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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四、史料利用和资源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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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茂教授在1987年提到，要重视资料的占有，重视资料的质量和数量，特别强调广泛占有第一手资料。[77]这些话在今天已属常识，但在当时却似乎是一种超前的主张。本来，基于丰富的原始材料进行实证研究，乃是治史的基本要求，但在美国史研究中，由于资料匮乏，加以研究者长期奉守“不和外国学者拼史料”的信条，这种实证研究就始终无法真正开展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期，时殷弘教授在《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一书中，当解释为什么选取1954—1968年作为研究时段时写道：“这是美国对越干涉史上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也是可以依据业经解密和公布的美国政府档案文件、用较严格的历史学方法加以研究的时期。关于1968年以后的美国对越政策史，目前尚无类似的第一手史料供学者利用。”[78]这一段简短的文字表明，作者意识到只有那些既具有历史重要性、同时又有基本的原始文献可供利用的问题，才可以进入选题的范围；只有从材料出发，从大量第一手文献中发现问题及其答案的方法，才是“较严格的历史学方法”。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外国史研究风气中，这种说法更像是一种“别调”。《世界历史》为纪念创刊100期，曾于1993年第3期刊发一组笔谈，参加者多为当时知名的世界史专家，但所有文章都关注史学观念的转变和发挥世界史学科的作用，没有一篇文章谈到如何根据历史学的特性，在广泛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开展具体而深入的实证研究，以提升世界史学科的学术水平。这说明翔实占有史料和遵循“严格的历史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引起世界史学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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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学者们不愿意利用第一手材料。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研究条件仍然十分恶劣，可以找到的原始资料寥寥无几，如果强调只有基于原始材料才能进行研究和写作，那么许多人就只能放弃研究工作。对于多数研究人员说，能够引用英文的二手甚至三手材料，就已属难能可贵。于是，使用原始材料的问题就由于“不现实”而遭受忽视。1983年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收录文章28篇，涉及美国历史的各个时段，作者多为当时国内美国史领域最为活跃的学者，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美国史研究的水平。所有文章的注释共计1341条，引用具有原始资料性质的书籍、报刊共79种（其中约30种为中国史和中外关系史资料），在引文中所占比例很低；而绝大多数引文来自马列著作、一般性美国史书籍和论文，包括教科书和工具书。这种情况当然主要是反映了研究条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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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确有一些研究人员没有意识到原始材料的重要性，反而相信中国学者以先进的理论来指导美国史研究，比片面注重史料的美国学者更有优势。这种观念妨碍了对原始资料的搜求和利用。于是，许多人就以所谓的理论优势来掩盖材料的贫乏，借助一套不同于美国史学的话语和概念，对美国学者阐释过的史实加以筛选，或重新排列，或另作诠释，甚至还把这种做法说成是中国人研究美国史的一个特色。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各种资助到美国从事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但许多人回国以后所发表的论著，在材料方面并没有显出重大的变化，所引用的仍然是二手材料，不仅原始文献甚少，即使是二手材料也没有对其质量加以甄别，里面夹杂着许多过时而平庸的东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内获取原始资料的条件大为改善，但是，许多论著却远远没有穷尽国内所能找到的相关材料，甚至连一些许多图书馆都有收藏的基本史料也未加利用。例如，有的论著在讨论美国宪法的制定时，不去参考麦迪逊的记录以及批准宪法的各种文献，而主要依靠一般性的资料选集或通论性的书籍。其实，在最近十来年里，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南京大学，都可以找到不少关于美国制宪的基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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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原始材料的利用在整体上还是趋于改善。在这方面引领风气的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罗荣渠教授在论述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的文章中，就引用了不少原始文献。[79]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殷弘教授的《尼克松主义》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范本。这是一部只有100页的小册子，引用政府公文和外交文件集13种，当事人回忆录和著述8种，当时的报纸和期刊13种。[80]这种对原始文献的重视和大量利用，在当时是相当少见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外交文件集》以及其他政府公文，在美国外交史论著的注释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其中，崔丕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一书，引用了多种当时已经解密的美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已刊外交文件和其他政府公文，并对不同来源的原始文件加以比对和鉴别，还在书后附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分类目录，以利于其他学者使用。[81]除了利用公开出版的外交文件和缩微胶卷，还有学者直接到有关档案馆进行研究。华庆昭教授为了写作《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一书，专门到美国和英国的档案馆从事研究，广泛收罗了杜鲁门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以及相关大学图书馆所藏官方资料和个人文件。[82]他所收集到的原始材料，不仅构成自己著作的基础，而且还为一些年轻的学者所分享。他的著作是中国学者实质性地利用原始材料写出的第一部美国外交史著作，其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最近几年出版的美国外交史博士论文，在第一手文献的利用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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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在美国史其他领域，对原始文献的利用就显得相当滞后。许多研究人员既缺少外交史学者那样强烈的史料意识，也没有像他们一样想方设法搜求原始材料。在多数外交史论著或多或少地引用原始材料之时，其他领域的研究还处在基本上依靠二手或三手文献的境地。在一些论述华盛顿生平事迹的论著中，往往看不到出自华盛顿个人著述的引文，更遑论其他同时代人物的文件或著作；许多专论林肯的文章，也没有引用林肯文件集或著作集中的材料；有些讨论美国宪法的制定和批准的文章，连麦迪逊的制宪会议记录也未利用。在1978年以后的近20年里，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直到21世纪初年，局面才出现了较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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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一重大变化的主要因素，首先是获取原始材料的途径变得愈益宽广。近年来，最具革命性意义的是网络资源的急剧增加。美国在网络技术发展和数字化资料开发方面，一直引领潮流，尤其是着力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发布，美国以外的学者也得以分享这些便利。最近几年，有若干高校和研究机构购置了一些原始文献数据库，常见的有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EEBO）、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ECCO）、Early American Imprints、American Historical Newspapers、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s System（DDRS）等。此外，免费的网上资源也越来越丰富，获取越来越便捷。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免费数据库、archive.org、liberty online等。有些大学还建有专题性史料数据库，也可以免费获取。对于网络技术所带来的研究条件的极大改善，许多学者都表现了高度的敏感和炽热的兴趣。王旭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城市史》中，用附录形式列举和介绍了有关城市史资料的网站[84]；韩宇副教授和罗宣副教授发表专文，介绍网络资源的重要性及其使用方法[85]；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院校还为研究生开设了相关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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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研究人员的史料意识普遍增强。特别是年轻一代学者，由于接受了比较正规的史学训练，大多重视原始材料的收集和利用。王金虎副教授在写作《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时，使用了北卡罗来纳大学在网上发布的“美国南部史文献”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相关数据库中的《南部邦联国会日志》。作者在谈及研究体会时写道：“历史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除了取决于历史学者个人的治史能力外，还直接受制于史料的数量和价值的高低。”[86]可见，他关注的不仅仅是史料的数量，而且还特别强调其质量，也就是原始材料对于解决核心问题的价值。另据朱卫斌博士自述，他前后用了10余年的时间专门研究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的对华政策，但一直对史料状况感到不满意，因为“缺乏一手资料，论文的质量及篇幅都受到了相当的限制”。直到后来，他获得了到香港和美国进行研究的机会，致力于收集原始材料，对博士论文进行修订增补，才得以写出一部史料翔实、立论可信的专著。[87]与此同时，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史料的多样性和不同史料的对比鉴别。秦珊副教授研究威尔逊时期的对华政策，她写道：“本书重视原始资料，也特别重视原始资料的鉴别，弄清哪一种原始资料是可靠的，哪一种可能有漏误。”她使用的方法是“不断地进行交叉检查，将一种原始资料与另一种原始资料对比，英文史料与英文史料对比，中文史料与中文史料对比，英文史料与中文史料对比”。[88]不论她在书中实际落实得怎样，仅是抱有这样的想法，就足以说明美国史研究者的史料意识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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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检最近几年出版的美国史论著，的确可以看到第一手文献的分量大有提高。以美国西部土地问题的研究为例，20世纪80、90年代的论著，一般都引用本杰明·希巴德的《公共土地政策史》（1924年出版）以及几种西部史著作，有的甚至依靠一般美国史教科书和美国经济史中的相关材料，很少有人研读过西部土地法令的原文和国会的相关辩论材料。2003年出版的《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一书，则利用了大量美国早期的政府文献和私人通信，特别是所有相关法令的文本以及国会相关的辩论记录，梳理了相关法律条文的内涵和意义，校正了许多理解上的偏差。作者从中体会到，“直接以原文为基础进行研究，同从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资料进行研究有很大的区别。从别人的著作中间接得来的材料，容易受别人的影响，而且可能被误导”。[89]在其他课题上，使用原始材料的状况也有很大的变化。例如，梁茂信教授的《都市化时代》（东北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所列原始资料有72种，他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书后所列政府文献更多达100种。又如，陈奕平教授的《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主要依据从网络获取的人口统计数据和分析报告写成。更值得一提是韩铁教授的《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部著作完全依据原始材料写成，其中包括福特基金会档案、口述史材料、政府公文以及多种手稿。作者在美国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这本书就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翻译整理而成的。这表明，只要条件具备，而且肯于钻研，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利用具体而翔实的原始材料，写出具有新意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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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面列举的著作，在近年的美国史研究中仍属凤毛麟角。就原始材料在研究中的意义和作用而言，可以分为点缀性利用和实质性利用两种情况。所谓“点缀性”使用原始资料，是指原始资料仅仅作为二手材料的补充，或仅用于讨论枝节问题，对于主旨的阐述并不起关键的作用。另外，引用原始材料来复述已经清楚的史实，或者论证前人提出的结论，也属于这一范畴。所谓“实质性”使用原始资料，是指研究的问题来自于原始材料，并通过深入钻研原始材料而提出新的结论。迄今为止，国内的美国史论著大多属于第一种情况。在美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点缀性地使用原始材料已属不易；但若长期停留于此，就难以取得原创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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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美国史写作中还长期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在专著和论文中引用美国史教科书，甚至国内出版的世界通史教科书中的材料。教科书反映的是一般性知识和观点，主要依据史学界的各种专门研究成果编纂而成；如果专著和论文反过来引用教科书，显然是一种违背史学写作常规的做法。在资料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不得不引用教科书乃是可以理解的；而近年来资料条件大为改观，如果依然轻率地引用教科书，就是一种对自己的研究不负责任的行为，无异于“自贬身价”。不仅教科书中的材料不能引用，而且其中的观点也不能作为商榷和讨论的对象（指出教科书中明显的错误和疏漏不在此列），因为这种层次的讨论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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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材料的利用方面，还存在语言和文化上的难题。研究美国史的人能熟练运用英语已属不易，但仅有英语还不足以满足研究的需要，因为有些课题需要利用多种文字的史料。即便是使用英文文献，在遇到文化含量大而语境复杂的材料时，也容易发生误读、曲解和误译。[90]有些论著使用原始材料较多，但难以避免曲解和误用史料的情况。这表明，在材料趋于丰富以后，如何准确地解读材料和恰当地运用材料，就成了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这需要加强史料学、语言学和历史语义学的训练，增强语言能力，提高语境意识，丰富相关知识。另外，翻译的能力和质量也直接关系到研究的水平。研究外国史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应当是一个好的翻译家，因为任何材料都不能原文照录，而必须译成中文方能引用。除了翻译的畅达之外，还需要考虑引文与作者整体文风的协调问题。就目前美国史研究的状况而言，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局限，对研究水平的提高是一种更深层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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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学者越来越重视美国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在二手文献的利用方式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多数研究者利用二手文献的方式是转引其中的材料，而对其主旨、论点和方法则不够重视。有些与美国学者进行商榷的文章，实际上是任意选取某些论点加以反驳，而没有考虑这些论点所产生的学术语境，也不关心美国史学界是否就此展开过讨论。近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自己课题的学术史，在前言或注释中评介以往的研究，借以明确自己探讨的方向和重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时殷弘教授就在《尼克松主义》一书中，用注释的形式就“美国著作界对尼克松主义的研究”进行评述。[91]刘祚昌教授在《杰斐逊传》的“自序”中，对于美国学者整理杰斐逊文献以及撰写杰斐逊传的情况，做了细致的介绍和评论，指出了其中的局限和缺点，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和写作构想。[92]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变化更加显著。石庆环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官制度与官僚政治》在序言中详细列举相关书目，并对重要的论著进行评介。[93]王岽兴的《制度变迁与美国南部的崛起》对美国南部史的大致脉络进行了梳理。[94]梁茂信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在前言中对相关重点著作进行评述，指出其长短利钝，并说明了自己的研究思路。[95]韩铁教授在一篇关于美国早期法律变迁的论文中，对美国史学界关于殖民地时期社会经济性质的论述，以及与法律演变相关的研究，做了清晰的梳理和评论，再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自己的论述。[96]一些以博士论文为基础而成书的论著，大多有相当的篇幅评述相关的研究状况。[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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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经过最近几十年的积累，美国史研究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基础。由于材料、方法、理论和视角等方面的限制，我们的多数论著同美国的同类成果相比并没有多少新意，但它们作为国内美国史研究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见证和记录，已经成为我们的学术积累的一部分。即便是那些基于二手文献写成的论著，也是国内美国史研究发展的必要铺垫。随着积累的不断增厚，我们的美国史研究也可能产生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困难无疑还很大，因为本土的学术和思想的资源还相当薄弱。但大家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努力，研究水平也在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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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五、最新动向与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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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以往30年的美国史研究，其最大的缺陷在于，选题过于宏阔，材料过于浮泛，研究不够专深，热衷于讨论长时段、大范围的问题。对这种欠缺，一位曾在中国任教的美国学者也有所观察，并提出了善意的批评。[98]中美两国史学的发展经验都表明，一个领域要进步，就必须从一个一个具体的课题着手，进行深入而彻底的研究。美国史学在19世纪末进入专业化的阶段，那时正是专题研究兴起的时期。在中国史学开始向现代转型之际，也有学者倡导开展“窄而深的研究”。当然，选题的规模要适度，要切合中国美国史学的实际。题目过大，论述难免浮泛，不能保证学术质量；题目太小，又无法找到足够的资料，同样不易操作。比较可取的策略是，长期致力于一个具体的领域，从中选择条件成熟的问题做深入而精微的研究。做好小题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大的视野，要做到“小题大做”“因小见大”，这样才能取得专精的成果。许多专精的成果汇聚起来，就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史研究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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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较小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便于把研究真正建立在原始材料而不是二手材料的基础上。不能详赡地占有资料，不从原始材料出发进行研究，就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专题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的美国史资料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史学电子资源日趋丰富，使用也愈益便捷。我们现在不仅要重视传统的纸质文献，而且要大力利用网上史学资源。就史料的占有而言，有必要强调“基本史料”的概念。也就是说，基于目前的研究条件，在具体课题上即便不能网罗到全部的史料，也必须掌握关系到核心论点的史料，否则就不可动笔写作。在原始材料的使用方面，我们目前还无法达到美国学者的程度，但可以向国内的冷战史学者看齐。目前中国冷战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主要得益于使用较多的苏联、美国和中国的档案资料。我们确实需要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如果不能直接占有和研究原始材料，就永远不会有突破和创新。借用顾炎武的比喻，原创性的研究必须要“采铜于山”，而不能一味地“买旧钱充铸”。[99]在材料比较丰富的情况下，还要注意甄选和鉴别，力求史料的多样性，用多种材料来相互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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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专题研究，还需要具备敏锐而独到的问题意识，要以问题来引导论述。一篇论文如果缺乏问题意识的支持，或没有理论的观照，提不出有思想冲击力的新见解，就难免沦为“始末记”。在中国研究美国史，如果要求单纯地就新课题进行“史实重建”的工作，的确是强人所难；就目前的研究条件而言，比较成功的例证是借助新的问题意识，从新的视角来探讨老课题，从而取得富有新意的成果。王立新教授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美关系史专家陶文钊研究员称之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解释说：“说它新，不是说这一段中美关系先前没有多少成果。实际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很多重要事件都有人研究过，可以说成果是相当之多的。但本书作者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这些事件进行重新研究。……确实深化了我们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认识，也使我们对本来已经熟识的事情产生了一种新的感受。”[100]从新的理论视角来审视已有的研究，用新的解释框架来处理老的问题，这可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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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研究要不断进步，还需要补充新的研究人员，而他们必须通过完善的研究生训练体制来培养。因此，进一步改进研究生培养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是当务之急。有的学者提出，“未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目前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学和培养方式”，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生的培养仍然缺少一套按照严格的学术标准和史学原则制定的方案。学生知识结构的偏差和学术视野的狭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他建议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多读专著和史料，培养学生查找、解读史料的能力，以及运用史料从事独立研究的能力。[101]一位了解中国研究生教学欠缺的美国学者也认为，采用经欧美经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研讨班”教学方式，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由之路。[102]这些意见都深中肯綮，富于建设性。除了教学形式和方法的改革外，还应当强化相关学科的训练，使研究生具备较为宽阔的理论视野，形成具有洞察力和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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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强调加强相关学科的训练，主要是因为理论薄弱一直是一个掣肘的因素。虽然在美国史研究中初步形成了理论多样化的局面，但整体说来，理论在具体的研究中还不具备真正的方法论意义。也就是说，理论还没有成为思考和提问的发动机，没有成为培育新见解的温床。研究人员普遍过于关注理论的实用性，急切地借用一些有助于解决当前问题的概念和术语，注重能在具体研究中发挥引导或启发作用的理论观点，而忽略理论素养的培养。诚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学术和理论的民族性趋于淡化，更加具备“天下公器”的特性，中国学者可以借用各种来自域外的理论资源，滋养和支撑自己的学术思维。但是，如果完全依靠外来理论，中国学术如何能够在视角、方法和解释框架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呢？说到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进步，有赖于中国学术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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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前学术共同体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质，中国学者不能闭门造车，而必须关注国际史学的新趋向，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最近20年来，欧美史学中最为突出的新趋向，乃是“新文化史”的兴起。传统史学偏好宏大的题材，擅长讲述以精英人物为主角的故事；“新史学”侧重研究群体、制度、结构和趋势，强调社会、习惯和制度对人的塑造和制约，带有技术性写作的倾向；而“新文化史”对这两种取向都有所纠正。它比较重视普通人的生活体验，注重人的思想和感知在历史中的意义。这种从“人”出发的研究路径，提升了史学的人文性。我们以往的美国史研究，也带有明显的“非人化”取向，过于强调制度、技术、阶级、时势的作用，而忽略具体历史角色的经历和思想。我们可以从“新文化史”这种人文性的复归中获得启示，校正我们看待历史的眼光。同时，“新文化史”还开辟了新的史料来源，在以往重视的政府公文、国会辩论、书信、日记、报刊文章、地方史料、公私账簿、财产清单和选举记录等材料之外，又把电影、绘画、雕塑、照片、日常用具、日历、课本、家具、歌谣、故事、儿童读物、小说、广告和演讲等资料，统统变成了“身价倍增”的史料。我们在研究中固然不能忽视传统史料，但也要留意新材料的价值，不必等到几十年以后再回头来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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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史学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是理论取向和研究视野的变化。“新文化史”在理论和方法上带有某种后现代主义的倾向，从“后结构主义”文学研究和人类学理论中吸取养分，而不再像“新社会史”那样借重社会科学的理论。如何对待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如何从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理论中吸收有用的理论资源，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不仅要留意欧美的新理论和新概念，也要关注国内理论界提供了什么可以利用的资源。我们既不必盲目地追赶理论时髦，也不能对新理论的价值视而不见。另外，随着“全球史”兴起而出现的“全球视野”，拓展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增加了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维度。视野开阔，考虑的因素较多，肯定有助于深化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如何在研究中实现“以大观小”和“因小见大”，我们可以从“全球视野”中得到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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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注意到，近期的欧美史学并不是“新文化史”的一统天下。实际上，最近几年“新文化史”著作在史学新著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而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以及其他“传统的”课题，仍然有大量论著问世。以美国政治史研究为例，近来有美国学者呼吁“回到某些基础性的政治史”[103]，政治史的影响正处于上升之中。当前处在“复兴”中的政治史，受到了“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影响，侧重探讨美国的“民主历程”，精英和大众并重，制度和文化互补，并在政治叙事中增添新的分析范畴，视野更加开阔，解释也富于活力和多样性，在美国史学中的声望开始回升。[104]对于多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来说，政治史和社会史是值得研究、而且是有条件研究的领域，相关的资料比较容易获得，可供选择的课题较多。另外，我们还可以用社会史、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来处理外交史、城市史、环境史、妇女史和史学史等领域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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