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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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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出埃及记：圣经之国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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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英属美洲殖民地像新英格兰一样背负了如此多的意识形态包袱。在美洲的发展过程中，新英格兰同时还肩负了其他殖民地未曾有过的民族主义重担。1620年，到达美洲的五月花号（the Mayflower）虽然只载了100多位移民来到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却缔造了一段神话，而这个延续至今的神话，恰恰就是起源于普利茅斯岩这样一块岩石之上。政治家罗伯特·温思罗普（Robert Winthrop）在1867年写道，五月花号“在每一个新英格兰人的内心中都被奉为神物，一队拓荒的朝圣者乘坐它来到这里，并在美洲的海岸上确立了宗教自由的伟大原则”[11]。和马里兰的建立如出一辙，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建立，如同它的命名所清晰体现的，同样是源于英国本土的宗教分立。至少就宗教而言，在1620—1642年来到新世界的清教徒就是希望可以在这里寻找到一个全新的、更好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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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出现在16世纪末期的英国，其信徒认为英国教会中的天主教组织和教皇制度是一种威胁，故而创立清教与之抗衡。清教运动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连贯的，更像是一面意识形态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之下聚集的信仰者，不论其理念是极端还是温和，都共同坚持这样一种信念：英国教会应该和新教改革倡导的神学教义更加紧密地结盟。在新教改革的领导者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看来，一个人的灵魂注定只有两种结局：得到拯救或永世受难。这些人要想获得救赎，就必须成为上帝的选民（God’s elect），也被称为“有形的圣徒”（Visible Saints）。因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所以清教徒相信，就算上帝已经预先指定了一个人的最终命运，也还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愉悦成功的生活，就算这样做未必能获得永恒的祝福，也还是有可能扭转局势获得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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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英国清教徒来说，教会改革看起来确有可能；但是对于那些在1620年到达科德角半岛的清教徒来说，教会的腐败已经蔓延甚广，所以他们不再指望改革教会，而是试图与之一刀两断。那些分离主义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清教徒前辈移民，在1608年便离开了诺丁汉郡的司寇比，来到了荷兰莱顿。十几年后，他们回到英国，只为了从那里向新世界进发。在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后，他们最终于1620年9月从南安普敦起航，向着目的地弗吉尼亚进发。但是因为遭遇了一场冬季暴风雨，他们到达的地方要向北偏离许多，既不在弗吉尼亚公司的管辖范围之内，也与英国国王颁发的许可状中标注的地点相距甚远。但鉴于弗吉尼亚公司尚且存在，他们的殖民地许可状仍旧有效。这些分离主义者知道他们并没有到达既定的目的地，也不确定自己从法律上讲是否能占有这片土地。于是他们自己拟定了一份契约，即《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图9）。公约中约定了他们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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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民政治体，是为了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忠实遵守的公正且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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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描述签订《五月花号公约》的浅浮雕作品，位于普罗温斯敦布雷德福大街。照片由彼得·惠特洛克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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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花号公约》是第一个试图在美洲建立“公正且平等”的政府的书面文件，新英格兰也因此与构成未来美国的其他殖民地区区别开来。但是，如果说建立一种政府制度的前提是需求的存在，那么实际上，新英格兰和距它向南约五百英里的其他英国殖民地并没有什么不同。换句话讲，虽然远离切萨皮克，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最初经历几乎就是詹姆斯敦那些殖民地的一个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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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起初遭受到来自土著的暴力威胁，但新英格兰地区的土著因为一场传染病的缘故，没能对这些分离主义者进行持续的进攻。很多研究者认为这场流行病是天花，但也有可能是黑死病的某个变种。这场传染病在1616—1619年使得科德角半岛到曼恩一带多达90%的土著居民丧生。对于英国人来说幸运的是，还是有些土著在这场毁灭性的疾病中存活了下来，因为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的殖民者仅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适应新英格兰的严酷环境，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弗吉尼亚第一批到达切萨皮克的殖民者没有什么区别。这种状况不可避免，不仅仅因为这些移民都是持分离主义信仰的传教士。事实上，这场由商人资助的殖民之旅和詹姆斯敦的事业一样，都是为了谋取利益。因此乘客中还有一些裁缝、一个丝绸工人、一个印刷工和一个店主。但鉴于17世纪时“农民”这个词就是指地主，以致于甚至是船上被指派去做农民的那些移民也不知道如何耕作。此外，他们也没有掌握任何生存必需的实践技能。正如殖民地的领导者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所说，在这个世界中，“没有朋友欢迎他们，没有酒馆招待和抚慰他们饱经风霜的身体，没有房屋可供他们休憩，甚少城镇可以向他们提供帮助”[13]。除此之外，在17世纪，狩猎和捕鱼都是贵族的特权。因而有一半的普利茅斯殖民者没有等到第一年冬天结束就死去了，活下来的殖民者则被迫求助土著为他们提供食品来维持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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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挣扎边缘的殖民者幸运地遇到了两个会说英语的阿尔贡金土著：一个是帕丢赛特人提斯匡托姆（Patuxet Tisquantum），殖民者习惯称他为斯匡托（Squanto）；另一个是阿贝内基族人萨摩赛特（Abenaki Samoset）。在分离主义者于1620年到达美洲之前，斯匡托曾被英国探险家托马斯·亨特抓捕，带去西班牙和伦敦住了一段时间。此前一年他回到家时，发现在自己离开期间，部落中的其他人都因疾病死去了。之后他见到了这些新殖民者，帮助他们与当地土著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而这些土著则帮助殖民者播种。他们之间的传奇还不仅于此。次年，土著与殖民者为了感谢上帝的恩赐，共同举行了庆祝活动。这一天后来成为美国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即感恩节（虽然这个节日一直到美国内战期间，即1863年才确定为全国性节日）。从此后十年的经历来看，这个历经挣扎但终获成功的殖民地也许树立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殖民冒险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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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茅斯传来的报告鼓舞了另一群英国本土的清教徒，他们对查理一世治理下的英国教会感到绝望，在萨福克镇律师、地主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的领导下，决定放弃眼前腐败不堪的天主教旧世界，移民到新的圣经之国。在另一家商业公司，也就是成立于1629年的马萨诸塞湾公司的资助下，这些清教徒从英国出发，驶向马萨诸塞。美洲历史上所谓的“大迁移”（1629—1642年）也自此开始。这些人只是移民的先锋队，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有超过两万名清教徒来到美洲，形成了五个主要的殖民地：普利茅斯殖民地、马萨诸塞殖民地、罗得岛殖民地、纽黑文殖民地和康涅狄格殖民地。在美国建国时最初的13个州中，有3个州来源于这些殖民地（地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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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切萨皮克早期殖民者被吸引到美洲主要是因为这片土地似乎可以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那么对于清教徒来说，这枚硬币的背面——美洲并不是一个新伊甸园，而是一片蛮荒之地——几乎具有同样的吸引力。未开化的土著和未开垦的土地固然令人不安，却也充满诱惑。对清教徒来说，他们完全准备好了迎接这个挑战，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为虔诚的生活建立一个基准，也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范例。约翰·温斯罗普借用《登山宝训》（the Sermon on the Mount，马太福音 5:14）中的话，在通往新世界和新生活的阿贝拉号上，向众人进行布道。“我们必须明白，”他告诉这些人，“我们将成为一座山巅之城（A City upon a Hill）。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我们。因此，如果我们所行之事违背了上帝的差遣，使他收回了赐予我们的帮助，我们就会成为整个世界的笑柄。”[14]清教徒试图实现圣经中的许诺，确保在上帝的光辉下创造的“世界之光”和“山巅之城”永远不会被隐藏。温斯罗普在海上的布道同时也充斥着对旧英格兰的控诉，他认为旧英格兰已然屈从于撒旦。他还激励新英格兰的殖民者去证明清教不仅是正直的，清教徒的这种选择也是正确的，足以让他们的敌人懊悔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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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 新英格兰殖民地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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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和经济层面，清教徒殖民地明显比那些建立在切萨皮克的殖民地更稳定。在殖民者定居马萨诸塞的第一个冬天，饥饿给他们的生存造成了极大威胁，但来自英国的补给最终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这里的生存环境更好，移民往往以家庭为单元，有时一个教区的全体教徒会整体迁移到这里，这意味着清教徒有效地复制了英国本土的基本结构。他们在新英格兰建立起一个白人社会，到了1700年，新英格兰的人口增长至大约9万人。因此，新英格兰不必再专门进口女性，单身男性和孤儿的比例也小得多，女性至少在精神层面被认为是和男性平等的。在社会地位上，情况则不太一样。实际上，为了确保社会稳定，殖民地实行严格的父权制度和宗教结构。这种结构既有包容性，又有排他性。上帝是教堂的首领，教堂又是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核心，男性则是家庭的领导者。温斯罗普在书信中如此总结这种安排：“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的国家，一个国家则是一个大的家庭”，因为“一个家庭注定不能取悦所有来客，同样道理，一个国家也不可以。”[15]在马里兰，立法事务由一人决定。在弗吉尼亚，负责立法事务的总督由弗吉尼亚公司任命，弗吉尼亚公司倒闭后，则由英国国王任命。新英格兰的立法制度与这两个殖民地有所不同。清教徒基于最初的许可状建立了殖民地，许可状的解释权属一个普通法庭和一名选举出来的总督所有。不过，这种制度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平等或民主并不一样。虽然清教徒传颂的新教教义鼓励个体对于圣典的解释，但这已经是清教徒殖民地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的个人主义了。对于一个生活在宗教不宽容的世界中的人来讲，清教徒所创建的新世界并没有显著的区别，这里同样不会容忍差异和争执。但是，这两种情况自然都会很快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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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允许个体对于圣典做出自己的解释，便不可避免会产生对于“山巅之城”的不同理解。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宗教信仰很少遭受撼动，直到1631年，一个与温斯罗普观点大相径庭的牧师来到这里，他就是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比起马里兰殖民地的卡尔弗特来讲，威廉斯在强调宗教自由方面走得更远（他在名单中加入了犹太教），尤其支持教会和任何国体严格分离。在之后的一份出版物中，他将他的信仰表述为“上帝并不需要任何公民国家制定或强制一个统一的宗教”，威廉斯的这一立场从侧面否认了清教徒拥有任何特殊的宗教指令。而温斯罗普却认为他们是被特别选定的一群人，与上帝签订了一份“契约”。[16]于是，这种观点使威廉斯很难再在马萨诸塞湾继续待下去。他在罗得岛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地。如同马里兰殖民地收留南方的宗教异见者一样，这个殖民地也成为北方各个宗派异见者的避难所，而且比马里兰更具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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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隔了几年，在1634年，清教权威就遭受到了来自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更加猛烈的挑战。她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于马萨诸塞清教首领的反对，并导致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唯信仰论危机”。1637年，在审讯哈钦森时，温斯罗普指控她“在我们接受教诲时说出有损于教会和牧师的异端言论”，温斯罗普接下来的话透露出清教徒对于性别关系的一些理念，“你因在自己家中私自集会而被最高宗教会议判为有罪，在上帝眼中，这一举动不可恕、不合宜，也与你的性别不相称”。哈钦森被宣判为“一个不适合我们社会的女性”、逐出马萨诸塞，从而也来到了罗得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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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罗普的“圣经之国”在前十年中一直遭受批评，很多人认为他对自己的人民不够宽容。而新英格兰虽然看起来比切萨皮克稳定得多，但这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错觉。对于宗教问题的处理方式让新英格兰与其他殖民地区别开来，却也同时使它饱受折磨。在其他方面，这些看似走向不同极端的英国殖民地之间的相同之处远远多于不同之处，这点在他们与阿尔贡金土著的关系上尤为明显。那些离开马萨诸塞去建立独立殖民地的异见群体自然会变本加厉地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对于希望获得上帝宽恕的清教徒来讲，这也不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让新英格兰的土著彻底皈依基督教，本身就是他们的职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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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走入荒野的清教徒使团”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救赎，还希望帮助他们眼中这些无知的群体。虽然让土著皈依基督教并不是殖民地中最初几十年的首要事务，但清教徒也获得了些许成功。1632年的一封书信赞扬了他们“与印第安人慈爱、公平和善意的交易”，印第安人对清教徒产生了“热爱和敬佩”之情，也因而对英国人表现出明显的遵从。[18]然而，这种“明显的遵从”是有限的，并不适用于新英格兰地区所有的土著部落。例如，佩科特部落在1637年攻击了康涅狄格殖民地附近的居民，白人殖民者和他们的纳拉干族同盟也对此展开了全面而残忍的反击。他们攻击了位于米斯蒂克的佩科特村庄，屠杀了那里的大部分居民，再把幸存者卖到了加勒比海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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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一份参与屠杀的清教首领的记录中，可以清醒地洞悉到那时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思维模式。“看到他们在火海中煎熬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威廉·布雷德福回忆道，“同样恐怖的是，血液汇流成河并且凝固起来，散发出一股恶臭。”尽管如此，布雷德福仍旧认为这场屠杀和之后对于佩科特人的清洗是一种“甜蜜的牺牲”，也是上帝支持清教使命的一个例证。康涅狄格军队的首领约翰·梅森（John Mason）赞美这场屠杀“是上帝的行为，在我们眼中它非同凡响！”除此之外，温斯罗普在之后写给布雷德福的信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期望：这场屠杀再次证实了佩科特人和“其他所有印第安人”一样，都是白人殖民者“共同的敌人”。就连远在500英里之外的切萨皮克的爱德华·沃特豪斯恐怕也会认可这一观点，毫不怀疑地表示同意。[19]然而，这种观点虽然拥护者众多，但也不是没有例外：约翰·埃利奥特就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反对意见，于1650年在内蒂克建立了第一个由土著基督徒组成的“祈祷之镇”。至少对埃利奥特这样的一些人来说，他们在让阿尔贡金人皈依基督教、理解阿尔贡金社会的过程中虽然有着文化帝国主义色彩，却并没有带着明显的种族敌意。可惜的是，像埃利奥特这样的例外实际上却是从反面证明了土著与英国人之间的关系法则，而这种法则绝不只适用于新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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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于新世界土著居民的恐惧与公开的蔑视都是一种黏合剂，将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湾等殖民地团结在一起，这也成为17—18世纪初期英属美洲殖民地的一个典型特征，然而几乎所有的殖民冒险行动提出的至少部分理由正是让“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与前述特征存在明显分歧。不过，这种特征放在17世纪大西洋世界的普遍殖民现实背景下并不算特别出格。尽管英国为自己的殖民行为辩护时经常提及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它和西班牙不一样，不会使用残忍的破坏手段，而是要采取温和的建设性殖民策略，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这种特征。清教徒纷纷向美洲迁移，自我标榜要建立一个“山巅之城”，紧接着又诞生了“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这一颇具影响的神话延续至今，但事实上，新英格兰殖民地并没有太多例外之处，更谈不上具有任何清晰的美国特征。无论是弗尼吉亚还是马萨诸塞，殖民世界都与英国联系甚密。尤其对于新英格兰而言，它担忧的不是“全世界的目光”，而是抛在身后的那片土地上人们的注视。他们的许多信件都是寄给远在英国的朋友和家人的，他们在信中的描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这场殖民冒险。在伦敦，他们出版了自己在美洲的所有经历，其中既有鼓舞人心的成就，也有悲惨痛苦的遭遇。他们把自己写进了未来美国的历史中，却让佩科特人从历史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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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讲，至少在清教徒的内心，他们的使命感的确将他们与其他殖民冒险者区分开来：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殖民地，贸易和烟草成为主旋律；在马里兰殖民地，宗教宽容的法律更多是为了建造一个避难所，而不是布道堂；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贵格会和其他脱离英国国教的组织也只是希望找到一个安全之所，来信仰他们的宗教。新英格兰殖民者与他们在精神层面最为接近的邻居——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分离主义者们——也仍然有所区别。在普利茅斯，进发新世界的朝圣者仅仅希望可以逃离旧世界的腐败，而并没想过要为旧世界树立榜样。清教徒不仅希望建造一个“新”英格兰，还相信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会在新英格兰诞生。从他们的角度看，美洲是一片应许之地，他们则是被上帝选中的人，但在这其中恰恰有一个问题：在一个如此沉迷于天启的民族眼中，危险无处不在，撒旦四处潜伏。同样，一个民族若是害怕一位女性布道者，例如不能容忍玛丽·戴尔（Mary Dyer）的贵格会异教信仰，以至于将她处死，那么自然就不会将阿尔贡金人视作平等的同类，更不会觉得他们对阿尔贡金人的残忍有任何问题。新英格兰殖民者正是这样。新英格兰社会为他们的担忧提供了绰绰有余的理由。对于清教徒来说，土著仅仅是他们肩负的另一个俗世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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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并不全是温斯罗普计划的那个样子。他曾这样设想：即使这片土地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也一定是一片有用的闲田。正如温斯罗普所说：“上帝已经用一场伟大的瘟疫毁灭了土著人，于是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土地都没有居民。”他称之为“无主土地”。[20]即使上帝没有消灭所有的土著人，这也不是最主要的问题。真正的挑战来自这片土地本身，来自这个新世界的环境本身。清教徒如此自信地想要在这里确立他们的权力，而这片土地却看起来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清教徒想在这片土地上寻找自我，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信仰，以及这种信仰所造就的身份都遭受到撼动，也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殖民地的领导者担心这种挑战将会侵蚀“山巅之城”的根基。圣经之国的实验进行了20年之后，教会成员的数量停滞不前。当然，正式成员仅被限定在那些进行了公开皈依仪式的“有形的圣徒”中，但公开皈依的人却越来越少。到了17世纪中叶，马萨诸塞殖民地教会已经在“可见圣徒”的标准方面做出了妥协，允许上帝选民的后代接受洗礼，但这种不稳定的妥协立场让很多人感到不满。于是，1662年，教会创立了“半路圣约”（Half-Way Covenant）制度，允许第一代殖民者的孙辈保留教会资格。而这个决定带来了预想不到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