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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殖民者来说，他们拥有的财产和特权包含人和土地。尽管在殖民地内部也有些权威施加得越来越严，但殖民者对于英国给殖民地强行施加的不公正权威越来越觉得反感，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新英格兰所宣扬的美德与南部奴隶制所昭示的物质主义之间的冲突。撇开其他不提，这个时期的蓄奴情况在北部城市地区和南部农村地区其实是一样的。从人口比例来说，北部城镇的奴隶比例和弗吉尼亚、马里兰这些南部烟草种植区的比例持平。在纽约，17世纪末（1698年）有35%的家庭拥有奴隶，到了18世纪早期（1703年），这个比例攀升至41%。在波士顿，1710—1742年，白人人口翻了一番，而奴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则同期翻了两番，升至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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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变革之风。他在写下大量的文稿、书信和公文之余，还化名“理查德·桑德斯”（Richard Saunders）出版了《穷理查德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s），试图提炼、传播一些更有哲理的观点。他的年鉴于1732年首版，在此后的25年里不断再版，每年约卖出一万本，是当时的畅销书。这个虚构的“穷理查德”居住的地方虽然也有契约佣工威廉·莫拉利在宾夕法尼亚经历的那种残酷现实，但总的说来还是一个想象中的美洲，在这里善有善报，勤能致富。然而，事实上对某些人来说，他们再怎么努力工作，也不会迎来成功；与此同时，对于北部和南部越来越多的移民来说，辛苦的工作只需交给别人即可。这令人沮丧的现实并没有影响富兰克林向其同胞提出乐观的建议。在写给他的朋友、伦敦商人彼得·柯林森（Peter Collinson）的一封信里，富兰克林暗示道，帮助不幸的人也许会构成“对上帝和自然秩序的反抗，他们的贫困和悲惨很可能是自己懒惰和浪费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为此而注定遭受的适当惩戒”[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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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远非为富兰克林所独有，也不仅仅局限于18世纪，但对殖民地时期的美洲却有着特别的影响。当时的精英殖民者吸收了洛克派对于天赋人权、自由和社会契约的自由主义思想，发起“美国启蒙运动”（American Enlightenment），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富兰克林这种观点的发展。当然，殖民者们一旦决定脱离英国，洛克的文章就更具影响力。《独立宣言》就参考了他《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 on Civil Government，1690年）中的一些段落。殖民者发起独立革命的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洛克观点的影响还有待商榷，但至少对当时的美洲来说，洛克是一位风云人物，他既能就卡罗来纳殖民地的领主如何保留世袭特权给出建议，又能基于自己的白板说哲学宣扬天赋人权的理念。更宽泛地讲，洛克的观点与殖民后期日益增长的乐观主义和机会主义信念相融，而这也正是富兰克林指出并且鼓励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可回溯到清教徒移民早期要建立“山巅之城”的宗旨声明。在18世纪中期，虽然英属北美殖民地还没有为“全人类的事业”而结盟，这种理想的模型已经在各个殖民地之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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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人类、自然和新世界到底有多大可能臻于完美的探讨和辩论，当然不只局限在精英殖民者的饭桌上，而是通过布道传播给了更多的民众。例如，波士顿牧师乔纳森·梅休（Jonathan Mayhew）写下了《论无限服从》（A Discourse Concerning Unlimited Submission，1750年）一书，在大西洋两岸都重印数次。这本书写在查理一世被处死的100年后，在书中，梅休捍卫了这一事件的正义性，并且回答了“个体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那些既得权力者”这个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如果当权者是“一个不讲道理、野心勃勃、残酷无情的人”，那么就完全不必屈服——这也正是十年后富兰克林提出的观点。但是和富兰克林一样，1750年的梅休还没有开始主张摆脱殖民枷锁，因为那时的英国统治并不算太专横。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让殖民者“学会自由，学会忠诚”。与此同时，梅休也提醒自己的教众以及更多的民众认识到“政府是神圣的，不可视同儿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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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对待政府的态度确实相当严肃。在大多数殖民地，最初的或者是精心修订过的殖民宪章里都制定了基本准则，将权力与权威分离，并且仿照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议会里国王—上院—下院三权分立的体制、设立了总督—地方参事会—议会三权分立的结构，希望借此形成平衡。尽管富兰克林也提到各殖民地之间在法律和行政事务上差别巨大，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事实上，在这个时期，殖民地的法律既没有得到统一实施，也没有得到一致理解。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个事实恐怕也不足为奇：例如加布里埃尔·托马斯就认为宾夕法尼亚只有很少的律师或医师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并且希望殖民地“永无机会用到律师的口舌或医师的钢笔”，因为这两样“都会破坏人类的财产和生活”。与之类似，富兰克林也曾借“穷理查德”之口指出“一个夹在两名律师之间的乡下人就像是一条夹在两只猫之间的鱼”[14]。很显然，一些殖民者认为旧世界里有些元素没有，也不该跨过大西洋来到美洲。这里，是一个没有律师的美丽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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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法律职业的讽刺挖苦并不独属于美洲或者那个时期，但还是透露了18世纪中期殖民者中间普遍流行的观点，以及殖民地的城乡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区别。在殖民地的海港城市和其他地区，律师当然是过剩的：这些地方已经有许多律师、商人、人贩子和小商贩，还有不少具备专业知识和周转资金的新兴公司和商务人员，能够在欧洲和非洲市场发展美洲的贸易。由于英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这个社会阶层比那些内陆移民得到更多的政策倾斜，也常常更优先关注自己阶层的利益。尽管如此，在1750—1776年间，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的利益开始有了更密切的联系。虽然那些农民和金融家的出发点也许不同，但他们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论辩中去，像乔纳森·梅休牧师那样探讨政府、权力和殖民地治理等议题。在18世纪中期，大多数殖民者的床头可能还没有摆放着洛克的《政府论·下篇》，但不用太久，他们也许就会开始阅读宾夕法尼亚律师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的《一个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1768年），以及几年后托马斯·潘恩的《常识》（Common Sense，1776年）。这种突然而至的阅读兴趣来源于一系列复杂的冲突，同时却也归因于冲突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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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在18世纪中期，能把美洲殖民地城乡人口都聚集起来的应该就是战争持续带来的威胁，尤其是18世纪的最后一场帝国之战：七年战争（1756—1763年，又名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但说来奇怪，防御外敌的需要并没有促进殖民地的团结。在英法宣战前两年，即1754年，富兰克林曾设计了一份名为《奥尔巴尼联盟计划》（the Albany Plan of Union）的提案，希望借此联合各殖民地，建立殖民地联盟，通过提高税收来为一支殖民地军队提供供给，以对抗法国和印第安人的威胁。但这份提案未能实施，富兰克林后来分析总结的原因是英国政府担心下放过多的权力，但事实上，就连当时的殖民地议会对该计划也毫无热情。到英法正式宣战之时，殖民地之间的分歧更是显而易见。事实证明，根本就没有可能说服各个议会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法国的威胁。这些殖民地各成一体，并不认为抵御法国是它们共同的事业。它们对自己地域之外的事情几乎毫不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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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开始将不同的殖民地利益群体聚到一起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带来的长期影响。法印战争给殖民地乡村和城市地区都带来了影响。乡村地区，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边境地带直接卷入战火，家园遭毁，留下大量的寡妇和孤儿。海港城市则由于英国军队的扎营，最初从战争中捞得了很大的好处。1755年有2000名士兵驻扎在这些城市，1757年增加了11000名，一年后又多了12000名。这种突然出现的垄断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却也不会持久。尽管七年战争于1763年才正式结束，但北美地区1760年就已经停火。而一旦停火，来去匆匆的英国军队就迅速离开，中断了当地那些利润丰厚的军事合同。新英格兰、切萨皮克、纽约和费城地区的批发商和零售商都受到严重影响，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遇上战争导致的征税提高，更是雪上加霜。不过，尽管这些军队抛下债务、物价飞涨和失业问题转身走人，他们也并不是全部都离开了美洲大陆。派到殖民地与法军交战的25000名英国常备军里，约有10000名在《巴黎条约》缔结、战争结束后留在了北美。他们没有驻扎在殖民地区域内，但也离得很近，殖民者们完全可以觉察到他们的存在，同时也为之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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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来说，这时开始对殖民地施加更严格的经济管制并不是最好的时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尝试去这么做。一方面，法印战争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胜利，让英国的国债翻了一番，总得有人来偿还这些债务。另一方面，这场战争让英国无可争议地获得了对大片土地的控制权，而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人民并不熟悉英国的政治模式，有些甚至都不会讲英语（地图3）。英国自然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当时的13个殖民地自然也反对任何现状的改变。1760年停火之后，英国就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了这种反对情绪。他们试图取缔殖民地与敌方的黑市交易时，就遭到了反对，当时，波士顿律师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站出来为之辩护，声称英国无权干预殖民地的黑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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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殖民地但凡察觉到英国对殖民地的事务有所干涉，就会掀起轩然大波。人们熟知的“牧师案”就是一例。当时，有一项提案提出用现金代替传统的烟草去支付英国国教会牧师的薪酬，弗吉尼亚律师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是这项提案的辩护人。亨利在辩护中控诉英国国王已经“从子民的父王沦为暴君，丧失了他对臣民的权力”[15]。这里所说的国王的暴政实际上是指当时弗吉尼亚的《两便士法案》（Two Penny Act）事件。1758年，由于烟草歉收，烟草价格从每磅两便士涨为每磅六便士，为减少影响，弗吉尼亚立法机构希望以每磅两便士的价格用现金支付神职人员的薪酬，遭到国王否决。说到底，一切都是钱的问题。后来发生的殖民地与王室对抗的事件中，虽然不是全部，但大多也都是关于钱的问题。到最后，这改变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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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现在的人理解过去的事件时会遇到极大的障碍。现代人会很容易将1763年之后殖民地向英国权威发起的一系列挑战按时间顺序排列，并从这些事件中看到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而指出殖民地决定脱离英国是不可避免的。1764年，英国政府为偿还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带来的债务而颁布《糖税法》和《货币法案》，第二年颁布《驻营法》和《印花税法》，1767年开始征收“汤森税”（Townshend Duties），1768年派兵前往波士顿，1770年发生“波士顿惨案”，1773年颁布《茶税法》，1774年制定所谓的《强制法案》，这些都太经常被看成既定路线上的一个个指路牌，其终点正是1774年的第一届大陆会议以及1775年4月19日早晨莱克星顿草地上打响独立战争的第一枪。但是，通往革命的这条路上并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撇开帕特里克·亨利这类人的夸大言辞不提，1763年乔治三世治理下的英国王室的举动普遍说来并不会引起乔纳森·梅休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些人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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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殖民地事务的突然关注自然让殖民者感到担忧。不管在什么历史时期，不管是哪里的政府，在试图提高税收的时候都可能会招致反对。英国政府试图通过《糖税法》增加进口税，通过《货币法案》禁止殖民地生产纸钱以控制信贷，从而加剧了殖民地经济本来就面临的贸易逆差问题，引起美洲殖民者的疾呼反对，也属正常。英国通过1765年的《驻营法》派军驻扎到殖民地，在殖民者看来是一种入侵；但就在五年前，这些军队离开时，那些海港城市的商贩还在为自己丧失了收入来源而惴惴不安。对于英国政府的这些措施，殖民地的反抗大多只有小范围的影响和反响，唯独1765年的《印花税法》例外。为了提高税收，这项税法规定从报纸到法律文件到纸牌的所有文件都要征收印花税。这项法案惹怒了所有人，使得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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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 英国在美洲的收益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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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年召开的反对印花税法大会通过了《殖民地人民权利及其不满的宣言》（由于这些不满并未得到解决，1774年又有了第二份同名宣言），总结了殖民地的立场。这份宣言着重指出殖民地效忠于英国王室，同时也强调殖民地是英国国会的局外人。简言之，他们在英国政府里没有代表权，却又似乎可以未经允许就被政府强征税收。大会坚称这样做是错误的。“能够代表这些殖民地的只有殖民地自己推选出的自己人，”大会强调，“殖民地从来没有，也不能通过宪法强行征税，必须由殖民地各自立法规定。”为了废除《印花税》，殖民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英国也没有就此罢休，在1766年又颁布了《宣示法案》，指出英国国会“完全有权在任何情况下制定拥有足够效力的法案来约束殖民地和美洲的人民——这些大不列颠王室的子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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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印花税》常常被解读成是对于美国独立革命“无代表，不纳税”战斗口号的最初表达，但它其实并不完全是通过印刷文化煽动起美国民族主义的产物。英国王室试图给殖民地打上自己的印记时，确实激起了殖民地的全体反抗。这种反抗虽然很快结束，但问题绝没有就此消失，反倒越来越明显。1767年以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的名字命名的汤森税意图对更多类别的殖民地进口货物征税。詹姆斯·奥蒂斯为此写了《一个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1768年），进一步反对征税。两年后，一群和奥蒂斯持相同观点的民众走上波士顿街头，试图阻止英国军队执行税收法。他们与军队发生激烈冲突，五位殖民者不幸丧生，即所谓的“波士顿惨案”。这些民众后来也成为美洲殖民者反抗英国的著名形象（见图15）。在当时，这起事件并没有引发大规模起义，但波士顿在引爆革命中的角色还没演完。真正的燎原之火，是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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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年，英国王室颁布《茶税法》，企图垄断北美的茶叶生意，扶持经济下滑的东印度公司。这对殖民地商人的利润构成威胁，导致殖民地和王室发生直接冲突，即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殖民地向波士顿港口倾倒成箱茶叶的这种戏剧性反抗姿态并没有上升为武力反抗。反倒是英国王室变本加厉，于1774年颁布强制法令，想要更严格地监管马萨诸塞，但这只是逼得殖民地团结起来共同反抗英国王室。这时候，问题已不仅是关于增加收入或管理经济，而完全是关于对殖民地的控制了。英国王室通过强制法令关闭了波士顿的港口，想让整个马萨诸塞殖民地归于更严密的王室控制之中，并且规定王室官员必须在英国本土接受审判，从而解除了王室官员可能在殖民地受审的威胁，此外还提议对《驻营法》进行更严格的实施。此外，英国王室也试图通过立法（《魁北克法案》）正式成立魁北克省并扩大其领地范围，同时还认可该地区的天主教主导地位，这也使得美洲殖民地对英国王室的政策越发感到不安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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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实现了最终的转变：1763年时，它们还是一群互无联系的独立司法管辖区；到1776年时，几乎已经完全团结在一起，为了“全人类的事业”与英国王室抗衡。但如果不是1776年托马斯·潘恩写下了那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这么做。虽然殖民者于1774年9月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1774—1775年的冬天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与英国公然发生了武装冲突，1775年召开第二届大陆会议并通过了《关于拿起武器之原因和必要性的声明》，但即便此时，他们也还没有一起走向独立的打算，也没有明确表达出殖民地所面临的主要危险。直到潘恩写下《常识》，才终于有了这样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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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保罗·里维尔《国王街上的血腥屠杀》（1770年）。里维尔这幅画是在亨利·佩勒姆一幅作品的基础上创作的版画。演绎英国军队袭击殖民地暴徒的作品有许多，但里维尔这幅是最广为流传的。这幅版画追求的是效果而非精准，也因此遭到不少批评，例如画中的天空是蓝色的，但屠杀事实上发生在夜间（不过画面左上方的月亮的确表明了天色已经不早）。抛开里维尔应该如何描绘发生在夜间的事件这个问题不谈，画中更有意思的一个“调整”是对画面中央殖民地的刻画。事件发生在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这是独立革命期间第一个发生流血死亡事件的黑人殖民地，但在这幅画中却被赤裸裸地描绘成了白人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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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恩的小册子非常简短，便于广泛传播。当时的殖民地处在一种矛盾情绪中，这种情绪不仅影响到参加1774年大陆会议的代表，在1774—1776年间也给殖民地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阴影，而潘恩跨越了这种矛盾。他在一定程度上奉承了殖民者，将他们对于英国镇压的反抗称为“全人类的事业”。这种观点其实植根于当时广泛传播的反君主政体的共和主义言论，但在美洲殖民地却引起了特别的反响。在这个世界里有着多种多样的人口，在来到这里的人当中，有些是为了利润，有些是为了宗教宽容，有些是为了机遇，有些只是为了逃离；也有些人从没打算过来这里，最终却还是来到这个新世界，不管情愿与否，都要开始新的生活。潘恩这位来自诺福克的紧身胸衣裁缝正是在这个新世界里有了新的开始。潘恩了解自己的主要受众人群，他也正是这个人群里的一个典范，但他传达的信息却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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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港城市里那些利润面临威胁、交易遭到破坏的商贩而言，潘恩的论证无疑是有说服力的。“欧洲的王国分布太密，无法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他评论道，“不管在什么时候，一旦英国与外国势力爆发战争，美洲的贸易都会遭到破坏，只因为美洲与英国存在联系。”而对于边境地区那些经历了法印战争以及其他各种冲突的人来说，潘恩认为国王的统治“让整个世界陷于血泊和灰烬之中”，这一言论也正中要害。“法国和西班牙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是我们美国人的敌人，”他写道，“而是我们作为大英帝国臣民的敌人。”只有与英国分离开来，殖民地才能确保平安。“所有正确的或合理的事情都在为分离作辩护，”潘恩力劝读者，“被杀死的人的鲜血，自然的哭泣声在哭喊着：现在是分离的时候了。”潘恩所做的不仅是将殖民者蓄积已久的不满罗列出来，同时也是通过称之为“美国人”的身份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脱离帝国的出路，一条通往新身份的出路。这个新身份来源于战争，未来也要通过战争予以保障。而在潘恩发表《常识》之时，殖民者就已经在“试穿”这个新身份：一个武装起来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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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 Champigny, quoted in Saliha Belmessous, “Assimilation and Racialism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Colonial Polic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0:2 (April 2005): 322-349,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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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Quoted in Bruce P. Lenman, “Lusty Beggars, Dissolute Women, Sorners, Gypsies, and Vagabonds for Virginia, ”Colonial Williamsburg Journal (Spring 2005): http://www.history.org/Foundation/journal/Spring05/scots.cfm (November 2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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