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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同时代的其他航海家，哥伦布显然低估了环球航程的距离，因此，当他很快抵达巴哈马群岛时，就相信自己已经到了东印度群岛。出于这种误信，他将当地居民误称为“印度人”（Indians）。这些“印度人”如何看待哥伦布已经无从得知，可以确定的是，哥伦布的抵达为欧洲拉开了一道序幕：欧洲强国对美洲的探索、占有和征服将在此一一上演。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相遇——也就是所谓的“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几乎完全只为前者带来了好处。从他们第一次接触开始，一切就显而易见：欧洲强国认为美洲是供他们掠取的。事实上，西班牙与葡萄牙为哥伦布的这一发现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教皇不得不出面干涉。在1494年西、葡两国签订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中，教皇作保规定了一条分界线，用于划分两国的势力范围。葡萄牙将视线移向巴西，而西班牙则着眼于南美其他地区及加勒比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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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殖民似乎不大可能成功。哥伦布最初试图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今海地及多米尼加共和国地区）建立殖民地，就以失败告终。1502年，哥伦布最后一次远航美洲。同年，西班牙探险家尼古拉斯·德·奥万多（Nicolás de Ovando）设法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建立了一个西班牙贸易基地。同一时期，意大利探险家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在多次沿海航行之后，意识到哥伦布偶然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大陆，其面积之大、人口之多，远远超出欧洲人的想象。然而，直到1519—1520年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率领船队环航地球之后，欧洲才对世界的范围有了完整了解，对世界人口的多样性也有了一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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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反应大部分是基于想象的，这种想象甚至在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之前就开始了。然而，他们几乎无法理性地理解其他民族的生活，更不用说与这些民族达成妥协——这又刚好是想象的反面。但要注意的是，哥伦布大交换造成的后果并不应该过分夸大，也不能将美洲土著部落的不幸遭遇完全归结于欧洲出于贪婪而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动。贪婪固然是一方面，但在欧洲与美洲第一次接触时，并不全然是这种贪婪造成了美洲土著灾难性的人口剧减。疾病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天花、麻疹、黄热病都曾肆虐美洲。1492年，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泰诺人的总人口估计尚有30万—100万，却在之后的短短50年间几乎完全消失；16世纪，墨西哥人口也锐减了90%。几乎没有医学证据表明美洲土著部落特别容易感染欧洲菌株。事实上，即使在对这种疾病免疫的群体中，天花也可以带来毁灭性的后果：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期间，有38%的白人联邦士兵因感染天花致死，与1520年阿兹特克人（Aztec）的天花致死率几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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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美洲土著部落面临的危险并不仅仅是从旧世界带到“新世界”的这些疾病，更主要的问题还是带来这些疾病的人。从欧洲与美洲的第一次接触之后，来自欧洲的暴力与病毒就相继给美洲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而这种破坏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期。欧洲虽没有一直遭受暴力冲突或传染病的困扰，但对这两者也不陌生。16世纪的欧洲本就充满了暴力，当时欧洲的宗教改革更是让暴力升级：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德国发起宗教改革；1534年，亨利八世（Henry VIII）挑战罗马教皇的权威，颁布《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自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欧洲的暴力伴随着对黄金和权势的贪婪跨过大西洋，给美洲带来了毁灭性灾难。竞争与冲突对于美洲土著部落而言本不陌生，但欧洲几大强国在所谓“第一次地理大发现”时期爆发的竞争力还是击垮了他们。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让英国和法国为之鼓舞，但两国也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威胁，进而开始试图在欧洲和美洲挑战西班牙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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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尤其热衷于削弱西班牙的霸权，为此，于1497年派遣威尼斯探险家乔瓦尼·卡博托（Giovanni Caboto）去了纽芬兰。这次航行推动了欧洲渔业的发展，但英国却缺少必要的资源继续推进卡博托的探险。再往南，西班牙则是在垂涎于想象中美洲所能创造的更大财富。他们发现了一个便捷有效的方法：在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下，以宗教的名义来掩饰自己赤裸裸的贪婪。于是，西班牙征服者们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出发，效仿11、12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向新世界进发。他们带着传教士，打着传教的旗号一路突进，对遇到的美洲土著部落进行传教，或者不如说是镇压。这一时期最出名的西班牙探险家是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 n Cortés）。他于1519年在墨西哥中部发现阿兹特克部落，在随后爆发的天花疫情的帮助下，他带领军队战胜阿兹特克人，并摧毁其主要城市特诺奇谛特兰（Tenochtitlán）。短短几年后，居住在今秘鲁地区的印加部落（Incas）也没能躲过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zaro）带来的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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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特克部落里有些野蛮传统让西班牙人大为震惊，但西班牙对美洲土著城市的摧毁，以及对当地部落实行劫掠屠杀的凶残程度甚至超过了阿兹特克人。尽管如此，“后哥伦布时期”的本质特点却不是残杀，而是欧洲对新世界在文化上缓慢但强势的侵蚀，这种文化侵蚀也一直贯穿于欧洲人在美洲的探索，以及后来进一步开拓美洲的全过程中。从最早的欧洲探险时期开始，欧洲人对于殖民者与当地土著之间的关系就有一种近乎矛盾的看法。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当地土著似乎是理想的剥削对象。从宗教的角度讲，他们又适合作为传教对象。欧洲人对于适应新世界的文化毫无兴趣，也从未认真考虑过以欧洲规范去同化原住民将有何影响。在他们眼中，这些非欧洲人既是潜在的宗教皈依者，又是陌生的“他者”，这种不确定的矛盾视角不仅存在于西班牙殖民过程中，也是16—18世纪整个美洲殖民进程的一个整体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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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究欧洲对后哥伦布时期美洲的影响，还必须考虑到当时欧洲自身的一些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印刷业的崛起。印刷业被很多学者视为建立现代国家的基石之一，15世纪开始兴起的印刷术不仅带来了书籍和木版画的兴盛，也让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拥有了地图。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早期印刷业的发展主要推动了不同理念的宗教教义的广泛传播，但当欧洲的视线投向大西洋对岸之时，图像传播便与文字传播具有了同等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些印刷品里的图像帮助他们先期适应了彼岸的环境。在人类的一般活动中，当然也包括在欧洲的探险时期，一份地图往往更能反映出编绘团体的目的，而非编绘对象的实情。人类社会早期绘制的地图多服务于军事，当时欧洲编绘的美洲地图几乎就是一张藏宝图。例如，巴蒂斯塔·阿格内塞（Battista Agnese）于1544年编绘的世界地图中，就清晰地标注了去往新世界中西班牙银矿的航海路线以及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路线，但对于北部地区的绘制却相当模糊——而正是在这片北方土地上，日后建立起了美利坚合众国（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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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的美洲地图可以直观地看到欧洲当时地理知识的范围与局限，也能看出欧洲对于美洲的想象。阿格内塞1544年绘制的地图显示，16世纪的北美洲仍是一片“未知之地”，南美洲则被描述为一片财富与危险并存的土地。早期地图里的这些附加信息都倾向于制造轰动效应。哥伦布航海之后发行的出版物中也有关于新世界的插图，其中对于西班牙殖民者和美洲土著的描绘都不讨人喜欢，给欧洲对于美洲的想象蒙上噩梦般的阴影。这一时期的很多插图都出自荷兰裔雕刻师特奥尔多·德·布里（Theodor de Bry）父子之手，他们在1590—1618年绘制了多卷版画图集，为关于欧洲美洲接触主题的各类出版物创作了许多版画，其中就包括让·德·莱里（J. de Léry）的《让·德·莱里巴西大陆之旅（1556—1558）》（Le Voyage au Brézil de Jean de Léry 1556—1558，1578年）。德·莱里是一位法国新教牧师，同时也是一名作家，他跟随一支探险队去了巴西，而后在图皮南巴人的部落附近定居下来。德·莱里亲眼目睹了那里的部落生活，尤其是看到图皮南巴人如何“将一些敌人杀死、分解、烤熟并吃掉”，感到万分震惊。这些描述配上布里的版画，可能也让当时的读者震惊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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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新世界里的土著部落时，德·莱里的文字和德·布里的图像并不都是令人不安的，也会经常侧重呈现一些和平的生活景象。但涉及欧洲美洲接触的内容时，德·布里呈现的往往都是些残忍的场景，尤其是那些反映西班牙人残暴行径的版画。在他的版画中，西班牙殖民者和他后来描绘的图皮南巴人形象极为相像。他曾为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的《西印度毁灭述略》（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1542年）创作版画（见图2），从书名就已经可以想见书中描述的内容。德·布里为这本书绘制的插图并非凭空想象，而是至少部分忠实地反映了书中关于欧洲如何探索新世界的文字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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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斯·卡萨斯是西班牙的一位多明我会（Dominican）牧师，他目睹了西班牙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以及古巴的暴行，从个人经历出发，发自内心地控诉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土著部落施以的骇人听闻的残忍行径。德拉斯·卡萨斯极为反对这些暴行，指出美洲的土著部落应当得到认可与平等对待，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无疑超越了同时代的人。然而，他主张的解决方案却仅仅是换一种剥削对象：用非洲黑奴来代替印第安人劳动。他自己在晚年也对此懊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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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巴蒂斯塔·阿格内塞绘制的世界地图（15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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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著述的《西印度毁灭述略》（1542年、15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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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英国内外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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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拉斯·卡萨斯在书中着重笔墨渲染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待美洲土著的残忍行径，但相比欧洲殖民美洲早期其他国家来说，西班牙的做法并不算格外残暴。那些想和西班牙争夺美洲控制权的国家，尤其是英国，也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优于西班牙：在欧洲内外，它们为了实现扩张领土的野心同样不择手段，没有任何的道德的优越感可言。对于美洲土著来说不幸的是，16世纪末期的英国对于殖民扩张的态度主要受一个新教徒团体影响。这是英格兰西部诸郡一个家族式新教徒团体，其中包括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gh）、其同父异母的哥哥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及其表亲理查德·格伦维尔（Richard Grenville）。他们主张英国应当进行侵略性扩张，不该容忍其他文化。这种主张基于他们——或者说他们自认为的——通过阅读当时的出版物形成的对于美洲的认识以及对于西班牙殖民美洲的了解，例如西班牙历史学家彼得·马特（Peter Martyr Anghiera）的《新大陆》（De Orbe Novo）。该书从1511年开始陆续出版，第一卷《八十年》（Eight Decades），1530年出版，1555年由英国人理查德·伊登选译为《近几十年来的西印度新世界》（The Decades of the Newe Worlde or West India）。然而，他们还没开始盘算在大西洋对岸开启征服之旅，就被更近的一片土地——爱尔兰，吸引了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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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英国，宗教改革后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一直存在冲突，亨利八世早逝所引发的皇室动荡更是让冲突愈演愈烈。由于爱尔兰信奉天主教，这种冲突也蔓延到了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上。英国人将爱尔兰人视为危险的陌生“他者”，效仿三千多英里之外西班牙殖民者对待美洲土著民族的残忍手段，对爱尔兰人进行了残酷迫害。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对以新教为国教的英国构成潜在威胁，也一直是西班牙和英国权力斗争中的一枚卒子。因此，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58年继承英国王位后，加大力度让爱尔兰归于英国皇室治下。这一举措本不一定会影响英国后来在美洲的殖民活动，但伊丽莎白派往大西洋对岸扩张势力的那批人马，却正是16世纪六七十年代派到爱尔兰的原班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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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尔伯特、雷利和格伦维尔这些新教徒看来，爱尔兰人这些盖尔人的后代是未开化的野蛮民族，他们对王权的忠诚度值得怀疑，他们自己的政权也非常残暴；因而，征服爱尔兰岛不仅是一个正确举措，在这个过程中使用残忍的手段也是正当的。据当时的目击者托马斯·丘奇亚德（Thomas Churchyard）描述，吉尔伯特采用将爱尔兰反叛分子斩首的手段，并且规定砍下的头颅“必须摆在通向他住所的道路两边，这样就没有人能够随便走进他的住所，如果非进不可，那就必须走过一条摆满头颅的大路”。吉尔伯特以这种方式“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惧”。[1]对爱尔兰和美洲来说，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英国将西班牙对待美洲土著部落的暴虐之举看在眼里，在镇压爱尔兰时也采取了同样残暴的手段，而镇压爱尔兰的经验又使得他们日后在美洲面对土著部落时愈发肆无忌惮。不管是在镇压爱尔兰还是在殖民美洲时，他们都认为当地居民的文化是劣等文化，为了让这些土著“开化”就得使用极端手段。这也为后来开了先例：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这些新教徒白人一再边缘化新世界里的美洲土著、非洲黑人、天主教徒和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以此来划清优劣界限，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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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王室处于动荡之中，镇压爱尔兰也消耗掉了本可以在远方大干一场的资源。吉尔伯特在爱尔兰肆行暴虐的时候，也阅读了来自新世界的出版物，尤其研读了法国海军军官、航海家让·里博（Jean Ribault）的《佛罗里达最新发现实录》（The Whole and True Discovereye of Terra Florida，1563年）。里博在书中强调指出，大西洋彼岸可能存在着巨大的财富等待发掘。他曾于1562年带领探险队远航至美洲东南部，试图在那里为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建立定居点。但殖民者的内讧、与土著部落和西班牙殖民者的冲突，以及过于严苛的纪律管理都让他的初次尝试遭挫，而这些挫折英国殖民者后来也遇到了。起初，里博在南卡罗来纳邻近海岸的帕里斯岛上建立了定居点，但在他返回法国补充供给期间，定居点陷入困境，很快解体，首批定居者里有许多人都回到了法国。直到几年后，里博才成功地在今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附近的卡罗琳堡建立起殖民地，但他也在1565年被重新占领佛罗里达地区的西班牙人杀害。尽管如此，里博的经历仍然让英国对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产生越发浓厚的兴趣。事实上，里博也曾和潜在的英国支持者以及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本人探讨过。显然，里博的这本书激起了吉尔伯特的兴趣。于是，1578年，吉尔伯特获得特许，可以在地球上任何一处不受基督教管辖的地方建立殖民地。1583年，他终于组织了一支探险队远赴纽芬兰，却在返航的路上葬身大海。对于爱尔兰人来说，上帝总算是行使了一点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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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这次探险之行的其中一个投资者是1580年刚刚封爵的沃尔特·雷利爵士，既然吉尔伯特未能从新世界成功归来，雷利便顺理成章地接替他获得了特许，可以在美洲的任何地方建立领地。在当时的官文里，他被获准假期，以殖民为目的去“搜寻、发现、调查、考察那些遥远、野蛮、未开化的土地、区域和边疆，前提是这些地方不属于任何基督君主、没有任何基督教徒居住”[2]。1584年，阿瑟·巴洛（Arthur Barlowe）和菲利普·阿马达斯（Philip Amadas）奉命前往美洲先期考察，他们到达了今北卡罗来纳州沿海的罗阿诺克岛。同年秋天，他们返回英国，带回两个土著人和一袋珍珠。根据巴洛的报告，美洲不仅适合定居，而且人民友善、物产富饶。“那里的土壤是全世界最丰饶、最芳香、最肥沃、最健康的”，巴洛在报告中写道，而且那里的岛屿拥有“许多漂亮的森林，林间有许多的野鹿、野兔和其他野禽，即使在炎热的仲夏也能见到很多，让人难以置信”。“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地方能比得上这里的物产丰饶，”他指出，“我自己也曾见过欧洲最富饶的地方，但与美洲比起来实在差太多了，简直无法形容。”当地的土著也很热情好客，每天都给考察队提供“肥壮的雄鹿、野兔、鱼，都是顶级的野味”，还有“各种各样非常棒的蔬果，甜瓜、胡桃、黄瓜、葫芦、豌豆、各式根茎作物”。这片乐土上庄稼生长的速度也让欧洲人赞叹不已：他们种下一些带去的豌豆，震惊地发现这些豌豆在短短十天里就长到了14英寸高。很显然，这片土地有着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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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虽然热衷于详尽地描述在美洲见到的自然风貌和当地土著，但也还是在报告中写到了一些不祥的方面。虽然这些土著在来访者面前表现得和平安宁，但他们并不是和平主义者。欧洲探险队之所以没能见到这个岛上的国王维吉纳，正是因为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还在休养。巴洛承认，他们的东道主“一直在和邻近的部落打一场可怕的战争”。他还提到，当地土著对于“我们的短柄小斧、长斧和刀”有着极大的热情，这些人“愿意用一切东西来和我们交换武器，但我们不会给出任何一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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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望英国人放弃任何武器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至少在雷利眼里，罗阿诺克岛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其富足的自然资源，而完全在于其地理位置：该岛毗邻西班牙在佛罗里达的殖民地，它为英国的船舰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停靠基地，直接可以威胁到西班牙在美洲的主导地位——这才是雷利的主要目的。早在巴洛和阿马达斯返回英国之前，雷利就委托他的朋友、牛津毕业的地理学家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撰写了一篇在当时从未公开的短文，以此说服伊丽莎白一世支持雷利对新世界的殖民计划。两年前，与探索美洲相关的书籍开始大热之时，哈克卢特就曾写过《发现美洲的几次航行》（Divers Voyages Touching the Discoverie of America and the Islands Adjacent unto the Same, Made First of all by our Englishmen and Afterwards by the Frenchmen and Britons，1582年）。如今，在雷利的鼓励下，他又写了《论西方之探索》（A Particular Discourse Concerning Western Discoveries，1584年），为英国殖民美洲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