方纳的论说理路，如果真有所谓“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其缔造者的队伍必定十分庞大，而且成分复杂多样。不过，研究普通人的自由观，必然受到缺乏思想史资料的制约，往往显得不够清晰和具体；特别是在涉及黑人的自由观念时，仍不得不倚重黑人精英人物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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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纳在论述美国自由的演变时，大量运用了“种族”“性别”和“阶级”这三个分析范畴。这同样体现了“新史学”的影响。美国史学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分析范畴变得愈益丰富多样，除原来的“阶级”“地域”“利益集团”等之外，“种族”“性别”成了两个得到广泛运用的概念。这些概念所具有的强大的分析功能，使许多老问题显现出了新的意义，尤其是进一步揭示了美国历史的多样性，使许多遭到忽略、压缩乃至删除的历史记忆得以恢复，使原来居于边角的史事产生了中心的意义。方纳运用“种族”“性别”和“阶级”等分析范畴，将黑人、少数族裔、新移民、妇女和工人的自由观熔铸到“美国自由的故事”的框架中，视之为界定和重新界定“美国自由”的重要资源。他尤其关注黑人、妇女等群体在美国历史的关键时期对自由观念变动所发挥的影响。他还涉及了黑人妇女和劳工妇女对于自由的理解，从而将“种族”“性别”和“阶级”这三个范畴紧密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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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纳声称要讲述“一个能够连贯而生动地表现美国政治文化以及它特有的政治语言本身演进的故事”，这表现了他的另一个学术雄心：针对美国史学“碎片化”的弊端，他要以自由观念的演变为中心构筑一种综合性的历史叙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史学在专题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之俱来的是日益严重的“碎片化”问题。美国历史学家对这种状况的不满由来已久。方纳的老师霍夫斯塔特，在去世前曾试图以政治文化为中心写一部综合性的美国史；赫伯特·古特曼生前也大声呼唤“新的综合”。方纳作为美国新一代史家的代表人物，在宏观综合方面颇有建树。他的《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11]，乃是重建史领域的扛鼎之作。不过，写作一部贯通整个美国历史的自由的故事，显然是一项难度更大的工程。一方面，这种时间跨度大的综合叙事，需要一条具有极强的一致性和黏着力的主线，从而使许多看似不相关的史事呈现内在的联系，形成一个彼此联结、易于理解的整体；另一方面，这一综合研究需要对数量巨大而分散繁复的第二手论著加以梳理，从中提炼出可在自己的叙事框架中产生意义的材料和论点。事实证明，方纳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思想洞察力，他抓住了作为历史形态的自由观念所表现出的大众性、多样性、包容性、有争议性和不确定性，以此来组织“美国自由的故事”，从而将建国之父和黑人奴隶、知识精英和家庭主妇编织在同一个“故事情节”中，并且使“那些与主流思潮相悖的声音、被否决了的立场以及遭到排斥的理论”产生了不能忽视的意义。同时，方纳在梳理和吸收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方面，所下的功夫也可堪称道。在美国学术界，自由和权利历来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课题，关于各个时期的自由观念及其历史演变的专题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有些还是难得的传世佳作。方纳对数千种不同性质的研究文献做了得体的处理，体现了一个成熟的历史学家驾驭材料的深厚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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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还是对史学过度专业化趋向的一种反拨。19世纪末美国史学成为一个专业性的学科以后，基于档案研究的脚注繁复的专题著述，成为主导性的历史写作方式。专业化固然是史学在学术上走向成熟的必要途径，但过度专业化则使之不断远离大众，成为纯粹专家之间的对话。方纳作为美国史学界的前沿学者，对这种局面自然不能无动于衷。他的《美国自由的故事》虽然同样包含专深的知识，但他有意写成一部可以激发大众阅读兴趣的作品。仅看书名，就可体会方纳这方面的用意。他没有采用“美国自由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一类的标题，而巧妙地借用了“故事”这个字眼。历史（history）本来就是一种故事（story），历史学家本是“讲故事”（story-telling）的能手，这样才能展现史学的魅力。方纳用他那种清晰流畅的文笔、简洁明快的叙述方式和深入浅出的理论阐释，讲述了一个以大众体验为中心线索的美国自由的故事。当然，他对大众性的追求，并不是以牺牲学术性为代价的；相反，书中那种平实中性的行文和翔实丰厚的参考文献，乃是方纳在学术上执着和真诚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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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美国自由的故事》也可视为方纳学术生涯中一个水到渠成的阶段性小结，是他在美国史领域长期探索的结果。有的中国学者注意到，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流历史学家”的学术生涯，通常是“从微观探究起家”，最终走上“高水平综合思考的升华性的学术道路”。[12]方纳走的正是一条这样的道路。本书译者王希在“译后记”中，简要而系统地介绍了方纳的治学之路和史学成就。[13]从《自由土地、自由劳动和自由的人》[14]到《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再到《美国自由的故事》，方纳大致用了三十年时间走过了从专家到大家的成长道路。他的这部美国自由史，已经超越西方学术史上的许多类似著作。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立志要写一部《自由史》，可是出于种种令后人揣摩不透的原因，他最终没有完成这一计划。[15]法国作家贡斯当讨论过“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差别，字里行间透出历史的意蕴，但毕竟不是系统的历史著述。[16]方纳的著作以自由观念的演变为经，以不同时代的权利状况为纬，是一部比较系统的美国自由史，可以作为了解西方自由的一种富有价值的史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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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若用理想化的眼光来看，方纳的这本书很难称得上是一部宏博精深之作。作为思想史，它缺少佩里·米勒的《新英格兰思想》那种深邃的思辨；作为大众历史，它又没有丹尼尔·布尔斯廷的《美国人》那种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斐然可读的文采；作为纯正的学术著作，它也不像霍夫斯塔特的作品那样具有典雅庄重的风格。[17]诚然，要求一个学者同时具备其他同样优秀的学者的禀赋，实在近乎苛求；不过，对待方纳这样一位“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的著作，读者难免会采用更加严厉苛刻的评判标准。[18]实际上，将他的著作和美国其他史学名作加以比照而进行评论，反映出人们对他在美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怀有更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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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若干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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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纳所讲述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不是一个圆满完美的童话，而他作为讲述者也并非做得十全十美而无可挑剔。由于方纳所掌握的文献和知识实在大大超出一般人所能把握的程度，要从学识的角度全面评论他的这本书，以一人之力是根本办不到的；但是，如果从该书所包含的思想观点和采用的写法着眼，或许能够发现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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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学家在面对一个研究对象时，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取舍；正是这种对问题和材料的选择性，保证了他所写出的历史既能表达他对历史的认识，也可以让读者理解和接受。方纳在阐释美国自由的历史时，虽然在时间上贯通整个美国历史，但其内容的安排则带有很强的选择性。他的叙述围绕某些关键时期和某些重大问题而展开，侧重自由观念的内涵以及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群对自由的理解。至于自由的观念如何支持或制约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方纳并未加以深入讨论。伯纳德·贝林在《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一书中，用较大篇幅论述了美国革命前夕和革命过程中的自由观念，同时也揭示了观念对革命的起源和进程的影响。[19]《美国自由的故事》中缺少这样的点睛之笔。书中对作为“观念”的自由讨论得相当深入，同时却掩盖了对作为“经验”的自由的把握。对读者来说，印象最深的可能是自由的定义的变化，而对自由的实际形态的演变则不甚了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方纳讲述的只是半个“美国自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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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各个历史时段而言，方纳在详略安排上当然是自有考虑的，但他对于美国革命时期的自由观念却未加充分讨论，不足以让读者深入了解美国自由的诞生。从人类历史的经验来看，某些关键时期形成的观念和制度，经过后人的改造和神化，往往具有某种经典性，成为后来相应的观念与制度的合理性的源泉。美国革命时期的自由观念及相关制度，在后来的美国历史中就具有这种效应。从方纳的书中可以读到，不同时期的不同群体都不约而同地引述《独立宣言》《联邦宪法》以及建国之父的言论，以强化自己的自由定义的说服力，这表明革命时代的自由观的确具有经典意义。方纳虽然提到“美国自由诞生于革命之中”，但仅用了一个小节的篇幅来叙述这个诞生过程，这种分量的分配和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显然是不相称的。诚然，以往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并不妨碍方纳从本书的主旨着眼来做一番重新考察。例如，在革命时期的自由观念中，哪些内容后来积淀为自由定义的经典成分？哪些内容经过后人的误读和改编而融入了自由的新定义之中？这样的问题应当很有研究的价值。另外，方纳将革命时期自由和权利观念的转变称作“自由的民主化”，似有超历史之嫌。革命时代的民主概念和后来的理解有诸多不同，革命领导人对于民主大多怀有相当复杂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用“民主化”来描述自由从“英国人的权利”向“普遍人权”的转化，看来是可以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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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纳声言要在书中探讨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实际上，他对“自由的含义”和“自由的边界”论述甚为详尽，而关于“自由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的讨论，虽然他既有明确的意识，也有很好的构想，但未能抓住问题的要害。他曾谈到，自己比较关注“思想和经验之间”的“复杂关系”，但在本书中他未能在作为观念的自由和作为实践的自由之间建立清晰的事实关联。他注意到，“美国国内的社会政治斗争”“不断地主导了自由含义的变化”，但他涉及的主要是思想和观念的交锋，而且对于这种交锋何以“使自由成为可能”也语焉不详。他也曾提及，关于自由的辩论直接导向诸如“种种公共制度、经济与社会关系将如何影响到那些个人所能获得的选择的性质和范围”这样的问题，但读罢全书，对此仍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印象。译者王希在关于该书的评论中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非主流自由观如何转化成为具体的法律和公共政策，方纳并没有作详细的讨论。如同方纳自己所强调的，现实中的自由是通过法律和公共政策来体现的，那么，这个转换是怎样发生的？通过什么机制和渠道？”[20]方纳对这类问题的忽略，大大影响了《美国自由的故事》的学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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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美国自由的故事》中可以看出，自由在美国文化中不仅是一种普遍价值，同时又是一种“实用的”工具，某些群体的代言人往往根据当前的利益要求来定义自由，然后将他们定义的自由转换为具体的权利，再将这些权利当作争取的目标，经过这样一番循环转化之后，他们的特定要求和具体目标就变成了普遍的自由，从而具备不容置疑的合理性和神圣性。[21]这种策略使抽象的自由概念变得无关紧要，也使自由的定义变动不居。对于美国历史中围绕自由观念的分歧和辩论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由的不确定性，方纳在书中做了充分阐述，表明他对美国自由的上述特性深有感悟。但是，他对自由观念中的一致性未能给予充分的注意。自由的概念的确在不断发生变动，但其中是否有某些不变的内涵？不同群体对于自由的理解除了存在差异乃至冲突之外，是否还有一些共通之处？如果历史中的自由观念中根本不存在不变的和共通的成分，那么不同时期的不同群体使用同一种“自由的话语”来争取和扩大权利，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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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纳之所以没有充分揭示自由观念中的不变的和共通的成分，可能和他未能深入探究精英思想和大众观念之间的互动有一定的联系。精英思想中的自由观念，与欧美思想界的自由主义理论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他们对于生活中的自由经验加以提炼的结果。同时，精英思想往往具有更宽阔的传播途径，能够渗透到大众思维中，成为大众自由话语的重要资源。从精英思想到大众观念的这一转化过程，不妨叫做“自由主义的常识化”。[22]当然，大众观念也可能作用于精英思想，影响到他们关于自由的界定。精英思想和大众观念的这种互动，可能是促成自由观念变动不居的一个因素。从理论上说明这一点并不困难，但要从纷繁的史实中找出两者之间的实际关联，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例如，黑人奴隶关于自由的理解，通过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精英思想的影响？移民工人和农场佃户的权利诉求，如何融入了关于自由的主流定义？不同时期的妇女运动活动家，是如何运用“经典的”自由话语来争取特定的目标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占有何种地位？妇女和黑人争取权利的实践对自由观念的最大影响，是否表现为将传统自由主义理论认为与自由不相容的平等观念整合进了自由的内涵？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显然可以进一步深化关于美国自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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