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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革命者来说，战争的现实是一种挣扎。当然，所有的战争都有各自的痛苦之处。在这场革命中，美国人的痛苦在于组织了一支难以胜任的军队。议会从没有给华盛顿提供他所想要的部队，也没有给华盛顿既有的部队提供适当的补给。短期兵役（通常是三个月）造成士兵的更换过于频繁，效忠各州的士兵之间几乎一直在为了军衔争吵。在战争之初，美国人的战线也拉得过长。在1775年末至1776年初，美国入侵加拿大的计划失败。这既体现了英属北美殖民地以外的其他地区对于革命事业的热情极为有限，也预示着在接下来的六年里，许多殖民地部队都将遭受可怕的困境。正如莱克星顿战役之后军营的状况一样，此时补给缺乏、疾病肆虐。军队在转移的过程中将可怕的天花带到了各个殖民地，这迫使华盛顿在殖民地军队中下达命令，第一次大规模针对这种病毒进行疫苗接种。然而，却没有任何疫苗可以抑制人们对革命支持的动荡不定。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华盛顿的军队人数一直在两千人到两万人之间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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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从哪个角度讲，华盛顿都是一位四面楚歌的领袖。很多有关革命的画作都描绘了华盛顿所面临的困难，而其中最著名的一幅就是描绘1777—1778年宾夕法尼亚瓦利福奇的寒冬的画作（图19）。当时，华盛顿的军队于1777年9月在布兰迪万溪战败，英国军队占领费城，华盛顿则率军队溃退至瓦利福奇。那时，华盛顿对大陆会议的前景十分沮丧：“除非议会中突然发生某种巨大且重要的变化，否则大陆军的结局无非就是三种可能：遍地饿殍、分崩离析，或是为了保命而自行溃散。”“放心吧先生，”他强调说，“这绝不是在耸人听闻。”[15]但瓦利福奇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是美军的低谷，而是美国历史中黎明前的黑暗。遇到困难的并不仅仅是华盛顿一方，英国军队也因为缺少补给和协调，没能把自己的军事优势保持到最后。华盛顿面临着征兵、留任的难题，英国军队也有自己的困难，两者都是使这场冲突继续拖延下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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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78年春天，殖民地军队开始迎来了机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一年秋天，在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将军的指挥下，英国主力军队没有能够攻下哈得孙河谷，否则就将切断新英格兰殖民地通往南方各殖民地的要塞。10月，在纽约的萨拉托加，伯戈因宣布投降，他的残余部队退回到加拿大。更重要的是，就像《对于拿起武器之原因和必要性的声明》中曾自信宣称的那样，美国在萨拉托加的胜利使殖民地获得了国外援助。法国意识到殖民地在战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之后，才决定向殖民地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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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对此看得很清楚。“我从心底乐意接受我们的新盟友最善意的关切，也在一定程度上珍视他们在其他方面提供的援助，”他表示，“但在人类的普遍经验之上有这样一条准则：任何国家的行为都与其利益密切相关，不应过度信任。没有哪位谨慎的政治家敢无视这一条训诫。”华盛顿放眼未来，警告美国“应该格外小心，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和成熟，一旦不小心犯下任何错误，都很难从中恢复过来。”[16]不过，1778年，法国对殖民者施以援助，不管对谁来说都是有利的。法英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并在1778年夏天正式宣战。西班牙很快也跟随参与了进来，不过西班牙跟的是法国而不是美国。西班牙从没有给予美国的革命事业任何直接援助，但英国在欧洲腹背受敌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给美国人的胜利增加了不少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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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战争即将结束。华盛顿面临的问题仍旧十分棘手。让他一直以来都十分沮丧的是，殖民地的志愿兵制度和地方主义都妨碍了战争的顺利进行和迅速结束。他曾尝试“淡化各种地方性联系和各州之间的区别，将它们统称为美国”，但也承认“克服偏见是不可能的”。四年之后，这种情况依旧没有什么变化。1780年年底，华盛顿仍旧“对自己的观点坚信不疑”，他建议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少将“把军队送到战场之后，各州的干涉越少”越好。一面是英国军事力量的威胁，另一面是各州的野心和各州之间的冲突，华盛顿感到进退维谷，他竭力协调殖民地军队这台机器上的各个零件，试图使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正常运转。正如他对沙利文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无论何时都是一支军队，或是为了共同的防御目标组成同盟的十三州军队，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困难可言了，但我们有时两者皆是。如果我说我们有时两者都不是，而是两者的混合体，似乎也并不为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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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瓦利福奇1777》。华盛顿将军和拉斐德侯爵看望受伤士兵。拉斐德是一位辅佐华盛顿的法国军队指挥官。他在军队从布兰迪万战役中撤退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后又通过谈判成功让法国加入到这场战争中，与美国人并肩作战。此后他返回美国，在约克敦击败了康华里。此画由A.吉贝尔创作、P.哈斯印刷出版。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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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80年，随着独立战争的主战场转移到了南方，这个混合军也离开了新英格兰。英国人受到亲英支持者的报告的鼓舞，认为奴隶制让社会体系走向衰弱，也让胜利的时机转向成熟，因而开始向佐治亚州进军。英国军队于1778年12月攻占了萨凡纳，又在1780年5月占领了查尔斯顿。在随后的卡姆登战役中，正如华盛顿所抱怨的，殖民地志愿军竟然又错过了胜利的机会。不过，英国军队在康华里勋爵的带领下刚刚转身要攻打北卡罗来纳州，殖民者就放弃了他们的所有战果，转而采取了游击战术。这种战术虽然时不时容易遭受些挫败，却让美军很难被一击致命。到了1780年夏末，英国军队仍然占领着萨凡纳和查尔斯顿，但是这已经是他们的全部领地了。第二年春天，法国同盟军也最终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美法联合陆军和法国海军共同击败了康华里在约克敦半岛的军队。1781年10月19日，康华里在那里宣布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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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敦经常被理解为美国独立战争的终结地，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英国来讲，它只是战争终结的开始，当然，对于美国来讲，也是建国初期的尾声。英国军队仍驻扎在殖民地，但已无心恋战，权作守势。1782年，各国密使齐聚巴黎，共同商讨和起草和平条约，并宣告美国这个新国家的诞生。一幅当时的政治漫画描述了这一情形（图20），生动形象地向英国人指出，他们曾经的殖民地现在已经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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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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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信仰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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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詹姆斯·吉尔雷《美国响尾蛇》（伦敦：W.汉弗莱，1782年4月）。殖民地经常会以蛇作为象征；在星条旗出现之前，美国国旗上也有蛇的图案。之前的漫画，尤其是1754年的一幅漫画，把殖民地描绘成一条被割断的蛇，暗示他们“要么团结，要么死亡”。这幅漫画出现在巴黎和会召开之时，它描绘了一条完整的蛇。这条蛇的舌头上得意地写着，“我的身体已经‘伯戈因’了两支英国军队（这句话将“伯戈因”作为动词使用，意为围困。这种用法旨在讽刺伯戈因在交战中屡次惨败。——译者注）/我还为更多的军队留足了地方”。这条蛇的身体卷成三个圈，其中两个圈所包围之地分别象征着伯戈因和华康里的军队。第三个圈则宣称是“为其余的军队准备的”。下面的诗句说的是“在北方平原上的英国人/想想你们该如何行军前进、如何挖掘战壕/这条巨蟒在议会呼风唤雨/在法国也是一样”。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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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和殖民者双方来讲，这场战争还代表了一种新的冲突。不管是殖民者在边远地区的战争，还是英国正规军的大范围战役，都没有给这种新冲突提供可供借鉴的先例。从根本上讲，这既是一场直接的军事对抗，也是一场争夺民心的战役。英国军队的总司令之一亨利·克林顿（Henry Clinton）男爵充分意识到了“赢得民心”和“征服美国人思想”的必要性。[18]不过，需要面对这个难题的不只是英国一方。即使华盛顿竭力劝服议会提供更加有效的军队，劝服他的同胞加入这支军队，但同样有一些人坚持认为组织军队、通过武力形式对抗英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些人就是亲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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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独立战争最终的确将殖民地从英国分离了出去，那些始终对英国保持忠诚的人的说辞便不可避免地在这个故事中被边缘化，反之，美国爱国事业的浩荡声势和它取得的军事胜利一定会成为这个故事的主旋律。当然，从数量上讲，就算华盛顿有时候感觉美国爱国者太过沉默，或者至少不够活跃，他们也的确占据了多数。在当时的殖民地大约有300万人口，其中只有约50万人支持英国。随着战争持续进行，这些人的立场越发招致反感，因为独立战争既是一场殖民者争取独立的战争，同样也是一场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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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州，尤其是战争后期的卡罗来纳，亲英分子组成的志愿军与大陆军、爱国民兵志愿军发生冲突。邻居之间反目成仇，不是因为独立事业，而是出于私人恩怨。这场冲突导致了混乱和暴力，是亲英分子一直以来都不愿看到的。所有州都进行了效忠宣誓，其中既包括了对于英国皇室的谴责，也包括了效忠各个州的誓言。拒绝参与到爱国事业中的人将面临严重的惩罚，其中包括财产充公、流放，有时还有死刑。最后，很多亲英分子——估计人数在6万到10万之间——被迫离开殖民地，逃亡到加拿大或英国寻求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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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英分子因为支持了战争中失败的一方，所以很容易就从美国历史中消失了。亲英分子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对美国独立的最终成就造成了多少军事威胁，坦白讲，虽然有大约3万亲英分子与英国军队并肩作战，但他们的威胁并没有多大。亲英分子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帮助澄清、解释了这场殖民地战争的原因——建立一个独立于英国的美国。事实证明这场争夺民心的战争是残酷的。亲英分子的经历不仅凸显出半个多世纪之后被美国人称作是“多数人的暴政”的摧毁性力量，同时也凸显了确实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在折磨着大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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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英分子并不仅仅是习惯了传统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与殖民地年轻一代所热衷之事格格不入的社会精英。虽然亲英分子在人口构成上有一些显著的规律，但实际上他们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和职业、背景广泛。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与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英国白人差别不大的种族——德国人、荷兰人和苏格兰人，以及那些拥有强烈宗教身份意识的人——贵格会信徒、卫理公会教徒和南方长老会教徒们——都倾向于加入亲英分子的阵营中。克雷夫科尔（Crèvecoeur）曾问道，什么是美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独立战争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但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指出什么不是美国人，成功地缩小了答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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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殖民者和英国人、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以及黑人和白人来说，革命时期都是一个分水岭。在那个时期做出的抉择十分复杂，并不仅是选择自由还是奴役、成为英国殖民地还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么简单。在有些时候，对于奴隶和亲英分子而言，这种选择也并不是完全由他们做出的。华盛顿在即将卸任总统之前虽然也强调了美国身份的自愿性，但是，正如他在整个革命时期一直都在强调的那样，自愿的爱国主义对于军事行动，甚至有可能对于意识形态来说，都是远远不够的。“我无意彻底排斥爱国主义观念，”在瓦利福奇度过了整个严冬的华盛顿在春天来临时指出，“我知道它存在，并且还知道它在当前的争端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是我敢断言，一场伟大持久的战争决不能仅仅靠这个原则来支撑，还必须有对于利益或回报的预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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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样的回报，则要因人而异。对于像华盛顿这样的人来讲，他们所得到的回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于奴隶来讲，他们得到的回报是获得自由的前景。而对于其他一些人，则是成为奴隶主的机会。亲英分子出于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担心凝聚殖民地的唯一的黏合剂即将崩溃，暴政也将随之来临。从他们所处的情况来看，这些想法并不算错得离谱。在美国殖民时期，白人一直都在极力将奴隶和自由人区分开来。在美国革命期间，他们则一直在极力区分效忠英国的人和背叛英国的人，并且不情愿看到这种区分是全然出于自愿的。为了压制反对革命的声音，殖民者限制了出版自由，也为之后全国性法律《1798年惩治煽动叛乱法案》的出台铺平了道路。到头来，事实证明，选择既是一种解放，又是一种束缚。识别出谁是这个国家中受欢迎的人，谁又应该从这个新国家中被驱逐，从建国伊始就在考验着美国人的头脑，到今天仍然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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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巴黎条约》之后，美国便要开始处理很多咄咄逼人、错综复杂的问题。其中之一仍旧是军事问题。1783年夏天，费城负责守卫政府机关的士兵因为欠薪问题发起暴动。议会担心会酿成更大的危机，于是很快解散了大陆军。不过，让士兵们迅速解甲归田的计划始终没有彻底完成。很多人从他们在军队服役的经历中牢牢记住了美国自由的代价。这也是这个新国家不得不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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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军中服役士兵总共有15万—20万人——当然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否则华盛顿的日子就不会这么难挨了。其中1/3的人在战争中牺牲或受伤。大概有2500人在服役中死亡，大概是所有参战士兵的1/10。参照美国现今的军队规模来看，相当于250万人。在那个时期的战争中，致死的原因是很典型的。其中近一万人死在战场上，另有近一万人死于疾病。而战争留下的伤痛和疾病也给很多退伍军人造成了持续性的健康问题，造成他们过早死去。1818年，议会通过一项抚恤金法案，对存活下来的退役军人做出补偿。申请抚恤金的情况显示了退伍军人遭受伤病的程度。但是，这些抚恤金的接受者数量极少，革命给其他许多人都带来了长期的生理影响。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则又另当别论。至少从理论上讲，在革命军中服役的经历将人们凝聚在一起，没有参与这场战争的人是体会不到这种凝聚力的。虽然华盛顿不得不与军队中的地方性偏见做斗争，这场战争也许还是希望唤醒某种超越各个独立州的生存意识——一种有待争议的更为宏大的国家意识。与此同时，革命期间的效忠宣誓针对的是各个州，而不是这个作为统一实体的新国家。虽然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的漫画暗示各个殖民地之间新达成了团结，但一些当时的评论家认为这种说法最多只能算是言之过早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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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议会解散军队的速度就不会让人感觉意外，但它也许传达了错误的信息，并强化了这样一种意识：战争如今已经结束，生活可以重回正轨。前军队外科医生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沮丧地发现“爱国者和战争英雄普遍都流露出隐退之意”。他认为，那些刚刚解甲归田的人“就像是技术娴熟的老水手，他们把一艘船从大洋中心的风暴中挽救了出来，但一等海浪平息就睡着了，在接下来的旅程中，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全部交给了那些没有任何知识或经验的海员来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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