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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虽然某些以美国史研究著称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职人员明显减少，但动态的研究者数量仍比1989年前庞大，而且他们中多数人受过相对正规的学术训练，和国外史学界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其学术潜力得到了更有效的发挥。这就是何以人员看似减少、而论著数量仍在增加的主要原因。不过，稳固研究者的人数规模，进一步强化学术训练以提高其学术素质，增强其学术规范意识，仍然是美国史研究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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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来，国内美国史学界举办了不少重要的学术活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召开了4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其中2次为国际学术会议；还有一些地方性的或小型的学术研讨会。此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还举办了一届中国美国史优秀论文评奖和两次“万心蕙奖学金”优秀硕士博士论文评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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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1月，在河南大学和黄河大学召开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美国史学术会议，到会代表123人，提交论文69篇，会期6天。代表们围绕美国外交史、改革与美国社会发展、美国社会与文化、近代美国史诸问题等主题，分成4个小组进行学术讨论，气氛十分活跃。会议还首次采用理事长主旨报告的形式，对1986年兰州年会以来美国史研究的进展作了简要的评述。1993年8月在山东威海召开了国内首次美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涉及当时国内最热门的现代化问题，着重讨论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与会的国内外代表80余人，包括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和曾经担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后来又当选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乔伊斯·阿普尔比教授等知名人士。会议收到论文60篇。除大会报告外，还按“美国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美国现代化与政治生活”“美国现代化与社会文化”“美国现代化与外部世界”等主题分成4个小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会后编成了《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一书，由东方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1996年8月在长春召开了以中美城市化比较为主题的第二次美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会代表60余名，分别来自中国大陆、美国、德国、瑞士和中国香港。提交会议的论文40余篇。小组学术讨论围绕“中美城市发展比较”“美国的城市化和郊区化”“中国的城市化”等问题展开。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城市社会的变迁》[8]。1998年5月，由上海外国友人研究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共同主办的“19世纪下半叶华人开拓美国西部的历史贡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到会代表40余人，提交论文30余篇。1999年10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到会代表60余名，收到论文50余篇，议题涉及20世纪美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美国政治史、美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史、美国史学史等领域，会期不长，但紧凑而富于成效。另值得提及的是，1990年《世界历史》编印了一期中国留美历史学者的论文专集，其中有6篇美国史专题论文。这些论文无论在选题取向、史料占有、学术立场和言说方式各方面，均和国内当时的史学规范和学术风气迥然不同，给国内美国史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震动。但这个专栏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些文章所导入的学术空气很快消散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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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1989年以来美国史研究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绩。第一，1989—2000年间美国史论著数量较此前的10年大为增加。根据不完全统计，1978—1988年间出版的美国史学术著作（不含译著）17种，其中专著11种，教材2部，文集3部；而1989—2000年间出版的美国史学术著作（不含译著）60余种，其中教材4种，文集6部，其余均为专著，还包括两种在美国用英文出版的著作。[9]另外，这期间尚有大量美国史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没有出版，其中不乏高水平之作。就论文数量而言，据杨玉圣、胡玉坤所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这10年间发表的美国史论文365篇，如果加上包含在美国政治、美国经济、美国社会、美国军事和美国科技等专题中的史学论文，总数在500篇左右[10]；而根据“表三”的数据，1989—2000年间发表的美国史论文为976篇[11]，接近前一个十年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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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国史论著在数量上可能超过其他单一的国别史。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说明。一，198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关于世界史研究的概述，仅有美国史作为一个国别史门类单独列出（偶尔也有其他国别史栏目出现，但只有美国史为常规栏目）。二，在1989—2000年间，国内最具权威性的史学刊物《历史研究》共发表世界史论文180篇，其中美国史28篇（美国外交史19篇未计入），英国史27篇（关于英国外交史的论文不多），法国史16篇，德国史5篇，俄国史（含苏联史）2篇，日本史9篇（见表一）。三，《世界历史》在1989—2000年间发表的论文中，美国史79篇（不包括美国外交史论文35篇），英国史49篇，法国史33篇，德国史22篇，俄国史（含苏联史）36篇，日本史45篇（见表二）。美国史论文数量较多的原因不外三点：一是美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国家，其历史自然受到相应的重视；二是国内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人员较多，提供的稿源比较充足；三是与美国的学术交流比较频繁，获得资料和信息的渠道比较畅通。当然，以上所做的仅仅是量的比较，不能说明学术质量方面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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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989—2000年《历史研究》所刊登的国别史论文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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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1989—2000年《世界历史》所刊登的国别史论文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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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论著数量的分布可以看出（见表三），研究领域[12]有所扩大，特别是此前尚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社会史、文化史和城市史等领域，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论著，其中不少具有一定的学术质量。在移民史、黑人史、印第安人史、妇女史和史学史等领域，研究视角和深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便是在传统的政治史课题上，也有某些新的进展。但是，论著数量在各个领域的分布很不均衡，政治史，特别是关于一些传统课题的论文数目庞大，占总数的34％；而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领域相对薄弱，三个领域的论文相加也只占总数的22％。除了数量的差别外，在各个领域所达到的深度以及各种论著的学术价值，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按照时段划分，在所收集到的976篇论文中，早期史131篇，占13％；19世纪史190篇，占20％；20世纪史322篇，占33％；其余为综合性论文，占34％。可见，20世纪美国史是研究的热点，这显然和研究者出于现实关怀而奉行“厚今薄古”原则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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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1989—2000年国内学术刊物和大学学报刊登的美国史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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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 根据上海图书馆编《全国报刊索引（哲学社会科学版）》统计，数据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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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计入的全部为中国学者撰写的关于美国历史问题的学术论文，不包括其他类型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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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选题和论点来看，研究者的观念和思想取向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89年以前，曾经有几次反响强烈的争论，如关于林肯是否废奴主义者的讨论，关于罗斯福“新政”若干问题的论辩。这类争论的意义，只有考虑到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思想氛围以及学术条件，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最近十余年，在美国史领域很少发生引人注目的学术讨论。由于课题的多样性和分散性，从事同一问题研究的学者甚少，因而缺乏展开争鸣的基点和机会；同时，随着思想观念的变化，人们在学术上更具包容性，大多不愿轻易对自己不赞同的观点发难。虽然美国史选题比其他国别史在政治和思想意识方面更具有敏感性，不免使解释带有较强的政治化倾向，但就一般情况而言，配合暂时政策需要的选题越来越少，而以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为参照的论著增多，出于纯粹学术追求的选题也受到某种程度的重视。在具体论说中，强势政治话语的出现频率趋于下降，人们在使用习惯性的概念术语时也显得更加慎重。年轻一代学者更注重学术的纯粹性，他们当中有人呼吁：“在美国史研究中，要尽量减少非学术性因素（如中美政治关系、国内国际政治气候等）的干扰；应严格区分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学术研究与对策报告的不同。学术研究无禁区，应允许自由讨论学术问题。”[13]虽然这种愿望有时和现实发生冲突，但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可以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在学术上走向成熟的一个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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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美国史领域的学术批评呈现十分活跃的局面。这里所说的学术批评，包括书评、评论和学术随笔等多种形式。这些文章就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学风问题，及时加以总结、评点和警示，对于美国史学科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考虑到目前的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非学识与勇气兼备者难以为之，故书评界普遍存在的是所谓“栽花现象”。惟其如此，真正的史学评论才显得难能可贵。在这十余年中，杨玉圣、黄安年、任东来和周祥森等人发表了较多的评论文字，他们的文章激活了国内美国史学界的学术气氛，使更多的人意识到学术规范和学风问题的重要性。与外国史的其他领域相比，这可以说是美国史研究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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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170628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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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二、成果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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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美国史论著为数甚多，加以选题相当分散，故细致而具体地介绍各项研究成果，乃是单篇文章所无法完成的任务。本文只能选择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对部分论著做一个粗略的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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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一直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重点，成果的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一个领域。最近十余年间问世的论文有300多篇，专著近10种，涉及美国史上的政治制度、政党、政治思想和重大政治事件。从选题、思路、资料和方法来看，这些论著大多属于传统政治史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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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9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国内学者对于美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仍然受到政治气候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阶级定性分析乃是一种常用的手法，政治化的批评覆盖甚至取代了学理性的探讨。在最近几年出版的论著中，这种倾向趋于弱化；即便一些曾经对美国制度持强烈批判态度的人，立论也变得较为温和。张定河的《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14]，是继曹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15]之后一部比较系统的美国政治制度史专著。作者没有采用简单的政治批判取向，也力图超越脱离具体历史时空条件而作意识形态评判的做法，对美国的宪法、分权制度、国会制度、总统制、司法制度、两党制度和公民权利等问题的渊源、特点和运作方式进行了探讨。作者固然提到了美国制度的阶级属性和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本质，但在具体论述中仍考虑到了美国社会利益多样化和利益集团活动的影响。张友伦、肖军和张聪合著的《美国社会的悖论：民主、平等与性别、种族歧视》[16]，从美国民主制的形成和演进着眼，着重考察印第安人、黑人、妇女和华人等弱势群体在美国政治演进中的处境和地位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民主制的挑战。该书的主要作者张友伦在一篇文章中强调，美国民主乃是美国人民的选择，应当得到尊重；但它存在缺点，只可借鉴，不可照搬，更不能作为一种衡量民主化程度的准绳。[17]这种持论显得比较冷静和公允。同样的态度也反映在对美国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的理解方面。何顺果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的“立国精神”不限于《独立宣言》所表述的精神，而应包括美国整个建国过程中赖以立国的各项主要原则以及贯穿于这些原则中的哲学思想；虽然美国未能在立国时有效地实行这些原则，但不等于这种原则或理想本身无效。[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