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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南方的一场奴隶拍卖》，为西奥多·戴维斯绘制的草图，发表在1861年7月13日的《哈泼斯周刊》上。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2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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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种倒卖贸易是有利可图的。终止奴隶进出口贸易只是提高了美国本土奴隶的价格。在19世纪30年代，一个“种田能手”即健康的成年男性奴隶价值约500美元。到了50年代，其市场价几乎已经达到原来的三四倍。美国内战前夕的内部奴隶贸易每年转卖的奴隶约有8万、贸易额约6000万美元。当然，这种贸易的真实成本的支付者其实正是奴隶自身，他们困在这种尤其令人揪心的变相现金交易关系之中，而汉密尔顿曾经是那么的相信这种关系。遭到转卖的奴隶往往不得不与家人和朋友分开，最残忍的情况是被迫与伴侣和孩子分开。他们要么被蒸汽船运往南方，要么被绑成“一队”，在武装警卫的押送下被迫行进漫长的路程，沿着连接纳齐兹、密西西比、纳什维尔和田纳西的纳齐兹古道一路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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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奴隶从偏北地区规模较小的奴隶园被倒卖到密西西比州这类最南部地区严苛无情的大型奴隶种植园，在路上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威廉·威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是一名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奴隶，他逃到北方获得自由，摆脱为奴的命运，历经风雨，终于成为一名出色的废奴主义演说家、作家。他在书中描述了奴隶运送的残忍过程。当时的人们对此司空见惯，少有关注，但在如今看来，其残忍程度却会让整个美国感到不安。布朗目睹“奴隶被装在一艘南方蒸汽船上，驶向棉花或蔗糖种植园地区”。他回忆说，“尽管那些奴隶每走一步，锁链都哐当作响”，所有人，“甚至那些乘客”都不会注意到他们。布朗从亲身经历的角度记述了奴隶贩卖的细节，如老奴隶的头发被染黑以在未来买家面前显得年轻些，同时又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描述了他们悲惨的倒卖经历，因此他这本回忆录读来令人毛骨悚然。他还特别讲到有一次在船上，“一个女人被迫离开丈夫和孩子，不想再活在人世，在灵魂的痛苦之中跳船自杀，淹死在河里”。因此，奴隶将那些倒卖者称为“驱魂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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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的著名自传《威廉·威尔斯·布朗的记事：一个逃亡的奴隶》于1847年由波士顿反奴隶制协会出版。这本书的前言里写道，在奴隶制问题上，布朗“是局内人，他进入过奴隶制的密室，他的灵魂上留下了奴隶制烙铁的烙印”。这块烙铁也在很大程度上给美国的灵魂留下了烙印。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敏锐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当事者奴隶而言，奴隶制是一种“社会性死亡”[17]。奴隶制影响的不仅是奴隶，还有美国的自由黑人社会以及白人社会。奴隶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体制，远非南部种植园的白人奴隶主对黑人劳动力进行剥削这么简单，而是美国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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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些北方人的确试图伪称奴隶制是南方“特有的体制”（这里的“特有”仅指南方专有，并非指其特殊），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么说只是自欺欺人。正如一个南方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史就是奴隶作为商品的历史”[18]。美国也不例外。在美国人购买的商品、交易的货物、饮用的咖啡里，奴隶制都无处不在。在爱默生看来，这一点显而易见，他在1844年纪念英属西印度群岛废除奴隶制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是奴隶制的同谋。鉴于非洲“很遥远”，他问道：“即使在非洲海岸制造些不愉快的场景又有什么要紧？”在美国国内，北方的那些人可以避开奴隶制的现实，至少如果“有人提到杀人、疯狂、通奸或是非人的折磨”，美国人仅仅会“把教堂里的钟敲得更响”。只要奴隶生产的糖、咖啡和烟草“品质卓越，便没有人会尝出里面的血腥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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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早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那些在北方掩盖奴隶制现实的教堂钟声就在南方以及国会发出了更响亮刺耳的声响。当时的各种关切使得美国愈加难以继续避开1787年的制宪会议留下来的优柔寡断。在奴隶制问题上，杰斐逊曾指出美国“虽然揪住了狼耳朵，却没法完全抓住它，也没法安全地放它走”。关于奴隶制的探讨不断涌现，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像杰斐逊一样试图保持平衡，想要在他们理想中的自由追求与生活中的奴隶现实之间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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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扩张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麦迪逊像杰斐逊1803年时那样扩张了国土面积，但这并没有如他所愿带来稳定。这么广阔的新土地是否应该蓄奴？国会，尤其是参议院里自由州和蓄奴州代表人数是否应该继续保持平衡？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里，这一问题的解决更多是依靠运气而非理性的判断。最新加入的六个州里，有三个（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位于《西北土地法令》管辖范围内，属于自由州；另外三个（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位于南方，是蓄奴州。但是在1819年，以南方人口为主、拥有10%奴隶人口的密苏里地区申请加入联邦时，原有的平衡就遭到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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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解决方案近在眼前：当时还属于马萨诸塞州的缅因州那年正好在寻求以独立州的身份加入联邦。不过由于整个事态的白热化，国会也没有不假思索地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纽约州议员詹姆斯·塔尔梅奇（James Tallmadge）提议密苏里州的加入必须以逐渐解放奴隶为前提，众议院表示支持，参议院则持相反态度。在肯塔基州议员亨利·克莱（Henry Clay）的灵活协调下，才确保缅因州和密苏里州分别以自由州和蓄奴州的身份加入了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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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协商的结果是“路易斯安那购置”获得的所有土地中，除密苏里州之外，北纬36°30′以北的土地全部停止蓄奴。这个巧妙的妥协方案其实是一出拙计，但这也不是克莱的过错。杰斐逊也清楚地知道，这样做仅仅是推迟了灾难的到来。1820年，他在人生步入暮年时写道：“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像夜半响起的火警，将我惊醒，令我心悸。我一下便意识到这是为联邦敲响的丧钟。”在他看来，密苏里妥协案“只是一个缓刑，而不是一个最终判决”。“一条与一个显著的道德和政治原则相一致的地理界线，”他断言道，“一旦被设想出来并且激起众怒，将永远不会被抹掉。”他在文末黯然叹息道：“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现在确定不移地相信，1776年的一代人为了获得国家的自治和幸福而做出的无用的自我牺牲，要被他们不明智的和卑鄙的子孙丢掉，我唯一的安慰便是我活着时没有为它而哭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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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在文中推卸责任，将过错归咎于下一代人，可能看起来有些不够真诚，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奴隶制确实会分裂联邦。在宪法里，奴隶的法律地位介于人和财产之间，因而被排除在政体之外，而奴隶主则拥有可观的政治权力。只有在这种政治权力开始威胁到联邦，政治家认为美国自身已经无法继续维持这种尴尬的平衡时，人们才开始认真考虑废除这种越发过时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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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选美国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在1858年指出，“一幢从中间裂开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美国“政府不能永远维持半奴隶和半自由的状态”[21]。这对于21世纪的人来说也许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在1858年之前，19世纪的美国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恰恰维持着这种状态。在当时，奴隶起义打破了大西洋世界的稳定，奴隶贸易大国英国也开始废除其加勒比地区殖民地的奴隶制，美国南方为自己“特有制度”的辩护声却愈发刺耳，显然不顾从大西洋世界和美国北方吹来的变革之风。当然，南方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只是变得越来越有防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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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防御性里包含了经济和文化因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制订了一份旨在将美国各个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纲领，但对各部分之间的要求不仅相互矛盾，甚至互相冲突，因此难以成功实施。关税征收正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在1828年南卡罗来纳州向联邦政府推行的一项关税发出质疑时，关税问题甚至成了焦点。简单说来，北方希望征收关税来保护自己的制造业发展；南方则持相反态度，因为征收关税会威胁到欧洲的奴隶生产的商品贸易，尤其是棉花贸易，而这是其经济基础中的重要部分。南卡罗来纳州威胁要让这项“可憎的关税”无效，并且以退出联邦要挟阻止关税的实施，这对联邦权威显然是一种挑战，也突显了各州和联邦之间仍未解决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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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副总统的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根据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决议，他在《南卡罗来纳申辩与抗议》（1828年）中陈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立场以及自己对无效权的理解。他指出南卡罗来纳州“永远不会想要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伟大整体，各部分都应该热切促进这些共同利益”，但同时也指出想要避免“探讨区域利益，使用区域性话语”是不可能的[22]。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会里的政客辩论关税细节以及联邦系统下各州权利的问题时，的确出现了相当多的“区域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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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来自田纳西州，他因支持州权而出名，但事实证明，当州权威胁到联邦之时，他就改变了立场。1830年的杰斐逊纪念日晚宴上，他在祝酒时有力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的联邦，必须保存！”这当然不是卡尔霍恩他们想要听到的，因此他们直接当作了耳边风。1832年，修改后的关税法案通过，卡尔霍恩辞去副总统职位，南卡罗来纳州则用法令宣布1828年和1832年的关税法案无效，并且明确表明如果强迫执行关税，南卡罗来纳州将退出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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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统完全不吃这一招。杰克逊在1832年12月直接向南卡罗来纳州喊话，提出“一个州假定自己有权力宣布合众国的一项法律无效”，在他看来“与联邦的存在互不相容，与宪法条文明显矛盾，与联邦的精神相违，与建立联邦的所有原则相悖，将会对建立联邦的伟大目标造成破坏”。杰克逊断言，任何这种企图都是“叛国”。他发问：“你们准备好担起叛国罪了吗？”[23]1832年的回答是“没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还没有”。当时联邦军队驻扎在查尔斯顿，其他南方各州也意识到南卡罗来纳州正在逼它们走进险境，于是决定迅速撤开，在这种情况下，答案只可能是否定的。尽管如此，这次的州废止国会法令运动已经预示了凶兆。脱离、解散联邦的幽灵一直到1865年都阴魂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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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南北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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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北内战于1861年爆发，现在通常将美国国会法令废止危机之后的时期称为“战前”时期。对1830—1860年这段时期的评价主要倾向于分析南北方之间愈发紧张的敌对态势，然而，强调那些造成南北分离的差异的同时，也就忽略了那些将南北方团结起来的力量。当时的观察家有时也会这样，托克维尔就是如此。因此，他在关税动荡期到达美国，观察到美国人生活中“两个彼此相反的趋势”也就不奇怪了。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两个趋势“就像一个河床里有两股水流，一股往东流，一股往西流”，而南方尤甚——“在全体美国人中，南方人最需要维持联邦，因为如果让南方诸州各自独立，他们肯定吃亏最大。但对联邦的团结最有破坏作用的，也正是南方各州”。[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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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首起企图割裂联邦团结的事件不是发生在南方，而是发生在新英格兰。当时正值1812年战争（即美国与英国于1812—1815年发生的战争）期间，这场战争没有什么实质性结果，只有《星条旗之歌》作为美国国歌得到永久留传。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因为不满国会提出的征兵要求，于1814年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举行会议，就国会的特权问题进行辩论，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各州在极端情况下可以拒绝听从国会，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脱离联邦。如果说这是联邦的雷达上探测到的第一个解体信号，那么国会法令废止危机就是第二个信号，而1861年开始南方各州的相继脱离则可以视为第三个信号，它们共同指向一条既定的路径。但直到19世纪30年代，这种路径才真正开始显现，而即便是在那时，也无人确信那会是美国将要走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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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福德集会在当时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因为那场战争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一场振奋民族情感的战争，让美国人紧密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但不幸的是，这种团结好景不长。因为1812年的战争让美国人愈发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在西半球占据主导地位，又有大西洋将欧洲拦在3000英里之外，没有任何天敌。自此之后，直到2001年的“9·11”恐怖事件之前，都没有任何外国势力在美国国土内造成实质性破坏。对于19世纪的美国人而言，他们面临的唯一危险来源于他们自己。联邦虽然最终以暴力形式解体，但招致解体的并不是国会法令废止危机这种大规模的南北对抗，而是源源不断的局部分歧，因而美国人也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在什么特别的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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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安德鲁·杰克逊通过压制南卡罗来纳保住了联邦，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对此心怀感激，这也可谓是他在杰克逊时代里最重要的一个成就。杰克逊时代一直以来也被称为“平民时代”（Age of the Common Man），但杰克逊几乎没有提高社会和政治流动性，他的统治甚至在那时被认为过于专横。1833年，作为民主党反对党的新党派辉格党成立，开启了美国政治史上的“第二党系”（Second Party System）时期。该体系不仅在理论上，在实际上也很大程度地起到了统一美国的作用，让美国人以党派的名义而非各州或蓄奴的名义团结在一起。不过，这种团结时期也相对短暂（1833—1856年），其不能长久维系的原因就在于奴隶制。最开始，它通过避开奴隶制问题存活下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避开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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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30年后那些指引并且影响美国人生活的事件里，废奴运动是最为重要的一起事件。最初，废奴运动并不受欢迎。废奴主义者被视为激进分子，他们在想要与奴隶制完全撇清关系的北方人看来是一股破坏势力，在日益致力于保护自己“特别制度”的南方人眼中则是一股危险势力。但废奴主义者的原则是在废奴问题上宁可受人憎恶也不能遭人无视，因此他们一直在坚持吸引美国人关注奴隶制的罪恶。他们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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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年，北卡罗来纳一位出身自由的非裔美国人大卫·沃克（David Walker）发表了《对全世界有色公民的呼吁》（Appeal 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他在文中向非裔美国人建议道：“如果你开始反抗，要确保反抗有用——不要疏忽大意，他们是不会和你开玩笑的——他们只是想要我们做他们的奴隶，觉得为了让我们甘于悲惨地成为一名奴隶，杀死我们也无所谓——因此，如果我们想有任何行动，要么杀死他们，要么被他们杀死。”1831年1月，倡导废奴主义的编辑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发行了第一期《解放者报》（The Liberator），呼吁立即解放奴隶。“我很认真，”加里森宣布道，“我不会拐弯抹角——我不会原谅——我不会退缩一寸——我会被听见。”他也许的确被听见了。同年8月，弗吉尼亚南安普顿县一位名叫纳特·特纳（Nat Turner）的奴隶领导了一场起义，虽然这场起义没有成功，但也让大部分南方人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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