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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在文中推卸责任，将过错归咎于下一代人，可能看起来有些不够真诚，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奴隶制确实会分裂联邦。在宪法里，奴隶的法律地位介于人和财产之间，因而被排除在政体之外，而奴隶主则拥有可观的政治权力。只有在这种政治权力开始威胁到联邦，政治家认为美国自身已经无法继续维持这种尴尬的平衡时，人们才开始认真考虑废除这种越发过时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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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选美国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在1858年指出，“一幢从中间裂开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美国“政府不能永远维持半奴隶和半自由的状态”[21]。这对于21世纪的人来说也许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在1858年之前，19世纪的美国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恰恰维持着这种状态。在当时，奴隶起义打破了大西洋世界的稳定，奴隶贸易大国英国也开始废除其加勒比地区殖民地的奴隶制，美国南方为自己“特有制度”的辩护声却愈发刺耳，显然不顾从大西洋世界和美国北方吹来的变革之风。当然，南方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只是变得越来越有防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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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防御性里包含了经济和文化因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制订了一份旨在将美国各个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纲领，但对各部分之间的要求不仅相互矛盾，甚至互相冲突，因此难以成功实施。关税征收正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在1828年南卡罗来纳州向联邦政府推行的一项关税发出质疑时，关税问题甚至成了焦点。简单说来，北方希望征收关税来保护自己的制造业发展；南方则持相反态度，因为征收关税会威胁到欧洲的奴隶生产的商品贸易，尤其是棉花贸易，而这是其经济基础中的重要部分。南卡罗来纳州威胁要让这项“可憎的关税”无效，并且以退出联邦要挟阻止关税的实施，这对联邦权威显然是一种挑战，也突显了各州和联邦之间仍未解决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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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副总统的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根据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决议，他在《南卡罗来纳申辩与抗议》（1828年）中陈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立场以及自己对无效权的理解。他指出南卡罗来纳州“永远不会想要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伟大整体，各部分都应该热切促进这些共同利益”，但同时也指出想要避免“探讨区域利益，使用区域性话语”是不可能的[22]。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会里的政客辩论关税细节以及联邦系统下各州权利的问题时，的确出现了相当多的“区域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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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来自田纳西州，他因支持州权而出名，但事实证明，当州权威胁到联邦之时，他就改变了立场。1830年的杰斐逊纪念日晚宴上，他在祝酒时有力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的联邦，必须保存！”这当然不是卡尔霍恩他们想要听到的，因此他们直接当作了耳边风。1832年，修改后的关税法案通过，卡尔霍恩辞去副总统职位，南卡罗来纳州则用法令宣布1828年和1832年的关税法案无效，并且明确表明如果强迫执行关税，南卡罗来纳州将退出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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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统完全不吃这一招。杰克逊在1832年12月直接向南卡罗来纳州喊话，提出“一个州假定自己有权力宣布合众国的一项法律无效”，在他看来“与联邦的存在互不相容，与宪法条文明显矛盾，与联邦的精神相违，与建立联邦的所有原则相悖，将会对建立联邦的伟大目标造成破坏”。杰克逊断言，任何这种企图都是“叛国”。他发问：“你们准备好担起叛国罪了吗？”[23]1832年的回答是“没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还没有”。当时联邦军队驻扎在查尔斯顿，其他南方各州也意识到南卡罗来纳州正在逼它们走进险境，于是决定迅速撤开，在这种情况下，答案只可能是否定的。尽管如此，这次的州废止国会法令运动已经预示了凶兆。脱离、解散联邦的幽灵一直到1865年都阴魂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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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南北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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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北内战于1861年爆发，现在通常将美国国会法令废止危机之后的时期称为“战前”时期。对1830—1860年这段时期的评价主要倾向于分析南北方之间愈发紧张的敌对态势，然而，强调那些造成南北分离的差异的同时，也就忽略了那些将南北方团结起来的力量。当时的观察家有时也会这样，托克维尔就是如此。因此，他在关税动荡期到达美国，观察到美国人生活中“两个彼此相反的趋势”也就不奇怪了。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两个趋势“就像一个河床里有两股水流，一股往东流，一股往西流”，而南方尤甚——“在全体美国人中，南方人最需要维持联邦，因为如果让南方诸州各自独立，他们肯定吃亏最大。但对联邦的团结最有破坏作用的，也正是南方各州”。[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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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首起企图割裂联邦团结的事件不是发生在南方，而是发生在新英格兰。当时正值1812年战争（即美国与英国于1812—1815年发生的战争）期间，这场战争没有什么实质性结果，只有《星条旗之歌》作为美国国歌得到永久留传。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因为不满国会提出的征兵要求，于1814年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举行会议，就国会的特权问题进行辩论，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各州在极端情况下可以拒绝听从国会，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脱离联邦。如果说这是联邦的雷达上探测到的第一个解体信号，那么国会法令废止危机就是第二个信号，而1861年开始南方各州的相继脱离则可以视为第三个信号，它们共同指向一条既定的路径。但直到19世纪30年代，这种路径才真正开始显现，而即便是在那时，也无人确信那会是美国将要走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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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福德集会在当时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因为那场战争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一场振奋民族情感的战争，让美国人紧密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但不幸的是，这种团结好景不长。因为1812年的战争让美国人愈发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在西半球占据主导地位，又有大西洋将欧洲拦在3000英里之外，没有任何天敌。自此之后，直到2001年的“9·11”恐怖事件之前，都没有任何外国势力在美国国土内造成实质性破坏。对于19世纪的美国人而言，他们面临的唯一危险来源于他们自己。联邦虽然最终以暴力形式解体，但招致解体的并不是国会法令废止危机这种大规模的南北对抗，而是源源不断的局部分歧，因而美国人也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在什么特别的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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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安德鲁·杰克逊通过压制南卡罗来纳保住了联邦，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对此心怀感激，这也可谓是他在杰克逊时代里最重要的一个成就。杰克逊时代一直以来也被称为“平民时代”（Age of the Common Man），但杰克逊几乎没有提高社会和政治流动性，他的统治甚至在那时被认为过于专横。1833年，作为民主党反对党的新党派辉格党成立，开启了美国政治史上的“第二党系”（Second Party System）时期。该体系不仅在理论上，在实际上也很大程度地起到了统一美国的作用，让美国人以党派的名义而非各州或蓄奴的名义团结在一起。不过，这种团结时期也相对短暂（1833—1856年），其不能长久维系的原因就在于奴隶制。最开始，它通过避开奴隶制问题存活下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避开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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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30年后那些指引并且影响美国人生活的事件里，废奴运动是最为重要的一起事件。最初，废奴运动并不受欢迎。废奴主义者被视为激进分子，他们在想要与奴隶制完全撇清关系的北方人看来是一股破坏势力，在日益致力于保护自己“特别制度”的南方人眼中则是一股危险势力。但废奴主义者的原则是在废奴问题上宁可受人憎恶也不能遭人无视，因此他们一直在坚持吸引美国人关注奴隶制的罪恶。他们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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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年，北卡罗来纳一位出身自由的非裔美国人大卫·沃克（David Walker）发表了《对全世界有色公民的呼吁》（Appeal 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他在文中向非裔美国人建议道：“如果你开始反抗，要确保反抗有用——不要疏忽大意，他们是不会和你开玩笑的——他们只是想要我们做他们的奴隶，觉得为了让我们甘于悲惨地成为一名奴隶，杀死我们也无所谓——因此，如果我们想有任何行动，要么杀死他们，要么被他们杀死。”1831年1月，倡导废奴主义的编辑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发行了第一期《解放者报》（The Liberator），呼吁立即解放奴隶。“我很认真，”加里森宣布道，“我不会拐弯抹角——我不会原谅——我不会退缩一寸——我会被听见。”他也许的确被听见了。同年8月，弗吉尼亚南安普顿县一位名叫纳特·特纳（Nat Turner）的奴隶领导了一场起义，虽然这场起义没有成功，但也让大部分南方人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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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对此主要是予以反驳，完全否认，他们以消极攻击的态度，一方面试图将奴隶制推崇为卡尔霍恩所称的“一件积极的好事”，另一方面又阻止任何人谈论奴隶制（见图26）。这种回应自然使得奴隶制成为人们确实想要谈论、记述、评价和批判的话题。1837年，在卡尔霍恩为奴隶制辩护的时候，国会正在对废奴请愿展开辩论。那时候，涌向国会的废奴请愿不计其数。而就在前一年，支持奴隶制的政客们为了减小这些请愿的影响，通过了“闭嘴法案”——将这些请愿搁置不读。南方奴隶主和卡尔霍恩显然没有预料到这样做的后果，但可想而知，这样做反而将蓄奴问题推到了舞台中央。到了19世纪30年代，南方已经落得了一个坏名声：在这里，言论自由遭到扼杀，残忍暴行得到原谅；在这里，《独立宣言》里提出的美国理想不仅遭到否定，还受到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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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为奴隶制激辩的十年。1831年《解放者报》问世，特纳领导奴隶起义，1832年加里森创建新英格兰反对奴隶制协会，1833年阿瑟（Artur）和刘易斯·塔潘（Lewis Tappan）在纽约创办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这些事件都促使北方人至少开始从道德角度思考蓄奴问题，虽然大多数人还是更乐意从实际角度去思考。有不少北方人同意卡尔霍恩的观点，也认为废奴主义者对联邦造成威胁，如果不加以遏制，美国终将“完全分裂为两个民族”[25]。不过，战前时期北方对于南方的敌意和支持并非完全受废奴主义者主导。北方人知道奴隶制是南方各类问题的根源，它阻碍了南方的物质发展，限制了南方的教育机会，也使得南方失去了对移民的吸引力。因此，南方拖累了白人社会，也拖累了整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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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南方的自由理念》（波士顿，1835年）。这幅废奴主义作品表现了19世纪30年代中期南方对于反对奴隶制的人的处置方式。这一时期在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州都曾对反奴隶制活动分子处以绞刑或给其浑身涂上柏油粘上羽毛。1835年，在国会就“闭嘴法案”展开辩论之前，南方各州就通过了决议，号召镇压废奴主义者组织。在这幅图中，一个戴着驴耳朵、手执鞭子的法官坐在大捆的棉花和烟草上，脚踩美国宪法，判决绞死一名废奴主义者。图像下方的文字写道：“判决宣布，他支持《独立宣言》里的那句话，即人生来自由平等。把他的衣服扒光！给他浑身涂上柏油粘上羽毛！！把他吊起来，让他生不如死！！！杀一儆百，让那些北方狂热分子知道自己的危险！！！！”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9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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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关于奴隶制的辩论越来越少，行动则越来越多，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闭嘴法案”的颁布，而是随着美国人口持续增长，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开拓也在推动地理扩张。19世纪40年代是美国的大规模西部扩张时期。在这十年里，“昭昭天命”首次被用于解释美国人横跨大陆的征途；也是在这十年里，美国与墨西哥发生了武装冲突。正因为此，在这十年里，第二党系开始迎来自己的终结。1840年自由党的成立表明反奴隶制已经成为一股潜在的政治力量。1848年大选中自由之土党的出现更是进一步助长了反奴隶制政治力量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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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土党的出现表明，沿着奴隶制在联邦内划下的歧见分界线，政客和其选民已经开始重新结盟。事实证明，区域性分歧足以导致辉格党解体。最终，新的区域性政党共和党出现并于1856年首次参加大选，其竞选纲领正是阻止奴隶制继续向西部扩张。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这种政治重组的背后原因是，人们认为南方“奴隶主集团”的政治影响对于美国的自由构成威胁。这些发展相辅相成，使得联邦面临的区域间紧张气氛越发明显，日益加剧。反对奴隶制的观点最开始只是被视作一种极端的少数派观点，现在却已经渐渐成为主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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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仅仅废除奴隶制还不是最终解决办法。不管是出于盲目的种族主义还是带着狭隘的怜悯，这些人认为美国的黑人和白人永远无法和谐共处。1816年成立的美国殖民协会呼吁将自由出身的非裔美国人送回非洲国家。正是出于这种尝试，1821年建立了利比里亚，但对此感到不满的人太多——尤其是非裔美国人自己——因此以失败告终。不过，美国殖民协会的举动表明，对于能否建立起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共和国，甚至连那些心存善意的美国人也感到忧虑不安。而与此同时，共和国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也面临着潜在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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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昭天命”从一开始就是个鼓动人心但同时又充满问题的概念。这个概念由《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的编辑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于1845年提出，他谈到美国从英国手中获得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时首次使用了这个概念。奥沙利文抱怨道，之前的殖民国家试图阻止“我们实现自己的昭昭天命，让我们无法扩张上帝拨给我们的土地，来保障以每年数百万的速度增加的人口的自由发展”。奥沙利文的意图表达得直截了当。美洲在沦为殖民地以前被视作任由欧洲人开发利用的“处女地”，奥沙利文重提这种主张，却对美洲土著部落的权利置之不理，而这些土著部落在白人西进的过程中被逼到了更西部的地区。昭昭天命根本就不是一个新概念：美国虽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殖民过去，但这段时期其实并没有走远。因此，这个词语引发的联想还是在这个国家引起了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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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去实现自己的使命，这种念头也并不新鲜，毕竟托马斯·潘恩以前就向革命一代提出过他们的事业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战前时期的美国有大量人口涌向新地区，对于这个时期的美国人来说，问题就出在不管从道义上讲还是从实际需求上讲，这种命运的真实性质都已经与开国元勋们期望的不大一样。由于美国白人在土著民族和他们自己的民族之间做出了实质性区别，部落权利在这时并未纳入权衡机制。而白人移民的权利，尤其是他们能够在西部建起何种社群，对整个民族产生什么影响，自然在考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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