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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能否和如何形成自己的特色。有一种说法称,美国学者研究美国史,虽然有史料上的“近水楼台”之便,但难以摆脱“身在庐山”的困惑与褊狭;而中国人研究美国史,固然受到资料的限制,但能够从美国以外的超然立场来研究,能够克服偏见和护短倾向,再加以“理论上的优势”,完全可以产生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史研究成果。还有人相信,既然一些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可以写出令中国学界注目的著作,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在美国史方面做出让美国学者刮目相看的成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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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对于史学这种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学科,如果在史料上存在巨大的限制,不能全面掌握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情况,如何能够取得可信的研究成果呢?如果不能开展原创性的研究,又怎能谈及学术特色呢?中国人研究美国史,固然不能在史料方面和美国人较短长,但必须要对美国学者已经做出的研究有足够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方能寻求新意。美国史学名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自己很少作原始档案方面的研究,而是在总结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借助自己的理论素养和学术敏感,发现他人所未能看到的意义,写出了一些影响颇大的著作。这对中国人研究美国史或许是一种富于启发的模式。但是,这种研究和著述方式首先需要出色的学术眼光和出众的驾驭能力,同时还要有条件对相关研究做出全面深入的检视和合理恰当的吸收。以目前国内的研究条件和研究人员的素质,产生霍夫斯塔特式的著述尚有待时日。而且,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可能具有的优势,必须在相应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丰富充足的资料、切实可用的理论资源和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缺一不可,否则难以取得让美国同行承认的成绩。总之,在多数领域和课题上,中国学者还不具备和美国学者、乃至其他国家的研究者对话的能力。在这种意义上说,目前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特点,更多的乃是不成熟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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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中国学者对美国史是否必然比美国学者较少偏见,也值得推敲。偏见和局限不一定单纯是民族观念或文化惯性的产物,而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政治气候、意识形态、外交需要和个人局限,都可能造成理解的偏差和态度的偏颇。认为美国学者在客观性方面存在局限,主要是认定他们不能从中性的立场来看问题。姑且不论美国学者是否普遍存在这种缺陷,难道中国学者真的都能采取客观中性的立场?从1989年以来的研究状况看,真正立场中性的论著并不多见。现实关怀、政治观念和理解能力等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偏见和误解,渗透在许多论著之中。因此,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在今天仍然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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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学风问题也和中国的美国史学能否形成特色息息相关。学风不正的极端表现,就是抄袭和剽窃,这种事例在中国美国史学界并非绝无仅有。[120]一般说来,抄袭或剽窃中国学者的成果比较容易被识别,而照搬或改编外国学者的论著,就难以被人发现,因为不专门研究某一问题的人,通常不会注意有关的外文论著;而且抄袭或剽窃的内容经过翻译或编译,具有某种隐蔽性。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的学术规范意识和道德自律精神,就成为防止这类行为的主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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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才是一个大有可为和前景广阔的领域。对于美国史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科,如果研究者能够很好地处理现实需要和学术特性之间的关系,既不片面追求短期效应,也不随美国学界而亦步亦趋,而是不断积累图书文献,强化学术训练,吸收和消化各种有益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调整选题取向和规模,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或许能够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史学。在具体的领域和课题方面,不仅要扩展视野和开拓生荒,而且要对传统课题进行新的探讨;在选题上不必全面出击,只要重点突出和特色鲜明,就会对推动中国的美国史学有所裨益。再过10年,当人们回顾这期间的美国史研究时,可能会十分欣慰地发现,上文所指出的许多不足已经得到弥补,许多问题已经获得解决,中国的美国史学已经成为一个成熟而繁荣的学科。让我们共同向这一前景迈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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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写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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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20世纪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一般情况,参阅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杨玉圣:《学术苦旅的足迹——兼评〈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杨玉圣:《美国史研究:回顾与思考》,载杨玉圣:《学术批评丛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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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文所说的美国史研究者不包括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人员;文中所有论著数目均不涉及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特别注明者除外);另外,书评、短论、随笔、研究状况述评和学术信息报道等均未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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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玉圣:《美国史研究:回顾与思考》,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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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年改建为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为系级的学术建制,行政上隶属该校历史学院;现有专职人员7名,从美国聘请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各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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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美国史硕士、博士论文题录(一)》,《美国史研究通讯》,2000年第1期,第60—65页;《美国史硕士、博士论文题录(二)》,《美国史研究通讯》,2000年第2期,第56—65页;《美国史硕士、博士论文题录(三)》,《美国史研究通讯》,2001年第1期,第58—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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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玉圣在《美国史研究:回顾与思考》一文中,将研究人员分成“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承前启后、兼跨中老年的学者”“年富力强的中年专家”“青春正富的年轻学者”四个年龄层。见杨玉圣:《学术批评丛稿》,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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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19名年轻理事中,有5名是专治美国外交史的学者;在4名年轻的秘书长以上人员中,有2人是专治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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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旭、黄柯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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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春常:《重建时期的非洲裔美国人》(Gao Chunchang,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Reconstruction Era),纽约2000年版;吴金平:《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与黑人解放运动》(Wu Jinping,Frederick Douglass and the Black Liberation Movement),纽约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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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108—148、150、278—300、321、344、418页。在这个数目中剔除了1989年发表的论文,但包含部分外交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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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该刊收集的篇目显然没有杨玉圣等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完整,影响了两个数字的可比性。但即便如此,后10年的论文仍大大超过前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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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国历史杂志》的“近期学术成果”栏目对美国史成果的类别划分十分细致,按照时期、专题、地域和研究类型分成40多个子项。本文采用专门史的划分法,以简化分类,便于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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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杨玉圣:《美国史研究:回顾与思考》,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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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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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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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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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友伦:《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发展和问题》,《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18—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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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何顺果:《略论美国的立国精神》,《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28—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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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洪朝辉:《经济转型时期的政治冲突与妥协——关于美国〈宅地法〉立法进程的历史思考(1785—1862)》,《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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