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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美国史研究者忘记了现实需要，放弃了自己的现实关怀。实际上，过去30年里，无论在领域、课题和路径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现实需要”和“现实关怀”始终是影响美国史研究的核心因素。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史？“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社会的需要。”[39]我们的研究人员在界定“社会的需要”时，可能会参照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人民日报》的社论或有关部门的指示，但更多地是基于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和判断。这种理解和判断往往来自于研究者的“现实关怀”。就美国史研究而言，“现实关怀”通常由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所构成：一是通过对美国历史某些问题的研究，为理解和处理当前中国面临的类似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二是通过对美国过去的了解以更准确地了解今天的美国，从而有助于开展与美国的交往，更好地处理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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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茂教授在1989年观察到，“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论文的）选题的现实感逐渐增强”。[40]这种现象不独限于某次学术会议，许多研究人员在界定选题的价值和意义时，首先考虑的是对现实的作用。刘绪贻教授在谈到编纂六卷本《美国通史》的背景时写道：1979年参与编写计划讨论的学者一致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7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中美两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关系和文化、教育交流日益发展，正确地、全面地、理性地认识和对待美国，对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将有重大影响和意义。这种形势，就使得能够帮助国人科学地、深入地、系统地了解美国历史以至现状的《美国史》成为迫切的需要”。[41]这种阐述研究工作的现实意义的思路，同样见之于其他许多论著的前言或后记中。杨生茂教授编纂美国外交史，丁则民教授研究美国西部史，刘祚昌教授研究殖民地史和撰写《杰斐逊传》，都带有某种强烈的“现实关怀”，都以某种“重要的现实意义”来界定自己著述的价值。[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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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学者对于自己研究的现实意义，同样抱有很高的期许，甚至觉得针对某种现实需要来进行研究，乃是一种社会责任。王旭教授在解释自己何以撰写一部美国城市史时说，国内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不断升温，但对于外国城市史却不甚了然，误解颇多；这使他感到自己作为专攻外国城市史的学者，对推进城市化研究、满足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43]任东来教授在谈到他何以从美国外交史转向美国宪政史研究的动因时表示，“美国宪政史和法治史在国内是个亟待开拓的领域”，而“没有对美国宪政的一定理解，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和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评析是很难深入下去的”；同时，“作为身处一个法制远非健全、人治常常代替法治社会中的观察家，我将努力寻求一个法治相对健全、宪法为其立国之本社会的法治精粹和宪政经验”。[44]在这里，对学术现状和社会现状的双重“现实关怀”，成为促使他调整主攻方向的主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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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身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在看待自己著述的意义时，也没有忽视与中国现实的关联。执教于美国的王希教授在他的中文著作中谈到，深入研究美国宪法史，对于中美两国交往中的“知己知彼”“建立真实持久的深层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只有在对美国宪法有了“比较清楚而准确的认识”以后，才能从中获取有益的历史启示。[45]旅美的韩启明先生著有一本叙述美国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历程的专著，他希望自己的书能够“启发、开阔我们从事国家经济建设的视野和思路”。据他自述，全书的主旨和各章内容的安排，大多源自他回国的见闻以及由与美国对比而引起的思索。[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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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学者来说，“现实关怀”的最终指向，乃是为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或施加影响。黄安年教授谈到研究美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意义时，明确表示要为中国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47]王岽兴博士研究内战后美国南部社会的变迁，认为真正对中国的西部开发具有借鉴意义的不是美国西部史，而是南部开发和发展的经验，因为美国的南部和中国的西部都是落后地区，两者的重新开发具有某些共同之处，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借鉴。他在书的结论中，基于对美国南部开发经验的阐述，就中国的西部开发提出了若干建议。[48]陈奕平教授研究美国当代人口问题，其主要着眼点在于理解当今美国社会，为中国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49]有的时候，社会对某些美国史论著的现实意义的诠释，可能出乎作者本人的意料之外，这种诠释反过来又影响到作者对于自己研究的意义的认知。资中筠研究员谈到，她在撰写关于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著作时，“并没有想到在当下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但书出版后，“不但在学术界，而且在广泛的社会各界也引起了注意”。这一情况促使她在再版时补写了一个长篇后记，着重阐述了研究美国基金会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他山之石”的功效。[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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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强烈的现实关怀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其正面意义自不待言，正如王立新教授所说，现实关怀是推动中国美国史研究向前发展的积极力量。他以六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为例说，中国的美国史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除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外，最重要的是现实需要对史学家提出的要求以及由此带来的研究者强烈的现实关怀”；而且，这种现实关怀“同时也是使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具有中国特点，并因此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影响的前提”。[51]但另一方面，现实关怀也可能带来“借史议论”的消极后果。所谓“借史议论”，是指研究人员“在草草陈述史实之后，便十分心切地阐发自己的见解，并且相信这些见解能对中国有所裨益”；但这样做的效果“却十分可疑：不仅使历史研究偏离了学术规范，而且由于缺乏坚实的实证研究，所发议论也多流于泛泛，甚至谬以千里”。[52]这显然不利于研究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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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思想取向与方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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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在中国史学界，甚至在所有离不开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知识领域，都形成了某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意识形态话语。美国史研究除了受意识形态的支配外，还受到中美之间的敌对状况以及冷战格局的影响。这样一来，研究美国史就主要不是一种学术工作，而是一种政治行为，几乎所有关于美国史的作品都带有醒目的政治色彩。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不仅塑造了解释美国历史的基本框架和评判具体问题的标准，而且促成了某种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史写作方式，在1949年以后逐渐形成，及至“文革”后期趋于登峰造极。因此，自1978年以来，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最为艰巨的任务，就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摈弃把政治话语当作学术话语的做法，在尊重美国历史的前提下，构建新的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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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写作中的意识形态化表述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一是经过过度政治化解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经由苏联人复述的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二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言论和政治性报刊的社论；三是美国“进步史家”，如威廉·福斯特、菲利普·方纳、赫伯特·阿普特克等人著作中的材料和论点；四是苏联的美国史和世界史论著的相关内容。在当时的政治权力的作用下，前两个来源渗透到了所有的人文知识领域；而美国“进步史家”的论著，则主要是一个材料、史实和具体论点的来源。相对而言，对中国的美国史基本框架最为深巨的影响，无疑是来自苏联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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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美国史写作的话语元素和褒贬准则，有不少直接取自苏联的美国史著述。20世纪50年代后，多种苏联学者的美国史著作被相继被译成中文；在中文美国史读物十分稀少的年代，这些书籍就成为任何想要了解美国史的人的必读书。这些书大致体现了苏联史学界对美国历史的基本认识：“历史科学”是一种“党性的科学”，美国史研究承担着揭露和批判“美帝国主义”的任务；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化；内战和重建结束以前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此后资本主义转入腐朽和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构成美国历史的主线，美国社会的“弊端”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表现，美国历史上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乃是“人民大众忘我革命斗争的结果”；美国政府乃是资本家的代理人，其内外政策都是为“资本”服务的。[53]苏联的这种美国史解释模式和话语系统，不仅见之于专门的美国史论著，而且通过世界史教科书和其他史学著述渗透到中国史学当中。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与苏联有着根本的一致性，这使得中国学者可以不必辨析就接受苏联史学的观点。据刘祚昌教授回忆，他刚开始研究美国史时，“好像初学走路的婴儿一样，是靠苏联的研究成果（观点和体系）这个拐杖搞研究的——当时对于苏联的东西，是亦步亦趋，不敢越出它的藩篱一步”。[54]刘绪贻教授也谈到，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美国史，能够得到的图书资料“大都是受过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的”。[55]虽然在中苏交恶以后，对苏联史学已有怀疑乃至批判，但这主要是不同政治和外交立场之间的分歧，而不是学术性讨论。因此，苏联史学话语在中国的根基并未动摇。刘祚昌教授表示，他的《美国内战史》完稿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虽然他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苏联史学中的严重缺点”，但书中“也可以看出苏联教条主义的某些影响”。[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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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过意识形态所改造的美国史知识，旨在肯定和维护某些特定的政治信条，在表述上与当时通行的政治话语具有亲缘性和同一性，同领导人讲话、官方文件及报刊政论几乎没有差别。有的学者批评中国学者关于美国革命史的叙述中存在贴标签的现象，用“一些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流行的词汇和术语来构建美国革命的历史叙述”。[57]其实，这种现象当年曾普遍存在于中国的美国史写作当中。而且，问题的症结还不仅仅在于用政治语汇来表述或曲解史实。更为严重的是，经过意识形态的长期熏染，许多人头脑中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式，只要谈到美国历史上的任何问题，都必定要插入一些自认是“政治正确性”或“政治安全”所必需的“套话”。这样的“套话”大多直接取自通行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无需论证，也不容置疑。有时，具有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的人，还可能用排他性的眼光看待一切与自己话语系统不一样的说法，以政治标准划线，对别人的论著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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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史话语体系，是以若干公式化的表述为支撑的。这些公式化表述通常采取“独断论”的方式，把所涉及的概念、术语和标准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将复杂多样的历史事实砍削得简单整齐和条理清晰。例如，美国历史上的各种危机与弊端，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改革乃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旨在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美国社会的问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的”[58]；任何“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主张和措施都是“以维护资本根本利益为目标的”；他们的“缺点”或“失败”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局限性”的表现[59]；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项中所提到的“镇压内乱”，其实就是“镇压人民革命运动”。[60]对于美国史学论著的评价和取舍，也往往依据这类公式进行：凡与这些公式相悖的东西，都属于“资产阶级史学”；任何与这些公式不符的说法，则是“错误的结论”或“不健康的观点”。[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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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里，学术和政治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学术问题经常变成政治问题，政治权力被公然用来干预和规范历史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的学术品质降低到了极限，复杂的历史被简单化和公式化，高度概括的政治语汇充斥史学论著，“言必有据”、事实关联等治史规则被弃之不顾，精微而复杂的历史判断被简单而绝对的政治评价所取代。这样写出的历史，自然谈不上对历史的真实意义的把握，甚至连基本史实都受到了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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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社会不断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内涵也在调整，其对学术的支配性影响逐渐减弱，学术风气也随之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一切都对美国史研究的思想取向发生了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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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支配，首先必须摒除教条主义。教条主义问题在1949年以后即已出现，在“文革”时期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便在1978年以后也没有完全绝迹。许多人把对经典作家语录的熟悉程度，简单地等同于“理论水平”的高低；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只有一种正确的理解，而谁的话语权大，谁的理解就是正确的，凡与之不合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采取“寻章摘句”的方式对待经典作家的著作，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思想和方法的启示；忽视具体语境，把经典作家具有特定所指的说法泛泛地运用于一切情况；直接采用经典作家的词句作为论述具体问题的证据，或者直接作为自己的结论。高频率地引用经典作家的词句，根本不考虑语录和研究内容的相关性，这是当时许多美国史论著的共同特点。有的书平均每5页就有一条经典作家语录；还有的书中1/3的引文为经典作家的语录。不少研究人员逐渐意识到，如果不抛弃教条主义，就不可能获得对美国历史的真实认识。但要消除这些偏向，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以致到了1993年，罗荣渠教授还在感叹，“由于‘左’的影响，在前些年的中国史特别是世界史教学与科研中，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和教条化的倾向比较严重”。[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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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数学者来说，摆脱意识形态的支配并不是一个自觉和自主的过程，而是受到政治环境和思想风气变化的裹挟或推动。李慎之先生谈到，罗荣渠教授的治学道路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分界线，有明显的“转折的痕迹”。[63]其实，对于许多在1978年以前开始涉足美国史领域的学者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还经历了另一次转折。对比他们发表于两个不同时期的论著，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某种转折的迹象。1982年，杨生茂教授发表了一篇讨论特纳及其学派的论文，取材广泛，构思精巧，视角别致，但表述方式和立论带有当时意识形态的烙印，侧重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来解释特纳假说产生的社会背景，认为特纳假说是为“为垄断资本服务”的。[64]1999年，他又推出了构思多年的《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一文，以美国史学和思想的流变为背景，以纯粹学术的话语对班克罗夫特的思想轨迹、史学观点和学术成就进行了深入评析，并就美国史学史的宏观脉络、历史学的功用、评判杰出史学家的标准、吸收外来文化的策略等一系列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65]刘祚昌教授在1978年讨论美国内战的著作中，反复使用了“革命战争”“革命成果”“革命传统”“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动”“伟大真理”这样的词汇，写作带有当时常见的政论风格。[66]在12年后，他的《杰斐逊传》问世，从中看到的不再是意识形态的词汇、语式和评论，而是具有人文色彩和道德情感的评价方式。[67]张友伦教授分别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中期的两篇关于美国农业发展史的论文，其内容和行文都判然有别：前者基本上依据列宁关于“美国式道路”的论述，后者则未引用一条经典著作语录。[68]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里，这几位学者对类似问题的处理方式和表述话语有如此显著的不同，说明这期间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思想风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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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去意识形态化”并不是一个凯歌行进的过程，而是充满了艰难和曲折。有些研究人员早已养成某种难以摆脱的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并且怀有某种寻求政治保险的本能。一旦政治气候出现变化，或是中美关系发生波动，他们就会表现得过于敏感，立即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迎合他们所理解的政治和外交需要。直到21世纪初年，在有些美国史论著中，“文革”式意识形态话语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辨；直接写“学术论文”来呼应某种政策主张的做法，也不时见于美国史研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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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意识形态化”缓缓推进的过程中，理论多样化的大门也逐渐打开。1978年以后，国内的社会科学逐渐兴起，译介国外社会科学著作的热情高涨，美国史研究也由此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资源；吸收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并运用于具体课题的研究当中，也就慢慢变成了学者们的自觉意识。王旭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他在采用“传统治史方法”的同时，借鉴了“经济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有关理论与方法”。[69]戴超武教授力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和人口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多学科的全面研究”。[70]王立新教授借助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中的“想象”“他者”“国家构建”“国家身份”等理论和概念，解析了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各界精英对中国的认识，阐释了这些关于中国的想象在美国国家身份构建中的意义和作用。[71]不过，由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缺乏成熟的本土理论和研究范例，中国学者就只能取法于欧美学术界。例如，王立新教授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从文化的视角考察美国外交史，把国家作为一种文化体，探讨一个国家的“记忆、梦想、态度和价值观”如何反映在政府的对外政策中，他承认这种研究取向受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的启发。[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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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论的角度说，美国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历史主义意识。所谓“历史主义意识”，就是要把过去的人和事放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看待，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理解史实的意义。这本来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守则，但在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强势支配下，“历史主义意识”居然成了历史研究中的稀缺之物。在1978年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许多研究人员对于史学著述与政论时评的界线仍然没有清醒的认识，在讨论具体问题时根本不考虑特定的历史时空条件，把“借史议论”当成了治史的正途。例如，在美国革命史研究中，论者预先设定“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再用它来“套”美国革命，结果发现美国革命时期没有废除奴隶制，没有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没有赋予妇女选举权，没有承认印第安人的公民权，也没有实行无偿分配公地的政策，于是就把它定性为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再如，20世纪80年代那场关于林肯与废奴主义的热烈讨论，在今天看来，其起因就是某些论者不顾历史语境，用特定的历史名词“废奴主义者”来泛指所有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人，并且把“进步”和“积极”的政治价值附着其上，从而提出了“林肯是不是废奴主义者”这样一个“非历史”的问题。[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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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余年来，美国史研究和其他史学领域一样，出现了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回归。这就是强调历史学的学科自主性，重申历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坚持用第一手材料进行实证研究，遵循“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基本守则，分析问题时考虑具体的历史时空条件，不再沉溺于过度政治化和道德化的浮泛议论。在以往的美国史写作中，长期流行以“积极”和“消极”，“进步”和“反动”这种抽象的政治标准来为历史人物分类，对于“反面人物”往往痛加指责和抨击。现在，这种情况愈益少见。以美国内战史研究为例，在以往的论著中，南部奴隶主只是一个配角，他们不仅是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是道德上的罪人，他们发动内战乃是“螳臂当车”的狂妄之举，他们的失败则是其应得的历史惩罚。[74]王金虎副教授的新著打破了这一范式。他在书中不仅以南部奴隶主为主角，对他们何以走上战争之路，以及战争的手段一步一步损害战争的目的给他们造成了何种痛苦，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而且把他们视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75]这种对历史上的“道德罪人”和“失败者”的“了解之同情”，可以说是历史主义意识趋于成熟的反映。较之简单的政治或道德的是非评判，设身处地地理解历史人物的难度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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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学者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做了有益的尝试。王立新教授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他采用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并吸收了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论，借助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工具，“把国家看作文化体，把国家间关系视为文化体之间的关系，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对外关系视为传播情感、价值观和实现民族理想、追求的过程”，“把意识形态纳入政治过程，通过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认知理论以及决策过程的分析更精确地描述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并采用社会科学中常用的个案研究方法和模式分析方法，通过“意识形态透镜模式”“路线图模式”和“跷跷板模式”，讨论了意识形态对美国核心外交理念的塑造以及对具体外交举措的影响。这本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预设也有别于传统方式，它不是把意识形态仅仅作为现实世界的反映或投影，而把它视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认为它对现实世界的行动者及其具体行动有着直接的甚至是支配性的作用。这种理论预设来自于现代文化人类学理论，特别是格尔兹的文化理论。书后的参考书目中，列入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克利福德·格尔兹的《文化的解释》、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20世纪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重。[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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