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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英国面临着贫困和人口过剩带来的困境，哈克卢特的论述很能引起女王的共鸣。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人口不断增长：从1520年的230万到1603年的375万，再到1690年的520万，但经济并没有跟上这种增速。就在哈克卢特写下这篇论述的时候，人口剧增带来的副作用已经相当明显。哈克卢特指出，“我们的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多到“人们几乎没法比邻而居：非但如此，他们甚至准备好了互相吃掉对方”。在他看来，人口过剩带来的失业问题使得一部分人要么是威胁到社会秩序，要么至少是成了“英联邦的累赘”。这些社会弃儿倾向于“偷窃、做贼、做出各种淫荡下流之举，让英国所有的监狱每天都烦恼不堪”，他们注定了要么“饿死”，要么“可悲地被绞死”。哈克卢特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这部分过剩人口用来在美洲建立并且维持英国的殖民地。这个论断在日后也会成为英国为自己殖民美洲提供的理由。在哈克卢特看来，许多技术和贸易都存在过剩情况，殖民美洲将会让各类工匠、农夫、水手、商人、士兵、上尉、医生、律师、神学家、宇宙学家、水文工作者、天文学家、历史学家、老人、瘸子、妇女和小孩都有事可做。殖民地能让这些人通过自己诚实、简单的劳动，不再成为别人的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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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克卢特的名单里没有传教士，这尤其能够说明问题：他在描述殖民可以带来的好处时，最先强调的就是殖民可以帮助“传播基督教新教信条，使得信奉新教的贵族可以团结在最高首领，也就是女王陛下的麾下”。简言之，殖民能够促进新教的传播。在此过程中，殖民会传播自由，将土著部落从异教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也从西班牙的“傲慢与专横”中解救出来。哈克卢特指出，“西班牙的暴徒如此众多，如此凶残”，“荒谬地屠戮那些温顺、谦逊、友善、温和的人民，摧毁那些城镇、省份和国度，这是西印度地区最亵渎神灵的举动”，因此如果由“英国女王这样一位仁慈的君主”来统治美洲，传播“博爱、礼仪与自由”，那么土著部落当然会奋起反抗西班牙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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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哈克卢特主要关注的还是殖民能为英国迅速带来的物质利益。他指出，殖民美洲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帮助英国获得“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所有商品”，“为我们衰退的贸易提供补给”，为“大量闲散人员”提供工作。更重要的是，殖民美洲还能“有力制约西班牙国王在西印度群岛的统治”，有利于“扩大、维持、保护英国海军，尤其是体现我们国家实力的伟大舰队”。由于担心这些不足以说服女王，他还特别强调道，英国不能再“搁置殖民计划”了，因为就算女王不去殖民美洲，其他国家也会这么做。英国的荣耀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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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巴洛提交的报告中，不管是关于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是关于那些不太和平但还算顺从的当地土著的描述，和雷利通过哈克卢特传达给女王的内容都没有明显的矛盾。因此，女王给了雷利一定的赞助，拨给他一艘名为“泰格号”（the Tyger）的战列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为雷利的整个行动定下了基调：这是一项军事行动。在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下，16世纪80年代的英国政局趋于稳定，但都铎王朝也还没有充足的经费可以拨给殖民美洲的行动。如果不是指望在海上打劫西班牙商船，没有哪艘英国船会冒险开往外海。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理应将罗阿诺克岛上的本土居民从西班牙魔爪之下拯救出来的罗阿诺克远征之行，从一开始就落在曾在爱尔兰殖民地肆行暴虐过的那群人的掌控中。像理查德·格伦维尔、托马斯·卡文迪什（Thomas Cavendish）以及拉尔夫·莱恩（Ralph Lane）这样的人当然拥有威胁西班牙所需的军事技能，但却缺少必要的外交手腕来帮助他们和罗阿诺克岛上的本土居民打交道、在其附近定居。1585年4月，“泰格号”向罗阿诺克岛出发，和这些军人同行的还有形形色色的水手、士兵和移民，其中包括画家约翰·怀特（John White）、数学家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iot），以及前一年跟随巴洛和阿马达斯回到英国的两名当地土著：旺奇斯和曼泰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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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探险队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一帆风顺，但刚到罗阿诺克岛就出了问题：“泰格号”意外搁浅，为新殖民地准备的供给品遭毁。尽管如此，莱恩还是带领人们建起居住点殖民地，筑起堡垒。莱恩最初的几份报告都充满乐观，维吉纳的子民和以前一样热情好客，慷慨地提供了食物和必需品。起初，“泰格号”船上供给品的损失似乎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不幸，但在长期看来，这是否引发了后来更多的问题则无从评价。是否是这次行动的军事性质注定了这些移民完全不能独立生活，也很难评判。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最初的殖民者和后来的殖民者一样，都没有尝试去实现自给自足，而是几乎完全依赖于当地居民自愿和慷慨的赠予。当这些东道主的慷慨赠予不能满足殖民者的需要时，他们就开始借助暴力保障自己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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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阿诺克岛上，殖民者杀鸡取卵式的暴力最终给他们自掘了坟墓。莱恩谋杀了国王维吉纳，随后返回英国。此时，前一年离开的格伦维尔正在返岛途中，当他到达罗阿诺克岛后，发现莱恩和其他殖民者都毫无影踪。格伦维尔留下一小部分人驻守堡垒，带着其他人去了海上，想要劫持更多的西班牙船只。1587年7月，艺术家约翰·怀特携家人在当地土著曼泰奥的陪同下抵达罗阿诺克岛，同行的还有一百多个有意向在此定居的人。怀特将他们留在岛上，跟随舰船返回英国补充供给，恰好赶上1588年的英国都铎海军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大海战，他的舰船被征用出战。等他1590年终于回到罗阿诺克岛的时候，发现那里的殖民地已遭废弃，所有的殖民者，包括他的女儿和外孙女，都不知去向。唯一留下的就是刻在一棵树上的“Croatoan”字样。这可能是指克罗托安（Croatoan）部落，但殖民者到底是得到了他们的救助还是遭到了他们的杀害，成了未解之谜。对于英国人来说，罗阿诺克岛上“消失的殖民地”最终命运怎样，无从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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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幸的开端对于英国未来的殖民行动而言并不是个好兆头，但英国人对穿越大西洋去寻求机遇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反而与日俱增。雷利将这片土地命名为“弗吉尼亚”，从此它真正在英国人对世界的认知里有了一席之地。这片土地不再是未知之地，而是成了地图上一个确知的地点，在英国人的想象之中，更是潜在的财富来源。在英国人心中，和托马斯·哈里奥特的描述一样，这片土地是“新发现的土地”（New Found Land），既然被“发现”，就不会被遗忘。哈里奥特在1588年首次出版了《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两年后又由怀特绘制插图，德·布里配上版画，再由哈克卢特译成英语。从各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概括了当时英国对新世界的理解。比起之前的各类报告和宣传性文章，它更慎重地评估了美洲的土地与人口，甚至也承认了罗亚诺克探险之行的失败，但同时又鼓励英国继续探索殖民美洲的新可能（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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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对各类探索殖民美洲的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很多新世界“归来者散播的诽谤性质的可耻言论”，哈里奥特也进行了反驳。在他看来，这其实只是一个期望值管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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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从小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一直住在城镇里，这种人（我也许会说）是从来没有见过世界的。只是因为在那里没有任何英国城市，没有漂亮房子，没有他们自己以前吃惯的佳肴，也没有羽毛铺就的软床，他们就觉得美洲的生活苦不堪言，从而写出这样的报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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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奥特强调，弗吉尼亚非但不是凄惨之地，反而是自然资源丰饶之地，对商人与移民来说都颇为合适。他以奢侈品为例展开论述，指出弗吉尼亚的蚕“和我们这里的普通胡桃一样大”，只需种下桑树，就可以发展产值高、利润也高的蚕桑业。发展正是哈里奥特的核心论点：那里的物产丰饶，不管是木材、矿石、皮毛、水果还是粮食作物，都只需英国人去稍事简单劳作即可获得，相当经济可行。哈里奥特的这番论证对于英国人来说不仅有着利润上的诱惑，也为他们日后篡夺那些土著民族的土地提供了辩护依据。哈里奥特又将话题转向弗吉尼亚的当地居民，指出“与我们相比，他们是一个可怜的种族，因为缺乏技术和判断力，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不了解，也不会使用，明明眼前有更具价值的东西，却只看重那些在我们眼中微不足道的东西”。尽管如此，哈里奥特也认为他们“非常心灵手巧，尽管没有工具，也没有像我们一样掌握工艺、科学和艺术，但在他们自己从事的事情上仍然展现出了卓越才智”。他认为，向当地居民指出他们非英式生活方式的错误不会太难，一旦他们明白“我们掌握的知识与工艺、处理事情的速度都远远超过他们”，“他们就愈发可能想要得到我们的友谊与爱，更尊重我们，愿意取悦、服从我们”。[5]简言之，在文化和宗教上让当地土著遵从欧洲的社会规范，似乎确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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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托马斯·哈里奥特《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1588年、1590年出版于伦敦）标题页。纽卡斯尔大学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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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为哈里奥特这本书绘制的插图也强化了书中的文字论证。他画的美洲阿尔贡金人在历来所有的美洲原居民图像中可能是最写实、最具表现力的。不过，在那些有兴趣了解土著人生活背景的读者眼中，怀特为这本书绘制的第一幅插图可能更容易引起强烈共鸣（图4）。在16世纪晚期，哈克卢特和哈里奥特等人向欧洲呈现的美洲是一个新世界里的伊甸园。有些人确实相信伊甸园的存在，例如哥伦布就一直相信新伊甸园在圭亚那（今委内瑞拉境内）奥里诺科河的源头。几乎是在哥伦布航海的整整100年后，雷利也向同一个方向出发，只不过他要寻找的是利润，而不是天堂——是黄金国，而不是伊甸园。尽管如此，殖民地诱惑一直都在那里，在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它又给了人类第二次机会，在这个想象中的伊甸园重新开始。他的这本《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从喻义上说来，就是一本《创世记》。不过，在怀特的插图中，夏娃的手已经放在了苹果上。如果说弗吉尼亚是一个新伊甸园，那么这个伊甸园中最初的居住者即将面临遭到驱逐的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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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6世纪80年代，伊丽莎白统治下的都铎王朝已经充分实现稳定，开始考虑加大对海外贸易与探索的投入力度。新型合股公司的出现也为筹集资金进行海外探索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为寻找去往印度群岛的东北航线而创立于1553年的莫斯科公司是首例特许合股公司（joint-stock company），该公司获得特许执照，可以通过销售可转让的股票为其海上航行筹资。1606年，伊丽莎白去世三年后，伦敦公司成立，并于1609年更名为弗吉尼亚公司。正是弗吉尼亚公司这样的特许合股公司展开了对新世界的未来探索。那时，雷利已将自己对弗吉尼亚的所有权卖给伦敦当时的头号富商托马斯·史密斯爵士（Sir Thomas Smith），后者和哈克卢特一起再次向弗吉尼亚发起了探险。不过，这一次的殖民计划和之前的已经大不一样。罗阿诺克岛的经历消减了他们从美洲大赚一笔的欲望，时局的改变也给他们的谋利手段带来更多限制：詹姆斯一世（James I）登上英国和苏格兰的王位后，英国不能再与西班牙公开敌对，也不能再在大西洋上打劫西班牙商船。想要谋取利润，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关于弗吉尼亚的出版物中详细介绍过的美洲植物、作物、矿石以及美洲土地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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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托马斯·哈里奥特《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1590年）书中第一张插图。纽卡斯尔大学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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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弗吉尼亚公司希望能够说服移民将各自的财力资源和劳力资源汇集起来，共同实现对弗吉尼亚的殖民。“冒险家”可以通过购买弗吉尼亚公司的股份来获得免费船票，也可以通过自行购买船票来直接获得股份。根据公司的长期规划，由此获得的利润可为以后的移民提供资金。不管是无业人员还是技术劳工，都可以通过与弗吉尼亚公司签订契约加入移民，为公司工作满七年后，就可以在新世界里自由打拼。对于美洲的土著部落，弗吉尼亚公司从一开始就对与他们接触持谨慎态度，但又满怀野心地想让这些人皈依基督教新教。弗吉尼亚公司的创办者强调，该公司关注的不只是利润，还有灵魂。但在其下达给负责此次探险的克里斯托弗·纽波特（Christopher Newport）船长的指令里，写的却是“唯有发现大量黄金，对南海有确切了解，或者发现沃尔特·雷利爵士当时派出的探险队失踪队员，方可返回”。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试图为这次探险贴上道德标签，粉饰公司的真实意图。“创办本公司的目的，”他们强调道，“并不只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更崇高的事业。”[6]至少在他们宣传的愿景里，投资者、印第安人以及英国的穷人都将是这次新世界探险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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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带着这种远大期望，104名男人和男孩在纽波特船长的带领下，乘坐苏珊·康斯坦特号（Susan Constant）、神佑号（Godspeed）和发现号（Discovery）前往美洲，于1607年4月抵达切萨皮克湾的南部海角。但他们在那里没能呆上多久，勘察海岸的时候就被当地人赶回船上。不过，哈克卢特给这些人下达了为殖民地选址的指令，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找到了合适的地点。那是离海60英里远的一条河边，他们给这条河取名詹姆斯河（James River），将这个地方命名为詹姆斯敦（Jamestown）。詹姆斯敦殖民地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酋长波瓦坦（Powhatan）统治下的当地阿尔贡金部落对殖民者的到来自然是疑心重重，有时也咄咄逼人，但这还不是詹姆斯敦殖民地遇到的最大威胁。在最初的几年里，殖民地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饥饿。而此前，不管是在巴洛、哈克卢特和哈里奥特的报告和论述中，还是在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新不列颠》（Nova Britannia: Offering most excellent fruites by Planting in Virginia，1609年）之类的宣传文件里，都一直在反复强调美洲的物产丰饶——饥饿是他们最预料不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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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在书中许诺，美洲将会是一个“各方面都值得称赞、充满希望”的“人间天堂”，那里有着“最芳香的空气、最健康的气候，比英国温暖得多，非常适合我们的习性”。他承认那里也的确存在“野蛮、未开化的民族”，这些人“没有法律，只依靠本性行事”，但也向读者保证这些人“通常都是非常亲切而温和的”，也很乐意“得到改善，接纳更好的生活条件”。约翰逊还特别强调了之前的探险队带回的信息，指出“那片土地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丰饶的物产，盛产鱼类和贝类，有无数的陆禽、水禽，还有野鹿、牡鹿、兔子、野兔，以及许多适合佐餐的水果、根茎”。此外，那里还有“山谷和平原，其间流淌着甘甜的泉水，像是大自然的血脉”。[7]生活在这样的富饶之地，还有可能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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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什么的答案相当简单，虽然其原因令人费解。英国殖民者来到罗阿诺克岛的时候，一来是想要为自己谋得利益，二来可能也想视传教的情况去帮助愚昧的当地土著，但事实上，弗吉尼亚给了英国殖民者一个下马威，一切都偏离了原有的计划：当地居民毫不友善，作物种植也没有效益。不过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船长这位由詹姆斯国王任命的殖民督导还是努力阻止了饥荒的发生。他不仅确保詹姆斯敦殖民地平安度过了最开始几年的险境，还为美国谱写了一段不朽的建国传说：他曾被波瓦坦的女儿波卡洪塔斯救下，后者（英国人称之为丽贝卡）后来嫁给了詹姆斯敦的一位移民约翰·罗尔夫，这是美国多种族、混血儿社会性质形成的一个最早标志。史密斯既能迫使殖民者工作，也能与波瓦坦部落联盟协商，争取额外的供给。但1609年秋天他离开詹姆斯敦之后，形势就急转而下。到了1609—1610年的冬天，也就是所谓的“大饥荒期”，殖民地人口从史密斯离开时的500人骤降为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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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自己在后来记述殖民史上这个可怕时期的时候，对于造成悲剧的原因是清楚了解的。在《弗吉尼亚、新英格兰和萨摩群岛通史》（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New-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1624年）一书中，他讲到英国移民在美洲的情况时，大多照搬了哈里奥特之前的描述，而詹姆斯敦这些早期移民的所作所为也的确与哈里奥特当时的观察相去不远。史密斯此前还曾谴责过阿尔贡金人“拥有这么肥沃的土地，却耕作得如此糟糕”，后来却发现英国殖民者在作物种植方面也是半斤八两，而再之后发生的事情更是证明了他们压根不会靠土地生活。据当时一位幸存的殖民者讲述，史密斯离开之后，困扰詹姆斯敦的问题来源于殖民者自己。他们发现粮食吃光，就开始不顾一切地采取行动，有些“更悲惨的人”甚至孤注一掷，挖出一具当地土著的尸体来吃。还有一个殖民者谋杀了自己的妻子，“碎尸后偷偷吃掉了一部分，人们发现后将他处死，他也活该被处死”。“她是被烤着、煮着还是碳烤着吃的，我不清楚，”作者评论道，“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碎烧妻子这道菜。”他指出1609—1610年的这些事件几乎“邪恶得让人不敢描述，罕见得让人无法相信”，但其实是由于“缺少天佑、勤勉和管理，而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美洲自身的土地贫瘠或缺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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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瓦坦部落联盟的帮助以及1610年、1611年英国运来的补给品都确保了这样的惨剧不会再在詹姆斯敦重演，但殖民地仍然需要努力挣扎才能走向繁荣。殖民地的首任总督德·拉·沃尔勋爵（Lord De la Warr）和副总督托马斯·盖茨爵士（Sir Thomas Gates）颁布了《殖民地教会、道德和军事管理法》（Lawes Divine, Morall and Martiall），对殖民者开始强制实行军纪管理。管理法中对各种轻重罪行，小到偷一根玉米穗，大到亵渎神明，都做出处以死刑的规定。殖民者内部的关系既已如此紧张，其与波瓦坦部落联盟之间的关系在1610年之后急转直下，也就不足为奇。在许多方面，早期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故事和西班牙殖民“黑色传说”之间有的都不只是一时的相似。弗吉尼亚非但不是大自然的许诺之地，反而是一个能够夺人性命的地方。在皮萨切克上演的是与哥伦布大交流完全相反的一幕，在这次小规模交流中，遭殃的并非当地土著，而是殖民者。疾病和时常挑衅的当地土著共同让弗吉尼亚公司的计划泡了汤，挫败了他们想要在新世界建立起永久殖民地，或者说一批相互扶持的殖民地的企图。尽管史密斯等人认为殖民者遇到的这些困境和“美洲地区的缺陷”毫不相干，但这些困难的确也是环境造成的。弗吉尼亚公司给1606年第一批殖民者下达的指示里曾提到过他们不应该“在低洼或潮湿的地方种植作物”，但詹姆斯敦的地址还是选在了一个有害健康的地方，到了夏季更是变得愈加有致命危险。值得注意的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的高死亡率以及无法从这个曾经的应许之地获得任何食物与财富的困境并不意味着英国早期美洲梦的结束。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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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詹姆斯敦给出了和罗阿诺克截然相反的证据，16、17世纪的英国主流观点仍然是：新世界里的自然资源就算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开发，也还开发得远远不够。简言之，正如哈里奥特建议的那样，英国殖民者应该更好地开发利用这些自然资源。英国的这种殖民信念，在托马斯·莫尔为人广泛阅读的著作《乌托邦》中就已经有了预示。莫尔根据“大航海时代”初期阿梅里戈·韦斯普奇的海上探险，写了《乌托邦》。他和哈克卢特一样，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贫困及其引发的社会动荡问题表示担忧。在莫尔虚构的有些令人生畏的乌托邦岛上，将过剩的人口转移到某些遥远的内陆殖民地去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殖民地由乌托邦人治理，”莫尔告诉读者，“如当地人愿意前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就与其联合起来。如实行联合，双方逐渐容易地融成一体，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及风俗，给双方都带来极大的好处。”但是，如果“当地人不遵守乌托邦法律，乌托邦人就会从为自己圈定的土地上将他们逐出”。在莫尔的半虚构世界里，反对这种驱逐将会导致冲突。他笔下的乌托邦人“认为如果某个民族放任自己的土地荒废，不去利用，又不让按照自然规律应当依靠这片土地为生的其他民族使用，那么发起战争就是完全正当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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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两百年后，在18世纪来临之际，英国知识分子仍在思考这些道德和实践难题。1690年出版的《政府论·下篇》中，思想家约翰·洛克在探讨所有权和财产的性质时，提出“全世界初期都像以前的美洲”。他指出，劳动赋予土地价值、确立土地的产权。没有劳动，美洲的土地就一文不值；如果不以欧洲标准加以改善，任何人都可以拥有这些土地。“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比美洲几个部落的情况更能作为明显的例证，”他观察指出，“这些部落土地富足，但生活上的一切享受却是贫困的。”然而，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的英国殖民者对于在新世界付出劳动毫无兴趣，更不用说与土著部落共同创造一个多种族、舒适安逸的乌托邦社会。在他们的想象中，新世界和当地土著近似处于未开化状态，因而在他们看来，他们在美洲的出现就是对美洲所有权的声明。在哥伦布等探险家以及格伦维尔等有意定居者的新世界探险之后，17世纪初期的美洲已不再是未知之地。不过在英国人的想象里，这个已经有人居住的环境还是被当成了一张空白的画布，上面投射着欧洲的诸多期望与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