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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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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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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盛嘉：《走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困境》，《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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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库利科夫：《中国学者在美国早期史研究中即将做出的贡献》，《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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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意见交流：历史学的实践》（“Interchange: The Practice of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第90卷第2期（2003年9月），第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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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参见梅格·雅各布等编：《民主的实验：美国政治史的新方向》（Meg Jacob，et al.，eds.，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 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普林斯顿2003年版，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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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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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黄安年：《读黄绍湘新著〈美国史纲（1492—1823）〉——兼谈美国早期发展历史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88年第2期，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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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杨玉圣：《如何改革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从〈美国史纲〉谈起》，《九江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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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韩启明：《建设美国》，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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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王希：《原则与妥协》，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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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王立新：《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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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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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士人在接触美国历史之初，就曾言及早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到了美国立国的历史；徐继畬在所著《瀛环志略》中，则对乔治·华盛顿和美国建国史做了一些介绍。到20世纪初年，美国革命、华盛顿和《美国宪法》的名称以及相关史事，不时出现在中国改革派和革命家的政论时评当中。[1]不过，关于美国早期史的学术性探讨，却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从20世纪初到1978年的3/4世纪里，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处在草创时期，美国史也不例外。除了一般通史性著作中涉及美国早期的史事以外，专门的早期史著述可谓凤毛麟角。[2]1978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早期史领域的专著寥寥可数，但论文的数量已然相当可观，涉及的课题逐渐增多，研究的条件大为改善。与此同时，未来早期史研究的重点和走向，也逐渐变得清晰明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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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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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美国早期史，是指1815年以前的美国史。[3]在中国大学历史专业本科的世界史教学中，美国早期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般的世界史教科书，通常用一章的篇幅讲述北美殖民地和美国革命的历史。[4]但在我们的美国史研究界，早期史却并不受重视。在研究者中间似乎存在一种未曾明言的看法，觉得北美殖民地的历史只是美国建国的背景，而建国初期的美国也不过是一个无足重轻的“蕞尔小国”；研究美国史，应当以内战后、特别是20世纪已然强大的美国为重点。更令人惊异的是，在内战以来的美国史中，外交史又格外受青睐，研究人员和研究论著的数目，几乎相当于美国史其他所有领域的总和。[5]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专门研究美国早期史的人，包括研究生在内，可能不到20人。直到目前，这种局面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比较不同时期性质相近的专题的文献数量，同样可以说明早期史相对不受重视的状况。在1979—2007年的中文期刊文章中，标题中含有华盛顿之名的文章有77篇，含有杰斐逊之名的文章有71篇；而含有林肯之名的文章有186篇，含有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名的文章更多达366篇。在同期的期刊文章中，标题中含有“独立战争”（或“美国革命”）字样的文章，只有108篇，而含有“内战”（或“南北战争”）字样的文章，则达到170篇。[6]可见，从一定意义上说，早期史成了某种“思想偏见”和“学术势利眼”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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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的起步，并不晚于美国史的其他领域。老一代学者对此无疑有开拓之功。黄绍湘教授、丁则民教授、张友伦教授等前辈学者，都曾发表过美国早期史方面的论著。特别是黄绍湘教授在1957年推出的《美国早期发展史》，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一部奠基性著作。[7]全书叙述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直至门罗宣言发表约300余年的美国历史，内容涉及“北美殖民地的历史背景”，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独立战争，制宪会议，以及早期共和国时期。作者以“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线索”来构筑美国早期史的框架，对1823年以前美国历史中的各种重要事件和趋势作了叙述和评论；重视“人民群众”在早期历史中的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独立和革命、争取民主的最坚定力量，同时对建国一代领导人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作者参考了早期史各个领域的多种代表性著作，并利用了若干种基本史料集和历史人物文集；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这可算是一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著作。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书中附有历史图片、地图、大事年表、参考书目、译名对照表和索引，便于读者阅读，而这一点正是后来许多学术书籍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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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一代学者中，专门研究早期史的有刘祚昌教授和齐文颖教授。刘祚昌教授是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一部160页的美国独立战争史[8]；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更是集中研究美国早期史，在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制度、奴隶制的起源、美国革命和杰斐逊的研究方面，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论著。[9]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美国革命的成就和影响的论述，挑战了美国学者50、60年代的观点，弥补了国内研究的不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关于托马斯·杰斐逊民主思想的论述，引起了美国学者的关注，被译为英文发表。他于1990年出版《杰斐逊传》[10]，2005年又推出了长达百万余字的《杰斐逊全传》。[11]后者是目前国内最有分量的美国早期史著作。这部巨著不仅体现了深厚的文史功力，而且反映了一个中国学者对美国早期史的独到认识。他在研究和写作中着力追求外国史研究的“本土化”：一方面比照中国历史人物和传统价值观念来诠释杰斐逊的思想和人格，同时在表述中采用古雅流畅的文字，体现了一种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对于这种尝试，美国史同人可能会见仁见智，但他探索外国史研究“本土化”的良苦用心，无疑是令人感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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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文颖教授不仅在殖民地时期教育史和美国革命史方面有独到的建树，而且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一个美国早期史硕士点，为国内早期史研究人员的培养开启了先河。她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先后指导了10余名早期史研究生，其中一些人后来到美国深造，在学术上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些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涉及的问题包括：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切萨皮克地区的烟草种植业、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清教、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北美的“光荣革命”、殖民地的“代役租”、殖民地时期的妇女、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英国“文艺复兴”与北美殖民地移民等。[12]这些问题都属于美国建国以前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在中国以往的美国史教学和研究中，并没有独立的意义，仅仅被视为美国革命的背景。她倡导研究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就是要突破这种“旧框架”。[13]同时，她在北大进行了以早期史为重点的美国史学科建设，与外国学者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先后邀请美国和英国的早期史名家奥斯卡·汉德林、斯坦利·卡茨、迈克尔·坎曼、玛丽·诺顿、J.R.波尔到北大讲学；她主持收集了大量图书资料，至今仍然在研究和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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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可视为一个真正起步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涉猎早期史的作者增多，发表的论文约有150篇。[14]多数论文属于政治史领域，涉及美国早期的主要制度、重大政治事件和建国先辈等，具体包括早期奴隶制、“契约奴”、清教、议会制度、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亚当斯、托马斯·潘恩、汉密尔顿、麦迪逊等。1990年以来，早期史研究的题材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仍然集中于前述重要的事件、制度和人物，特别是殖民地政治、美国革命、联邦宪法、1812年战争和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汉密尔顿和潘恩等人物。突出的变化表现在三方面：第一，论文数量显著增加，17年间的论文总数达到310篇左右[15]，以10年平均计算，大大超过此前的任何一个10年；第二，研究水平有所提高，探讨的问题相对比较具体，使用的原始文献有所增加；第三，观点和解释越来越具有开放性，教条化的独断论语式开始淡出早期史的写作。这表明，虽然专门的研究人员并没有明显的增加，但论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一些可喜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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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美国早期史上的各种问题时，中国学者表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理论取向。他们所运用的概念和分析工具，基本上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但其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的词句，往往作为直接引语出现在许多文章中，甚至是作为论据使用；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多转化为一种方法和分析工具，或者内化为建构解释框架的一种要素。黄绍湘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美国早期发展史》，运用当时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梳理了美国早期历史的脉络，并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理，来解释早期史上各种事件和制度的性质与意义。例如，独立战争被视为“北美殖民地资产阶级”“要求建立适合当时蓬勃发展着的生产力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16]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早期史中也经常得到运用。例如，美国北部的工商业者被称作“资产阶级”；美国革命被定性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美国革命所建立的政体，被称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下层民众与社会精英的冲突，被视为“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有学者试图用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来解释美国独立战争的进程，认为战争必然经历“武装起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四个阶段；美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所致。[17]由于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动力”的理论，中国学者比较注重普通民众、黑人和妇女在独立战争中的作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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