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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学界受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对历史上的弱势文化群体进行研究，在黑人史、土著美国人史和其他族裔的历史文化等领域创获甚丰。国内学界对黑人史、印第安人史和华人华侨史的研究，也有论著陆续问世。在1989年以前，黑人史研究的重点是奴隶制和黑人运动，在印第安人史方面则着重叙说其不幸的历史遭遇；此后发表的论著，在选题、立意、资料和解释各方面，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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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春常和吴金平在南开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均以中文和英文两种版本同时在纽约和北京出版，两书的主题都属于黑人史领域。高春常的《文化的断裂：美国黑人问题与南方重建》，是一部以思辨性和理论性为特色的著作。该书追溯了美国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的起源，对重建中的种族关系、权力冲突和观念交锋作了深入的剖析，突出强调了“解决”美国“黑人问题”的艰巨性，认为“道德改造方案”（“软性方案”）较之“实力威慑方案”（“硬性方案”）有明显的优势，其实施可以消除黑、白两个种族之间存在的问题，达到“种族和解”“携手并进”的境界。[63]吴金平的《自由之路：弗·道格拉斯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评述了道格拉斯在废奴运动、内战、重建及其他相关事件中的作用，称其为“美国黑人的杰出领袖”和“美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人物”；将其思想的精髓归纳为“黑人解放的合法主义改革战略思想”，并认为它是“美国黑人解放事业”迄今为止的唯一可行的现实选择。[64]这和过去那种强调以革命和斗争手段解决“黑人问题”的观点大相径庭，反映了学术界在“黑人解放运动”问题上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张聚国研究杜波伊斯的论文，也反映了这种思想取向。他着重论述了杜波伊斯一生中在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策略上的变化，并对布克·华盛顿和杜波伊斯在思想和策略上的异同进行了比较，认为两人在“解决黑人问题”的方案上相互补充，缺一不可。[65]时春荣在一篇文章中评析了二战后美国黑人文化复兴的原因、成绩及其社会影响，认为这种文化复兴意味着“黑人开始逐渐融入美利坚民族之中”，“推动了黑人的解放事业”。[66]姬虹撰文考察了最近40年来黑人政治意识的觉醒，分析了黑人参政的情况，认为，“黑人的政治地位已明显改善，但做到真正当家做主还相差很远”。[67]1992年发生在洛杉矶的种族骚乱，也引起了历史学者的注意，有文章对其历史根源进行了探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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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少数种族和族裔的历史也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选题。有些学者探讨了美国犹太人的同化进程及其民族凝聚力的盛衰[69]，一些学者发表了探讨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文化关系等问题的论著[70]，还有若干关于美国华人历史的论文和专著。[71]另外，美国政府针对少数族裔和妇女而实施的“肯定性行动计划”，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专题论文已有数篇。[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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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9年以来，美国的移民和移民政策就一直受到重视，最近十余年中更是出版了几种有影响的专著。邓蜀生的《美国与移民——历史·现实·未来》[73]，对移民与美国社会变迁、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某些少数族裔的历史命运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梁茂信的《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是一部系统的美国移民政策史，考察了从殖民地时期至1990年这一时段的移民政策演变轨迹，着重论述了自由移民政策、移民归化与公民资格授予政策、移民限额制度等重要政策的来龙去脉，旁及排外主义、难民政策和非法移民等问题，对于移民政策演变的整体趋向及制约因素有深入的分析，对各项具体措施的出台经过和社会反响也作了比较透彻的说明。[74]戴超武在《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一书中，以美国移民政策的整体演进为背景，探讨了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美国对亚洲移民政策的演变，认为：对亚洲移民政策的变化取决于美国社会经济和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也取决于其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其最终目的乃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75]这种研究不同于以往关于移民与美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议论，进入了具体而微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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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较少受到注意的妇女史、军事史和教育史等领域，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在美国妇女史方面，留美学人王政的《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76]，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对当代美国女权运动的由来、历程、得失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另一位旅美学人令湖萍的《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史》[77]，叙述了华裔妇女在美国的经历。胡玉坤的《妇女地位、女性意识、妇女观：关于妇女与美国独立前后社会变迁的探讨》[78]和周祥森的《美国妇女就业发展与妇女地位变迁》[79]等文章，也各有特点。陈海宏的《美国军事史纲》[80]和《美国军事力量的崛起》[81]，是中国学者撰写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军事史著作。关于美国教育史的研究，可以举出滕大春的《美国教育史》[82]、王英杰的《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变革》[83]等书籍。从事教育史研究的通常是教育学领域的学者，历史学者的著述比较少见，张聚国的《美国师范教育体制的历史演变》[84]，乃是出自史学专业研究者手笔的凤毛麟角之作。侯文蕙在美国环境思想史方面作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她的《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发展》[85]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环境保护主义》[86]等论著，拓宽了美国史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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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美国史学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各种西方史学史著述均对美国史学有所涉及[87]，有关专业刊物不时发表评述美国史学动态的文章[88]，有分量的专题论文也不在少数。李世洞撰文评述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史学，以1700年为界，将这个时期的史学演变划分为两个阶段。[89]杨生茂的近作《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与他以往的史学史论文有明显的不同：在学术功力愈益深厚的同时，评判心态也更趋平和。该文以美国史学的流变为背景，通过对班克罗夫特和其他史学家的对比，对这位19世纪美国史学中最重要人物的思想轨迹、史学观点和学术成就进行了深入评析，并就美国史学史的宏观脉络、历史学的功用、评判杰出史学家的标准、吸收外来文化的策略等一系列问题阐发了自己的精辟看法，其学术意义和思想价值超出了一般的史学史论文。[90]王寅的《霍夫施塔特与美国改革史观》，将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改革史观”称作“多元史观”。[91]满运龙的一篇文章评介了美国当代史学的新进展，他参照美国史学界的提法，把伯纳德·贝林、约翰·波科克、戈登·伍德等史学家归入“共和修正派”，从美国思想史学的演进着眼，对这些学者的学术贡献加以充分肯定，并对他们在方法论上的特点进行了深入评析；他还预言，共和修正派史学和新社会史学的交互促进，将促成美国史学的又一次大发展。[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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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历史人物的研究方面，除许多论文以外，更有若干种篇幅可观的传记。刘祚昌的《杰斐逊传》是一部受到广泛称誉的著作，其特点是研究透彻、叙事生动和富于学术个性。该书主要论述了杰斐逊的成长历程和思想内涵，对杰斐逊在美国建国时期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将其思想和孔子的某些观点进行对比，认为其民主思想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和“非资本主义”的倾向。[93]余志森的《华盛顿评传》[94]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传记，曾多次重印。邓蜀生的《罗斯福》一书以叙事流畅、富于文采见称，1985年面世后受到不少读者欢迎；199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修订版。另外还有几种研究性或通俗性的人物传记，它们所面对的读者群并不一样，在学术质量和写作水平方面也参差不齐。[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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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来，美国通史的编纂同样有前所未有的收获。此前，通史类著作仅有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美国早期发展史》《美国史纲（1492—1823）》等为数不多的几种。在最近十余年中，通史性的著作不断问世。单本的美国史教科书有杨生茂和陆镜生的《美国史新编》[96]、余志森的《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97]、顾学稼等的《美国史纲要》[98]等数种。黄安年的《美国的崛起》[99]和《二十世纪美国史》[100]两书，合起来也是一部完整的美国通史。由杨生茂和刘绪贻主编、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的“美国通史丛书”，则是国内美国史学界集体协作编纂的一套研究性多卷本通史。按照主编者最初的设想，“丛书共6册，每册可自成一书，但又相互联系，6册成为一个整体”。目前丛书中的4册已正式出版，其余2册也已交稿，可望于近期出版。[101]不过，上面列举的几种单卷本美国史教科书大多编写于20世纪80年代，其体系、框架、知识和解释均受到当时国内的政治气氛和研究状况的制约，局限和不足日益明显。从美国史教学和知识传播的角度看，根据国内外最近研究进展来编写一部或几部新的美国通史教科书，乃是一项十分急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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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还出版了若干部美国史学者的个人文集，其中收录的文章不少曾经在国内学术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邓蜀生的《美国历史与美国人》[102]、黄安年的《美国社会经济史论》、杨玉圣的《美国历史散论》[103]、罗荣渠的《美洲史论》[104]、张友伦的《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阶级》[105]、杨玉圣的《学术批评丛稿》等，都是作者多年治学心血的结晶。杨玉圣、胡玉坤所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是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与美国史有关的论文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得到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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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思考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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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检视最近十余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状况，可以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研究者大多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关怀，希望通过对美国历史的探讨，帮助国人了解美国，力求对中国的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决策乃至外交活动有所助益，从而体现其研究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这种研究取向和国内长期以来对史学（也包括其他学科）的功能定位，是完全一致的。“学以致用”，为现实服务，一直是指导学术走向的一个基本原则。杨生茂指出，历史研究具有“温故知新、应答现实和启迪未来”的功能，因此，研究外国史的目的在于“外为中用”。[106]华庆昭也说，美国历史不长，而国内研究的人很多，“原因大概还是在于我们研究历史主要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社会的需要”。[107]于是，各个研究者根据本人对于“社会需要”的理解，力图使自己的论著有一定的用途。另一方面，各种研究基金的课题指南、有关学术刊物和出版部门，也通过其对现实需要的界定，对研究选题发挥某种导向作用。如1992年国家教委的国际问题研究专项课题中，就有“美国历史上的人权问题”“美国历史上的种族关系”这样的课题，这和当时中美外交斗争形势有着密切的关联；教育部2001年的“十五”规划指南中，将“二战后美国的对外文化政策”列入重点课题，也反映了对美国文化外交和世界文化多元化问题的关注。不过，相对而言，研究者个人的自觉意愿更能反映其现实关怀。多数研究者在确定选题时，并不单纯是为了申请某种研究基金，也不是为了投合出版部门的脾胃，而主要是一种个人的自主选择。这种现实关怀的影响，在选题偏好、解释（评价）框架、史料取舍、言说立场和写作方式各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这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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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余年国内学者关注的许多课题，都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明显的联系。就政治史研究而言，多数研究者希望通过对美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探讨，或揭示美国民主中可以借鉴的经验，或揭露美国民主的弊端和虚伪性。许多论者并不掩饰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一位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学者写道：“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确立起来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民主意义，又经过无数次调整与变革，已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国家管理体制，其中许多构成要素与变革经验，对我们不乏启示和借鉴作用。”[108]这是一个抱着正面意图进行研究的例子。有不少论著对美国历史上在民主和人权等方面的弊端进行了揭露，以配合中国和美国在人权领域的外交斗争。1991年有一篇文章提到，在帝国主义时代，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党，它们轮流执政比一党执政更有利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两党制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提供一个“安全阀”，同时又可排斥进步党和一切不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党掌权。[109]另有文章借水门事件来揭露美国民主制的虚伪性。[110]《美国人权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考察》一书征引了大量历史文献和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美国的人权观念和实际权利状况的历史演变作了细致的剖析，批判和揭露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弊病，认为“美国人权政治的历史是维护资产者特权的历史，也是美国普通人民、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妇女被剥夺权利的凄楚的历史，也是他们和同情支持他们的仁人志士一起，前赴后继进行斗争并夺得部分他们应享有权利的历史”。[111]显而易见，只有置于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和中美政治关系的背景下，上述立论方式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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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其他问题的学者，也同样以现实需要来观照自己课题的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许多研究者在说明其课题的现实功用时常用的一句成语。有一位研究美国城市史的学者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用新的研究成果来“适应城市化研究和我国对外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112]一位评介美国企业文化的作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对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的东西，我们必须批判，不能盲目引进，但对那些反映现代化大生产过程中科学的经验和方法，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我们就可以大胆借鉴和利用，以利于我国企业文化建设。”[113]《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一书的作者强调，研究美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对于正在深入进行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我国借鉴其经验和教训，具有参考价值”；在书的结束语中，他还提出了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保障制度”时所要注意的十个原则问题。[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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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现实关怀反映了研究者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体现了一种强化学科价值的急迫愿望。由于美国是当今最强大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快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当前的发展具有毋庸置疑的借鉴意义，这是许多人研究美国史的出发点。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对象，研究者们深信，任何有助于深入了解美国的研究课题，都具有现实意义。美国史何以能比其他国别史吸引了更多的研究者，这或许是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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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实关怀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学术上的风险，有时甚至可能付出牺牲学术价值的代价。为了直接服务于现实需要，研究者往往过于注重发掘历史现象的意义，以致对事实的意义的重视甚于对事实本身的重视，在不经意中背离了史学的基本规范。一些论著在匆匆交代基本的史实之后，就迫不及待地阐发其中可能对现实有用的意义，其结果是，事实本身既不可靠，其意义不免沦为虚妄。更重要的是，现实变幻不定，现实需要往往是短期需要，这和学术研究的长期性和积累性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为了屈就现实需要，有时甚至不惜采取非历史主义或非学理的态度来对待美国历史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以批判为基调的美国政治史论著相继面世，所涉及的主要是美国民主的实质、政党制度的性质和功能、人权的理论和实践等问题，以配合当时的国际和国内政治需要。这类论著主要借助社会上通行的政治观念作为分析的参照，沿用长期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话语展开论说，其论点往往超越具体的历史时空和语境，对于历史现象的复杂性采取了一种相对简单化的处理，在材料的取舍和解释上往往服从于先定的意图，导致论说和史实彼此游离乃至乖违。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有的学者为了响应现实要求，随意涉足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或轻易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在2000年一年中，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近40篇论及美国西部开发的文章，但多数都不是出自专门研究美国西部史的专家之手。如果在史实和解释上没有权威性，所得出的“启示”是否具有价值，就难免令人生疑。因此，学者们必须在关注现实需要的同时，要注意保持现实关怀和学术规范的平衡，避免因重视现实意义而损害学术价值，不要将现在的意义注入历史而导致对历史的扭曲，也不能因为追求现实功用而不断变换选题或涉足并非自己所擅长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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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领域的拓展和研究的深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论局限，也显得越来越突出。首先，研究者大多具有较强的理论取向，希望通过理论的阐发来弥补原始文献的不足，从而展示研究的特色；但是，史学的学科特性规定了史实的首位性和理论的从属性，片面倚重理论，容易导致“史”“论”脱节乃至彼此龃龉。例如，研究20世纪美国社会发展史的论者，大多将“新政”以来的美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定性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这种观点和许多具体现象扞格不入。罗斯福“新政”以来，在国家干预不断强化的同时，企业的自我调节能力也在不断增长；在大企业崛起的过程中，中小企业同样十分活跃；“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变得多样化，混合经济的特点日益突出；新经济异军突起，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如果不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提法就会成为虚悬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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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长期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在探讨美国历史问题时也日益显得捉襟见肘。传统的阶级理论倾向于将一个社会划分为若干彼此对立的阶级，注重其相互间的矛盾和斗争对历史运动的重要性。然而，美国社会始终存在多样性，并逐渐形成了多元性，众多政治和利益群体在宪政框架内的互动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多元文化背景中的国家认同也变化不定，如果简单套用“阶级分析方法”，将各种制度、事件和观念贴上阶级的标签，就无法解释美国社会发展中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提出要用“利益集团”作为分析美国社会的基本范畴；1997年有一篇研究麦迪逊政治思想的论文，将“社会利益多元体制”视为美国宪政体制稳定的第一块基石[115]；2000年出版的《原则与妥协》一书，采用多元利益互动、各种利益群体相互谈判和妥协作为研究美国宪政的基本框架，提出了一种理解美国社会的新思路。这些尝试庶几可以弥补“阶级分析方法”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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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忽略历史的时空和语境，缺乏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之同情”，也限制了对美国历史的理解。研究者对于历史中的行为、事件和观念所赖以发生的时空条件缺乏了解，单纯依据研究者的“后见之明”来下断语，不免误解史实，或是无的放矢。有位作者撰文质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君主主义者的说法，在分析了汉密尔顿对共和制和“混合型政府”的认识后指出，汉密尔顿以加强中央政府权力为核心的政体观，切合当时的实际需要。[116]这种看法本身并非不能自圆其说，但不久有人撰文指出了这篇文章的缺失：汉密尔顿是否君主主义者的说法，在美国历史上和史学史上几经变化，已非美国史学中的主流观点；对汉密尔顿关于“民主”和“共和”的概念理解有偏差，没有把握其思想的核心；脱离当时的时代思潮，将当时一些普遍的看法和理论归于汉密尔顿一人，有的地方夸大了汉密尔顿的作用，有的地方又忽略了他的独特贡献。这位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方法论问题：“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理应将人物的言行置入其生活的时代思潮之中，这样才有可能把握人物思想的真实含义，看出他（她）与同时代其他人物的异同。”[117]也就是要采用深入历史时空内部的分析法，以期比较准确地解析史实的本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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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国内的美国史研究时，自然无法回避文献资料不足的问题。史学是一种依赖于史料的学问，在国内研究美国史，许多人都感到，原始文献的缺乏和专题著述的不系统，乃是制约学术水平的主要因素。由于受到研究经费的限制，许多研究者不可能最大限度地收集与自己的课题相关的资料，对于那些文献积累比较薄弱的地区的研究者，这个困难更加难以克服。但是，从一些论著也可以看出，某些能够接触较多文献资料的研究者，也并未尽最大努力占有资料，所引用的文献似乎是随机获取的，缺乏系统性和选择性。于今有许多途径来弥补原始文献的缺乏。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和从事研究，按理应当尽力搜求相关的原始文献，可是，由于长期以来习惯于使用第二手资料，有人即便到了美国，也将收集的重点放在研究性著作上面。另外，随着互联网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日趋扩大，许多人可以直接从美国相关的网站下载原始文献。从目前的情况看，研究外交史的学者通常能够比较充分地利用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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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在量上的不足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对待史料的态度。一些作者对于引用的文献没有经过仔细比较鉴别，在专题研究中大量引用百科词典或通史著作，有的甚至引用国内大学使用的世界史教科书。另外，有的作者往往不肯下功夫查找某一资料的原初出处，例如，人们喜欢引用香港出版的或赵一凡编选的《美国的历史文献》，而对这两种文献选本的母本，即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编的《美国历史文献》，即便能够见到，也不去核对查证。其实，康马杰所编文献集，只是美国大学美国史教学的配套用书，在研究中使用这种资料集已属无奈，何况由它派生出的其他选本？这并不是否认中文选本的价值，而实在是因为历史文件必须尽可能直接使用最完整和最原始的文本，经过节选或翻译的文本，总有某种局限性。在国内最权威的世界史刊物《世界历史》所刊登的美国史论文中，有一些在资料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上述不足；甚至在《历史研究》所刊载的美国史论文中，也有主要依靠中文材料写出的文章。这并不是说不能使用中文资料，而是因为就任何美国史方面的选题而言，中文文献不过是九牛一毛，不借助原文资料，实际上无法开展研究。而且，经过翻译的资料，无论译者如何高明，都会损失原文的信息，自然不如直接阅读和引用原文可靠。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登载的《论进步运动的动力》一文，大量引用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改革时代》的中译本，可是该译本存在许多错漏，而使用这样的文本，其学术的可信度不免要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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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乃是对史料的解读。在外国史研究中，对史料的解读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借助相当的语言能力和相关的知识来理解史料的本来意义；二是根据相应的理论参照发现史料的隐含意义；三是准确地迻译为畅达可信的中文。这是研究外国史所不能回避的特殊困难，故一个优秀的外国史研究者，同时必须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对许多研究者而言，完善地处理解读史料的三个环节，一直是一个需要努力去实现的目标。有人指出，一篇论述汉密尔顿政体思想的文章误解和误用了一条史料[118]，这只是被注意到的一个例子。又如，一篇研究美国殖民地时期土地问题的论文，在资料的理解和翻译上也出现了不该发生的错误。[119]有些缺失可能是能力的局限所致，有的则是学风不够严谨的结果。对于美国史这样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学科，固然不能求全责备，但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和挑战，绝不至于带来多大的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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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论著中，还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论者对自己的课题缺乏史学史的研究，未能妥善处理学术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使读者无法判定其学术的价值，也导致选题重复和缺乏新意。同时，由于不了解某一领域的学术源流，难以清楚地鉴别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见解，在引用材料时往往将观点彼此冲突的论著烩于一锅。另外，对前人成果的漠视，容易造成学术上的倒退，对于一些前人已经厘清的问题，反而产生了新的误解和混乱。这也许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规范问题，还和学术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有的学术刊物明确要求，来稿必须说明本课题的研究状况，否则不予刊用。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借助刊物所拥有的学术权力来推行学术规范，在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内化为学者的素质以前，这也许是一种必要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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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是选题的取向。许多论著的选题，包括一些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往往过大过泛，其内容远非一篇论文所能容纳。选题偏大是资料限制带来的一个后果，也和研究者的选题意识有关。不少人怀疑过于细微的选题是否具有研究的价值，还有人则以国内读者接受的程度来确定选题的规模。然则历史研究有不同的层次之分，不同层次的研究成果相互之间有着依赖性：没有细微具体的探讨，宏观综合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另外，许多研究者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断变换研究领域，甚至离弃刚刚涉足的领域而另开生荒，从学术的整体积累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从研究者个人的学术发展来说，则难以建立坚固的“学术根据地”。因此，像东北师范大学的研究群体那样长期专注于美国城市史和移民史的研究，是一种难能可贵而富有成效的选题策略。选题重复则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源浪费。许多地方刊物和院校学报所刊登的文章，无论在选题、资料还是论点、表述各个方面，均缺乏新意，有的完全是一种低层次的重复。即便是《世界历史》这样的大刊，所发表的文章偶尔也有明显的重复，如2000年第5期刊登的《简论汉密尔顿对美国宪法的贡献》一文，和该刊1993年第3期发表的《汉密尔顿政府思想的共和原则和君主倾向》一文相比，在基本论点方面并没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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