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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检最近几年出版的美国史论著，的确可以看到第一手文献的分量大有提高。以美国西部土地问题的研究为例，20世纪80、90年代的论著，一般都引用本杰明·希巴德的《公共土地政策史》（1924年出版）以及几种西部史著作，有的甚至依靠一般美国史教科书和美国经济史中的相关材料，很少有人研读过西部土地法令的原文和国会的相关辩论材料。2003年出版的《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一书，则利用了大量美国早期的政府文献和私人通信，特别是所有相关法令的文本以及国会相关的辩论记录，梳理了相关法律条文的内涵和意义，校正了许多理解上的偏差。作者从中体会到，“直接以原文为基础进行研究，同从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资料进行研究有很大的区别。从别人的著作中间接得来的材料，容易受别人的影响，而且可能被误导”。[89]在其他课题上，使用原始材料的状况也有很大的变化。例如，梁茂信教授的《都市化时代》（东北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所列原始资料有72种，他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书后所列政府文献更多达100种。又如，陈奕平教授的《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主要依据从网络获取的人口统计数据和分析报告写成。更值得一提是韩铁教授的《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部著作完全依据原始材料写成，其中包括福特基金会档案、口述史材料、政府公文以及多种手稿。作者在美国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这本书就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翻译整理而成的。这表明，只要条件具备，而且肯于钻研，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利用具体而翔实的原始材料，写出具有新意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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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面列举的著作，在近年的美国史研究中仍属凤毛麟角。就原始材料在研究中的意义和作用而言，可以分为点缀性利用和实质性利用两种情况。所谓“点缀性”使用原始资料，是指原始资料仅仅作为二手材料的补充，或仅用于讨论枝节问题，对于主旨的阐述并不起关键的作用。另外，引用原始材料来复述已经清楚的史实，或者论证前人提出的结论，也属于这一范畴。所谓“实质性”使用原始资料，是指研究的问题来自于原始材料，并通过深入钻研原始材料而提出新的结论。迄今为止，国内的美国史论著大多属于第一种情况。在美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点缀性地使用原始材料已属不易；但若长期停留于此，就难以取得原创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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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美国史写作中还长期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在专著和论文中引用美国史教科书，甚至国内出版的世界通史教科书中的材料。教科书反映的是一般性知识和观点，主要依据史学界的各种专门研究成果编纂而成；如果专著和论文反过来引用教科书，显然是一种违背史学写作常规的做法。在资料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不得不引用教科书乃是可以理解的；而近年来资料条件大为改观，如果依然轻率地引用教科书，就是一种对自己的研究不负责任的行为，无异于“自贬身价”。不仅教科书中的材料不能引用，而且其中的观点也不能作为商榷和讨论的对象（指出教科书中明显的错误和疏漏不在此列），因为这种层次的讨论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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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材料的利用方面，还存在语言和文化上的难题。研究美国史的人能熟练运用英语已属不易，但仅有英语还不足以满足研究的需要，因为有些课题需要利用多种文字的史料。即便是使用英文文献，在遇到文化含量大而语境复杂的材料时，也容易发生误读、曲解和误译。[90]有些论著使用原始材料较多，但难以避免曲解和误用史料的情况。这表明，在材料趋于丰富以后，如何准确地解读材料和恰当地运用材料，就成了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这需要加强史料学、语言学和历史语义学的训练，增强语言能力，提高语境意识，丰富相关知识。另外，翻译的能力和质量也直接关系到研究的水平。研究外国史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应当是一个好的翻译家，因为任何材料都不能原文照录，而必须译成中文方能引用。除了翻译的畅达之外，还需要考虑引文与作者整体文风的协调问题。就目前美国史研究的状况而言，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局限，对研究水平的提高是一种更深层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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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学者越来越重视美国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在二手文献的利用方式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多数研究者利用二手文献的方式是转引其中的材料，而对其主旨、论点和方法则不够重视。有些与美国学者进行商榷的文章，实际上是任意选取某些论点加以反驳，而没有考虑这些论点所产生的学术语境，也不关心美国史学界是否就此展开过讨论。近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自己课题的学术史，在前言或注释中评介以往的研究，借以明确自己探讨的方向和重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时殷弘教授就在《尼克松主义》一书中，用注释的形式就“美国著作界对尼克松主义的研究”进行评述。[91]刘祚昌教授在《杰斐逊传》的“自序”中，对于美国学者整理杰斐逊文献以及撰写杰斐逊传的情况，做了细致的介绍和评论，指出了其中的局限和缺点，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和写作构想。[92]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变化更加显著。石庆环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官制度与官僚政治》在序言中详细列举相关书目，并对重要的论著进行评介。[93]王岽兴的《制度变迁与美国南部的崛起》对美国南部史的大致脉络进行了梳理。[94]梁茂信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在前言中对相关重点著作进行评述，指出其长短利钝，并说明了自己的研究思路。[95]韩铁教授在一篇关于美国早期法律变迁的论文中，对美国史学界关于殖民地时期社会经济性质的论述，以及与法律演变相关的研究，做了清晰的梳理和评论，再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自己的论述。[96]一些以博士论文为基础而成书的论著，大多有相当的篇幅评述相关的研究状况。[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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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经过最近几十年的积累，美国史研究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基础。由于材料、方法、理论和视角等方面的限制，我们的多数论著同美国的同类成果相比并没有多少新意，但它们作为国内美国史研究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见证和记录，已经成为我们的学术积累的一部分。即便是那些基于二手文献写成的论著，也是国内美国史研究发展的必要铺垫。随着积累的不断增厚，我们的美国史研究也可能产生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困难无疑还很大，因为本土的学术和思想的资源还相当薄弱。但大家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努力，研究水平也在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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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五、最新动向与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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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以往30年的美国史研究，其最大的缺陷在于，选题过于宏阔，材料过于浮泛，研究不够专深，热衷于讨论长时段、大范围的问题。对这种欠缺，一位曾在中国任教的美国学者也有所观察，并提出了善意的批评。[98]中美两国史学的发展经验都表明，一个领域要进步，就必须从一个一个具体的课题着手，进行深入而彻底的研究。美国史学在19世纪末进入专业化的阶段，那时正是专题研究兴起的时期。在中国史学开始向现代转型之际，也有学者倡导开展“窄而深的研究”。当然，选题的规模要适度，要切合中国美国史学的实际。题目过大，论述难免浮泛，不能保证学术质量；题目太小，又无法找到足够的资料，同样不易操作。比较可取的策略是，长期致力于一个具体的领域，从中选择条件成熟的问题做深入而精微的研究。做好小题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大的视野，要做到“小题大做”“因小见大”，这样才能取得专精的成果。许多专精的成果汇聚起来，就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史研究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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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较小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便于把研究真正建立在原始材料而不是二手材料的基础上。不能详赡地占有资料，不从原始材料出发进行研究，就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专题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的美国史资料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史学电子资源日趋丰富，使用也愈益便捷。我们现在不仅要重视传统的纸质文献，而且要大力利用网上史学资源。就史料的占有而言，有必要强调“基本史料”的概念。也就是说，基于目前的研究条件，在具体课题上即便不能网罗到全部的史料，也必须掌握关系到核心论点的史料，否则就不可动笔写作。在原始材料的使用方面，我们目前还无法达到美国学者的程度，但可以向国内的冷战史学者看齐。目前中国冷战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主要得益于使用较多的苏联、美国和中国的档案资料。我们确实需要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如果不能直接占有和研究原始材料，就永远不会有突破和创新。借用顾炎武的比喻，原创性的研究必须要“采铜于山”，而不能一味地“买旧钱充铸”。[99]在材料比较丰富的情况下，还要注意甄选和鉴别，力求史料的多样性，用多种材料来相互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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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专题研究，还需要具备敏锐而独到的问题意识，要以问题来引导论述。一篇论文如果缺乏问题意识的支持，或没有理论的观照，提不出有思想冲击力的新见解，就难免沦为“始末记”。在中国研究美国史，如果要求单纯地就新课题进行“史实重建”的工作，的确是强人所难；就目前的研究条件而言，比较成功的例证是借助新的问题意识，从新的视角来探讨老课题，从而取得富有新意的成果。王立新教授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美关系史专家陶文钊研究员称之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解释说：“说它新，不是说这一段中美关系先前没有多少成果。实际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的很多重要事件都有人研究过，可以说成果是相当之多的。但本书作者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这些事件进行重新研究。……确实深化了我们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认识，也使我们对本来已经熟识的事情产生了一种新的感受。”[100]从新的理论视角来审视已有的研究，用新的解释框架来处理老的问题，这可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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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研究要不断进步，还需要补充新的研究人员，而他们必须通过完善的研究生训练体制来培养。因此，进一步改进研究生培养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是当务之急。有的学者提出，“未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目前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学和培养方式”，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生的培养仍然缺少一套按照严格的学术标准和史学原则制定的方案。学生知识结构的偏差和学术视野的狭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他建议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多读专著和史料，培养学生查找、解读史料的能力，以及运用史料从事独立研究的能力。[101]一位了解中国研究生教学欠缺的美国学者也认为，采用经欧美经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研讨班”教学方式，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由之路。[102]这些意见都深中肯綮，富于建设性。除了教学形式和方法的改革外，还应当强化相关学科的训练，使研究生具备较为宽阔的理论视野，形成具有洞察力和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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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强调加强相关学科的训练，主要是因为理论薄弱一直是一个掣肘的因素。虽然在美国史研究中初步形成了理论多样化的局面，但整体说来，理论在具体的研究中还不具备真正的方法论意义。也就是说，理论还没有成为思考和提问的发动机，没有成为培育新见解的温床。研究人员普遍过于关注理论的实用性，急切地借用一些有助于解决当前问题的概念和术语，注重能在具体研究中发挥引导或启发作用的理论观点，而忽略理论素养的培养。诚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学术和理论的民族性趋于淡化，更加具备“天下公器”的特性，中国学者可以借用各种来自域外的理论资源，滋养和支撑自己的学术思维。但是，如果完全依靠外来理论，中国学术如何能够在视角、方法和解释框架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呢？说到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进步，有赖于中国学术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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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前学术共同体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质，中国学者不能闭门造车，而必须关注国际史学的新趋向，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最近20年来，欧美史学中最为突出的新趋向，乃是“新文化史”的兴起。传统史学偏好宏大的题材，擅长讲述以精英人物为主角的故事；“新史学”侧重研究群体、制度、结构和趋势，强调社会、习惯和制度对人的塑造和制约，带有技术性写作的倾向；而“新文化史”对这两种取向都有所纠正。它比较重视普通人的生活体验，注重人的思想和感知在历史中的意义。这种从“人”出发的研究路径，提升了史学的人文性。我们以往的美国史研究，也带有明显的“非人化”取向，过于强调制度、技术、阶级、时势的作用，而忽略具体历史角色的经历和思想。我们可以从“新文化史”这种人文性的复归中获得启示，校正我们看待历史的眼光。同时，“新文化史”还开辟了新的史料来源，在以往重视的政府公文、国会辩论、书信、日记、报刊文章、地方史料、公私账簿、财产清单和选举记录等材料之外，又把电影、绘画、雕塑、照片、日常用具、日历、课本、家具、歌谣、故事、儿童读物、小说、广告和演讲等资料，统统变成了“身价倍增”的史料。我们在研究中固然不能忽视传统史料，但也要留意新材料的价值，不必等到几十年以后再回头来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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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史学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是理论取向和研究视野的变化。“新文化史”在理论和方法上带有某种后现代主义的倾向，从“后结构主义”文学研究和人类学理论中吸取养分，而不再像“新社会史”那样借重社会科学的理论。如何对待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如何从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理论中吸收有用的理论资源，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不仅要留意欧美的新理论和新概念，也要关注国内理论界提供了什么可以利用的资源。我们既不必盲目地追赶理论时髦，也不能对新理论的价值视而不见。另外，随着“全球史”兴起而出现的“全球视野”，拓展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增加了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维度。视野开阔，考虑的因素较多，肯定有助于深化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如何在研究中实现“以大观小”和“因小见大”，我们可以从“全球视野”中得到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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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注意到，近期的欧美史学并不是“新文化史”的一统天下。实际上，最近几年“新文化史”著作在史学新著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而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以及其他“传统的”课题，仍然有大量论著问世。以美国政治史研究为例，近来有美国学者呼吁“回到某些基础性的政治史”[103]，政治史的影响正处于上升之中。当前处在“复兴”中的政治史，受到了“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影响，侧重探讨美国的“民主历程”，精英和大众并重，制度和文化互补，并在政治叙事中增添新的分析范畴，视野更加开阔，解释也富于活力和多样性，在美国史学中的声望开始回升。[104]对于多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来说，政治史和社会史是值得研究、而且是有条件研究的领域，相关的资料比较容易获得，可供选择的课题较多。另外，我们还可以用社会史、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来处理外交史、城市史、环境史、妇女史和史学史等领域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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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文化氛围、思想倾向和社会状况各个方面，中国和欧美国家都大不一样，史学的趋向和研究的旨趣也有差别，因此，我们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追随欧美学者的研究路径。在我们当前的美国史研究中，模仿“新文化史”或“后现代取向”，既脱离实际，也没有必要。再者，欧美史学的种种新变化，只有置于欧美理论思潮和史学的整体格局中，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例如，后现代主义是对启蒙运动以来流行的现代主义知识论和认识论的反拨；对多元文化互动的重视，意在扭转美国史学长期突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偏颇；对底层阶级历史的关注，是对以往精英史学取向的弥补；强调“全球视野”，也只有在国别史研究高度成熟的条件下才有意义。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对欧美史学动向漠不关心。相反，美国史研究要提高水平，必须积极参与国际史学对话。在这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自说自话”的学术是肯定没有前途的。对话首先需要有相对接近的研究水平，需要了解通行的话语和言说方式，娴熟地掌握对话的工具，还要有对话的渠道。我们在选题、材料和立论上，都要充分考虑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进展，参照本课题的前沿动向来确定探讨的方向。只有这样，中国学者在国际史学论坛上才能有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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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争取成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是否与我们一直以来关注的“本土化”背道而驰呢？从表面看，“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的确存在张力，但两者是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国际化”更多地涉及学术的操作，而“本土化”则主要关乎学术的品质。中国人研究外国史，“本土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的外国史研究，必须是中国史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研究对象国史学的补充。就美国史研究而言，我们的材料来自于美国，在问题的提出、解释的构建、论点的形成各个环节上，都难免受到美国史学的影响，很容易步人后尘，人云亦云，如果没有“本土化”的意识，我们可能会完全失去学术身份。“本土化”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深入探讨美国历史，另一方面则要依托中国史学的整体积累。我们要关注中国社会和思想学术的状况，留意中国史研究的动向，勤于向中国史同行请益和取法。当前，中国社会史、地方史和环境史的研究颇有进展，民间史料受到重视，内外因素的互动、基层社会、制度变迁成为重要的研究视角。这些变化对于我们研究美国史都是具有启发的。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既要深入美国历史语境，又要体现本位文化意识。在写作的逻辑、表述和文辞各方面，都要符合中文的要求，切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和思维习惯。从根本上说，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取决于中国史学的整体进步。如果中国史学不能在研究范式、理论取向、研究方法和问题指向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不能在国际学术界取得一席之地，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包括美国史研究，也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学术品格，无法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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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本土化”，自然会牵涉到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问题。长期以来，不少学者都很关注这个问题。刘祚昌教授在谈到自己的研究设想时说，要“写出有自己独到之处的、有中国特色的著作”。[105]黄安年教授认为，“中国学者撰写美国史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国读者，它的世界影响则要求充分体现中国特色”。[106]杨玉圣教授也谈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特色”可以从两方面来体现，一是“必须在论著中体现出中国人对美国历史的独到见解”，二是“应特别加强中美两国关系史（包括人民之间的往来史）的考察和论证”。[107]在美国工作的韩启明先生在谈到自己著作的意图时说，要提供一种“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美国”的美国经济史读物[108]；王希教授也表示，在美国宪法史领域，还期待着“一部由中国人写的、结构完整、史料翔实、分析深入、结论中肯的美国宪法史”。[109]但是，如何才能取得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呢？王立新教授提出了两条途径：“一是利用中国本土的理论资源提出不同于美国学者的理论框架和解释；二是用中国学者独特的眼光和视角来切入美国历史问题，从而发现美国学者无法看到的历史面相和历史意义”。但他同时又感到，中国可利用的“本土的理论资源”“少之又少”；因而只有借重中国学者的“独特的眼光和视角”。但是，这种“独特的眼光和视野”，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来自中国人这一身份，而需要深谙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有“对中国现实的关切”。[110]可见，如果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是一个有效的命题，而要形成“中国特色”，肯定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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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快速成长、不断进步30年。它已成为一个富有生气、蓬勃向上的领域，尤其是最近几年的进展，格外令人欣喜和振奋。一代学术新人正在成长。他们大多是最近几年毕业的研究生，在学期间获得了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尤其在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中，他们在导师的指导下，从选题、文献阅读、史料收集和解读，到论文的写作和修改，在研究流程的各个环节都接受了系统的训练，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较之二三十年前的一代人，他们的学术起点无疑要高得多，而且他们还赶上了一个政治环境愈益宽松、经济持续增长、研究条件不断改善的时代，待到他们在学术上成熟的时候，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应当呈现真正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再过30年，他们中或许有人会写一篇令人欣慰的回顾文章，来总结美国史研究的巨大变化和出色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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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写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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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绪贻：《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概况》，《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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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社会通常存在多种样的意识形态，如政治性的、文化性的、社会性的、官方的、民间的，等等。此处所说的“意识形态”，系指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即由政治权力所塑造以有利于自身运作的一整套观念、信仰和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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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原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收入杨生茂：《探径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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