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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以前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的史学并不是一桩学术性事业，而受到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和支配，“在那样的环境下，没有人可以不受到影响”。[6]美国史自不例外。研究人员“常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研究什么，如何研究，都受到政治气候和权力意志的制约；对美国历史的基本认识，也必须遵循某种“公式”。[7]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料、信息和其他条件都很齐备，也不可能开展独立而自由的研究，而缺乏独立和自由，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1978年以后，中国党和政府开始调整路线和方针，政治环境渐趋宽松，“思想解放”运动同时兴起于政治和学术领域。史学界在“文革”的“思想暴政”中受害很深，这时乘势提出了“实事求是”“打破禁区”“勇于创新”的口号，对“文革”史学进行反思和清算，开启了走向学术化的大门。[8]美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也因时顺势地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不过，此后的政治气候仍有阴晴寒热的变化，而美国史研究对这类变化似乎异常敏感。因此，在较长一个时期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不仅仅是一种应景的口号，而的确是许多人打破禁区、敢讲真话的旗帜，并且在自己的观点遭到政治性质疑或批判时，还有某种保护和减压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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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对美国史研究同样有着直接的影响。1949年以后，中美两国长期没有外交关系，而冷战的形势又加剧了双方的敌对，这使得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渠道很不畅通，而且也不存在公正了解的可能性。因此，那时关于美国历史的有限知识，许多都是扭曲性的。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为真正的美国史研究创造了许多不可或缺的条件。缔交以后，两国都有相互了解的需要；就中国而言，更需要了解美国。正如罗荣渠教授当时所说，“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相互认识和了解，历史学科工作者肩负着特殊重要的任务，因为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缺乏正确了解，想要正确认识一个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9]而且，敌对状态结束以后，过去那种以揭露、批判和攻击为取向的美国史写作，就有可能向学术性和知识性的方向转变。再者，政治关系的确立推动了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使美国史研究的学术条件也逐步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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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还给美国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现实需要”。经济建设、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被视为头等大事，“现代化”成了举国上下的急切追求。人们需要了解先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必要的参照和借鉴；而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其迅速发展的历史经验，自然就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兴趣。这种兴趣触发了美国史研究者的激情，他们也热切地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服务于他们所理解的“现实需要”。另外，中美交往增加，需要知己知彼，对当前美国真实状况的了解，有助于制定适当的对美政策，而关于美国历史的准确知识，正是了解当今美国的基础。出于这样一些“现实需要”，研究美国史，特别是研究20世纪的美国史，就不再是为了批判和揭露“敌人”，而是旨在寻求借鉴，增进理解，有利于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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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对美国史研究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学术交流，中国学者有机会了解美国的社会状况和学术动向，并且在材料、方法、理论和写作方式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可资借鉴的资源。学术交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1979年以来，不断有美国学者来华访问讲学，其人次难以精确统计。其中菲利普·方纳、赫伯特·古特曼、迈克尔·坎曼、奥斯卡·汉德林、埃里克·方纳和入江昭等美国史学名家的学术讲演，在中国同行中间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另有不少美国史学者作为富布赖特教授在国内大学长期授课，对国内专业人员的培养颇有助益。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到美国访学，有机会了解美国社会和学术，并且收集研究所需的材料。青年学生也源源不断地到美国大学攻读学位，虽然学成归国者为数不多，但他们中不少人关注国内学术，通过回国讲学、发表中文论著、参加国内学术会议等方式，对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发挥有益的影响。另外，自1987年以来，国内先后举办了至少7次专题性的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译介美国史学著作的工作也一直未曾间断，虽然所译多属一般性著作，而且偏于陈旧，但较之以往仅仅翻译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的著作，已经是一种很大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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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史学科的发展来说，另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是研究生的培养。1978年以来，国内大学的研究生教育逐步改进，不少学校设立了美国史硕士点，南开大学、东北师大和中国社科院还较早开始招收美国史博士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培养美国史博士生的高校有所增加，目前已达近十所。老一代学者对于研究生培养有奠基之功。南开大学的杨生茂教授，不仅较早开始培养美国史研究生，而且对研究生培养方式有比较系统的思考。他特别强调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用“鉴别吸收”“外为中用”的态度对待国外学术成果，倡导采用“讨论班”作为研究生的基本授课方式。[10]东北师大的丁则民教授，作为国内“杰出的美国史教育家”，亲自指导了13名博士研究生和18名硕士研究生，并对“授人以渔”的教学有独到的经验。[11]我们的研究生训练固然不够完善，但如果离开了它，美国史领域就不可能出现薪火相传、赓续不绝的局面。当前活跃在美国史研究第一线的人员，绝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获得学位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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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之初，有条件开展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单位为数不多，即使是条件最好的地方，也存在图书资料严重匮乏的问题。后来，情形逐步好转。特别是1995年以来，随着国家对教育和研究的投入大幅度增加，高等院校的图书资料状况得到改善，各类研究基金的资助力度增强，复印费用降低，扫描技术兴起，这一切使得资料的购买、复制和流通愈益便利。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来，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学术性数据库不断增多，特别是网上美国史原始资料大增，对这个学科的进步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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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30年里，还陆续成立了不少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这对美国史研究也有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78年以前，仅有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设有专门的美国史研究机构，此后有十多所高校设立了类似机构或美国研究中心。[12]机构一旦成立，编制和经费随之而至，使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专业队伍得以形成，并能保持基本的规模。此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中华美国学会相继成立，除了举办学术会议、交流学术信息等常规工作外，前者组织编纂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美国通史，后者则运作实施了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的出版补贴计划，帮助出版了数十种美国史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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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美国史研究人员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会员。这个民间学术团体的创建者，是新中国第一代美国史专家。他们出生于20世纪最初二十年，大多有留美的经历，在1949年以前就已学成，到1978年已是知名学者。他们在年富力强的时期，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无法专心进行研究工作；而1978年以后又进入年迈体衰的晚年，但他们老当益壮，不仅不断发表新著，而且在相当艰难的条件下，使美国史研究和教学走上了正轨，培养了一大批新生代的研究人员。[13]20世纪30、4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大多在1966年以前毕业于国内的大学，1978年时正当盛年，在研究和教学中充当骨干力量。目前正处在学术高产期的第三代人，大多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多数是经第一、二代学者指导而毕业的研究生。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新人也在成长，并开始崭露头角。严格地说，这四代研究人员只是一种基于年龄和教育背景的划分，他们在学术历程上则多有重合。2008年5月，在武汉举行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一时少长咸集，数代同堂，呈现出代代相传、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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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代研究人员的努力，过去30年里发表的美国史论著为数可观。就论文而言，1979—1989年约有820余篇；1989—2000年约有1500余篇；2001年以来的数目尚无可靠统计，估计不会少于1000篇。[14]美国史图书（不含译著）的数量，在1978—1988年间为17种，1989—2000年间为80余种[15]，2001年以来约有70—80种。[16]仅就数量而论，1978年以来取得的成绩不可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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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数量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指标，更重要的是学术质量。长期担任《美国历史杂志》特约编辑的黄安年教授，多年来对中国美国史论著的情况进行跟踪观察和统计，他在1998年大陆发表的美国研究论文中，发现“极大部分属于普及性质的，真正有质量的文章并不算很多”，以致在向《美国历史杂志》推荐“高质量文章”时“选择余地显得不大”。[17]把这种观察推广到整个30年的美国史研究，也大体是中肯的。以讨论林肯对奴隶制的态度的文章为例，1978—2008年间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的这类“论文”接近30篇，但所依据的材料大多来自于相同的几种中英文书籍，内容重复，持论泛泛，30年间看不出什么进步。我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曾连续发表几篇关于西奥多·罗斯福与进步主义改革的文章[18]，在主题、材料、内容和论点等方面重复颇多，这样的“论文”数量也没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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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是说，30年来美国史研究的水平没有任何提高。实际上，这期间美国史研究的领域大有拓展，课题不断扩充和更新，论著的整体质量逐步上升，其中有些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政治史、外交史、劳工史和西部史是美国史研究的主要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济史、城市史、现代化、法律史、文化史、宗教史、环境史等领域，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城市史研究，在这30年间从无到有，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水准较高的领域。环境史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经济史、法律史和宗教史等领域也有待进一步发展。[19]在政治史和外交史等传统的领域，也出现一些新的气象，例如，关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研究，都萌发了良好的苗头。劳工史则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急剧衰落，多年来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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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30年间美国史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对不同时期的论著不宜采用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如果以每十年为一个时段，从中找出能代表各时段研究水平的论著，或许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30年中美国史研究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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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史的编纂方面，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杨生茂、陆镜生的《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分别是三个时段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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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文方面，第一个十年可以举出刘祚昌的《略论托马斯·杰弗逊的民主思想》（《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冯承柏的《美国工厂制确立年代质疑》（《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第二个十年有何顺果的《略论美国的立国精神》（《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满运龙《马萨诸塞政治体制的确立》（《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最近十年有杨生茂的《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崔丕的《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和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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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著方面，1978—1988年间数量有限，仅可列举刘祚昌的《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刘绪贻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1989—1998年间，可选的著作明显增加，其中影响较大者有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刘祚昌《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99年以来，高质量的专著更趋增多，其中反响较大的有王旭的《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晓德的《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齐文颖主编的《美国史探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梁茂信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金虎的《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和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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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二、问题来源与意义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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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最初十余年里，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问题意识，主要产生于对中国现实和美国现状的关切与思考。这种透过现实来介入历史研究的路径，一度被当作美国史研究的正途。在1978年以后，研究人员最初大多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以政治意义来界定学术价值。当时美国史研究中最为迫切的需要，并不是如何在理论、材料、方法和观点的层面来实现突破，以取得原创性的成果（以当时的研究条件而论，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是要转变对美国历史的基本态度，即承认美国有“自己立国的特长”，承认美国历史并非都是黑暗面，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研究”。[20]这一方面反映了此前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对学术的损害和扭曲是何等严重，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此后美国史研究的困难是何等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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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来看美国历史，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20世纪初以来美国社会的变动趋势，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和结论并不吻合；过去人们深信不疑的某些观点，无法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这一反差在学术界引起了困惑，也激发了讨论的热情。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旗帜下，这方面的问题成为关注的热点。刘绪贻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写道：“我们的理论界与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帝国主义正迅速走向没落，即使是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也是如此。但是，历史发展的事实似乎比这个简单的结论复杂得多。”面对这一“严肃的挑战”，他认为一方面应当相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要“结合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来发展这些原理，而不能受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词句、个别论点”的束缚。也就是说，要把“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区别开来，在采用经典作家的话语体系的前提下，对具体历史问题进行重新表述，从而“寻绎出某些列宁逝世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帮助“解答为什么帝国主义到今天还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为什么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今天还未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等等问题”。[21]讨论这类问题的另一个目的，是要“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论述美国历史，帮助读者了解美国历史的真实面目”。[22]在当时的政治和舆论氛围中，讨论这些问题存在一定的风险，因而需要“有点勇气”，“不能计较个人得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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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学术上的“拨乱反正”。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国内史学界对美国历史形成了一整套政治批判式的表述，对具体问题则以特定的政治标准进行评判，形成了许多带有“极左”色彩的观点。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大气候中，几乎所有问题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有许多“翻案文章”要做。关于罗斯福新政的评价，就是其中一个很受重视的问题。当时关注的重点不是如何追踪美国史学界对罗斯福新政的前沿研究，也不是讨论新政所牵涉的具体历史问题，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新政重新定性。这很鲜明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美国史研究的特点：问题意识不是产生于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所牵涉的现实政治。以往对新政大体是否定的，或至少没有加以充分的肯定；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史研究中，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罗斯福新政的热潮。[24]类似的“拨乱反正”工作，直到20世纪末期还没有结束。一位研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学者认为，“我国学术界过去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虽然承认道格拉斯在美国黑人史上的贡献，但又指责他“革命不彻底”，其思想“与黑人解放暴力革命的方向相左”，这种出自“极左思维”的论点亟待纠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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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提出的要求，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历史问题，那么探索美国迅速发展的经验以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则是一种更为实际的现实需要。在党和政府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中国面临一个尽快发展的问题，而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一度成为中国学者关注和思考的热点，有关论著纷纷面世。[26]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开始进入研究的视野。1993年8月在山东威海举行了第一次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其主题是“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据会议论文集的“编者说明”称，“有所裨益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乃是编选这部论文集的“更为远大的目标”，因为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可以作为“‘攻’中国现代化之‘玉’的‘他山之石’”。[27]在此前后还产生了一批关于美国现代化的专题研究成果。[28]在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又出现了关注美国西部史和“中美西部开发比较研究”的兴趣，仅2000年一年，报刊上发表的这类文章就有近4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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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也给美国史研究者带来了很多的启发，在美国农业史、西部史和工人运动史等领域尤其如此。列宁提出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的命题，不仅为中国学者讨论美国西部史、农业史和土地制度史提供了解释框架，而且还是选题的直接来源。一部研究美国农业发展史的著作提出，列宁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的论述，是研究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根据；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乃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历程，其最终的结果是“宗法式的小农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主”。[29]一位研究西部土地制度的学者提出，列宁的理论虽然在总体上“至今仍具有科学性”，但他的某些概括“与美国历史的实际进程仍有一定距离”，研究者不能拘泥于“原有的结论”，而应“进一步阐明并丰富‘美国式道路’的深刻内涵”。他在“美国式道路”的框架内，对西部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及其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普遍意义，进行了富于理论性的探讨。[30]一部论述美国西部开发史的著作，其主旨在于“着重阐述这样一条原理：农民愈自由，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愈少，他们的土地整个来说就愈有保障，而农民的分化就愈厉害，农场企业主阶级的形成就愈迅速，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也就愈快”。[31]这显然是对“美国式道路”的另一种表述。另外，在美国工运史的写作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影响更为直接，引用经典作家言论的频率也高出其他课题的著作。[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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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还受到了美国史学界相关研究的启发，带有填补国内研究空白的意图。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起步较晚，积累单薄，因而没有人涉及的领域和课题比比皆是。所谓“研究空白”，通常是参照国内的研究状况来界定的：任何一个问题，不论美国史学界已有多少研究成果，只要中国学者没有涉猎，或者美国学者的观点和价值取向不合中国的需要，就被作为“空白”对待。刘祚昌教授谈到，他“决心写杰斐逊传的首要原因”在于，杰斐逊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在美国具有“巨大的影响”，而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杰斐逊传记”。[33]张友伦教授也说，他在1978年以后之所以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除了这一领域与他以往从事的国际共运史存在联系外，同时还感到，在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史也是一个受到重视的领域，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完全没有人研究美国工人史，就是很不正常的。[34]吴金平教授选择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思想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主要是考虑到国内史学界对此“尚缺乏专门研究和论述”，“这与道格拉斯在美国黑人历史上的地位显然不相称”。[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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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些相对年轻的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比较注重这一问题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意义，以及问题与史料的关联程度，而主要不是透过“中国的需要”或“美国的现状”来确定研究的必要性。王晓德教授谈到，他之所以研究美国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因为他感到“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的发展变化，视角往往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上。……可是我们较少研究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文化背景往往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36]也就是说，文化与外交的关系，本身就是历史中一个值得关注而又未受到充分关注的问题，作者选取这样的课题，首先是缘于对外交史研究的学术史的把握，而不是受到当前美国外交动向的启发。较近的一本讨论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的专著，没有用“美国式道路”这样的宏观理论来组织解释框架，而侧重土地问题本身在美国早期历史中的重要性。[37]有的学者在谈到研究美国黑人政治思想的动机时，只是简略地交代说，国内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多”，而他本人一直对此有浓厚的“学术兴趣”。[38]在“现实需要”之外补充“学术兴趣”，这似乎意味着一种“纯学术”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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