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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路圣约的出现不仅回应了殖民地信仰的动摇、出席教会活动人数的下滑，同时也回应了清教徒从英国带来的传统的社会和家庭网络所造成的缓慢的侵蚀。在新英格兰出生的一代人，长大之后出于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的考虑，想要获得自己的土地，这样一来，在血缘和精神层面亲密的社会结构自然会因此消解。虽然殖民地最初做出了一些管理土地的尝试，希望可以避免人口过于分散，同时也更好地防御阿尔贡金人的进攻，但这些措施并没有彻底解决人口增长导致的需求增长。当时，新英格兰地区的人口增长丝毫没有受到切萨皮克那种大规模流行病的威胁。最初，殖民城镇的规模一般在50—100平方英里，最中间是一个教堂，四周环绕着公地，用于放牧和种植庄稼（概括说来，就是圈地运动之前英国城镇模式的一种变体）。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公地已经变成了规模在100—200英亩的属于各个家庭的私有财产。当然，伴随私人财产而来的是一种更加个人主义的观点，这也是早期清教徒最为担心的事情。人口分散和个人主义的勃兴，以及伴随个人主义而来的更为世俗的观点，都会使人们不可避免地放弃了清教徒“来到这片荒野”时所秉持的最初信念。荒野已被驯服，信念也便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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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并非不战而弃。特别是在实行半路妥协的政策之后，清教牧师们愈加关注教众的道德和精神弱点，并使用所谓的“声讨挽歌”斥责了教堂会众。但这一做法实际上几乎从殖民地最开始便出现了。早在1642年，总督布雷德福就已经指出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道德衰退，“醉酒”、“未婚男女之间的荒淫行为”，以及一系列难以开口的可怕事物逐渐兴起。布雷德福认为，所有一切“使我们悲叹不已，想到这些腐败的本性我们就会感到恐惧和焦虑”。究其原因，按照布雷德福的说法，一方面源于魔鬼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在于清教徒偏爱通过“适当的探究、调查”来揭露这种过失，并“给予适当的处罚”[21]。然而，比道德衰退严重百倍的，是一些全然拒绝清教徒使命的行为，这些行为在今天被称为大英帝国背景下的“土著化”。这并不仅仅是新英格兰面临的问题。背叛白人社会并接受阿尔贡金人——或被阿尔贡金人所接受——都是犯罪行为。在康涅狄格殖民地，犯有此罪的人将会遭受强迫劳役的惩罚；在弗吉尼亚，则会被执行死刑。在切萨皮克殖民地和新英格兰殖民地，殖民者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热情同化“印第安”部落，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过程居然会反过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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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印第安人、契约与身份：创建一个白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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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一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曾经指出：“我们阅读新英格兰作家的作品，接受新英格兰老师的教育，在这种影响下，我们默许自己沉溺于这样一种观念：美国只是由英属岛屿改造而成的，本质上不过是第二个英格兰而已。”他强调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1883年惠特曼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正是西班牙建立圣菲殖民地的纪念日。他认为“从历史履历上看，英国人残忍、暴政和迷信的程度……并不次于西班牙”，而这些话绝不仅仅是在恭维西班牙读者。他知道西班牙殖民地的“黑色传奇”在19世纪末期仍有影响，同时也意识到了美国土著人口注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萎缩”，最后，仅剩下“一点回忆和一些空白”。惠特曼将这一切全部归咎到清教徒的身上，或许有失公允，不过，如果想要追溯在这片多种族的土地上，种族排斥的神话最初是如何发生的，新英格兰的确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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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英格兰，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的冲动不断消退，与此同时，半路圣约的实际效果逐渐显现。殖民地政府担心，一些殖民地居民会选择与清教甚至英国传统相悖的生活方式。于是，在圣经之国中逐渐出现了一系列种族限制性政策。在实行半路圣约之后，教会成员的身份不再通过信仰，而是家族谱系来确定。教堂的大门因此不仅对其他移民关闭了——不管他们来自欧洲还是非洲，同时也拒绝了那些清教本来试图感召的土著人。某些一直以来都含蓄不清的说法自此便清晰起来：圣经之国设立了民族和种族的门槛，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白人国家。就像切萨皮克的殖民者一样，新英格兰的清教徒艰难地尝试让阿尔贡金文化与英国文化和平共处。但是，在17世纪中后期，不管弗吉尼亚殖民地还是马萨诸塞殖民地，土著与殖民者的公开战争都上升到了更具摧毁性的程度。1675年，土著人在弗吉尼亚波托马克河附近和新英格兰南部相继发起暴动。不久之后，弗吉尼亚殖民地还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白人社会内部冲突——培根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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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将发生在新英格兰的暴动命名为菲利普王战争（King Philip’s War，亦称梅塔科米叛乱，Metacom’s Rebellion）。这场战争不仅因为清教变本加厉地侵占土著人的土地，也因为万帕诺亚部落联盟内部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动。梅塔科米（Metacom）在父兄相继去世后，成为部落酋长。他比其父更敌视英国人，同时也做好了拉拢其他部落（例如纳拉干族这样曾在佩科特战争中成为英国同盟的部落）的充分准备，并希望联手向清教殖民地发起进攻。一位名为约翰·萨萨蒙（John Sassamon）的土著提醒了英国人警惕这一危险。萨萨蒙是皈依了基督教的土著，由于父母早逝，他在一个英国家庭中被抚养长大，后来在佩科特战争中加入英国军队作战，还曾在哈佛学院（建于1636年）学习。若是在其他时候，凭借他的特殊身份，他本可以帮助在土著世界与英国世界之间架起桥梁。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萨萨蒙的印第安人和基督徒的双重身份将他置于两者之间的无人地带。1675年，新英格兰和土著部落的战争打响，他必须做出选择，究竟要站在哪一边。在梅塔科米也许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时，约翰·萨萨蒙突然被人杀害。殖民者怀疑梅塔科米的三位下属是这场谋杀的真凶，并将他们处死，这也成为这场战争的导火索。菲利普王战争并不是一场小规模的冲突，而是在美洲大陆上发生的最具破坏性的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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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王战争在1675年夏天爆发，战火蔓延了整个新英格兰殖民地，并持续到了第二年。印第安人对于英国殖民地边境发起进攻，很快就遭到了英国军队的报复性袭击，其中有些袭击甚至是针对英国殖民者曾经的同盟纳拉干族展开的，尽管这个部落在1675年末至1676年初之间一直试图保持中立。在这场战争中，玛丽·罗兰森夫人曾被土著俘虏。1682年，她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玛丽·罗兰森夫人被囚禁和释放的真实记录》（A True 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and Restoration of Mrs. Mary Rowlandson），这本书非常畅销，同时也在美洲开创了“囚禁叙事”（captivity narrative）这种文学风格[22]。罗兰森借助《圣经》解读自己这段痛苦的经历，并引用赞美诗和先知的语录表达这段经历给她带来的恐惧以及自己在精神上的应对。她的回忆录当然满足了英国殖民者对于土著文化的好奇，也增加了殖民者对于土著文化污染的恐惧，但从根本上说来却是让殖民者感到安心的，因为罗兰森看起来已经从被俘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虽然她曾为那些“没有信仰的”、“野蛮的”异教徒所俘虏，但这个经历非但没有冲淡，反而强化了她本身的英国人特性和基督教信仰。这场战争本身也有着相似的特点。在1676年夏末，殖民者最终击败了梅塔科米的军队。这场胜利大大提升了殖民者在文化和军事上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这场胜利标志着上帝对于殖民冒险的支持。如同佩科特战争一样，胜利之后，殖民者把幸存的土著人驱逐出了这片土地，把他们卖到加勒比为奴，其中就包括梅塔科米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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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之后，新英格兰殖民者的人口较快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但阿尔贡金人—英国人和平相处的愿望却彻底破灭。这场残酷的战争强化了殖民地中的种族—宗教话语，这种话语一旦建立，就决定了非白人异教徒和白人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和区隔，使得像玛丽·罗兰森这样的殖民者在内心中证实了这种文化鸿沟的存在，从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菲利普王战争的胜利使得英国殖民者能够驱逐至少一部分土著人、增大扩张白人殖民地的可能，却也把他们推向了未来的冲突。冲突的对象最初是这个新世界中的其他欧洲力量——尤其是新英格兰殖民地和法国势力，但最终变成了大不列颠本身。简而言之，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冲突会继续定义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身份，并进而最终塑造所有美洲殖民地的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讲，菲利普王战争才仅仅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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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英格兰以南的弗吉尼亚，殖民地总督威廉·伯克利（William Berkeley）也有理由去思考印第安人的问题。这一问题被他称为“新英格兰殖民地中印第安人的相互传染”，他相信这种传染“已经蔓延到了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北部”[23]。不过，和伯克利的观点相左，这一时期在切萨皮克针对英国殖民地的暴乱并不是出于传染，而仅仅是巧合。但这些暴乱的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让局势变得更加紧张，这点从来自北部的令人不安的报告中就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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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新英格兰一样，两个殖民地在防御土著侵袭的问题上，都有两个实际问题值得关注：第一是如何才能识别谁会带来威胁。弗吉尼亚殖民地和新英格兰殖民地的白人种族主义态度都没有尖锐或狭隘到认为不同的土著部落之间毫无差别。但是，对于英国人而言，在一个特定时间判断某个土著部落的立场，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确认了威胁之后，该如何去应对？与当今美国枪支文化所传达出的形象不同，当时的武器价格不菲且供应有限。英国王室并不乐意加大开支为军队购置他们需要的火枪，于是伯克利在1673年通过了一项军队法案，通过提高当地税收的办法增加防御拨款。可以想见，这一举措并不受欢迎。更加糟糕的是，它也没有得到普遍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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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弗吉尼亚，1675年叛乱，加上英国对殖民者面临的威胁应对不足，对于殖民地稳定来说都是一杯致命的毒酒。当1675年夏天第一次入侵发生时，弗吉尼亚殖民者不仅要求多益族土著对此负责，还错杀了一些居住在马里兰的苏斯克汉诺克人。苏斯克汉诺克人自然会发起报复，其他一些土著部落也借机开始攻击英国殖民地，以至于在1676年春天，切萨皮克的殖民者被卷入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他们认为所有东海岸的土著部落都参与了进来。因此，殖民地内部还爆发了一场冲突，即培根叛变。这场冲突部分源于殖民者对于伯克利在危急时刻领导能力的不信任，同时也因为在日益壮大的殖民地中，财富和土地的贫富差距过大。通过签订契约来到弗吉尼亚的殖民者被许诺赋予“公有土地继承权”（headright），即在劳役期满之后便可以购买土地。但是，到了17世纪60年代，烟草价格下跌，土地价格上涨，以至于很少人可以负担得起土地的价格，更别提买到一块心仪的土地了。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供求失衡。没有土地的自由人被视作殖民地的一种威胁，如同英国社会中的放荡穷鬼一样。随着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弗吉尼亚殖民地社会呈分裂之势。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剥夺无地者的投票权力，但这却使切萨皮克地区的社会关系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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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刚刚到达切萨皮克且富有的纳撒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来说，这不仅不是一个问题，反而是一个机遇。他并没有像无地者那样被剥夺公民权，同时也有能力在詹姆斯敦殖民地的上游购买规模可观的耕地。很快他就成为弗吉尼亚议员。在任职之后，他猛烈攻击伯克利和当地土著，不加区分地摧毁精心培育的附属部落的关系，并以此激怒殖民地总督。殖民地财富短缺，烟草价格又一直下跌，这些问题使殖民地人心惶惶。培根则恰好利用这一点，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土地的缺乏导致殖民地人心动摇，这给他的篡位提供了时机。进而通过挑起殖民者对当地土著，尤其是友好的奥卡尼切人的不满，培根将这种机遇变为现实。培根叛乱声势渐起，激发了白人社会的热情，在1676年9月导致了詹姆斯敦殖民地的覆灭。在同年9月，培根因为痢疾去世，这场叛乱才得以终止，培根的支持者随后接受了审判和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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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人与土著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弗吉尼亚白人社会来说，培根叛乱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菲利普王战争一样，培根叛乱标志着白人对于切萨皮克地区阿尔贡金民族的态度从此发生转折。这一切当然不能全部归咎于培根本人。对于土著人的恐惧和敌意由来已久——对此，爱德华·沃特豪斯在1622年就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但伯克利这样的领导者一直都在试图压制这种恐惧和敌意，他们认为白人不应侵占土著人的土地。事实上，按照1646年与波瓦坦部落联盟签订的条约规定，殖民者不得擅自闯入约克河以北的所有土地。但是随着培根叛乱的发生，印第安人聚居地和白人殖民地之间的分界线如同友好和敌对的土著人一样难以分辨。虽然伯克利非常明白两者之间存在区分，但镇压培根叛乱时，他被迫公开采取更加极端的立场。当他建议军队“不该宽恕任何印第安人，因为他们现在都是我们的敌人”时，可能只是为了申明自己保护英国殖民地的意愿。然而不幸的是[24]，这种对土著民族不加区分的立场反而对他的政敌有利，引起了很多英国殖民者的共鸣。如果所有印第安人都是敌人的话，那么所有条约都应作废、所有土地都能入侵，白人社会的扩张便没有界限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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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不仅会强化白人与土著社会之间的区隔，同时也会为美洲白人相较于其他种族的独特身份设定标准。培根叛乱向弗吉尼亚的领导者证明了切萨皮克地区的白人社会内部也有可能产生暴乱。同样，这场叛乱也告诉弗吉尼亚的领导者，拥有一个外部的文化“他者”可以将白人社会凝聚在一起。理论上讲，宗教是一条连接新英格兰殖民地的纽带，在切萨皮克殖民地，种族起到了相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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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永远不会这么简单。虽然不同的英国殖民者在新世界的探险在地理上彼此区隔，时间和动因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在经历了17世纪的暴力冲突之后，在对待土著民族的问题上，却渐渐走向了非常相似的立场。在切萨皮克，烟草是争夺土地的动因；在新英格兰，白人社会的自然扩张本身便是动力。不过，因为烟草业的缘故，白人社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这种需求无法仅由移民和契约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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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考虑到1622—1676年所发生的事件，爱德华·沃特豪斯希望通过奴役土著人来满足这些需求的想法并不是一个现实可行的提议，至少在殖民地并不可行。弗吉尼亚殖民地和马萨诸塞殖民地的领导者并没有在奴役印第安人这个问题上有过任何犹豫，只不过出于自己内心的宁静，他们更倾向于将印第安人送到加勒比海为奴。然而就奴隶制度而言，眼不见并非心就不烦。终身奴役制为南方殖民地日益增长的劳动力需求，以及至少部分北方殖民地逐渐发展的社会需求提供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毕竟，马萨诸塞殖民地在1641年的官方法典上便承认了奴隶制的合法性，但是真正急需劳动力的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特别是到了1660年以后，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持久、固定的劳动力。不过，没有任何人假定种族应该成为劳动力的区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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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早期的切萨皮克曾是一种商品，但在一个居住者和移民都被标上价格的世界里，这并不稀奇。雇工在刚刚到达美洲时会被标价出售，如同之后的奴隶一样。在所谓的“出卖劳力抵偿船资”的移民体制之下，穷人免费搭船来到美洲，以为自己抵达时会有朋友或亲属为自己支付船资。而如果没有人为他们出钱，他们就会像流浪汉、儿童、犯人一样被标价出售。当第一批非洲人在1619年来到弗吉尼亚时，他们很快就融入了这样一个世界之中，所以虽然他们看起来是被之后成为殖民地总督的亚德利所“拥有”，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人可以和美洲历史中真正意义上的奴隶相提并论。在早期殖民时期，黑人和白人一样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不过，随着白人文化与土著社会的建设性交流逐渐消失，奴隶制和美洲奴隶制度下的种族区隔也逐渐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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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洲殖民地中非洲人数量的不断增加，有关奴隶制度的法律最终得以通过。1650年，北美洲人口仅有4%是黑人，在南美洲这个数字是3%，在那时，英属加勒比海殖民地的黑人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25%。但是，这些数字迅速增加，并呈现出越来越分明的地域差别。到了1770年，英属加勒比海殖民地的黑人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约91%。与之相比，美洲从没有达到过这样的水平，同年美洲的黑人比例只有22%，但是南方殖民地的黑人比例达到了40%。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切萨皮克、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殖民地中，奴隶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会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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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年，弗吉尼亚殖民地首先确立了奴隶身份的母系制度，换言之，孩子将会继承母亲的法律身份。两年之后，马里兰殖民地确认了终身奴隶制的法律地位。弗吉尼亚殖民地则通过1667年和1670年的两项政策微调，透露出殖民地的种族政策走向。1667年，殖民地宣布洗礼入教并不会改变一个奴隶的法律身份。1670年，黑人购买基督徒或白人雇工被宣布非法，此时弗吉尼亚黑人人口还不足2000人。10年之后，这个数字增加了不止两倍，达到了7000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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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奴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基石，不出所料，这也使得英国成为17世纪欧洲最主要的奴隶贸易国家之一（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主导了欧洲的奴隶贸易）。从最初在切萨皮克和新英格兰开始的一般农业尝试和当地雇佣活动，发展到切萨皮克地区的烟草种植业，再到之后，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在南北卡罗来纳殖民地（尤其是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殖民地，人们开始种植大米和槐蓝等农作物，一个全面的奴隶制度也开始逐渐成形，并改变了这些殖民地的劳动力基础，换言之，奴隶成为农业生产的中流砥柱。1705年，虽然奴隶制在各个殖民地已经非常普遍，弗吉尼亚殖民地下议院还是通过法律规定，“所有黑人、黑白混血人和印第安奴隶”是一种“不动产”，可以和其他不动产一样被买卖。紧接着这项规定，诞生了所谓南方殖民地的“特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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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早在17世纪中叶，美洲奴隶制度的很多要素就已经有所显现，其线索也不仅仅存在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殖民地的法律文书中。甚至在美国建国之后的早期阶段，所有这些要素都已经在南方就位，并且正是它们的存在，日后把成为美国南部的这个地区与其他地区区分开来。从某些方面讲，相比这些殖民地来说，这个过程在大不列颠反而更加明显。烟草并非独自来到英国。与烟草一同来自新世界的事物不仅塑造了英国人对于美洲的观念，同时还反馈到这些烟草诞生的环境当中，影响并反映了一种不断变化的种族意识，以及一种逐渐加深的白人社会与其他种族之间的隔离。至少在17世纪末期和整个18世纪的一些相关图册中，烟草成为英国征服弗吉尼亚所获得的一种奖赏，而不再仅仅是与土著的交易所得，或是通过种植收获的新世界的馈赠。它被呈现为英国人通过长枪利炮获取的战利品，之后又被呈现为奴役劳动力耕作的产品。实际上，烟草被视为种族帝国主义的最终产品。一些与烟草相关的图册以长期为人熟知的新世界图景为素材。其中一幅图片（图10）表现了约翰·史密斯俘获帕斯帕荷国王欧佩坎诺的情景。另一幅简化版本的图片（图11）不仅是一则烟草广告，同时也简略地展现出切萨皮克殖民地的权力关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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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最初的版本，欧佩坎诺的画像已经明显变暗了许多（这幅画是在约翰·怀特的早期肖像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它展现了一位高大的土著和非洲人的混血，并与史密斯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反差。他并不是典型的阿尔贡金人，也不是典型的非洲人，观看者只能从这幅图片中得知欧佩坎诺并非白人。在17世纪后叶的殖民地，这种评价虽然粗糙，但非常普遍。这还仅仅只是其中一处修改。原图的背景也被改动过了。图中本来有一些树和一片开阔的风景，现在加入了一个小教堂和一艘船。原来种着树的地方现在是一株低矮的烟草，挨在欧佩坎诺右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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