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87890
华盛顿当然无法预见到如何才能解决这些矛盾，但身为总统的他和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时一样敏锐地意识到，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亟须促进民族团结。他在离职前向帕特里克·亨利强调指出，自己的“热望和目标是……避免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建立政治联系，确保美国独立于其他任何国家，也不受其他任何国家的影响”。“总而言之，”他宣称，“我希望树立一种美国品格，能让欧洲强国相信我们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行动。”[11]
1706287891
1706287892
1796年，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拒绝连任第三届，也设下了总统任职不超过两届的先例。后来的美国总统不管情愿与否，大多遵循了这个先例，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除外。事实上，华盛顿甚至都没有计划连任第二届，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都向他指出当时的地区分歧已经显而易见，说服他留任。“整个联邦的信心都凝聚在您身上，”杰斐逊劝告他，“只要有您在，北方与南方就仍然能够同心协力。”在这个问题上，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想法一致。“我们一致认为，”他告诉华盛顿，“您若拒绝连任，将会是这个国家在现阶段可能遭遇的最大的不幸。”[12]
1706287893
1706287894
但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国家终将需要在没有华盛顿的情况下继续团结一致。华盛顿于1796年离职，但他早在1792年就开始构思自己的“离职演说”，从中也可看出总统职务以及维持联邦团结的压力给他带来了多么复杂的感受。华盛顿在离职演说中提出，形成国家品格对于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他列举了形成国家品格能够带来的部分好处，但更多的是提醒民众防范随之而来的风险。他强调指出，“政府的统一”相当重要，这不仅能让美国人成为“一个民族”，而且更是独立“大厦的主要支柱”。“极为重要的是，”他敦促美国民众，“你们应当正确估计全国性的联合对你们集体和个人幸福的巨大价值。”他着重强调美国人是“出生或选择住在这个共同的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有权要求你们专注地爱它”。他鼓励民众将自己的“美国人”身份置于州民身份之上，将爱国主义置于“任何因地域差别产生的名称”之前。他再次强调指出，美国取得的成就是“群策群力的结果，经历了共同的危险、苦难，赢来了共同的胜利”[13]。
1706287895
1706287896
华盛顿不仅明确指出这些观点，更是对此再三强调，由此可以推知，早在18世纪晚期，美国各地区之间的鸿沟就已在不断扩大。他认为造成这一后果的部分原因是“党派性的危害作用”。事实上，让他深感担忧的“北方的和南方的、大西洋的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地域歧视”早在党派政治出现之前，甚至美国建国之前就已存在。在这一点上，约翰·史密斯船长比华盛顿发现得更早。早在1631年，史密斯船长就意识到切萨皮克和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之间可能会产生不和。他指出，有些人“会宁愿毁掉新英格兰来发展弗吉尼亚，另外一些人则宁愿失去弗吉尼亚来维持新英格兰的发展”。华盛顿敲响的警钟早在100多年前就已被敲响过——史密斯船长指出这些殖民地最好还是致力于“互促互进，共同抵御一切可能的不测”。当然，这些殖民地并没有这么做。即便在这个新国家对宪法进行辩论之时，莫里斯总督还在感叹“人们忠于自己的州，只在意自己州的利益，这正是这个国家的祸乱之源”[14]。
1706287897
1706287898
后人可能夸大了史密斯和莫里斯的先见之明。事实上，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赴美考察，也得出了当时的联邦政府弱于各州政府的结论。他指出，美国“联邦这样一个庞大的联合体却并不能成为人们表达爱国主义的对象”，而各州则“具有范围明确的地域，有财产、家庭、遗风、现在的工作和未来的理想”。根据托克维尔的观察，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爱国主义“仍然针对各州，还不会延及联邦”[15]。
1706287899
1706287900
托克维尔的观点在1860年就得到了验证——那一年，美国遭遇了联邦解体的危机。而华盛顿提出的警告似乎并未引起美国民众的注意。在他离职时，美国还是以农村人口为主，与杰斐逊通过发展农业维持道德和物质生活稳定的观点相符。当时的人口也以年轻人为主，18世纪晚期时有一半左右的美国人不到16岁。然而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至少有一些革命一代的子女活到了看着自己的民族传承解体的一天。联邦党人曾经坚信扩张能够保障美国的未来，但到了18世纪中期，扩张似乎即将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
1706287901
1706287902
1706287903
1706287904
1706287905
剑桥美国史 [:1706286840]
1706287906
剑桥美国史 我们的联邦，必须保存！
1706287907
1706287908
1796年，约翰·亚当斯当选美国第二任总统。这次选举的特殊之处在于，当选的总统和副总统来自不同党派。相比之下，北部各州主要支持亚当斯、西南各州偏向支持杰斐逊的这种地区性差异在后来形成一种模式，在如今来看已不算罕见。在美国许多的结社组织之中，政治党派成为最主要、最有势力的一种组织，导致许多州内冲突上演到国家层面，国家冲突也蔓延到下属各州。反对党得到政治结社的支持，又有许多新增的党媒出版渠道，从而开始在美国社会站稳脚跟。1796年大选的另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则在于，这是第一次，也是1824年之前最后一次由南部地区——确切说，是弗吉尼亚——以外的人执政。约翰·亚当斯和1824年当选的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不仅都来自马萨诸塞，并且还是父子关系。一直到1828年来自田纳西州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成功当选，才终于有了弗吉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地区之外的人出任总统。
1706287909
1706287910
亚当斯在任期间，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停滞不前。在此期间，某些方面的发展仍在继续，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或者说是一个世纪里，这些发展愈加明显地陷入了停滞，而另外一些方面的发展则直接走到了尽头。1800年亚当斯离职、杰斐逊继任之时，联邦党已经磨损不堪。1799年华盛顿的逝世让他们失去了最有力也最受欢迎的标杆，联邦党内剩下的只是一群明显蔑视“人民”的政客，难以在未来的民选中获得成功。美国人更喜欢杰斐逊将他们视作独立、勤勉的农民，实际上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正是如此。
1706287911
1706287912
1798—1800年，美国与法国之间爆发了一场短暂的冲突，这让联邦党得以最大限度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们打着保卫家园、抵御外来危险的旗号，攻击国内的政治对手。这种通过宣扬恐惧来扩大党派影响力的做法并没有给联邦党带来什么好处，而且从长期来看，也给其他人造成了许多伤害。1798年的《敌对外侨法》、《惩治叛乱法》和《归化法》虽然据称是为保护美国而颁布，但其主要目的却是想要剥夺共和党的投票权。尤其是《惩治叛乱法》，规定可以驱逐任何被认为“危害美国和平与安全”的人，而对于这种人的界定就很可能仅仅是“批判政府的人”。对此，共和党援引了《权利法案》来反对联邦党制定的法案。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也通过了反对联邦党法案的决议案（又称《两案》），指出只有各州和其人民才有权决定某一出版物和言论是否违反公众，但这种表述也是有问题的。正如莫里斯之前指出的那样，州权问题确实会成为美国的祸根。不过，在州权问题之外，美国还面临着更大的难题，这难题就在近海地区。
1706287913
1706287914
尽管华盛顿强调过美国要避开一切外交纠葛——在外交层面上美国也基本做到了——但事实上，这个新国家想要发展，就不能与欧洲脱离干系，也无法远离那些影响着大西洋世界，尤其是最邻近美国的其他地区的力量。这其中最强大的力量正与蓄奴相关。亚当斯执政期间，美国宪法已经规定停止从海外进口奴隶的贸易。不过，许多美国人对此毫不关心，因为他们没有，也从不打算蓄奴。但那些对此关心的人却非常关心，并且他们也完全有理由如此关心。
1706287915
1706287916
1791年，黑人领袖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图尔（François 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在圣多曼格岛领导奴隶起义。1804年，其属下宣布成立海地国。对美国的奴隶主而言，这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消息。海地革命长达13年的血战向美国传达了明确的信息，让美国认识到奴隶制正在日益遭到废奴主义者（既有白人也有黑人）和奴隶的抨击，想要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奴隶社会注定是一个危险之举。圣多曼格岛的事件和19世纪早期加勒比其他地区的事件——巴巴多斯复活节起义（1816年）和德梅拉拉起义（1823年）——让美国的奴隶主心神不宁，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社会中的奴隶制也可能遭到暴力推翻。
1706287917
1706287918
然而，在美国独立之后的几十年里，奴隶制在南部各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却愈加重要。英国和新英格兰地区纺织业的发展造成全球对棉花的需求急剧增加，为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扩大了市场。1793年伊莱·惠特尼（Elis Whitney）发明了轧棉机，能从棉籽上成功分离出短的棉纤维，这项技术革新使得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成为可能。因此，与北部地区奴隶数量的减少不同，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等南部各州迎来了奴隶数量的剧增。1810—1860年，佐治亚州的奴隶人口增长了三倍，南卡罗来纳州和肯塔基州的奴隶人口增长了超过一倍，而亚拉巴马州的奴隶人口几乎增长到原来的十倍。在此之前，奴隶进出口贸易早已停止，因此这种奴隶人口的增长完全是美国内部奴隶贸易飞速发展的结果。莱克星顿、肯塔基、新奥尔良和纳齐兹等南部城镇的奴隶市场（图25），先前是从非洲和英属加勒比地区购入奴隶，如今则是从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等南方偏北地区向最南部地区倒卖奴隶。
1706287919
1706287920
1706287921
1706287922
1706287923
图25 《南方的一场奴隶拍卖》，为西奥多·戴维斯绘制的草图，发表在1861年7月13日的《哈泼斯周刊》上。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2582）。
1706287924
1706287925
毫无疑问，这种倒卖贸易是有利可图的。终止奴隶进出口贸易只是提高了美国本土奴隶的价格。在19世纪30年代，一个“种田能手”即健康的成年男性奴隶价值约500美元。到了50年代，其市场价几乎已经达到原来的三四倍。美国内战前夕的内部奴隶贸易每年转卖的奴隶约有8万、贸易额约6000万美元。当然，这种贸易的真实成本的支付者其实正是奴隶自身，他们困在这种尤其令人揪心的变相现金交易关系之中，而汉密尔顿曾经是那么的相信这种关系。遭到转卖的奴隶往往不得不与家人和朋友分开，最残忍的情况是被迫与伴侣和孩子分开。他们要么被蒸汽船运往南方，要么被绑成“一队”，在武装警卫的押送下被迫行进漫长的路程，沿着连接纳齐兹、密西西比、纳什维尔和田纳西的纳齐兹古道一路向南。
1706287926
1706287927
这些奴隶从偏北地区规模较小的奴隶园被倒卖到密西西比州这类最南部地区严苛无情的大型奴隶种植园，在路上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威廉·威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是一名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奴隶，他逃到北方获得自由，摆脱为奴的命运，历经风雨，终于成为一名出色的废奴主义演说家、作家。他在书中描述了奴隶运送的残忍过程。当时的人们对此司空见惯，少有关注，但在如今看来，其残忍程度却会让整个美国感到不安。布朗目睹“奴隶被装在一艘南方蒸汽船上，驶向棉花或蔗糖种植园地区”。他回忆说，“尽管那些奴隶每走一步，锁链都哐当作响”，所有人，“甚至那些乘客”都不会注意到他们。布朗从亲身经历的角度记述了奴隶贩卖的细节，如老奴隶的头发被染黑以在未来买家面前显得年轻些，同时又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描述了他们悲惨的倒卖经历，因此他这本回忆录读来令人毛骨悚然。他还特别讲到有一次在船上，“一个女人被迫离开丈夫和孩子，不想再活在人世，在灵魂的痛苦之中跳船自杀，淹死在河里”。因此，奴隶将那些倒卖者称为“驱魂者”。[16]
1706287928
1706287929
布朗的著名自传《威廉·威尔斯·布朗的记事：一个逃亡的奴隶》于1847年由波士顿反奴隶制协会出版。这本书的前言里写道，在奴隶制问题上，布朗“是局内人，他进入过奴隶制的密室，他的灵魂上留下了奴隶制烙铁的烙印”。这块烙铁也在很大程度上给美国的灵魂留下了烙印。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敏锐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当事者奴隶而言，奴隶制是一种“社会性死亡”[17]。奴隶制影响的不仅是奴隶，还有美国的自由黑人社会以及白人社会。奴隶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体制，远非南部种植园的白人奴隶主对黑人劳动力进行剥削这么简单，而是美国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706287930
1706287931
尽管有些北方人的确试图伪称奴隶制是南方“特有的体制”（这里的“特有”仅指南方专有，并非指其特殊），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么说只是自欺欺人。正如一个南方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史就是奴隶作为商品的历史”[18]。美国也不例外。在美国人购买的商品、交易的货物、饮用的咖啡里，奴隶制都无处不在。在爱默生看来，这一点显而易见，他在1844年纪念英属西印度群岛废除奴隶制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是奴隶制的同谋。鉴于非洲“很遥远”，他问道：“即使在非洲海岸制造些不愉快的场景又有什么要紧？”在美国国内，北方的那些人可以避开奴隶制的现实，至少如果“有人提到杀人、疯狂、通奸或是非人的折磨”，美国人仅仅会“把教堂里的钟敲得更响”。只要奴隶生产的糖、咖啡和烟草“品质卓越，便没有人会尝出里面的血腥味”。[19]
1706287932
1706287933
然而，早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那些在北方掩盖奴隶制现实的教堂钟声就在南方以及国会发出了更响亮刺耳的声响。当时的各种关切使得美国愈加难以继续避开1787年的制宪会议留下来的优柔寡断。在奴隶制问题上，杰斐逊曾指出美国“虽然揪住了狼耳朵，却没法完全抓住它，也没法安全地放它走”。关于奴隶制的探讨不断涌现，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像杰斐逊一样试图保持平衡，想要在他们理想中的自由追求与生活中的奴隶现实之间保持中立。
1706287934
1706287935
美国的扩张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麦迪逊像杰斐逊1803年时那样扩张了国土面积，但这并没有如他所愿带来稳定。这么广阔的新土地是否应该蓄奴？国会，尤其是参议院里自由州和蓄奴州代表人数是否应该继续保持平衡？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里，这一问题的解决更多是依靠运气而非理性的判断。最新加入的六个州里，有三个（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位于《西北土地法令》管辖范围内，属于自由州；另外三个（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位于南方，是蓄奴州。但是在1819年，以南方人口为主、拥有10%奴隶人口的密苏里地区申请加入联邦时，原有的平衡就遭到了威胁。
1706287936
1706287937
有个解决方案近在眼前：当时还属于马萨诸塞州的缅因州那年正好在寻求以独立州的身份加入联邦。不过由于整个事态的白热化，国会也没有不假思索地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纽约州议员詹姆斯·塔尔梅奇（James Tallmadge）提议密苏里州的加入必须以逐渐解放奴隶为前提，众议院表示支持，参议院则持相反态度。在肯塔基州议员亨利·克莱（Henry Clay）的灵活协调下，才确保缅因州和密苏里州分别以自由州和蓄奴州的身份加入了联邦。
1706287938
1706287939
克莱协商的结果是“路易斯安那购置”获得的所有土地中，除密苏里州之外，北纬36°30′以北的土地全部停止蓄奴。这个巧妙的妥协方案其实是一出拙计，但这也不是克莱的过错。杰斐逊也清楚地知道，这样做仅仅是推迟了灾难的到来。1820年，他在人生步入暮年时写道：“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像夜半响起的火警，将我惊醒，令我心悸。我一下便意识到这是为联邦敲响的丧钟。”在他看来，密苏里妥协案“只是一个缓刑，而不是一个最终判决”。“一条与一个显著的道德和政治原则相一致的地理界线，”他断言道，“一旦被设想出来并且激起众怒，将永远不会被抹掉。”他在文末黯然叹息道：“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现在确定不移地相信，1776年的一代人为了获得国家的自治和幸福而做出的无用的自我牺牲，要被他们不明智的和卑鄙的子孙丢掉，我唯一的安慰便是我活着时没有为它而哭泣。”[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