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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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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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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杨生茂：《我对美国史研究的一点看法——为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成立30周年而作》，《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第10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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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华庆昭：《“洋为中用”与美国史研究》，载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杨生茂教授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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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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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黄柯可：《美国两党制与美国式民主》，《世界历史》，1992年第3期，第3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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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王玒琳：《从“水门事件”看美国民主制度的虚伪性》，《世界历史》，1989年第5期，第18—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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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陆镜生：《美国人权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考察》，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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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王旭：《美国城市史》，“后记”，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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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王锦瑭：《美国企业文化述评》，《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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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黄安年：《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32—5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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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夏立安、万尚庆：《美国宪政稳定的第一块基石——麦迪逊的社会利益多元体制论》，《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第78—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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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樊书华：《略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政体观》，《世界历史》，1991年第5期，第38—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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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满运龙：《汉密尔顿政府思想的共和原则和君主倾向》，《世界历史》，1993年第3期，第103—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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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满运龙：《汉密尔顿政府思想的共和原则和君主倾向》，《世界历史》，1993年第3期，第103—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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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李剑鸣：《土地问题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社会的重要性》，《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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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参见杨玉圣：《沉重的思考——评〈移民与近代美国〉》，载杨玉圣：《美国历史散论》，第26—43页；《“博士论文”与“文抄公”——一种值得注意的非学术现象》，《中华读书报》，1996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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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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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而“年轻”则往往意味着不成熟。其实，中国人接触美国史知识的时间并不算晚，只是最初的一些出版物大多属于“编译”的性质。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外国史的重视重度，较以前大为提高；关于美国史的文章、教科书和专题小册子，在数量上也有所增加。但这些读物主要不是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成果，而是对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论著中的材料和论点进行扩充和加工的产物，并且带有“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1]的痕迹，至多属于“编写”的范畴。按照通行的说法，1978年以来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国内（仅指大陆地区）的美国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也出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发展势头。在以往30年里，这个学科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2]的支配，艰难地突破了“编译”和“编写”的局限，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探索的领域。虽然它至今还远远谈不上兴旺发达，但前景确实越来越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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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基本趋势和主要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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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研究的转折性发展，始于1978—1979年间。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为美国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几位对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有着突出贡献的学者后来回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美两国的正式建交，可以说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突飞猛进的起点”[3]，标志着它“迎来了自己的春天”[4]，从此“沿着健康的道路迅速发展，欣欣向荣”。[5]美国史研究本来是一种学术事业，为什么会受到国内国际政治变动的决定性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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