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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移民来到的是一个频频被冲突撕裂的世界：欧洲的战火冲破边界，蔓延到了美洲的土地上。1689—1763年，美洲殖民地参与了英法两国之间的至少四场战争：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9—1697年，又被殖民者称为威廉王之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安妮女王之战，1702—1713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乔治国王之战，1744—1748年）以及在殖民者看来最具决定意义的七年战争（法国—印第安人战争，1756—1763年）。七年战争以1763年《巴黎条约》的签署宣告结束，解除了法国对于英国殖民美洲构成的威胁。从殖民地与英国对这些战争不一样的命名体系里可以看出，这些冲突在他们看来造成了侵扰和破坏——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发展正是面临着这些持续不断的冲突，而这不管是对于社会的稳定还是帝国的安定都毫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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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稳定和不确定是殖民进程的固有特点。绝大多数的移民都不是英国统治精英，而这些移民自愿或被迫来到殖民地时，无论性别、无论肤色，都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17世纪末，英国史上的第一位女剧作家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敏锐地观察到一些移民对这个新世界的反应。在演绎弗吉尼亚殖民地培根起义的剧作中，她笔下的一个角色宣称这个国家“只不过想让出身高贵的种族遍布全国，将这里变成世上最好的殖民地”，但事实上，“统治这个国家的却是地方议会，其中一些议会成员可能还是遭到放逐的罪犯，这些人获得大量资产后就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阁下，跻身所有权位”[6]。殖民早期这种后来被称为“小木屋神话”或“美国梦”的现象，在贝恩看来，带来的是不安而不是热情，彰显的是机会主义而不是乐观主义。事实上，18世纪初的殖民地极度缺乏乐观主义。不过，这些殖民地就要迎来一个非凡的发展和增长期，而这将永远地改变它们的世界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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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年的美洲殖民地正处在步入现代时期的转折点上，其中既包含了与现代世界完全一致的元素，又保留着属于前现代的观念。而这些前现代观念里最明显、最极端的例子可能就是1692年的塞勒姆女巫审判案（the Salem witchcraft trials）。这一事件也许可以被视为17世纪末的殖民者对于现代压力、对于马萨诸塞动荡环境的一种前现代的回应。在塞勒姆村，人们的生活由极端的加尔文主义教会的戒律所统治，而当时的英国统治者是坚信“君权神授”的天主教君主詹姆斯二世。天主教君主的统治让塞勒姆的村民倍感压力，但他毕竟也只是凡人，对于当时的塞勒姆民众而言，他们面临的威胁来源于一种截然不同的黑暗势力——撒旦。虽然在他们眼中，天主教君主和撒旦并无二致，但在1692年时，撒旦的黑暗势力是如此真实，已经完全超过了詹姆斯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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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英国本土和殖民地，巫术信仰和魔法信仰其实相当普遍，早在1692年塞勒姆巫术恐慌爆发的前几年，就已经初露端倪。古迪·格洛弗（Goody Glover）是第一个遭到控告的女巫，于1688年被绞死。清教徒牧师戈登·马瑟（Cotton Mather）在《与巫术和着魔有关的难忘天意》（Memorable Providences, Relating to Witchcrafts and Possessions）中记述了这起事件，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社会仅凭一个情绪激动的13岁小女孩提供的争吵证据，就可以处死一个清白的女人。面对外部的威胁，这个社会的应对方式就是将枪口对向自己内部。“去告诉人类，”马瑟在小册子里力劝道，“这里有魔鬼和女巫。”新英格兰“已经有了他们存在和行动的实例。异教力量不仅在印第安人的棚屋里，以熊、蛇和火之形状出现，也出现在基督教徒的屋中，在那里上帝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拜，如今却受到恶魔的侵扰”。塞勒姆当然藏匿了恶魔，但这些恶魔更多是来自人间，而非来自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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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1年，只会在小孩噩梦里出现的情景成为可怕的现实：人们认为巫术是导致他们疾病发作的原因，一个名叫蒂图巴的黑人奴隶和几个白人女性因此遭到控告。到了第二年，整个事态已经发展得不可收拾：邻居之间互相攻击，有些明显是在清算宿怨旧账。到后来，马萨诸塞总督不得不插手干预，解散了塞勒姆法院，而那时已有上百人受到审判，其中有14名女性和5名男性被定罪为使用巫术，遭到处死。戈登·马瑟的父亲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也是一位清教牧师，他目睹了这场集体的歇斯底里而感慨万分，在《有关邪灵的良知》（Cases of Conscience Concerning Evil Spirits，1693年）中，他谴责了女巫审判时所用的“幽灵证据”说。约翰·黑尔（John Hale）在《巫术性质浅探》（A Modest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Witchcraft，1702年）中也重申了马瑟的观点（图14）。黑尔是马萨诸塞殖民地贝弗利的一位牧师，他一直在积极起诉女巫，直到自己的妻子萨拉也遭到控告才收手。实际上，到1700年时，大多数新英格兰人也都停止了对女巫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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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塞勒姆女巫审判案的反对之声证实了——如果需要证实的话——人们对精英教会权威的反对。1699年建于波士顿的布拉特尔街教堂正表达了这种声音：这座教堂带头摒弃了只有上帝的选民才可以加入教会的观点。到18世纪中期，在“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背景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运动在新泽西和纽约北部兴起，并且在18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之间在整个殖民地蔓延开来。一些激进的神职人员甚至连宿命论都予以摒弃，转而开始布道灵魂救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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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约翰·黑尔《巫术性质浅谈》（波士顿：格林＆艾伦，17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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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无疑即将发生，这种改变与英国的殖民愿景密切相关，却又与其背道而驰。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态度受到重商主义心态的驱使，它关心的不只是殖民地的货物和贸易机会，还有英国自己本土的人口。1700年后，英国虽然没有公开阻止（娴熟工匠之外的）本土人口移民美洲，但也不再积极鼓励移民。尤其是在1718年颁布《输送法案》之后，除去将重罪犯人遣送到美洲，就不再鼓励移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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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殖民时代的早期开始，许诺更大程度的自由一直是吸引移民自愿前往新世界的动力，这种自由可以是宗教自由，可以是社会自由，也可以是纯粹的经济自由。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在移民最开始的几年里，她们有时似乎的确可能过上不那么受男权统治限制的生活。当然，这种可能性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取决于不同的殖民地、不同的环境以及不同的女性自身。切萨皮克殖民地最初的女性资源短缺让那些来到殖民地的女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权力，而当地较短的平均寿命既损害也增强了女性的权力。一方面，丧偶的女性也许获得了经济自由，但另一方面，女性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下去的风险也随之而来。在新英格兰，健康良好的自然环境也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家庭规模的增长。这当然是件好事，但也把女性限制在了家庭生活之中，只有极少数的女性能幸运地拥有厨房和育儿室之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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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革命前的几十年里，随着经济、地理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殖民时代早期短暂出现过的女性独立的机会已经毫无影踪。到18世纪，90%的美洲殖民者依靠土地获取生活资源，大多数女性的生活都围着家庭、农场和农田转。从当时的日记里至少能够瞥见一些受过教育的人的生活。来自长岛的玛丽·库珀（Mary Cooper）在日记中详尽描述了自己充满繁重苦差的生活和持续不断的辛劳。1768年的圣诞前夜，她“累得要命”，“烘干、熨烫衣服，直到天将拂晓”。第二年的5月13日，她在日记中写道，“太多辛苦的工作”让她觉得“肮脏而悲痛”。两个月后（7月13日），她反思自己的生活，写道，“自从我离开父母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了40年，在这里我看到的只有苦工、忧愁和各种各样的磨难”。“我觉得，”她总结道，“来到这里，我离梦想中的天堂的确更近了，但除此之外，我各方面的状态都比40年前糟糕了不只4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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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的苦恼并不仅仅来自熨不完的衣服，从她八月份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线索。“我的心里燃烧着怒火和不满，”她吐露道，“缺少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还要一直害怕那些紧追不舍的债主。”和其他的许多人一样，除了贫穷，她还要面对疾病的恐惧。在当时，天花是切实存在的危险。虽然早在1721年波士顿爆发天花疫情时，戈登·马瑟就曾积极探索过抵御天花病毒的接种疫苗，但在50年后的长岛，接种疫苗仍然没有得到普及。1771年初的日记中，玛丽·库珀欣慰地记下女儿痊愈的情况，但也承认自己“曾经非常害怕天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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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债务和苦不堪言的体力劳动正是18世纪许多美洲白人殖民者的命运。新世界的财富从来都不是均匀划分的，随着殖民地的人口继续增长，扩张到内陆地区并且在东部沿海建立起城市中心区，生活上的不平等也愈加明显。这些不平等有性别上的、有种族上的，也有经济上的，很多情况下都是两种以上的不平等交织在一起。对女性而言，她们虽然生活在距欧洲四千八百多公里之遥的土地上，生活在新英格兰殖民地这种女性人数超过男性人数的地方，却仍然没有得到什么机会。尽管这里的男性都在为权力的界限展开激辩，质疑神职人员、议会成员和当权领主的传统的权利表达，这仍然不是一个平等主义的世界。18世纪早期的美洲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迎来了挑战与改变，但在许多宗教、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转型之中，仍旧有些东西一成不变。男性殖民者也许的确是朝着“美国人，这个新人种”发展，但克雷弗克给美国人归纳的“新原则”里还没有包含性别平等。新女性仍然需要等待，在有些州里更是需要等上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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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概而论并不公平，毕竟1700年的美洲在地区、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都相当大。英属北美殖民地位于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欧洲强国的殖民地之间，在贸易上也夹在这两个与之都有过节的欧洲帝国之间，而其所处的美洲地区仍然是部分美洲土著部落的家园。1700—1770年间，这些殖民地的人口从265000增长到230多万。但事实上，美洲的总人口从1600年起就在递减，这是由于白人人口增长的同时，土著人口在不断减少，虽然两者之间并不总是具有因果关系。尽管具体估算数目不一，但一般认为1600年新英格兰的土著人口到1700年只剩下5%。这5%的新英格兰土著人口其实和美洲内陆的其他土著部落一样，并不愿意看到这些改变，但他们只能被迫适应这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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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美洲土著部落被赶到内陆地区后，不仅需要和白人移民竞争，还不得不与其他的土著部落抢夺土地和资源。因此很多土著部落，尤其是南部地区的部落都在18世纪销声匿迹了，它们要么融入了其他部落，要么因疾病而全部丧生。当时的观察家、贵格会教徒加布里埃尔·托马斯（Gabriel Thomas）在书中描写了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殖民地的发展史及其对特拉华人（又称伦尼莱纳佩人，即本地人）的影响。他写道：“印第安人称，每有一个基督徒到来，就要有两个特拉华人死去。”契约佣工威廉·莫拉利在1729年来到美洲时曾将这个时期的宾夕法尼亚描述为“世界上最好的穷人国家”。[8]不过，一些人眼里的机会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却代价高昂。对于许多的白人移民，包括莫拉利在内，根本就没有“世界上最好的穷人国家”这么一回事，费城的街道也没有像想象中的城市乌托邦那样遍地黄金。而伦尼莱纳佩人的情况则更为糟糕。对于土著部落而言，改变从来都不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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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改变之外，有一点从未改变，那就是冲突，而这对于新英格兰的影响尤其明显。18世纪初，新英格兰殖民地土著部落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冲突远比几十年前的菲利普王之战时期复杂。菲利普王之战虽然让双方都变得小心谨慎，但1676年后仍然时有暴力事件爆发，继续破坏着双方的关系。而1702年英法之间爆发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安妮女王之战）更是让这种紧张局势升级。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个名字中即可看出，英国面临的敌人不只是法国。在开战的前几年里，西班牙军队也对英国殖民地，主要是南卡罗来纳地区发动了袭击，英国军队则予以回击，对佛罗里达的西班牙教会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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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新英格兰北部地区的殖民者日益遭到与法国交好的阿布纳基人的突袭，而缅因、新罕布什尔和马萨诸塞这些相对隔绝的殖民地尤其易遭袭击，其中又以马萨诸塞的迪尔菲尔德镇最易受到影响。迪尔菲尔德镇在遭受一些小规模袭击之后，又于1704年遭到法国人和阿布纳基人联合发动的大规模突袭，造成超过一半的居民死亡，约百人被俘。其实在这次大规模突袭之前，新英格兰的一些领导人就已经在提倡对阿布纳基人采取极端报复措施，波士顿牧师所罗门·斯托达德（Solomon Stoddard）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向马萨诸塞总督约瑟夫·达德利（Joseph Dudley）提出忠告，认为迪尔菲尔德的居民已经因为那些袭击而变得“非常沮丧”。对此，他的建议是采取主动进攻。如果“训练狗去像猎杀狗熊一样猎杀印第安人”，他提议道，“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这样做的好处。”“那些不太害怕我们的印第安人，”他指出，“将会极度害怕这些狗。”斯托达德提醒达德利说，这种方法在弗吉尼亚很有效果，并且认为应该把阿布纳基人“当成小偷和杀人犯一样对待”，因为这些人“不宣战就开始采取敌对行动”。他断言这些人就像狼一样，应该“以对待狼的方式对待他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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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达德的建议里当然充斥着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心态——例如他丝毫没有提及法国人的威胁——但他的忧虑并不是源于优越感，而是来自于恐惧。像斯托达德这样夹在两个敌对欧洲世界之间的殖民者自然开始憎恶这些外国的冲突，这些战争本不该属于他们的世界，却给他们的世界带来了威胁。这种恐惧既是生理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一方面是对失去生命的恐惧，另一方面则是对失去平静生活的恐惧。迪尔菲尔德“大屠杀”发生后，许多被俘的殖民者虽然被迫去了新法兰西（魁北克），最终还是设法回到了马萨诸塞。但也有人没回来，其中就包括迪尔菲尔德的牧师约翰·威廉斯的女儿尤妮斯·威廉斯（Eunice Williams）。尤妮斯没有回马萨诸塞，而是选择嫁入莫霍克（易洛魁人）部落，成了一名罗马天主教教徒，这让约翰感到非常沮丧。尤妮斯从未与自己的白人家庭完全断绝联系，但在她的家人眼里，从她1704年被俘之时起，他们就已经在文化上、社会上和精神上永远失去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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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妮斯的父亲在《被救赎的俘虏回到锡安山》（The Redeemed Captive Returning to Zion，1707年）一书中将女儿的离开解读为两种威胁：天主教对自己宗教信仰的威胁、部落文化对英国生活方式的威胁。不过他女儿并不这么想，在尤妮斯本人看来，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她可能不会选择来美洲，但美洲殖民地的确是一片机遇之地。她成功获得了克雷弗克后来所说的独特的美国人身份，抛下“古老的成见和习惯”，接受新的习俗，完全地接纳了文化交流带来的“新生活模式”。然而，对她的家人和大多数白人移民来说，他们不期望也不欢迎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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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妮斯的兄长斯蒂芬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述了关于尤妮斯的所有消息，以及他们试图救赎尤妮斯的行动。很明显，在尤妮斯的家人看来，相比尤妮斯在莫霍克部落里建立家庭、开始新生活来说，她被迫叛教并且抛弃新教的行为更让他们忧虑。莫霍克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他们的种族，而在于他们的耶稣会宗教信仰。尤妮斯最后一次回到新英格兰是在1761年，她的一些子孙后代在1837年也曾回到新英格兰给自己的白人祖先扫墓。那时，美国已经成为独立的国家，和当时仍属英国控制的加拿大之间的边界遭到封闭，只有法律上既不属英国也不属美国的当地土著人可以穿越边界，而美国白人早已决定了他们站在哪一边。和克雷弗克指出的正相反，新世界里不会轻易发生种族、文化和信仰的融合，正如记载中尤妮斯在1713年被劝返新世界时所说的，这“不可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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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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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分离的时候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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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尤妮斯·威廉斯和她的大家庭一样，在18世纪的美洲，当地土著和英国殖民者过着互不干涉的生活，二者并行发展却鲜有接触。而英国殖民地不管是人口的增长还是地理范围的扩张都相当迅速（地图2）。到18世纪中期，英国殖民地日益增长的人口向各处扩散，已远远超出原来的殖民地边界。到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地理范围已经是原来的两倍多，从约58万平方公里扩展到约133万平方公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安妮女王之战的结束。就在尤妮斯永远抛弃自己英国人身份的同一年，《乌德勒支条约》（the Treaty of Utrecht）的签署也终结了让她背井离乡的那场战争。这场战争也使英国人获得之前掌握在法国人手中的土地，得到一个将英国殖民地向内陆推进的机会：可将殖民范围从东部沿海地区沿海岸线向北推至新罕布什尔和缅因，向内陆推至哈得孙河谷，向南推至（弗吉尼亚的）蓝岭山脉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的山谷以及皮德蒙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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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殖民地之间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总的来说，在人口和文化上，新英格兰要比许多其他的殖民地，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和纽约更具有同质性。费城是贵格会定居点，这里无需服军役、征税少、相对安定，对移民颇具吸引力。因此，在1720—1740年间，有大批移民涌入宾夕法尼亚，这些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身份。而南部地区的切萨皮克、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则迎来了奴隶人口的大幅增长，同时也吸纳了更多的英国人、苏格兰人、（来自阿尔斯特的）苏格兰—爱尔兰人和爱尔兰人。当然，这些人当中也有许多定居在了迅速发展的海港城市波士顿、纽约、纽波特和费城，这些地区同时也吸引了数量众多的德国移民。波士顿、纽约、纽波特和费城都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主要中心城市（共有五个）。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一时期，这些中心城市就都已经集中在北部地区。当时，南部地区只有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拥有可以与这些北方城市媲美的发展规模。仅仅从百分比看，这些海港城市比殖民地的整体人口增速要慢。1720年这些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约7%，到1770年时仅占3.5%左右。尽管如此，这些处在殖民地与欧洲世界之间的城市将会对美洲殖民地摆脱大不列颠的统治产生巨大影响。比起农村地区，港口城市的人口更多元化，如果要为这形形色色的人群找到一项共同的事业，最好就是在他们所处的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寻找——正是这样的环境催生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