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86160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思想取向与方法探索
1706286161
1706286162
1949年以后，在中国史学界，甚至在所有离不开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知识领域，都形成了某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意识形态话语。美国史研究除了受意识形态的支配外，还受到中美之间的敌对状况以及冷战格局的影响。这样一来，研究美国史就主要不是一种学术工作，而是一种政治行为，几乎所有关于美国史的作品都带有醒目的政治色彩。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不仅塑造了解释美国历史的基本框架和评判具体问题的标准，而且促成了某种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史写作方式，在1949年以后逐渐形成，及至“文革”后期趋于登峰造极。因此，自1978年以来，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最为艰巨的任务，就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摈弃把政治话语当作学术话语的做法，在尊重美国历史的前提下，构建新的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
1706286163
1706286164
美国史写作中的意识形态化表述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一是经过过度政治化解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经由苏联人复述的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二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言论和政治性报刊的社论；三是美国“进步史家”，如威廉·福斯特、菲利普·方纳、赫伯特·阿普特克等人著作中的材料和论点；四是苏联的美国史和世界史论著的相关内容。在当时的政治权力的作用下，前两个来源渗透到了所有的人文知识领域；而美国“进步史家”的论著，则主要是一个材料、史实和具体论点的来源。相对而言，对中国的美国史基本框架最为深巨的影响，无疑是来自苏联史学。
1706286165
1706286166
中国的美国史写作的话语元素和褒贬准则，有不少直接取自苏联的美国史著述。20世纪50年代后，多种苏联学者的美国史著作被相继被译成中文；在中文美国史读物十分稀少的年代，这些书籍就成为任何想要了解美国史的人的必读书。这些书大致体现了苏联史学界对美国历史的基本认识：“历史科学”是一种“党性的科学”，美国史研究承担着揭露和批判“美帝国主义”的任务；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化；内战和重建结束以前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此后资本主义转入腐朽和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构成美国历史的主线，美国社会的“弊端”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表现，美国历史上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乃是“人民大众忘我革命斗争的结果”；美国政府乃是资本家的代理人，其内外政策都是为“资本”服务的。[53]苏联的这种美国史解释模式和话语系统，不仅见之于专门的美国史论著，而且通过世界史教科书和其他史学著述渗透到中国史学当中。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与苏联有着根本的一致性，这使得中国学者可以不必辨析就接受苏联史学的观点。据刘祚昌教授回忆，他刚开始研究美国史时，“好像初学走路的婴儿一样，是靠苏联的研究成果（观点和体系）这个拐杖搞研究的——当时对于苏联的东西，是亦步亦趋，不敢越出它的藩篱一步”。[54]刘绪贻教授也谈到，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美国史，能够得到的图书资料“大都是受过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的”。[55]虽然在中苏交恶以后，对苏联史学已有怀疑乃至批判，但这主要是不同政治和外交立场之间的分歧，而不是学术性讨论。因此，苏联史学话语在中国的根基并未动摇。刘祚昌教授表示，他的《美国内战史》完稿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虽然他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苏联史学中的严重缺点”，但书中“也可以看出苏联教条主义的某些影响”。[56]
1706286167
1706286168
这种经过意识形态所改造的美国史知识，旨在肯定和维护某些特定的政治信条，在表述上与当时通行的政治话语具有亲缘性和同一性，同领导人讲话、官方文件及报刊政论几乎没有差别。有的学者批评中国学者关于美国革命史的叙述中存在贴标签的现象，用“一些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流行的词汇和术语来构建美国革命的历史叙述”。[57]其实，这种现象当年曾普遍存在于中国的美国史写作当中。而且，问题的症结还不仅仅在于用政治语汇来表述或曲解史实。更为严重的是，经过意识形态的长期熏染，许多人头脑中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式，只要谈到美国历史上的任何问题，都必定要插入一些自认是“政治正确性”或“政治安全”所必需的“套话”。这样的“套话”大多直接取自通行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无需论证，也不容置疑。有时，具有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的人，还可能用排他性的眼光看待一切与自己话语系统不一样的说法，以政治标准划线，对别人的论著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批评。
1706286169
1706286170
具体说来，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史话语体系，是以若干公式化的表述为支撑的。这些公式化表述通常采取“独断论”的方式，把所涉及的概念、术语和标准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将复杂多样的历史事实砍削得简单整齐和条理清晰。例如，美国历史上的各种危机与弊端，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改革乃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旨在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美国社会的问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的”[58]；任何“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主张和措施都是“以维护资本根本利益为目标的”；他们的“缺点”或“失败”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局限性”的表现[59]；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项中所提到的“镇压内乱”，其实就是“镇压人民革命运动”。[60]对于美国史学论著的评价和取舍，也往往依据这类公式进行：凡与这些公式相悖的东西，都属于“资产阶级史学”；任何与这些公式不符的说法，则是“错误的结论”或“不健康的观点”。[61]
1706286171
1706286172
而且，在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里，学术和政治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学术问题经常变成政治问题，政治权力被公然用来干预和规范历史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的学术品质降低到了极限，复杂的历史被简单化和公式化，高度概括的政治语汇充斥史学论著，“言必有据”、事实关联等治史规则被弃之不顾，精微而复杂的历史判断被简单而绝对的政治评价所取代。这样写出的历史，自然谈不上对历史的真实意义的把握，甚至连基本史实都受到了歪曲。
1706286173
1706286174
“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社会不断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内涵也在调整，其对学术的支配性影响逐渐减弱，学术风气也随之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一切都对美国史研究的思想取向发生了明显的影响。
1706286175
1706286176
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支配，首先必须摒除教条主义。教条主义问题在1949年以后即已出现，在“文革”时期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便在1978年以后也没有完全绝迹。许多人把对经典作家语录的熟悉程度，简单地等同于“理论水平”的高低；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只有一种正确的理解，而谁的话语权大，谁的理解就是正确的，凡与之不合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采取“寻章摘句”的方式对待经典作家的著作，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思想和方法的启示；忽视具体语境，把经典作家具有特定所指的说法泛泛地运用于一切情况；直接采用经典作家的词句作为论述具体问题的证据，或者直接作为自己的结论。高频率地引用经典作家的词句，根本不考虑语录和研究内容的相关性，这是当时许多美国史论著的共同特点。有的书平均每5页就有一条经典作家语录；还有的书中1/3的引文为经典作家的语录。不少研究人员逐渐意识到，如果不抛弃教条主义，就不可能获得对美国历史的真实认识。但要消除这些偏向，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以致到了1993年，罗荣渠教授还在感叹，“由于‘左’的影响，在前些年的中国史特别是世界史教学与科研中，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和教条化的倾向比较严重”。[62]
1706286177
1706286178
对于多数学者来说，摆脱意识形态的支配并不是一个自觉和自主的过程，而是受到政治环境和思想风气变化的裹挟或推动。李慎之先生谈到，罗荣渠教授的治学道路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分界线，有明显的“转折的痕迹”。[63]其实，对于许多在1978年以前开始涉足美国史领域的学者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还经历了另一次转折。对比他们发表于两个不同时期的论著，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某种转折的迹象。1982年，杨生茂教授发表了一篇讨论特纳及其学派的论文，取材广泛，构思精巧，视角别致，但表述方式和立论带有当时意识形态的烙印，侧重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来解释特纳假说产生的社会背景，认为特纳假说是为“为垄断资本服务”的。[64]1999年，他又推出了构思多年的《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一文，以美国史学和思想的流变为背景，以纯粹学术的话语对班克罗夫特的思想轨迹、史学观点和学术成就进行了深入评析，并就美国史学史的宏观脉络、历史学的功用、评判杰出史学家的标准、吸收外来文化的策略等一系列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65]刘祚昌教授在1978年讨论美国内战的著作中，反复使用了“革命战争”“革命成果”“革命传统”“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动”“伟大真理”这样的词汇，写作带有当时常见的政论风格。[66]在12年后，他的《杰斐逊传》问世，从中看到的不再是意识形态的词汇、语式和评论，而是具有人文色彩和道德情感的评价方式。[67]张友伦教授分别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中期的两篇关于美国农业发展史的论文，其内容和行文都判然有别：前者基本上依据列宁关于“美国式道路”的论述，后者则未引用一条经典著作语录。[68]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里，这几位学者对类似问题的处理方式和表述话语有如此显著的不同，说明这期间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思想风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706286179
1706286180
不过，这种“去意识形态化”并不是一个凯歌行进的过程，而是充满了艰难和曲折。有些研究人员早已养成某种难以摆脱的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并且怀有某种寻求政治保险的本能。一旦政治气候出现变化，或是中美关系发生波动，他们就会表现得过于敏感，立即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迎合他们所理解的政治和外交需要。直到21世纪初年，在有些美国史论著中，“文革”式意识形态话语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辨；直接写“学术论文”来呼应某种政策主张的做法，也不时见于美国史研究界。
1706286181
1706286182
在“去意识形态化”缓缓推进的过程中，理论多样化的大门也逐渐打开。1978年以后，国内的社会科学逐渐兴起，译介国外社会科学著作的热情高涨，美国史研究也由此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资源；吸收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并运用于具体课题的研究当中，也就慢慢变成了学者们的自觉意识。王旭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他在采用“传统治史方法”的同时，借鉴了“经济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有关理论与方法”。[69]戴超武教授力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和人口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多学科的全面研究”。[70]王立新教授借助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中的“想象”“他者”“国家构建”“国家身份”等理论和概念，解析了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各界精英对中国的认识，阐释了这些关于中国的想象在美国国家身份构建中的意义和作用。[71]不过，由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缺乏成熟的本土理论和研究范例，中国学者就只能取法于欧美学术界。例如，王立新教授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从文化的视角考察美国外交史，把国家作为一种文化体，探讨一个国家的“记忆、梦想、态度和价值观”如何反映在政府的对外政策中，他承认这种研究取向受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的启发。[72]
1706286183
1706286184
从方法论的角度说，美国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历史主义意识。所谓“历史主义意识”，就是要把过去的人和事放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看待，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理解史实的意义。这本来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守则，但在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强势支配下，“历史主义意识”居然成了历史研究中的稀缺之物。在1978年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许多研究人员对于史学著述与政论时评的界线仍然没有清醒的认识，在讨论具体问题时根本不考虑特定的历史时空条件，把“借史议论”当成了治史的正途。例如，在美国革命史研究中，论者预先设定“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再用它来“套”美国革命，结果发现美国革命时期没有废除奴隶制，没有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没有赋予妇女选举权，没有承认印第安人的公民权，也没有实行无偿分配公地的政策，于是就把它定性为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再如，20世纪80年代那场关于林肯与废奴主义的热烈讨论，在今天看来，其起因就是某些论者不顾历史语境，用特定的历史名词“废奴主义者”来泛指所有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人，并且把“进步”和“积极”的政治价值附着其上，从而提出了“林肯是不是废奴主义者”这样一个“非历史”的问题。[73]
1706286185
1706286186
最近十余年来，美国史研究和其他史学领域一样，出现了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回归。这就是强调历史学的学科自主性，重申历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坚持用第一手材料进行实证研究，遵循“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基本守则，分析问题时考虑具体的历史时空条件，不再沉溺于过度政治化和道德化的浮泛议论。在以往的美国史写作中，长期流行以“积极”和“消极”，“进步”和“反动”这种抽象的政治标准来为历史人物分类，对于“反面人物”往往痛加指责和抨击。现在，这种情况愈益少见。以美国内战史研究为例，在以往的论著中，南部奴隶主只是一个配角，他们不仅是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是道德上的罪人，他们发动内战乃是“螳臂当车”的狂妄之举，他们的失败则是其应得的历史惩罚。[74]王金虎副教授的新著打破了这一范式。他在书中不仅以南部奴隶主为主角，对他们何以走上战争之路，以及战争的手段一步一步损害战争的目的给他们造成了何种痛苦，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而且把他们视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75]这种对历史上的“道德罪人”和“失败者”的“了解之同情”，可以说是历史主义意识趋于成熟的反映。较之简单的政治或道德的是非评判，设身处地地理解历史人物的难度要大得多。
1706286187
1706286188
另外，还有学者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做了有益的尝试。王立新教授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他采用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并吸收了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论，借助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工具，“把国家看作文化体，把国家间关系视为文化体之间的关系，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对外关系视为传播情感、价值观和实现民族理想、追求的过程”，“把意识形态纳入政治过程，通过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认知理论以及决策过程的分析更精确地描述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并采用社会科学中常用的个案研究方法和模式分析方法，通过“意识形态透镜模式”“路线图模式”和“跷跷板模式”，讨论了意识形态对美国核心外交理念的塑造以及对具体外交举措的影响。这本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预设也有别于传统方式，它不是把意识形态仅仅作为现实世界的反映或投影，而把它视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认为它对现实世界的行动者及其具体行动有着直接的甚至是支配性的作用。这种理论预设来自于现代文化人类学理论，特别是格尔兹的文化理论。书后的参考书目中，列入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克利福德·格尔兹的《文化的解释》、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20世纪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重。[76]
1706286189
1706286190
1706286191
1706286192
1706286194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四、史料利用和资源积累
1706286195
1706286196
杨生茂教授在1987年提到，要重视资料的占有，重视资料的质量和数量，特别强调广泛占有第一手资料。[77]这些话在今天已属常识，但在当时却似乎是一种超前的主张。本来，基于丰富的原始材料进行实证研究，乃是治史的基本要求，但在美国史研究中，由于资料匮乏，加以研究者长期奉守“不和外国学者拼史料”的信条，这种实证研究就始终无法真正开展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期，时殷弘教授在《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一书中，当解释为什么选取1954—1968年作为研究时段时写道：“这是美国对越干涉史上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也是可以依据业经解密和公布的美国政府档案文件、用较严格的历史学方法加以研究的时期。关于1968年以后的美国对越政策史，目前尚无类似的第一手史料供学者利用。”[78]这一段简短的文字表明，作者意识到只有那些既具有历史重要性、同时又有基本的原始文献可供利用的问题，才可以进入选题的范围；只有从材料出发，从大量第一手文献中发现问题及其答案的方法，才是“较严格的历史学方法”。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外国史研究风气中，这种说法更像是一种“别调”。《世界历史》为纪念创刊100期，曾于1993年第3期刊发一组笔谈，参加者多为当时知名的世界史专家，但所有文章都关注史学观念的转变和发挥世界史学科的作用，没有一篇文章谈到如何根据历史学的特性，在广泛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开展具体而深入的实证研究，以提升世界史学科的学术水平。这说明翔实占有史料和遵循“严格的历史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引起世界史学界的重视。
1706286197
1706286198
这并不是说学者们不愿意利用第一手材料。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研究条件仍然十分恶劣，可以找到的原始资料寥寥无几，如果强调只有基于原始材料才能进行研究和写作，那么许多人就只能放弃研究工作。对于多数研究人员说，能够引用英文的二手甚至三手材料，就已属难能可贵。于是，使用原始材料的问题就由于“不现实”而遭受忽视。1983年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收录文章28篇，涉及美国历史的各个时段，作者多为当时国内美国史领域最为活跃的学者，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美国史研究的水平。所有文章的注释共计1341条，引用具有原始资料性质的书籍、报刊共79种（其中约30种为中国史和中外关系史资料），在引文中所占比例很低；而绝大多数引文来自马列著作、一般性美国史书籍和论文，包括教科书和工具书。这种情况当然主要是反映了研究条件的限制。
1706286199
1706286200
不过，也确有一些研究人员没有意识到原始材料的重要性，反而相信中国学者以先进的理论来指导美国史研究，比片面注重史料的美国学者更有优势。这种观念妨碍了对原始资料的搜求和利用。于是，许多人就以所谓的理论优势来掩盖材料的贫乏，借助一套不同于美国史学的话语和概念，对美国学者阐释过的史实加以筛选，或重新排列，或另作诠释，甚至还把这种做法说成是中国人研究美国史的一个特色。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各种资助到美国从事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但许多人回国以后所发表的论著，在材料方面并没有显出重大的变化，所引用的仍然是二手材料，不仅原始文献甚少，即使是二手材料也没有对其质量加以甄别，里面夹杂着许多过时而平庸的东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内获取原始资料的条件大为改善，但是，许多论著却远远没有穷尽国内所能找到的相关材料，甚至连一些许多图书馆都有收藏的基本史料也未加利用。例如，有的论著在讨论美国宪法的制定时，不去参考麦迪逊的记录以及批准宪法的各种文献，而主要依靠一般性的资料选集或通论性的书籍。其实，在最近十来年里，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南京大学，都可以找到不少关于美国制宪的基本材料。
1706286201
1706286202
尽管如此，原始材料的利用在整体上还是趋于改善。在这方面引领风气的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罗荣渠教授在论述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的文章中，就引用了不少原始文献。[79]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殷弘教授的《尼克松主义》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范本。这是一部只有100页的小册子，引用政府公文和外交文件集13种，当事人回忆录和著述8种，当时的报纸和期刊13种。[80]这种对原始文献的重视和大量利用，在当时是相当少见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外交文件集》以及其他政府公文，在美国外交史论著的注释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其中，崔丕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一书，引用了多种当时已经解密的美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已刊外交文件和其他政府公文，并对不同来源的原始文件加以比对和鉴别，还在书后附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分类目录，以利于其他学者使用。[81]除了利用公开出版的外交文件和缩微胶卷，还有学者直接到有关档案馆进行研究。华庆昭教授为了写作《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一书，专门到美国和英国的档案馆从事研究，广泛收罗了杜鲁门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以及相关大学图书馆所藏官方资料和个人文件。[82]他所收集到的原始材料，不仅构成自己著作的基础，而且还为一些年轻的学者所分享。他的著作是中国学者实质性地利用原始材料写出的第一部美国外交史著作，其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最近几年出版的美国外交史博士论文，在第一手文献的利用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83]
1706286203
1706286204
相形之下，在美国史其他领域，对原始文献的利用就显得相当滞后。许多研究人员既缺少外交史学者那样强烈的史料意识，也没有像他们一样想方设法搜求原始材料。在多数外交史论著或多或少地引用原始材料之时，其他领域的研究还处在基本上依靠二手或三手文献的境地。在一些论述华盛顿生平事迹的论著中，往往看不到出自华盛顿个人著述的引文，更遑论其他同时代人物的文件或著作；许多专论林肯的文章，也没有引用林肯文件集或著作集中的材料；有些讨论美国宪法的制定和批准的文章，连麦迪逊的制宪会议记录也未利用。在1978年以后的近20年里，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直到21世纪初年，局面才出现了较大的改观。
1706286205
1706286206
造成这一重大变化的主要因素，首先是获取原始材料的途径变得愈益宽广。近年来，最具革命性意义的是网络资源的急剧增加。美国在网络技术发展和数字化资料开发方面，一直引领潮流，尤其是着力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发布，美国以外的学者也得以分享这些便利。最近几年，有若干高校和研究机构购置了一些原始文献数据库，常见的有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EEBO）、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ECCO）、Early American Imprints、American Historical Newspapers、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s System（DDRS）等。此外，免费的网上资源也越来越丰富，获取越来越便捷。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免费数据库、archive.org、liberty online等。有些大学还建有专题性史料数据库，也可以免费获取。对于网络技术所带来的研究条件的极大改善，许多学者都表现了高度的敏感和炽热的兴趣。王旭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城市史》中，用附录形式列举和介绍了有关城市史资料的网站[84]；韩宇副教授和罗宣副教授发表专文，介绍网络资源的重要性及其使用方法[85]；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院校还为研究生开设了相关的课程。
1706286207
1706286208
其次，研究人员的史料意识普遍增强。特别是年轻一代学者，由于接受了比较正规的史学训练，大多重视原始材料的收集和利用。王金虎副教授在写作《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时，使用了北卡罗来纳大学在网上发布的“美国南部史文献”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相关数据库中的《南部邦联国会日志》。作者在谈及研究体会时写道：“历史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除了取决于历史学者个人的治史能力外，还直接受制于史料的数量和价值的高低。”[86]可见，他关注的不仅仅是史料的数量，而且还特别强调其质量，也就是原始材料对于解决核心问题的价值。另据朱卫斌博士自述，他前后用了10余年的时间专门研究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的对华政策，但一直对史料状况感到不满意，因为“缺乏一手资料，论文的质量及篇幅都受到了相当的限制”。直到后来，他获得了到香港和美国进行研究的机会，致力于收集原始材料，对博士论文进行修订增补，才得以写出一部史料翔实、立论可信的专著。[87]与此同时，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史料的多样性和不同史料的对比鉴别。秦珊副教授研究威尔逊时期的对华政策，她写道：“本书重视原始资料，也特别重视原始资料的鉴别，弄清哪一种原始资料是可靠的，哪一种可能有漏误。”她使用的方法是“不断地进行交叉检查，将一种原始资料与另一种原始资料对比，英文史料与英文史料对比，中文史料与中文史料对比，英文史料与中文史料对比”。[88]不论她在书中实际落实得怎样，仅是抱有这样的想法，就足以说明美国史研究者的史料意识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
上一页 ]
[ :1.70628615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