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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在1740年通过了《黑人和奴隶管理法案》（亦称《黑人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奴隶未经主人允许不得擅自活动，禁止奴隶接受教育，并且允许奴隶主处决反叛奴隶。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黑人法案》和其他殖民地密切相关。1700年之后，在切萨皮克地区，从契约劳动力到奴隶劳工的转变走向了高潮，卡罗来纳殖民地和佐治亚殖民地的稻米经济也愈加有利可图，一系列限制性法案开始更密切地影响黑人的生活和自由。如果说有哪个殖民地既能显示奴隶贸易利润的强大吸引力，又能证明白人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被卷入，甚至是依赖于黑人奴隶制的话，那一定是佐治亚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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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亚殖民地是英国慈善家詹姆斯·奥格尔索普（James Oglethorpe）为了给英国穷人提供一个新的开始而创建的，其创建观念是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奥格尔索普试图从第一批殖民者到达佐治亚时就开始除去所有的诱惑之源。他认为，正是这些诱惑让这些人陷入了贫困，让他们来到了佐治亚。因此，酒精和奴隶在佐治亚均被禁止。奥格尔索普期望佐治亚殖民地中居住的都是那些在英国生活严谨、不畏辛劳的“值得帮助的穷人”。然而，这些穷人感觉他们理应获得更多利益，于是像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一样请愿，希望有权拥有奴隶。1751年，佐治亚成为皇家殖民地时，新议会第一时间便废除了禁止奴隶和酒精的法令；到了革命前夕，佐治亚最主要的城市萨凡纳已经像查尔斯顿一样成为重要的奴隶贸易中心（图17）。很多黑奴从这里被送往各个水稻种植园。他们将在那里度过余生，而他们的余生也很有可能因此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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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1774年萨凡纳的一张奴隶拍卖的单页广告。这页广告反映了革命前夕南方的奴隶现实。具体到萨凡纳普遍趋势来说，越来越多的奴隶是直接从非洲进口的。从1755年到1767年左右，在萨凡纳的奴隶中，有大约60%来自加勒比地区，大约25%来自非洲国家。不过，在1768—1771年左右，来自非洲的奴隶比例上升至86%（广告中的奴隶来自几内亚）。这页广告除去出售奴隶之外，还有一则出售种植园的消息，以及一则招聘种植园看守的工作启事。后者表明很多主人都不在自己的种植园居住，这也凸显了奴隶主和奴隶的距离。不过，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还是两个奴隶（比利和夸米那）逃跑的消息。从夸米那面部的“国籍印记”来看，他可能来自非洲。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 [LC-USZ62-168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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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图中萨凡纳的大幅广告所展示的那样，虽然1774年已经处于革命前夕，那一年美国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杰斐逊为英属美国殖民地的权利奋力疾呼，菲利斯·惠特利正享受着她的文学成果，但奴隶贸易仍然一片繁荣。即使杰斐逊宣称“给予我们生命的上帝同时也给予了我们自由”，但很显然，正是通过剥夺英国殖民地中黑人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有时甚至是剥夺他们的生命权，英国人才越来越有可能享受到了这些权利。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不可避免的。从殖民初期开始，无论是切萨皮克殖民地、新英格兰殖民地，还是位于它们之间的其他殖民地，在与非白人、非新教徒的接触中，便在不断强化一种白人和新教的身份。种族优越感和革命本身都是基于一种英国性的存在。不过，精英殖民者生活中所展现的跨大西洋特质即使真的削弱了这种英国性，也至少巩固了这种身份。正如约翰·伍尔曼预见的那样，自由等同于白人，奴隶等同于黑人。但它仅仅是一种白人的视角，这一点对于未来的美国来讲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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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生存还是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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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些真理看起来并不像一些白人殖民者所认为的那样不言而喻，那么对于英国人来讲，至少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自由的确是全人类的事业，人类也许已经做好准备为它而战。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勋爵约翰·默里（John Murray）立即宣布“所有受契约束缚的仆役，不管是不是黑人……只要能够并愿意拿起武器，就可以重获自由”。有了自由作为激励，很多弗吉尼亚的奴隶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邓莫尔勋爵的黑人军团”，和英国人并肩作战。同样，也有很多自由的黑人为革命言论所感染，希望为殖民地作战。毕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殖民地军队中服役过。即便如此，殖民地的主要军事武装大陆军却拒绝接纳黑人。在1775年10月的征募令中，他们宣称拒绝接纳“黑人、拿不起武器的男孩和承受不了战争疲劳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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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邓莫尔勋爵的公告点燃了奴隶反抗的恐怖阴影，南方和北方的奴隶主却并不愿意遵从官方的决议，让自己的奴隶参军。而各州需要自行负责筹集民兵并且提供资金，有时候就会在巨大的成本面前望而却步。在当时，军队里的月俸还不到6美元（或者40先令），而奴隶主却可以因为失去自己的奴隶而获得约1000美元的可观补偿，招募奴隶参军的成本在人均100美元到400美元之间。然而，随着战争越拖越久，各州疲于应对国会摊派的大陆军征兵配额，于是，很多地方，尤其是新英格兰的一些地区都废除了只接纳白人的征兵政策。在南部各州，这一政策仍处于摇摆之中，立法机构还在犹豫是否允许征募黑人军团。不过，奴隶主有时候的确会派一名奴隶代替自己去战场。因此，在独立革命战争中，很多参战的黑人都是在为两方面的自由而战：为他们自己，也为白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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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时期的美国，自由总是伴随着一定代价。美国独立战争中，很多人相信为了正当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如此一来，鉴于美国独立革命是一出建国之举，其革命故事自然得到了太多的润色和虚构，因而有些时候，革命过程中实际使用的手段也已经淹没在了那些建国神话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名望业已奠定，恰如有时种族已被忽略。波士顿大屠杀的遇害者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不仅死在了英国人的子弹之下，在殖民地插画家的笔下也遭到了选择性的无视。其他一些个体则幸运地走上舞台中央，成为一些得到全社会关注的事件的象征。其中一个例子便是雕刻师和银器匠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他在漫画中描绘了一个英国化的阿塔克斯，在为独立革命的舆论造势中，这个作品成为有力的宣传工具。同样，他在半夜奔骑到莱克星顿发布惊天警告的著名事件也成为革命传奇。显然，这个传奇之所以被人传颂，还要仰仗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诗歌《保罗·里维尔的奔骑》。这首诗写于事件发生的一个世纪之后——恰逢美国内战激战正酣——此时，美国也许最能够接受这种独特的爱国主义信息，而就在那几年中，保罗·里维尔的故事在印刷品、绘画和石版画作品里都得到了生动、形象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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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所描绘的那样，里维尔在1775年4月18日的夜晚的确骑马来到了莱克星顿、康科德和那里的武器仓库，警告人们英国军队正在向那里进发。不过，他几乎不可能像之后人们描述的那样，大声呼喊过“英国人就要来了”。首先，英国正规军本就驻扎在那里，实际上，在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就在那里了。其次，这句话本身也是一个荒谬的说法，因为很多殖民者认为自己就是英国人。不过，真相和这种半虚构的表现手法之间的鸿沟，本质上正是美国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分野。实际上，作为殖民者的爱国主义与作为英国人的民族主义是相互冲突的，但是白人殖民者并没有像战后的革命故事中所暗示的那样，立即转变身份，把自己当成是美国人。在里维尔的奔骑传奇中，蕴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在革命时期，美国殖民者自发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英国人的镇压。这与事实完全不符。不过，从殖民者的角度来看，里维尔在传说中独自奔骑的故事恰好反映出1775年和1776年殖民地事件的真髓：正如托马斯·潘恩劝诫的那样，是时候让英国的殖民地独立了。里维尔的故事成为反抗英国统治者的一个象征性事件。这种反抗意识在当时已经在缓慢凝聚，但在1775年时还没有统一形成一种追求美国独立的信念，更没有塑造出明确的美国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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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为美国人的过程一直都是个被冲突所驱使、所定义的过程：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冲突，殖民者与土著之间的冲突，以及殖民者之间的冲突。在当时，这是显而易见的。1775年，大陆会议发布《对于拿起武器之原因和必要性的声明》，这份声明指出是之前的很多殖民经历导致了这种境况。这份声明中的一些断言如果不说是过分乐观，也是言过其实的。“我们的事业是公正的，”它宣称，“我们的联盟是完美的。我们的内部资源是丰富的，如果必要的话，国外支持无疑也是唾手可得的。”不过，它对于殖民地“已经在战争中经受了磨炼，并掌握了适当的方法保护”自己的判断，倒是更切合实际的。殖民者与土著部落不断发生冲突，又在开拓边疆的生活中得到磨炼，比起当时的很多欧洲人来说，他们对于自家门口的战争都更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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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民持枪权在美国人心中的重要性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殖民地时期。欧洲人相信几乎所有殖民者都是天生射手的想法，同样也源自这一时期。来自殖民地的报告也强化了这种观念。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在1775年评论说，殖民地制造的武器要比欧洲通常使用的武器“好太多”，殖民地的军械工人“遍布各处、从来不会失业”。他观察到，捕猎麋鹿和火鸡已经让“美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射手。”[9]即便如此，与当时最强大的军队交战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比捕杀普通的火鸡要多费不少力气。英国的人口是殖民地人口的三倍多，其海军和陆军也非常强大。与英国人交战不仅是一着险棋，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也充满了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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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的国家身份明显根植于英国性之中，在这个为英国人的权利而战的冲突之中，殖民者被要求去做的事情就是去杀害他们的同胞。对一些人来讲，这是不能接受的。在牧师埃比尼泽·鲍德温（Ebenezer Baldwin）看来，这场革命是“一场非常不合人情的战争”，一场不道德的战争。在战争中，“那些来自同一国家、拥有同一祖先、说着同样语言、秉持同样信仰、继承同样特权的人，手中却要沾满彼此的鲜血”[10]。不过，对英国人的敌意似乎逐渐变得自然而然，并且不可避免。莱克星顿打响的第一枪的硝烟散去时，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局面：英国人的压迫和殖民者的反抗都开始鲜明地显现出来。之前，对于英国政府行为的抱怨尚且暗流涌动，此时，在这些抱怨的驱动下，大多数处于半成形状态的关于独立的观点逐渐凝固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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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罗得岛总督、同时也是大陆会议代表之一的塞缪尔·沃德（Samuel Ward）可以视作是殖民者观念转变的缩影。1775年年底，他在费城写信给他的兄弟亨利，在信中他认为英国人意图“把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变成他们的奴隶”。他注意到驻扎在殖民地的“国外军队”已经引起了大规模的不满。“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罗马天主教徒、黑森人、汉诺威人”都对城镇和贸易造成了威胁。面对这样的威胁，沃德争辩道，“每一种个人观点、情绪和利益都应该暂时搁置。我们在同一艘船上，一旦沉船，我们都跑不掉。如果它在暴风雨中挺了过来，我们将会因为美德获得奖赏，享有安定富足的生活（拥有自由的后代），以及所有带给人类尊严与福祉的事情。”他还呼应潘恩，劝告他的兄弟说，他们的事业“不只是殖民地和英国的事业，还是人性本身的事业”。不过，单就殖民地来说，他们始终在承受一个“适合去侍奉罗马暴君尼禄的政府”，对此，他们只有一种可能的行动，只有一种可以选择的决定。“生存还是死亡，”沃德宣称，“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问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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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德也许已经点出了问题的关键，但是他所期待的肯定回答既没有得到允诺，也没有很快到来。在莱克星顿打响的战争一直持续了八年之久，直到1783年，殖民地才通过签署《巴黎条约》最终获得独立。又过了五年，殖民地的居民才可以充满自信地宣称“我们，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但在历史记叙中，这八年的战争和其他大多数战争一样，都被讲述得很简略。人们在事后已经知道了战争的结果，因而就只是将这些战争描述为一系列的小片段、爆发点，很少会将战争真正的复杂性告知子孙后代。而在当时的人看来，为独立而打的战争经常是进一步退两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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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1775年，英国军队在马萨诸塞州莱克星顿开枪射击一排“一分钟人”（约翰·丹尼尔斯父子，1903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5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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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殖民地没有任何固定的或是有组织的军队，因而1775年4月19日殖民地民兵和英国正规军在莱克星顿首次交火后，当殖民者尝试将自己组织起来时，殖民地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混乱。很多在莱克星顿聚集起来的殖民地军队，也就是后来被合称的“新英格兰监察部队”，因为缺乏补给，同时士兵们又不能对自己的种植园或生意置之不顾，很快便解散了。这也使得英国正规军能够在波士顿驻扎下来。即便如此，大多数公众心中还是记住了那些永远做好准备立即应召的“一分钟人”（Minutemen），他们是殖民地民兵志愿军顽强抵抗英国军队的中坚力量（图18）。事实上，“一分钟人”的理念不过就是对新英格兰民兵的一种矫情的称呼，意图掩饰这种民兵组织形式的缺陷：他们是临时凑合集结起来的武装力量，经常缺乏足够的军需品，当然更没有统一的制服。不过，虽然这种新的公民士兵形象在某些方面被夸大了，它还是证明了一个更深层、更永恒的真相：美国国家正在形而在其形成过程中的革命时代充斥着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又体现在军事规模和军队的志愿性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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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崛起的美国民族主义本身包含着一些相互强化的成分，例如公众普遍相信殖民地前线的军事效力，也对这样一种民兵志愿军系统十分信任。这一系统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英国1181年颁布的《武备条例》。该条例规定，所有体格健全的自由人都必须自筹经费，为保护公众而参与军事训练。虽然在欧洲，随着职业军队逐渐兴起，这种平民服役的观念已经显得十分陈腐，但在殖民地冲突的背景下，市民是社会抵御攻击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从经济和意识形态上讲，这种方法都有其可取之处。另一种方法就是雇佣正规军，由各殖民地提供经费，但军队效忠于皇家总督。不过，当时的殖民者强烈反对1765年的《英兵驻宿法案》，因而要想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军队并不怎么可行。一个市民可以在危机时刻被改造成一名士兵，危机过后又可以迅速回到市民的角色，这样的方式不仅廉价，而且从殖民者的角度看来也更加安全。不过，也未必要让公民强制服役。为自身利益的自我防御也许确有必要，但一旦危险过去，武装反抗的需要也就随之消失了。正如宾夕法尼亚牧师约瑟夫·多德里奇（Joseph Doddridge）所回忆的，殖民地民兵志愿军的成员“在他们选择成为士兵的时候，就是士兵；当他们选择放下武器的时候，就变回了平民。这种军队服役行为是自愿的，当然也就谈不上报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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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这些民兵志愿军如果被征召进了新组建的大陆军，至少会得到一定工资，但这也不会立即将他们转变为统一的职业战斗力量。这样一种自愿的军事传统，加上近乎普遍被神话的英勇作风，都无法为殖民地的军队建制提供稳定的根基。实际上，殖民地从来没有成功组织起一支固定军队。大陆军和各州的民兵志愿军虽说是并肩作战，但有时候也令人无法理解地做不到这一点。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曾愤怒地指出，1780年在南卡罗来纳的卡姆登战役中，民兵志愿军“刚一开火就撤退了，导致大陆军遭受到四面围攻，寡不敌众，只好不求胜利、但求自保”[13]。如果说民兵志愿军有时候并不可靠，那么，13个殖民地同心协力反抗英国政府这件事情，也并不是那么可靠。或者毋宁说，爆发的是13场本质上互不相关的革命，这些革命最终都沿着相似的轨迹，但却是从完全不同的方向朝预期的终点进发，也带着不同的目的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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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之所以可以成为大陆军的将军和总指挥，与其说是因为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不如说是因为他是弗吉尼亚人。大陆军希望，让一个弗吉尼亚人掌管一支最初由新英格兰人组成的军队，能促进殖民地之间的团结。华盛顿本人是保守派，同时也是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这些特质无疑减轻了保守主义者对于激进运动的恐惧，选择华盛顿后来也证明是一个明智之举。华盛顿在1775年7月走马上任时，殖民者刚刚经历过美国独立战争中最为血腥——至少对于英军而言——的战役，发生在波士顿的布里德山邦克山战役（6月17日）。英国军队在邦克山战役中获得了相对的胜利，此后，对于美国人来说，战争局势则每况愈下。英国人很快攻陷了纽约，并一直占领到战争结束。实际上，在独立战争的过程中，英国军队成功夺取了所有主要的美国城镇，华盛顿打的败仗要比胜仗多，但殖民者最终还是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多亏华盛顿个人。华盛顿非常擅长平衡独立战争中各个群体的利益。不得不说，这件工作有时候也会让他难以将精力集中在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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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年底，仅仅是战争的第二年，美军就迎来了转机。华盛顿在12月26日的特伦顿战役中成功指挥大陆军横渡了即将涨潮的德拉瓦河，取得胜利，殖民军的士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增长。不过，华盛顿还是继续给大陆会议施压，要求提供更多的殖民地正规军。他强调“除非是在最紧迫的危急时刻，否则根本不应该依靠这些民兵志愿军，或指望他们提供援助”。实际上，他愤怒地说：“在这令人心神不宁的危机中，他们落后、迟钝的懒散面貌似乎证实了这样一种担心：没有什么可以使他们走出家门。”这其实是华盛顿一以贯之的信念：他从不会相信一支志愿军能起到多大作用。实际上，他曾经指出，美国人轻信民兵志愿军不仅可以“组成小纵队在林间作战”，而且可以在其他方面无所不能。但在他看来，无论是民兵志愿军还是“没有经验的军队”，都不能“胜任真正的战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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