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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自由的故事》的上述特点，也是美国史学近期发展趋向的反映，甚至可以说，美国“新史学”的不断成熟，为方纳的写作营造了一种适当的学术氛围。方纳不仅大量吸收了“新史学”的研究成果，而且采用了“从下向上”看历史的视角，以大众的自由观为核心内容，注重普通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对美国自由史的意义。他用较多的笔墨描述了底层人群的自由理想和权利诉求，并且明确指出：“自由的含义的建构，并非仅是通过国会辩论和政治论文而进行的，它同样也发生在种植园里、罢工纠察线上、住房前庭和卧室之中”；“推动自由在美国历史上扩展的动力，正是来自这些被排斥的群体按照自己对自由的理解而不断开展的争取享有完整的自由的斗争”。这种自由史的写法，与传统的思想史有很大的区别。在方纳的老师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看来，“美国政治传统”的缔造者是从本杰明·富兰克林到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的政治精英人物[10]；而在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中，则有“一批背景丰富多彩的角色”，既有政治精英，也有产业工人，既有政论作者，也有家庭主妇。按照方纳的论说理路，如果真有所谓“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其缔造者的队伍必定十分庞大，而且成分复杂多样。不过，研究普通人的自由观，必然受到缺乏思想史资料的制约，往往显得不够清晰和具体；特别是在涉及黑人的自由观念时，仍不得不倚重黑人精英人物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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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纳在论述美国自由的演变时，大量运用了“种族”“性别”和“阶级”这三个分析范畴。这同样体现了“新史学”的影响。美国史学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分析范畴变得愈益丰富多样，除原来的“阶级”“地域”“利益集团”等之外，“种族”“性别”成了两个得到广泛运用的概念。这些概念所具有的强大的分析功能，使许多老问题显现出了新的意义，尤其是进一步揭示了美国历史的多样性，使许多遭到忽略、压缩乃至删除的历史记忆得以恢复，使原来居于边角的史事产生了中心的意义。方纳运用“种族”“性别”和“阶级”等分析范畴，将黑人、少数族裔、新移民、妇女和工人的自由观熔铸到“美国自由的故事”的框架中，视之为界定和重新界定“美国自由”的重要资源。他尤其关注黑人、妇女等群体在美国历史的关键时期对自由观念变动所发挥的影响。他还涉及了黑人妇女和劳工妇女对于自由的理解，从而将“种族”“性别”和“阶级”这三个范畴紧密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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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纳声称要讲述“一个能够连贯而生动地表现美国政治文化以及它特有的政治语言本身演进的故事”，这表现了他的另一个学术雄心：针对美国史学“碎片化”的弊端，他要以自由观念的演变为中心构筑一种综合性的历史叙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史学在专题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之俱来的是日益严重的“碎片化”问题。美国历史学家对这种状况的不满由来已久。方纳的老师霍夫斯塔特，在去世前曾试图以政治文化为中心写一部综合性的美国史；赫伯特·古特曼生前也大声呼唤“新的综合”。方纳作为美国新一代史家的代表人物，在宏观综合方面颇有建树。他的《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11]，乃是重建史领域的扛鼎之作。不过，写作一部贯通整个美国历史的自由的故事，显然是一项难度更大的工程。一方面，这种时间跨度大的综合叙事，需要一条具有极强的一致性和黏着力的主线，从而使许多看似不相关的史事呈现内在的联系，形成一个彼此联结、易于理解的整体；另一方面，这一综合研究需要对数量巨大而分散繁复的第二手论著加以梳理，从中提炼出可在自己的叙事框架中产生意义的材料和论点。事实证明，方纳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思想洞察力，他抓住了作为历史形态的自由观念所表现出的大众性、多样性、包容性、有争议性和不确定性，以此来组织“美国自由的故事”，从而将建国之父和黑人奴隶、知识精英和家庭主妇编织在同一个“故事情节”中，并且使“那些与主流思潮相悖的声音、被否决了的立场以及遭到排斥的理论”产生了不能忽视的意义。同时，方纳在梳理和吸收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方面，所下的功夫也可堪称道。在美国学术界，自由和权利历来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课题，关于各个时期的自由观念及其历史演变的专题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有些还是难得的传世佳作。方纳对数千种不同性质的研究文献做了得体的处理，体现了一个成熟的历史学家驾驭材料的深厚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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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的故事》还是对史学过度专业化趋向的一种反拨。19世纪末美国史学成为一个专业性的学科以后，基于档案研究的脚注繁复的专题著述，成为主导性的历史写作方式。专业化固然是史学在学术上走向成熟的必要途径，但过度专业化则使之不断远离大众，成为纯粹专家之间的对话。方纳作为美国史学界的前沿学者，对这种局面自然不能无动于衷。他的《美国自由的故事》虽然同样包含专深的知识，但他有意写成一部可以激发大众阅读兴趣的作品。仅看书名，就可体会方纳这方面的用意。他没有采用“美国自由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一类的标题，而巧妙地借用了“故事”这个字眼。历史（history）本来就是一种故事（story），历史学家本是“讲故事”（story-telling）的能手，这样才能展现史学的魅力。方纳用他那种清晰流畅的文笔、简洁明快的叙述方式和深入浅出的理论阐释，讲述了一个以大众体验为中心线索的美国自由的故事。当然，他对大众性的追求，并不是以牺牲学术性为代价的；相反，书中那种平实中性的行文和翔实丰厚的参考文献，乃是方纳在学术上执着和真诚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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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美国自由的故事》也可视为方纳学术生涯中一个水到渠成的阶段性小结，是他在美国史领域长期探索的结果。有的中国学者注意到，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流历史学家”的学术生涯，通常是“从微观探究起家”，最终走上“高水平综合思考的升华性的学术道路”。[12]方纳走的正是一条这样的道路。本书译者王希在“译后记”中，简要而系统地介绍了方纳的治学之路和史学成就。[13]从《自由土地、自由劳动和自由的人》[14]到《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再到《美国自由的故事》，方纳大致用了三十年时间走过了从专家到大家的成长道路。他的这部美国自由史，已经超越西方学术史上的许多类似著作。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立志要写一部《自由史》，可是出于种种令后人揣摩不透的原因，他最终没有完成这一计划。[15]法国作家贡斯当讨论过“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差别，字里行间透出历史的意蕴，但毕竟不是系统的历史著述。[16]方纳的著作以自由观念的演变为经，以不同时代的权利状况为纬，是一部比较系统的美国自由史，可以作为了解西方自由的一种富有价值的史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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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若用理想化的眼光来看，方纳的这本书很难称得上是一部宏博精深之作。作为思想史，它缺少佩里·米勒的《新英格兰思想》那种深邃的思辨；作为大众历史，它又没有丹尼尔·布尔斯廷的《美国人》那种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斐然可读的文采；作为纯正的学术著作，它也不像霍夫斯塔特的作品那样具有典雅庄重的风格。[17]诚然，要求一个学者同时具备其他同样优秀的学者的禀赋，实在近乎苛求；不过，对待方纳这样一位“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的著作，读者难免会采用更加严厉苛刻的评判标准。[18]实际上，将他的著作和美国其他史学名作加以比照而进行评论，反映出人们对他在美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怀有更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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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若干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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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纳所讲述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不是一个圆满完美的童话，而他作为讲述者也并非做得十全十美而无可挑剔。由于方纳所掌握的文献和知识实在大大超出一般人所能把握的程度，要从学识的角度全面评论他的这本书，以一人之力是根本办不到的；但是，如果从该书所包含的思想观点和采用的写法着眼，或许能够发现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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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学家在面对一个研究对象时，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取舍；正是这种对问题和材料的选择性，保证了他所写出的历史既能表达他对历史的认识，也可以让读者理解和接受。方纳在阐释美国自由的历史时，虽然在时间上贯通整个美国历史，但其内容的安排则带有很强的选择性。他的叙述围绕某些关键时期和某些重大问题而展开，侧重自由观念的内涵以及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群对自由的理解。至于自由的观念如何支持或制约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方纳并未加以深入讨论。伯纳德·贝林在《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一书中，用较大篇幅论述了美国革命前夕和革命过程中的自由观念，同时也揭示了观念对革命的起源和进程的影响。[19]《美国自由的故事》中缺少这样的点睛之笔。书中对作为“观念”的自由讨论得相当深入，同时却掩盖了对作为“经验”的自由的把握。对读者来说，印象最深的可能是自由的定义的变化，而对自由的实际形态的演变则不甚了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方纳讲述的只是半个“美国自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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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各个历史时段而言，方纳在详略安排上当然是自有考虑的，但他对于美国革命时期的自由观念却未加充分讨论，不足以让读者深入了解美国自由的诞生。从人类历史的经验来看，某些关键时期形成的观念和制度，经过后人的改造和神化，往往具有某种经典性，成为后来相应的观念与制度的合理性的源泉。美国革命时期的自由观念及相关制度，在后来的美国历史中就具有这种效应。从方纳的书中可以读到，不同时期的不同群体都不约而同地引述《独立宣言》《联邦宪法》以及建国之父的言论，以强化自己的自由定义的说服力，这表明革命时代的自由观的确具有经典意义。方纳虽然提到“美国自由诞生于革命之中”，但仅用了一个小节的篇幅来叙述这个诞生过程，这种分量的分配和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显然是不相称的。诚然，以往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并不妨碍方纳从本书的主旨着眼来做一番重新考察。例如，在革命时期的自由观念中，哪些内容后来积淀为自由定义的经典成分？哪些内容经过后人的误读和改编而融入了自由的新定义之中？这样的问题应当很有研究的价值。另外，方纳将革命时期自由和权利观念的转变称作“自由的民主化”，似有超历史之嫌。革命时代的民主概念和后来的理解有诸多不同，革命领导人对于民主大多怀有相当复杂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用“民主化”来描述自由从“英国人的权利”向“普遍人权”的转化，看来是可以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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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纳声言要在书中探讨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实际上，他对“自由的含义”和“自由的边界”论述甚为详尽，而关于“自由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的讨论，虽然他既有明确的意识，也有很好的构想，但未能抓住问题的要害。他曾谈到，自己比较关注“思想和经验之间”的“复杂关系”，但在本书中他未能在作为观念的自由和作为实践的自由之间建立清晰的事实关联。他注意到，“美国国内的社会政治斗争”“不断地主导了自由含义的变化”，但他涉及的主要是思想和观念的交锋，而且对于这种交锋何以“使自由成为可能”也语焉不详。他也曾提及，关于自由的辩论直接导向诸如“种种公共制度、经济与社会关系将如何影响到那些个人所能获得的选择的性质和范围”这样的问题，但读罢全书，对此仍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印象。译者王希在关于该书的评论中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非主流自由观如何转化成为具体的法律和公共政策，方纳并没有作详细的讨论。如同方纳自己所强调的，现实中的自由是通过法律和公共政策来体现的，那么，这个转换是怎样发生的？通过什么机制和渠道？”[20]方纳对这类问题的忽略，大大影响了《美国自由的故事》的学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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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美国自由的故事》中可以看出，自由在美国文化中不仅是一种普遍价值，同时又是一种“实用的”工具，某些群体的代言人往往根据当前的利益要求来定义自由，然后将他们定义的自由转换为具体的权利，再将这些权利当作争取的目标，经过这样一番循环转化之后，他们的特定要求和具体目标就变成了普遍的自由，从而具备不容置疑的合理性和神圣性。[21]这种策略使抽象的自由概念变得无关紧要，也使自由的定义变动不居。对于美国历史中围绕自由观念的分歧和辩论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由的不确定性，方纳在书中做了充分阐述，表明他对美国自由的上述特性深有感悟。但是，他对自由观念中的一致性未能给予充分的注意。自由的概念的确在不断发生变动，但其中是否有某些不变的内涵？不同群体对于自由的理解除了存在差异乃至冲突之外，是否还有一些共通之处？如果历史中的自由观念中根本不存在不变的和共通的成分，那么不同时期的不同群体使用同一种“自由的话语”来争取和扩大权利，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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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纳之所以没有充分揭示自由观念中的不变的和共通的成分，可能和他未能深入探究精英思想和大众观念之间的互动有一定的联系。精英思想中的自由观念，与欧美思想界的自由主义理论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他们对于生活中的自由经验加以提炼的结果。同时，精英思想往往具有更宽阔的传播途径，能够渗透到大众思维中，成为大众自由话语的重要资源。从精英思想到大众观念的这一转化过程，不妨叫做“自由主义的常识化”。[22]当然，大众观念也可能作用于精英思想，影响到他们关于自由的界定。精英思想和大众观念的这种互动，可能是促成自由观念变动不居的一个因素。从理论上说明这一点并不困难，但要从纷繁的史实中找出两者之间的实际关联，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例如，黑人奴隶关于自由的理解，通过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精英思想的影响？移民工人和农场佃户的权利诉求，如何融入了关于自由的主流定义？不同时期的妇女运动活动家，是如何运用“经典的”自由话语来争取特定的目标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占有何种地位？妇女和黑人争取权利的实践对自由观念的最大影响，是否表现为将传统自由主义理论认为与自由不相容的平等观念整合进了自由的内涵？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显然可以进一步深化关于美国自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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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纳在书的“引言”中提到了“自由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但他侧重的是政府权威与自由的实现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对自由和民主的关系加以深入论述。欧美有的自由主义理论否认自由和民主具有天然的亲和性：自由的社会可以是非民主的，而民主的国家则可能很少甚至没有自由；民主的政体完全可能危害乃至剥夺人民的自由。但从美国的历史经验来看，自由和民主在整体上保持了一种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的趋势，自由实际上成为了民主的目的。这或许是美国民主的最大特色。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方纳在书中只是偶尔涉及，而没有加以深究。从思想史的角度说，自由和民主在美国历史中所表现出的亲和性，是否和美国人特有的“自由情结”以及他们对自由和权力的关系的理解有较大关联？美国的自由观念有一个经久不变的特征，就是将自由视为没有或较少政府强制的状态，“一种免于权力和他人控制的状态”。在革命和建国时代，人们普遍倾向于将自由和权力对立起来，认为权力具有“邪恶的本性”，乃是自由的天敌；因此，保障自由的有效方式就是通过宪法，特别是“权利法案”来限定权力的合法范围，使其不得入侵“自由领地”，并用“有限政府”和分权制衡机制来制约权力，防止或减轻权力对自由的危害。诚然，在后来某些历史时期出现过调和自由与权力的关系的思潮，主张借助权力来维护和争取自由；但这种思潮始终受到质疑和抵制。权力在某些从前属于私人的领域发挥的作用的确有所扩大，但并没有冲毁“自由领地”的边界。而且，官方自由话语不断遇到民间自由话语的挑战，普通公民经常和权势人物争夺自由的定义权，这也抑制了民主对自由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自由观念乃是美国不同群体和众多主张的“交叉重合的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23]，正是这种“交叉重合的共识”，使众多的群体能够同在民主的框架内采用合法手段来争取和维护各自的权利。在美国这样一个利益高度多元化、因而充满冲突的社会，如果没有自由这个“交叉重合的共识”，民主是不可能平稳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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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国读者在阅读《美国自由的故事》时，可能还会不自觉地在内心发问：为什么美国人如此钟情于自由？自由为什么能够成为美国文化的一种核心价值？美国自由和英国自由、法国自由存在什么差异和一致性？这样一些问题来自于中国读者的特有关切，因为人们在阅读时难免和本土文化及本国历史加以对比，随之产生种种联想。而且，从学理上说，要深刻理解自由在美国生活中的意义，也的确需要运用比较的方法。方纳虽然提到“自由的历史是一部实实在在的国际史”，但他在书中仅仅涉及不同历史时段之间的纵向比较，而没有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对比。既然自由并非为美国所独有，就完全可以进行显性或隐性的比较。即便某些社会没有英美意义上的自由概念，也谈不上作为历史经验的自由，但基于差异性的比较，也有助于加深对美国自由的认识。当然，治学须有侧重，著述须有选择，方纳讲述的是“美国自由”的故事，比较研究乃是另一种类型的课题。这里提到的比较，毋宁是中国学者在研究美国自由史时应当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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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学者向来十分关注美国历史中的自由和权利问题，已经出版的论著不止一种。中国学者大多强调美国自由的阶级性和矛盾性，注重美国历史中那些侵害自由或不自由的现象，对没有自由的群体争取自由的斗争着墨尤多，而超历史的思想观念对于主题的选取和史实的剪裁有着支配性的影响。其实，中国学者注重的问题在方纳的书中多有涉及，但不同的是，方纳更注重历史的“语境”，在细节上更加准确，持论更具有历史感；而且，方纳的眼界更加开阔，讨论问题时也更具有学理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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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写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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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埃里克·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于1998年由纽约的诺顿公司出版，中文版由方纳的学生、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希翻译，于200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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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学术界以自由为主题来讨论美国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著作为数不少，影响较大者有路易斯·哈茨的《美国自由主义传统》（Louis Hartz，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New York，1955）等；方纳研究的是美国人生活中的自由观念的演变，而不是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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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7页。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该书。引文均与原文进行了核对，某些译法同中译本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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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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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哈耶克：《自由宪章》，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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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希：《方纳：一个并非神话的故事》，见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附录，第514—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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