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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塞勒姆女巫审判案的反对之声证实了——如果需要证实的话——人们对精英教会权威的反对。1699年建于波士顿的布拉特尔街教堂正表达了这种声音：这座教堂带头摒弃了只有上帝的选民才可以加入教会的观点。到18世纪中期，在“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背景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运动在新泽西和纽约北部兴起，并且在18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之间在整个殖民地蔓延开来。一些激进的神职人员甚至连宿命论都予以摒弃，转而开始布道灵魂救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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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约翰·黑尔《巫术性质浅谈》（波士顿：格林＆艾伦，17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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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无疑即将发生，这种改变与英国的殖民愿景密切相关，却又与其背道而驰。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态度受到重商主义心态的驱使，它关心的不只是殖民地的货物和贸易机会，还有英国自己本土的人口。1700年后，英国虽然没有公开阻止（娴熟工匠之外的）本土人口移民美洲，但也不再积极鼓励移民。尤其是在1718年颁布《输送法案》之后，除去将重罪犯人遣送到美洲，就不再鼓励移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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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殖民时代的早期开始，许诺更大程度的自由一直是吸引移民自愿前往新世界的动力，这种自由可以是宗教自由，可以是社会自由，也可以是纯粹的经济自由。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在移民最开始的几年里，她们有时似乎的确可能过上不那么受男权统治限制的生活。当然，这种可能性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取决于不同的殖民地、不同的环境以及不同的女性自身。切萨皮克殖民地最初的女性资源短缺让那些来到殖民地的女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权力，而当地较短的平均寿命既损害也增强了女性的权力。一方面，丧偶的女性也许获得了经济自由，但另一方面，女性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下去的风险也随之而来。在新英格兰，健康良好的自然环境也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家庭规模的增长。这当然是件好事，但也把女性限制在了家庭生活之中，只有极少数的女性能幸运地拥有厨房和育儿室之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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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革命前的几十年里，随着经济、地理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殖民时代早期短暂出现过的女性独立的机会已经毫无影踪。到18世纪，90%的美洲殖民者依靠土地获取生活资源，大多数女性的生活都围着家庭、农场和农田转。从当时的日记里至少能够瞥见一些受过教育的人的生活。来自长岛的玛丽·库珀（Mary Cooper）在日记中详尽描述了自己充满繁重苦差的生活和持续不断的辛劳。1768年的圣诞前夜，她“累得要命”，“烘干、熨烫衣服，直到天将拂晓”。第二年的5月13日，她在日记中写道，“太多辛苦的工作”让她觉得“肮脏而悲痛”。两个月后（7月13日），她反思自己的生活，写道，“自从我离开父母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了40年，在这里我看到的只有苦工、忧愁和各种各样的磨难”。“我觉得，”她总结道，“来到这里，我离梦想中的天堂的确更近了，但除此之外，我各方面的状态都比40年前糟糕了不只4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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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的苦恼并不仅仅来自熨不完的衣服，从她八月份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线索。“我的心里燃烧着怒火和不满，”她吐露道，“缺少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还要一直害怕那些紧追不舍的债主。”和其他的许多人一样，除了贫穷，她还要面对疾病的恐惧。在当时，天花是切实存在的危险。虽然早在1721年波士顿爆发天花疫情时，戈登·马瑟就曾积极探索过抵御天花病毒的接种疫苗，但在50年后的长岛，接种疫苗仍然没有得到普及。1771年初的日记中，玛丽·库珀欣慰地记下女儿痊愈的情况，但也承认自己“曾经非常害怕天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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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债务和苦不堪言的体力劳动正是18世纪许多美洲白人殖民者的命运。新世界的财富从来都不是均匀划分的，随着殖民地的人口继续增长，扩张到内陆地区并且在东部沿海建立起城市中心区，生活上的不平等也愈加明显。这些不平等有性别上的、有种族上的，也有经济上的，很多情况下都是两种以上的不平等交织在一起。对女性而言，她们虽然生活在距欧洲四千八百多公里之遥的土地上，生活在新英格兰殖民地这种女性人数超过男性人数的地方，却仍然没有得到什么机会。尽管这里的男性都在为权力的界限展开激辩，质疑神职人员、议会成员和当权领主的传统的权利表达，这仍然不是一个平等主义的世界。18世纪早期的美洲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迎来了挑战与改变，但在许多宗教、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转型之中，仍旧有些东西一成不变。男性殖民者也许的确是朝着“美国人，这个新人种”发展，但克雷弗克给美国人归纳的“新原则”里还没有包含性别平等。新女性仍然需要等待，在有些州里更是需要等上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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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概而论并不公平，毕竟1700年的美洲在地区、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都相当大。英属北美殖民地位于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欧洲强国的殖民地之间，在贸易上也夹在这两个与之都有过节的欧洲帝国之间，而其所处的美洲地区仍然是部分美洲土著部落的家园。1700—1770年间，这些殖民地的人口从265000增长到230多万。但事实上，美洲的总人口从1600年起就在递减，这是由于白人人口增长的同时，土著人口在不断减少，虽然两者之间并不总是具有因果关系。尽管具体估算数目不一，但一般认为1600年新英格兰的土著人口到1700年只剩下5%。这5%的新英格兰土著人口其实和美洲内陆的其他土著部落一样，并不愿意看到这些改变，但他们只能被迫适应这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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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美洲土著部落被赶到内陆地区后，不仅需要和白人移民竞争，还不得不与其他的土著部落抢夺土地和资源。因此很多土著部落，尤其是南部地区的部落都在18世纪销声匿迹了，它们要么融入了其他部落，要么因疾病而全部丧生。当时的观察家、贵格会教徒加布里埃尔·托马斯（Gabriel Thomas）在书中描写了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殖民地的发展史及其对特拉华人（又称伦尼莱纳佩人，即本地人）的影响。他写道：“印第安人称，每有一个基督徒到来，就要有两个特拉华人死去。”契约佣工威廉·莫拉利在1729年来到美洲时曾将这个时期的宾夕法尼亚描述为“世界上最好的穷人国家”。[8]不过，一些人眼里的机会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却代价高昂。对于许多的白人移民，包括莫拉利在内，根本就没有“世界上最好的穷人国家”这么一回事，费城的街道也没有像想象中的城市乌托邦那样遍地黄金。而伦尼莱纳佩人的情况则更为糟糕。对于土著部落而言，改变从来都不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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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改变之外，有一点从未改变，那就是冲突，而这对于新英格兰的影响尤其明显。18世纪初，新英格兰殖民地土著部落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冲突远比几十年前的菲利普王之战时期复杂。菲利普王之战虽然让双方都变得小心谨慎，但1676年后仍然时有暴力事件爆发，继续破坏着双方的关系。而1702年英法之间爆发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安妮女王之战）更是让这种紧张局势升级。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个名字中即可看出，英国面临的敌人不只是法国。在开战的前几年里，西班牙军队也对英国殖民地，主要是南卡罗来纳地区发动了袭击，英国军队则予以回击，对佛罗里达的西班牙教会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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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新英格兰北部地区的殖民者日益遭到与法国交好的阿布纳基人的突袭，而缅因、新罕布什尔和马萨诸塞这些相对隔绝的殖民地尤其易遭袭击，其中又以马萨诸塞的迪尔菲尔德镇最易受到影响。迪尔菲尔德镇在遭受一些小规模袭击之后，又于1704年遭到法国人和阿布纳基人联合发动的大规模突袭，造成超过一半的居民死亡，约百人被俘。其实在这次大规模突袭之前，新英格兰的一些领导人就已经在提倡对阿布纳基人采取极端报复措施，波士顿牧师所罗门·斯托达德（Solomon Stoddard）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向马萨诸塞总督约瑟夫·达德利（Joseph Dudley）提出忠告，认为迪尔菲尔德的居民已经因为那些袭击而变得“非常沮丧”。对此，他的建议是采取主动进攻。如果“训练狗去像猎杀狗熊一样猎杀印第安人”，他提议道，“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这样做的好处。”“那些不太害怕我们的印第安人，”他指出，“将会极度害怕这些狗。”斯托达德提醒达德利说，这种方法在弗吉尼亚很有效果，并且认为应该把阿布纳基人“当成小偷和杀人犯一样对待”，因为这些人“不宣战就开始采取敌对行动”。他断言这些人就像狼一样，应该“以对待狼的方式对待他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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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达德的建议里当然充斥着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心态——例如他丝毫没有提及法国人的威胁——但他的忧虑并不是源于优越感，而是来自于恐惧。像斯托达德这样夹在两个敌对欧洲世界之间的殖民者自然开始憎恶这些外国的冲突，这些战争本不该属于他们的世界，却给他们的世界带来了威胁。这种恐惧既是生理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一方面是对失去生命的恐惧，另一方面则是对失去平静生活的恐惧。迪尔菲尔德“大屠杀”发生后，许多被俘的殖民者虽然被迫去了新法兰西（魁北克），最终还是设法回到了马萨诸塞。但也有人没回来，其中就包括迪尔菲尔德的牧师约翰·威廉斯的女儿尤妮斯·威廉斯（Eunice Williams）。尤妮斯没有回马萨诸塞，而是选择嫁入莫霍克（易洛魁人）部落，成了一名罗马天主教教徒，这让约翰感到非常沮丧。尤妮斯从未与自己的白人家庭完全断绝联系，但在她的家人眼里，从她1704年被俘之时起，他们就已经在文化上、社会上和精神上永远失去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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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妮斯的父亲在《被救赎的俘虏回到锡安山》（The Redeemed Captive Returning to Zion，1707年）一书中将女儿的离开解读为两种威胁：天主教对自己宗教信仰的威胁、部落文化对英国生活方式的威胁。不过他女儿并不这么想，在尤妮斯本人看来，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她可能不会选择来美洲，但美洲殖民地的确是一片机遇之地。她成功获得了克雷弗克后来所说的独特的美国人身份，抛下“古老的成见和习惯”，接受新的习俗，完全地接纳了文化交流带来的“新生活模式”。然而，对她的家人和大多数白人移民来说，他们不期望也不欢迎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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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妮斯的兄长斯蒂芬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述了关于尤妮斯的所有消息，以及他们试图救赎尤妮斯的行动。很明显，在尤妮斯的家人看来，相比尤妮斯在莫霍克部落里建立家庭、开始新生活来说，她被迫叛教并且抛弃新教的行为更让他们忧虑。莫霍克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他们的种族，而在于他们的耶稣会宗教信仰。尤妮斯最后一次回到新英格兰是在1761年，她的一些子孙后代在1837年也曾回到新英格兰给自己的白人祖先扫墓。那时，美国已经成为独立的国家，和当时仍属英国控制的加拿大之间的边界遭到封闭，只有法律上既不属英国也不属美国的当地土著人可以穿越边界，而美国白人早已决定了他们站在哪一边。和克雷弗克指出的正相反，新世界里不会轻易发生种族、文化和信仰的融合，正如记载中尤妮斯在1713年被劝返新世界时所说的，这“不可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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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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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分离的时候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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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尤妮斯·威廉斯和她的大家庭一样，在18世纪的美洲，当地土著和英国殖民者过着互不干涉的生活，二者并行发展却鲜有接触。而英国殖民地不管是人口的增长还是地理范围的扩张都相当迅速（地图2）。到18世纪中期，英国殖民地日益增长的人口向各处扩散，已远远超出原来的殖民地边界。到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地理范围已经是原来的两倍多，从约58万平方公里扩展到约133万平方公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安妮女王之战的结束。就在尤妮斯永远抛弃自己英国人身份的同一年，《乌德勒支条约》（the Treaty of Utrecht）的签署也终结了让她背井离乡的那场战争。这场战争也使英国人获得之前掌握在法国人手中的土地，得到一个将英国殖民地向内陆推进的机会：可将殖民范围从东部沿海地区沿海岸线向北推至新罕布什尔和缅因，向内陆推至哈得孙河谷，向南推至（弗吉尼亚的）蓝岭山脉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的山谷以及皮德蒙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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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殖民地之间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总的来说，在人口和文化上，新英格兰要比许多其他的殖民地，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和纽约更具有同质性。费城是贵格会定居点，这里无需服军役、征税少、相对安定，对移民颇具吸引力。因此，在1720—1740年间，有大批移民涌入宾夕法尼亚，这些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身份。而南部地区的切萨皮克、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则迎来了奴隶人口的大幅增长，同时也吸纳了更多的英国人、苏格兰人、（来自阿尔斯特的）苏格兰—爱尔兰人和爱尔兰人。当然，这些人当中也有许多定居在了迅速发展的海港城市波士顿、纽约、纽波特和费城，这些地区同时也吸引了数量众多的德国移民。波士顿、纽约、纽波特和费城都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主要中心城市（共有五个）。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一时期，这些中心城市就都已经集中在北部地区。当时，南部地区只有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拥有可以与这些北方城市媲美的发展规模。仅仅从百分比看，这些海港城市比殖民地的整体人口增速要慢。1720年这些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约7%，到1770年时仅占3.5%左右。尽管如此，这些处在殖民地与欧洲世界之间的城市将会对美洲殖民地摆脱大不列颠的统治产生巨大影响。比起农村地区，港口城市的人口更多元化，如果要为这形形色色的人群找到一项共同的事业，最好就是在他们所处的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寻找——正是这样的环境催生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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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 殖民地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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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的革命元素散布在殖民地各处，历史学家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忙于拼凑这些元素。不过，革命的思想归根结底是凝聚在自由和奴役这对互补的概念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且形成了后来在《独立宣言》中表达的观点，即“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是名正言顺地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而自由和奴役这对概念之所以出现，具体说来，是因为殖民地遭遇着持续不断的冲突以及英国本土为进一步控制美洲殖民地而带来的侵扰；宏观说来，则是因为殖民者拥有了更广阔的视角，能够从整个美洲大陆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与此同时，即使到了1760年，美国国父、外交官兼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也仍然认为殖民地不太可能联合起来反抗英国，并且还是有意从英国本土视角来表达了这个观点。在论述“我们的殖民地”这一问题的现状时，当时在伦敦的富兰克林并不认为这些殖民地的发展“会让它们变得危险”。他强调说，英国的美洲殖民地“不但有不一样的总督，还有不一样的政体、法律和利益，其中有些还有不一样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他还补充道，这些殖民地“相互间的嫉妒是如此强烈”，没有什么能够把他们联合起来；就算“王室立即下令”，它们也只能部分联合起来。不过富兰克林最终还是为自己的话留了一条退路，又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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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种联合不可能，是指在没有凶残的暴政和压迫的情况下。当一个国家里的人们拥有不想失去的财产，享有不愿遭到损害的特权时，他们通常更愿意保持安静，愿意忍气吞声而不会赌上一切。如果政府温和并且公正，重要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都得到保障，这些人民也会恪守本分，温和顺从。毕竟，无风不起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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