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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埃里克·方纳：《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Eric Foner，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纽约1988年版。该书长达700页，是20世纪中期以后少见的大部头史学论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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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时殷弘：《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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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第513—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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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埃里克·方纳：《自由土地、自由劳动和自由人》（Eric Foner，Free Soil，Free Labor，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纽约1970年版。该书是方纳在霍夫斯塔特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出版时他年仅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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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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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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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美国历史学家加里·纳什在一篇关于《美国自由的故事》的评论中指出，自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方纳的书只是一种综述性的考察，而不是要开辟新的领域；因此，这本书在更大程度上是一本面向普通读者、而非专业历史学家的著作。见加里·纳什：《评方纳著〈美国自由的故事〉》（Gary B. Nash，Review of 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 by Eric Foner），《美国历史杂志》，第87卷第1期（2000年6月），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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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诚如王希教授所说，上述几种著作的写作背景、读者对象各不相同，而且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失；而《美国自由的故事》也具有以上作品所无法比拟的优点。本文将方纳的书和这些作品对比，意在说明，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在学术、写作和风格各个方面均应具有出色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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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伯纳德·贝林：《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Bernard Bailyn，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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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王希：《自由：一个尚未结束的美国故事——读埃里克·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美国研究》，2002年第2期，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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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参见安东尼·德·雅赛：《重申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9页。他对将目标转化为权利的做法持批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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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李剑鸣：《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的政治辩论及其意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8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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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这个术语借自约翰·罗尔斯，但含义与他的界定有所不同。见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83页（本文的译法与该书中译本有所不同）。需要说明的是，“自由观念”作为美国社会各种冲突的见解和利益的“交叉重合的共识”，并非人为的“建构”，而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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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在现实关怀与学术追求之间——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成绩和问题（198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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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对美国史的介绍和研究，经历了几个各具特点的阶段。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学者对美国历史的学术性介绍，虽然大多带有编译的性质，但亦已显示关注重点和解释框架方面的特色。在1949—1978年间，一些学者在美国史研究中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但由于受到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现实需要和苏联学术的支配性影响，也存在突出的局限。1979年以后，虽然史学界在“思想解放”、观念转换和探索勇气方面，较之其他学科显出许多不足，但受“改革开放”政策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动，加上国际学术交流所带来的冲击，美国史领域也逐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如果以1989年为界将1979年以来的美国史研究分成两个阶段，则前一阶段乃是一个风气初变的时期，在后一阶段方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总体特征而言，这个时期的美国史研究同以往相比，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研究者怀着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极大关切来探讨美国历史经验，力图用自己关于美国史的知识和解释来服务于中国的社会发展与国际交往。这种特点也可见之于世界史的其他领域，而在美国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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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概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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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内美国史研究者[2]的数量，一时很难做出精确的统计。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会员一直保持在三百人左右，有的学者据此估计，“现在全国从事美国史教学与研究者约有四五百人，其中大多数具有高级职称”。[3]不过，在对研究者的人数做出估算之前，必须对有些情况加以说明。首先，并非所有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人都加入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而该研究会的许多会员也不是职业的研究者，其中有不少人是业余爱好者和研究生。研究生尤其是一个变动不居的群体，他们在就学期间结合专业学习而发表习作，但多数人在毕业后便不再从事美国史研究。其次，在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中，有一些是研究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学者，有少数人兼跨几个领域。还有一些则是世界近现代史方面的教学人员，在美国史方面不过是偶一为之。另外，如果要对研究者的人数做出相对准确的估计，必须尽可能地对1989—2000年间发表美国史论著的作者的情况进行调查和统计。就目前所收集到的59种美国史专著、教材和文集而言，其作者仅为41人（指第一作者或主编者），也就是说，这十余年间仅有40余人出版了美国史方面的书籍。另据上海图书馆编《全国报刊索引（哲学社会科学版）》所收录的论文目录统计，在1989—2000年间发表过美国史论文的作者达585人。不过，只发表了1篇论文的作者有440人，占75％；发表2篇以上者为145人，占24％；发表3篇以上者为94人，占16％，发表5篇以上者为30人，占5％；发表10篇以上者只有5人，仅占0.8％。据核查，发表5篇以上者，绝大多数也是前文提到的59部著作的作者。在发表2篇以下的作者中，大致包括如下几类人：一是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过论文，毕业以后没有继续本领域的研究；二是从事世界近现代史教学的人员，偶尔发表1—2篇美国史论文；三是从事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者，不时旁及美国史方面的课题。还有一种情况是，少数人在此期间集中精力于写作专著或其他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对较少。当然，《全国报刊索引》的收录有明显的遗漏，而且不包括论文集中的文章，故以上统计自然是不完全的。总之，通过对各种情况的考察，可以得出一个比较谨慎的估计：在此期间经常发表美国史研究成果的人不会超过一百人。当然，就单一的国别史研究而言，这个数字已经十分可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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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发表美国史论著的人，在地域分布上相当集中。长春、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武汉和成都等城市的研究者较多，尤其是在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南开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均曾有过3人以上的研究群体。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4]、山东师范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欧美史研究室和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一度在人员上具有整体性优势。自1989以来，人员分布发生了一些变化。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变动很大。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原来都有一个较强的研究群体，目前均只有一名教师专门从事美国史研究。武汉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室曾经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机构，由于老教师的退休和年轻学者赴美未归，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活动。四川大学原来是西南地区的美国史研究基地，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人员逐渐减少，目前已不再有专门的人员。南京大学的研究梯队也陷入难以为继的局面。人员相对稳定的是山东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的研究群体，成员始终保持5—6名以上。近期厦门大学成立了一个美国史研究所，成员现有3名。杭州师范学院也设有美国文化研究所。另外，设在九江师范专科学校的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经过美籍华裔学者王霈和万心蕙夫妇多年的苦心经营，在藏书方面颇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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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的地域分布与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数量有着直接的关联。就国内的条件而言，研究者基本上只能依赖本地的资源，因此所在单位的资料状况、学术积累和交流渠道，对其研究工作具有关键性的影响。相对而言，长春、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和武汉等地的美国史藏书比较丰富，而且能不断补充新书，国内外学术交流比较频繁，这为当地的研究者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在1989—2000年间发表重要研究成果的作者，就集中于以上这些城市。例如，《历史研究》这期间刊载美国史论文共计28篇，按作者写作时的所在地计算，长春有6篇，北京有6篇，天津有8篇，武汉有1篇，济南有4篇，旅美学者有2篇，其他地区只有1篇。又如，《世界历史》刊登美国史论文79篇，其作者所在地的分布情况是：长春8篇，北京25篇，天津6篇，上海2篇，南京5篇，武汉8篇，济南6篇，旅美学者7篇，其他地区12篇。另外，前文提及的59部美国史著作的作者分布情况是（以写作时计）：长春6部，北京16部，天津13部，上海3部，南京3部，武汉4部，济南5部，旅美学者5部，其他地区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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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两个值得特别提及的研究群体。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到美国留学和执教的中国学人，有些人不时在国内发表美国史论著，其中比较活跃的有王希、满运龙、洪朝辉、王政和令湖萍等人。与国内同年龄层次的研究者相比，他们的长处在于学术训练更加系统和严格，对美国史学的规范和传统有更具体和直接的了解，而且在资料、理论和学术史等方面也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他们中有些人密切关注国内的学术动向和社会状况，能够将他们在美国获取的学术资源和作为中国人所具有的现实关怀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得以用独到的视角来研究美国历史。他们在国内发表的论著，大多体现了中文世界对同类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于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则是国内美国史研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目前，国内有十余所院校招收美国史研究生，其中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研究生围绕学位论文选题发表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大多具有一定的学术质量；而最终完成的学位论文，在选题、资料和论点上通常都有出新之处。[5]遗憾的是，大量的学位论文没有发表或出版，无法在更大范围交流传播，其学术价值未得到充分发挥。这无疑是美国史研究中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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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龄结构来看，研究者可大致分为3个层次：1949年以前在美国或国内接受大学教育的老一代学者；20世纪50—60年代在苏联或国内接受大学教育的中老年学者；1978—1990年间年进入大学的中青年学者。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大学的新生代，尚处于学术的成长期。[6]不同年龄层的研究者，在知识结构、学术素养、思想取向和选题偏好等方面均有差别。他们在学术上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对于本学科的发展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在这个时期，老一代学者仍然十分活跃，他们不时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有的还有多种著作问世。第二代学者更是骨干力量，他们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过，他们中有不少人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学者迅速崛起，有不少人进入了本领域的前沿，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承认，还有数人具有指导博士生的资格。在1996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8届年会选举的31名理事中，属于这一年龄层次者有19名，占61％；在秘书长以上的6名主要负责人中，属于这个年龄层次的有4名，占66％。[7]根据《全国报刊索引》统计，1989—2000年间发表论文在5篇以上的30人中，有16人属于这个年龄层，占总数的53％。与国内其他国别史研究人员的年龄结构相比，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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