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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代研究人员的努力，过去30年里发表的美国史论著为数可观。就论文而言，1979—1989年约有820余篇；1989—2000年约有1500余篇；2001年以来的数目尚无可靠统计，估计不会少于1000篇。[14]美国史图书（不含译著）的数量，在1978—1988年间为17种，1989—2000年间为80余种[15]，2001年以来约有70—80种。[16]仅就数量而论，1978年以来取得的成绩不可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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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数量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指标，更重要的是学术质量。长期担任《美国历史杂志》特约编辑的黄安年教授，多年来对中国美国史论著的情况进行跟踪观察和统计，他在1998年大陆发表的美国研究论文中，发现“极大部分属于普及性质的，真正有质量的文章并不算很多”，以致在向《美国历史杂志》推荐“高质量文章”时“选择余地显得不大”。[17]把这种观察推广到整个30年的美国史研究，也大体是中肯的。以讨论林肯对奴隶制的态度的文章为例，1978—2008年间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的这类“论文”接近30篇，但所依据的材料大多来自于相同的几种中英文书籍，内容重复，持论泛泛，30年间看不出什么进步。我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曾连续发表几篇关于西奥多·罗斯福与进步主义改革的文章[18]，在主题、材料、内容和论点等方面重复颇多，这样的“论文”数量也没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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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是说，30年来美国史研究的水平没有任何提高。实际上，这期间美国史研究的领域大有拓展，课题不断扩充和更新，论著的整体质量逐步上升，其中有些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政治史、外交史、劳工史和西部史是美国史研究的主要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济史、城市史、现代化、法律史、文化史、宗教史、环境史等领域，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城市史研究，在这30年间从无到有，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水准较高的领域。环境史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经济史、法律史和宗教史等领域也有待进一步发展。[19]在政治史和外交史等传统的领域，也出现一些新的气象，例如，关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研究，都萌发了良好的苗头。劳工史则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急剧衰落，多年来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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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30年间美国史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对不同时期的论著不宜采用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如果以每十年为一个时段，从中找出能代表各时段研究水平的论著，或许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30年中美国史研究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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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史的编纂方面，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杨生茂、陆镜生的《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分别是三个时段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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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文方面，第一个十年可以举出刘祚昌的《略论托马斯·杰弗逊的民主思想》（《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冯承柏的《美国工厂制确立年代质疑》（《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第二个十年有何顺果的《略论美国的立国精神》（《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满运龙《马萨诸塞政治体制的确立》（《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最近十年有杨生茂的《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崔丕的《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和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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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著方面，1978—1988年间数量有限，仅可列举刘祚昌的《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刘绪贻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1989—1998年间，可选的著作明显增加，其中影响较大者有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刘祚昌《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99年以来，高质量的专著更趋增多，其中反响较大的有王旭的《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晓德的《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齐文颖主编的《美国史探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梁茂信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金虎的《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和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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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二、问题来源与意义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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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最初十余年里，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问题意识，主要产生于对中国现实和美国现状的关切与思考。这种透过现实来介入历史研究的路径，一度被当作美国史研究的正途。在1978年以后，研究人员最初大多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以政治意义来界定学术价值。当时美国史研究中最为迫切的需要，并不是如何在理论、材料、方法和观点的层面来实现突破，以取得原创性的成果（以当时的研究条件而论，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是要转变对美国历史的基本态度，即承认美国有“自己立国的特长”，承认美国历史并非都是黑暗面，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研究”。[20]这一方面反映了此前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对学术的损害和扭曲是何等严重，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此后美国史研究的困难是何等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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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来看美国历史，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20世纪初以来美国社会的变动趋势，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和结论并不吻合；过去人们深信不疑的某些观点，无法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这一反差在学术界引起了困惑，也激发了讨论的热情。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旗帜下，这方面的问题成为关注的热点。刘绪贻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写道：“我们的理论界与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帝国主义正迅速走向没落，即使是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也是如此。但是，历史发展的事实似乎比这个简单的结论复杂得多。”面对这一“严肃的挑战”，他认为一方面应当相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要“结合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来发展这些原理，而不能受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词句、个别论点”的束缚。也就是说，要把“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区别开来，在采用经典作家的话语体系的前提下，对具体历史问题进行重新表述，从而“寻绎出某些列宁逝世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帮助“解答为什么帝国主义到今天还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为什么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今天还未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等等问题”。[21]讨论这类问题的另一个目的，是要“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论述美国历史，帮助读者了解美国历史的真实面目”。[22]在当时的政治和舆论氛围中，讨论这些问题存在一定的风险，因而需要“有点勇气”，“不能计较个人得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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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学术上的“拨乱反正”。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国内史学界对美国历史形成了一整套政治批判式的表述，对具体问题则以特定的政治标准进行评判，形成了许多带有“极左”色彩的观点。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大气候中，几乎所有问题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有许多“翻案文章”要做。关于罗斯福新政的评价，就是其中一个很受重视的问题。当时关注的重点不是如何追踪美国史学界对罗斯福新政的前沿研究，也不是讨论新政所牵涉的具体历史问题，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新政重新定性。这很鲜明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美国史研究的特点：问题意识不是产生于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所牵涉的现实政治。以往对新政大体是否定的，或至少没有加以充分的肯定；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史研究中，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罗斯福新政的热潮。[24]类似的“拨乱反正”工作，直到20世纪末期还没有结束。一位研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学者认为，“我国学术界过去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虽然承认道格拉斯在美国黑人史上的贡献，但又指责他“革命不彻底”，其思想“与黑人解放暴力革命的方向相左”，这种出自“极左思维”的论点亟待纠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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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提出的要求，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历史问题，那么探索美国迅速发展的经验以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则是一种更为实际的现实需要。在党和政府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中国面临一个尽快发展的问题，而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一度成为中国学者关注和思考的热点，有关论著纷纷面世。[26]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开始进入研究的视野。1993年8月在山东威海举行了第一次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其主题是“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据会议论文集的“编者说明”称，“有所裨益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乃是编选这部论文集的“更为远大的目标”，因为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可以作为“‘攻’中国现代化之‘玉’的‘他山之石’”。[27]在此前后还产生了一批关于美国现代化的专题研究成果。[28]在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又出现了关注美国西部史和“中美西部开发比较研究”的兴趣，仅2000年一年，报刊上发表的这类文章就有近4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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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也给美国史研究者带来了很多的启发，在美国农业史、西部史和工人运动史等领域尤其如此。列宁提出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的命题，不仅为中国学者讨论美国西部史、农业史和土地制度史提供了解释框架，而且还是选题的直接来源。一部研究美国农业发展史的著作提出，列宁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的论述，是研究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根据；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乃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历程，其最终的结果是“宗法式的小农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主”。[29]一位研究西部土地制度的学者提出，列宁的理论虽然在总体上“至今仍具有科学性”，但他的某些概括“与美国历史的实际进程仍有一定距离”，研究者不能拘泥于“原有的结论”，而应“进一步阐明并丰富‘美国式道路’的深刻内涵”。他在“美国式道路”的框架内，对西部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及其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普遍意义，进行了富于理论性的探讨。[30]一部论述美国西部开发史的著作，其主旨在于“着重阐述这样一条原理：农民愈自由，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愈少，他们的土地整个来说就愈有保障，而农民的分化就愈厉害，农场企业主阶级的形成就愈迅速，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也就愈快”。[31]这显然是对“美国式道路”的另一种表述。另外，在美国工运史的写作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影响更为直接，引用经典作家言论的频率也高出其他课题的著作。[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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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还受到了美国史学界相关研究的启发，带有填补国内研究空白的意图。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起步较晚，积累单薄，因而没有人涉及的领域和课题比比皆是。所谓“研究空白”，通常是参照国内的研究状况来界定的：任何一个问题，不论美国史学界已有多少研究成果，只要中国学者没有涉猎，或者美国学者的观点和价值取向不合中国的需要，就被作为“空白”对待。刘祚昌教授谈到，他“决心写杰斐逊传的首要原因”在于，杰斐逊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在美国具有“巨大的影响”，而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杰斐逊传记”。[33]张友伦教授也说，他在1978年以后之所以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除了这一领域与他以往从事的国际共运史存在联系外，同时还感到，在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史也是一个受到重视的领域，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完全没有人研究美国工人史，就是很不正常的。[34]吴金平教授选择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思想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主要是考虑到国内史学界对此“尚缺乏专门研究和论述”，“这与道格拉斯在美国黑人历史上的地位显然不相称”。[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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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些相对年轻的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比较注重这一问题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意义，以及问题与史料的关联程度，而主要不是透过“中国的需要”或“美国的现状”来确定研究的必要性。王晓德教授谈到，他之所以研究美国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因为他感到“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的发展变化，视角往往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上。……可是我们较少研究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文化背景往往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36]也就是说，文化与外交的关系，本身就是历史中一个值得关注而又未受到充分关注的问题，作者选取这样的课题，首先是缘于对外交史研究的学术史的把握，而不是受到当前美国外交动向的启发。较近的一本讨论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的专著，没有用“美国式道路”这样的宏观理论来组织解释框架，而侧重土地问题本身在美国早期历史中的重要性。[37]有的学者在谈到研究美国黑人政治思想的动机时，只是简略地交代说，国内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多”，而他本人一直对此有浓厚的“学术兴趣”。[38]在“现实需要”之外补充“学术兴趣”，这似乎意味着一种“纯学术”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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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美国史研究者忘记了现实需要，放弃了自己的现实关怀。实际上，过去30年里，无论在领域、课题和路径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现实需要”和“现实关怀”始终是影响美国史研究的核心因素。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史？“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社会的需要。”[39]我们的研究人员在界定“社会的需要”时，可能会参照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人民日报》的社论或有关部门的指示，但更多地是基于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和判断。这种理解和判断往往来自于研究者的“现实关怀”。就美国史研究而言，“现实关怀”通常由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所构成：一是通过对美国历史某些问题的研究，为理解和处理当前中国面临的类似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二是通过对美国过去的了解以更准确地了解今天的美国，从而有助于开展与美国的交往，更好地处理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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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茂教授在1989年观察到，“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论文的）选题的现实感逐渐增强”。[40]这种现象不独限于某次学术会议，许多研究人员在界定选题的价值和意义时，首先考虑的是对现实的作用。刘绪贻教授在谈到编纂六卷本《美国通史》的背景时写道：1979年参与编写计划讨论的学者一致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7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中美两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关系和文化、教育交流日益发展，正确地、全面地、理性地认识和对待美国，对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将有重大影响和意义。这种形势，就使得能够帮助国人科学地、深入地、系统地了解美国历史以至现状的《美国史》成为迫切的需要”。[41]这种阐述研究工作的现实意义的思路，同样见之于其他许多论著的前言或后记中。杨生茂教授编纂美国外交史，丁则民教授研究美国西部史，刘祚昌教授研究殖民地史和撰写《杰斐逊传》，都带有某种强烈的“现实关怀”，都以某种“重要的现实意义”来界定自己著述的价值。[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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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学者对于自己研究的现实意义，同样抱有很高的期许，甚至觉得针对某种现实需要来进行研究，乃是一种社会责任。王旭教授在解释自己何以撰写一部美国城市史时说，国内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不断升温，但对于外国城市史却不甚了然，误解颇多；这使他感到自己作为专攻外国城市史的学者，对推进城市化研究、满足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43]任东来教授在谈到他何以从美国外交史转向美国宪政史研究的动因时表示，“美国宪政史和法治史在国内是个亟待开拓的领域”，而“没有对美国宪政的一定理解，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和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评析是很难深入下去的”；同时，“作为身处一个法制远非健全、人治常常代替法治社会中的观察家，我将努力寻求一个法治相对健全、宪法为其立国之本社会的法治精粹和宪政经验”。[44]在这里，对学术现状和社会现状的双重“现实关怀”，成为促使他调整主攻方向的主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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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身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在看待自己著述的意义时，也没有忽视与中国现实的关联。执教于美国的王希教授在他的中文著作中谈到，深入研究美国宪法史，对于中美两国交往中的“知己知彼”“建立真实持久的深层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只有在对美国宪法有了“比较清楚而准确的认识”以后，才能从中获取有益的历史启示。[45]旅美的韩启明先生著有一本叙述美国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历程的专著，他希望自己的书能够“启发、开阔我们从事国家经济建设的视野和思路”。据他自述，全书的主旨和各章内容的安排，大多源自他回国的见闻以及由与美国对比而引起的思索。[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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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学者来说，“现实关怀”的最终指向，乃是为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或施加影响。黄安年教授谈到研究美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意义时，明确表示要为中国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47]王岽兴博士研究内战后美国南部社会的变迁，认为真正对中国的西部开发具有借鉴意义的不是美国西部史，而是南部开发和发展的经验，因为美国的南部和中国的西部都是落后地区，两者的重新开发具有某些共同之处，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借鉴。他在书的结论中，基于对美国南部开发经验的阐述，就中国的西部开发提出了若干建议。[48]陈奕平教授研究美国当代人口问题，其主要着眼点在于理解当今美国社会，为中国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49]有的时候，社会对某些美国史论著的现实意义的诠释，可能出乎作者本人的意料之外，这种诠释反过来又影响到作者对于自己研究的意义的认知。资中筠研究员谈到，她在撰写关于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著作时，“并没有想到在当下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但书出版后，“不但在学术界，而且在广泛的社会各界也引起了注意”。这一情况促使她在再版时补写了一个长篇后记，着重阐述了研究美国基金会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他山之石”的功效。[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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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强烈的现实关怀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其正面意义自不待言，正如王立新教授所说，现实关怀是推动中国美国史研究向前发展的积极力量。他以六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为例说，中国的美国史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除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外，最重要的是现实需要对史学家提出的要求以及由此带来的研究者强烈的现实关怀”；而且，这种现实关怀“同时也是使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具有中国特点，并因此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的前提”。[51]但另一方面，现实关怀也可能带来“借史议论”的消极后果。所谓“借史议论”，是指研究人员“在草草陈述史实之后，便十分心切地阐发自己的见解，并且相信这些见解能对中国有所裨益”；但这样做的效果“却十分可疑：不仅使历史研究偏离了学术规范，而且由于缺乏坚实的实证研究，所发议论也多流于泛泛，甚至谬以千里”。[52]这显然不利于研究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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