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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泽西和新英格兰情况相仿，也不完全是一片和谐。例如1682年，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带领贵格会财团买下新泽西殖民地的东部土地时，就在当地以苏格兰人为主的居民中间引起了不安。新泽西为当时的这些贵格会教徒提供了一个类似于庇护所的所在。在当时所有的宗教团体里，贵格会受到的迫害最为严重，这一点从1660年玛丽·戴尔在马萨诸塞被判处绞刑的事件中就可窥见一斑。正如贵格会《教友》期刊上早期的一篇文章所说，“遭到极为严重的误解和歪曲”是贵格会教徒难逃的宿命，他们被指控为诡辩家、自然神论者、浪荡子和偏执狂，“被迫对每一条教义和教规作出辩护”[3]。因此，佩恩一直在为自己的“神圣实验”（Holy Experiment）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点。在1681年，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那一年，查理二世赐给他一片土地。他给这片土地取名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意为“佩恩的天堂”（Penn’s paradise，图12）。第二年，佩恩抵达属于自己的这片天堂，亲自监督殖民地的建造。在这里，将会建起宾夕法尼亚最重要的一座城市菲拉德尔菲亚（现名费城），希腊语里“兄弟之爱”的意思。随后，佩恩又从瑞士人手中买下特拉华河畔的一个殖民地，那里在1703年成为独立的特拉华殖民地。宾夕法尼亚很快就吸引了大量的英国贵格会移民。1680年，英国约有10000名贵格会教徒因异教信仰被抓进监狱，其中很多都遭处死。因此，数千名贵格会教徒来到了美洲，而吸引他们的正是佩恩在1701年《特权宪章》（Charter of Privileges）中明确做出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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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本地区的所有人都无须宣称或认可万能的上帝是这个世界的造物者和统治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歧视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或仪式，或以此为由侵犯其人身、财产安全；不应强迫任何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敬拜、保持某种宗教信仰或是做出任何其他违心之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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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是英国在17世纪建立的最后一个殖民地。下一个殖民地，即佐治亚殖民地要到几十年后的1732年才得以建立，并且这个殖民地已不再是为宗教异端者提供的庇护所，而是为英国债主建造的避难所了。当时，英国殖民地的范围已经从法国的加拿大殖民地沿东海岸一路向南，延伸至西班牙的佛罗里达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政府组织形式大同小异，大多受一名由英国王室或领主任命的总督管辖，立法机构则分为总督任命的议会（上议院）和选举形成的议会（下议院）。只有罗得岛和康涅狄格是例外：这两个殖民地由立法机构选举总督。事实上，尽管这些殖民地在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等方面的追求极为相似，并且也形成了新英格兰同盟，但除了与大不列颠的共同联系之外，并没有什么能让这些殖民地团结起来，只有一个例外：印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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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威廉·佩恩《宾夕法尼亚政府框架》（伦敦，16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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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文化可能是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的支柱。但仅仅通过日益详尽的地图、针对潜在移民的宣传材料、约翰·史密斯等冒险家写的新世界游记或是西奥多·德·布里绘制的插图，并不能让美洲殖民地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要探寻美国早期身份认同的灵魂，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就藏在殖民地那些相当乏味的官文里，例如佩恩所写的《政府框架》（Frame of Government）。这是一片充斥着大量政府官文的土地，对于定居于此的人们来说，就连那些契约和宪章中用小号字印刷的部分、那些法律生活的细枝末节也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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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尤其热衷于利用表意明晰的宪章来获得控制权。清教徒“大迁移”（Great Migration）的资助者是持有皇家特许状的马萨诸塞湾股份公司。与伦敦公司不同的是，马萨诸塞湾公司的皇家宪章就掌握在清教徒移民自己手里：通过1629年的《剑桥协定》，他们从公司那些没有移民打算的人手中买断全部产权，从而取得了对殖民地政府的控制权，并且将殖民地交由约翰·温斯罗普管理。1639年，在康涅狄格，托马斯·胡克制定了一部《康涅狄格基本法》来管理殖民地，这也是美国最早的一部成文宪法。同年，新罕布什尔也制定了《艾克塞特公约》（Exeter Compact，效仿《“五月花号”公约》）来管理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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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的卡罗来纳殖民地，贵族领主安东尼·阿什利·库珀爵士在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帮助下制定了《卡罗来纳基本法》，以确保卡罗来纳世袭贵族的统治。虽然这部基本法很快就被殖民地专有的“标准”治理模式（总督、地方参事会和议会）取代，但它还是彰显了政府、社会结构、种族关系、宗教自由和政治参与这些议题在殖民计划中的重要性。殖民地的经历让这些英国殖民者远离了传统的英国治理模式：大宪章、地方法和普通法，以及法庭。事实上，鉴于殖民时期的契约和协议一直都处于不断的改写和修订中，美国最终发展形成一部核心的成文宪法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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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18世纪初，还没有人会预料到英国这些殖民地最终会形成统一，更不会预料到会有一份单独的宪法文件来管理这些殖民地。不过，殖民地政府内部的紧张局面，加上殖民地本身的人口增长和土地增长，虽然当时几乎没能增强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却已开始削弱它们与大不列颠之间的纽带。菲利普王战争结束后没过几年，部分是由于这次战争，殖民者和“祖国”之间的冲突就已经初露端倪：英国王室对新英格兰发回的报告感到不安，力图对殖民地实行更严苛的控制。英国在1651年、1673年接连颁布《航海条例》和《种植园税法》（Plantation Duties Act），开始尝试不断加强控制殖民贸易。1675年，英国又设立了一个枢密院委员会——“贸易与种植园议事会”来掌控殖民事务。1684年，由于马萨诸塞无视贸易限制，英国废除《马萨诸塞宪章》以示惩罚。紧接着，詹姆斯二世（James II）于1686年建立“新英格兰自治领”（图13），包括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普利茅斯、罗得岛、马萨诸塞、新泽西和纽约殖民地，统一由纽约前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Edmund Andros）管辖。设立自治领一方面是为了确保这些殖民地遵守《航海条例》，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加强防御的考虑。但詹姆斯对于殖民地的治理没能持续多久，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推翻了他的统治。1689年，威廉三世（William III）和玛丽（Mary）登上了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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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自治领的公章上印着一句箴言，意为“唯有在贤君治下，方有最高尚之自由”。然而，殖民地正在迅速形成自己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与君主政体的分歧日益扩大，与自治领公章上那幅表现英国人和土著人共同臣服于君主统治的图案中传达的理念更是极为不符。不过，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当时这种自由观的分歧，更不应将这种在共和时代到来之前形成的自由观归为一种共和思想。英国王室在17世纪末实施的一些政策虽然引起了殖民地的敌意，但在18世纪，这些敌意并没有立即转变为意识形态上对王室的全盘对抗。不仅如此，英国议会在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中主张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享有“自古以来的”权利时，其呼声不仅在光荣革命时期响彻英国，也在遥远的美洲引起共鸣。当威廉胜利的消息传到殖民地，民众就起义废黜了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埃德蒙·安德罗斯（同时也是自治领总督）政府、纽约殖民地的弗朗西斯·尼克尔森政府（Francis Nicholson）和马里兰殖民地的威廉·约瑟夫政府（William Joseph），这些起义都与英国本土发生的事件密切相关。不过在马萨诸塞和纽约殖民地，反对旧政权的人并没有果断行动，而是等到他们相当确定威廉和玛丽的新政权得到确立之后，才开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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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新英格兰自治领（1686—1689年）印章。出自威廉·卡伦·布赖恩特和悉尼·霍华德·盖伊《美国通史》第三卷（1879年）第9页。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外交中心友情提供，详情访问http://diplomacy.state.gov/exhibitions/1009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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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来，殖民地复制了英国本土的权力交替。和英国一样，殖民地的权力交替同样体现了殖民地内部的社会分歧和政治分裂，而殖民地的新政权也同样只是沿袭了旧政权的统治方式。殖民地的人民对自治领的反对、对那些充当英国王室喉舌的殖民精英的反抗，未必就早早预示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这对未来美国的发展毫无影响。对美洲而言，威廉推翻詹姆斯的统治，不仅意味着马萨诸塞、马里兰和纽约的天主教徒被逐出权力舞台，还有着更为长远的影响。光荣革命终结了天主教在英国复苏的希望，也给未来的美国留下一种反天主教的传统：直到近300年后，美国才会迎来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即1960年上任的约翰·肯尼迪）。殖民时期虽然确立了白人新教徒的支配地位，但它同时又是英国君主政治更替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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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自治领之前曾试图限制、甚至剥夺殖民地议会的权利。在威廉和玛丽统治时期，这些权利得到了部分恢复，但程度有限。1691年，马萨诸塞和马里兰相继成为皇家殖民地，由英国王室指派总督。同时，在马萨诸塞，特权不再由教会成员专享，而是根据财产所有权决定所属。以商人和地主为主的新社会精英阶层取代了“圣徒”统治者，开启了新的政治趋势。18世纪早期，大多数英王特许领主独占的殖民地和公司特许殖民地都转为了皇家殖民地，只有五个殖民地例外：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特拉华、罗得岛和康涅狄格。即便如此，这五个殖民地也不能完全避开王室的干预。在重商主义心态的驱使下，英国王室眼中的殖民地和弗吉尼亚公司最开始预想的切萨皮克一样，是一个财富之源，有着丰富的原材料，不仅为殖民地，也为英国本土创造了就业机会。此时，距詹姆斯敦最初的艰难建立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英国对殖民地的发展感到满意，因而也越发热衷于保护自己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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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条例》颁布以来，对于殖民地产品的监管力度一直不够。于是在1696年，英国贸易委员会成立，旨在加强对殖民地产品的管制。到了18世纪中期，英属北美洲出产的几乎所有原材料都被划入贸易委员会的管理范围。这对美洲殖民地而言未必是件坏事，反倒能够确保他们在英国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例如，到1720年，美洲有超过一半的烟草都出口销往苏格兰的格拉斯哥。贸易委员会的成立也让美洲得以与其他英属殖民地，尤其是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进行贸易往来，并且参与到欧洲、加勒比海与西非地区之间物品和奴隶的三角贸易之中，美洲殖民地因此打开了新的市场，获利颇丰。对美洲来说，新英格兰代替了欧洲在三角贸易中的位置，将朗姆酒从波士顿和纽波特运到几内亚，随后将奴隶从非洲运往西印度群岛，最后又带着朗姆酒所需的原料（糖蜜和食用糖）回到美洲，这种罪恶的航行周而复始，不断循环，是最大的利润来源。简言之，英属北美殖民地不是在孤立隔绝中发展的，这些殖民社群形成发展的原因十分复杂，英国本土的宗教和王室冲突也许的确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也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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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年以后，来到美洲的英国移民逐渐减少，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开始增多。与此同时，非洲人口输入持续增加，殖民地，尤其是南部地区以种族来界定奴役身份的特点也越发明显。一方面，这使得殖民地朝向一个有着种族分歧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非洲人口的增长又为这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基础。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早期，殖民地经济、社会、宗教和政治生活都开始围绕着这两个看起来明显矛盾的概念发展：自由和奴役。当然，这两个概念其实毫不矛盾，要完全理解其中一个概念，就必须理解另外一个概念。对于美洲来说，想要取得自由，便要施行奴役，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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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那么，何谓美国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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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2年，即《巴黎条约》正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前一年，法国移民约翰·埃克托尔·圣约翰·德·克雷弗克（émigré John Hector St.John de Crèvecoeur）在伦敦出版了一本文集，名为《一个美国农人的信札》（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在书中，克雷弗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那么，何谓美国人，这个新人种呢？”他在答案中描述的美国公众形象要比他自己初到美洲时所见的更积极正面。他认为，美国人是欧洲人，但又与欧洲人不同。“他是一个美国人，”克雷弗克指出，“他把所有古老的偏见和礼节都抛在身后，拥抱新的生活模式，遵从新的政府管理，获得新的社会地位，形成新的见解和习惯。”美国人被视为各民族的混合体，一种“你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找不到的不同血统的奇妙混合”。克雷弗克自豪地说，他“可以向你指出一个人，他的祖父是英国人，妻子是荷兰人，儿子娶了一个法国女人，而他们现在的四个儿子娶了四个不同民族的妻子”。美国是这样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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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世界各国的人融合成为一个新的种族，他们付出的劳动以及他们的后代终有一天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变。美国人是来自西方的朝圣者，他们充满活力、孜孜不倦，将很早之前始于东方的艺术和科学带到这里……美国人是一个新人种，他遵循新的原则行动，为此他必须吸纳新的思想，形成新的观点。历经了被迫失业、卑屈依赖、贫穷困苦与无用的劳动之后，他开始辛勤从事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并因此得到了充足的物质报酬。这就是美国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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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美洲直到1700年以后才真正迎来非英国移民的高潮，如果克雷弗克所言非虚，那么我们可以推断，仅仅用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可能最多四个世代，或者只是普通人一辈子的时间，英属北美这些不稳定的殖民地就不仅融合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还为这个新国家里的白人赢得了一个近似于神话的身份：肩负着实现人类命运的使命的“来自西方的朝圣者”。问题在于，这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又或者，问题更应该是：这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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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顾历史，我们知道美国革命（又称独立战争）让英属北美殖民地在1783年完全脱离了“祖国”。但在18世纪早期，殖民者无从预知这一切，他们没有准备在1776年宣告独立，也没有准备独立打响一场战争。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却又正在为这一切做着准备，因为美洲殖民生活有两个主要特征：改变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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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可以说是转型期的社会，并且处在持续不断的转型中。造成这种不稳定的一部分原因是新移民的不断涌入。与后来克雷弗克热衷于描述的欧洲各国文化交流情况不同，在这个时期，即使是处于前沿地带的白人社会里也没有多少文化融合的机会。从1700年到1776年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的几十年间，超过50万移民涌入了殖民地。这些移民中包括约10万契约佣工、约5万遭到驱逐的罪犯、约20万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以及约28万非洲移民。罪犯大多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约35000千人），也有一部分来自爱尔兰（约17000人）和苏格兰（约2000人）。欧洲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德国（约85000人）、苏格兰（约35000人）和爱尔兰（约108000人）。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没有能够轻易地融合在一起。殖民地的人口当然是多元化的，但构成这种多样性的不同群体却倾向于和各自在宗教、文化上的同类聚居，鲜少与其他群体通婚。以奴隶身份来到美洲的非洲移民则没有欧洲移民群体中的这种身份差异，其人口也超过其他所有的移民群体。这样巨大的非洲移民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对非洲黑奴贸易的垄断在1697年被打破，奴隶进口活动迅速增长，使得殖民地的黑人人口从1700年的2万飙升至1763年的35万。这个时期，到达英属殖民地的所有移民里，超过半数的人要么是罪犯，要么是奴隶，并且都是被迫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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